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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四个掘墓人: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先知书店 曹教授 2024-03-04

《大都会》剧照
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具有欺骗性的,则莫过于“乌托邦”。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就像“永动机”是最完美的机器一样,违反了最基本的宇宙法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要让乌托邦成为现实,就好比要让宇宙静止一样,疯狂、无知,充满了人性的狂妄。倘若有谁靠强力去实施,则只会酿成灾祸和悲剧。
但是,人类却极易陷入追求乌托邦的幻象之中,以为自己可以规划社会的发展,控制历史的走向,达至自由平等的理想。却不知,自由正一步步远离,社会秩序也摇摇欲坠。20世纪的人类社会大实验的悲剧已经说明了这一切,悲哀的是,21世纪的“我们”似乎有意将这些悲剧换一种方式重演一遍。
或许,由于人性的原罪,只要人类还存在,对乌托邦的幻想就不可能停止。因此,为了在幻象的诱惑中保持清醒,“解毒”永远不可或缺。值得庆幸的是,活跃于20世纪的四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警惕幻象、抵御诱惑的思想资源。
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是伟大的斗士;在我们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是最深刻的启示。他们是: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波兰尼,他们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他们用尽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乌托邦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在无尽的匮乏、混乱与奴役之后,其结局是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真理消亡……
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的人来说,他们的著作无疑是书架上的值得反复阅读的“镇架经典”。多一个人读懂他们,自由就多一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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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斗士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
若曾有人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潮流,那就是米塞斯。
一战后,奥匈帝国土崩瓦解,随即陷入恶性通胀与大萧条。乌托邦主义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米塞斯力挽狂澜,出手遏制了恶性通胀——乌托邦主义在奥地利彻底破产。然而,他却因此成为全民公敌,学术生涯屡遭挫败,只能以打零工为生。
1922年,计划经济的乌托邦神话抬头,当人们对此趋之若鹜时,唯有米塞斯的在书中斩钉截铁地宣称:乌托邦主义取消了价格,无法进行经济计算,这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掌控经济运作。它注定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
1929年,米塞斯预言的大萧条全面爆发。自由市场受到广泛质疑——大批知识精英,竟将德国的纳粹主义与苏联的计划经济视为救世良方。由于持续抨击两种“良方”,米塞斯遭受迫害,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余生。先是流亡瑞士,1940年,面对纳粹铁蹄,60岁的他辗转法国,流亡到美国。当时的美国,国家干预主义正大行其道。所有知名大学都拒绝聘用米塞斯。他落魄到住进了贫民窟,直到他的学生为他申请了一份微薄的私人基金。
1945年,他在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但是校方拒绝为他支付薪水。在如此窘迫的环境中,米塞斯完成了旷世巨作《人的行为》。这本被称为“20世纪《国富论》”的书,最伟大的贡献是贯穿米塞斯思想的“现实主义方法论”——当社会思潮争先恐后涌向乌托邦主义和极权主义时,如果说有哪部著作能扭转这一趋势,非《人的行为》莫属。
米塞斯信仰纯粹、无比真诚,终生不被人所认可,忍受着“极端”“疯子”“无耻”的指责,但仍然坚定持反对派的立场——为捍卫自由市场,甘做一位孤独的斗士。
一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乌托邦主义泛滥时,米塞斯是那个唯一坚守自由市场的学者。当时,他被当作全世界的敌人,然而历史却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
现代文明中那些奠基性的经济学常识,多与米塞斯有关。我们当下最需要牢记的常识,正是来自米塞斯的经济学洞见: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
正是他所缔造的观念使自由不至于彻底沦丧,使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至于孤独,并继续向往光明。但是他的努力是否真正扭转了这股潮流,却是一个需要那些理解他的理论,并和他一样热爱自由的人们加以解决的问题。
与米塞斯同为“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继承”并扩展了米塞斯反乌托邦的精神,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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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为自由寻根的先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
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运。他亲眼见证电器工业化的起飞,亲身参与世界大战。他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在20世纪初,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它们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持续输出通货膨胀,终于摧毁了自由市场,引发全世界的大萧条。这时,苏俄、纳粹奉行的乌托邦主义,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救世良方”。
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很多学者思考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他预言: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计划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认为文明中的问题,源自人类本能和理性的冲突。哈耶克警告世界: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的短视和狂妄不会消失,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美丽谎言,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文明在扩张中形成的秩序,鼓励人们使用理性和逻辑,不断收集信息、利用资源,形成合作的规则,带来传统、法律、财富、理性、科学、艺术等文明成果,但它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更深藏着危险的陷阱。
“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就而成的”,“总是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人们试图使其成为天堂”哈耶克在书中引用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话,想以此警醒那些对乌托邦心存幻想的民众。哈耶克反复论述:保护私人财产、自由支配才能走向繁荣;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及国家管制只能将人带向奴役。
因此,哈耶克真正的敌人,是人性深处的恶,以及一直鼓励和扩大这种恶的某种历史叙事。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博弈中,这种叙事经常胜利,并带来暴力与死亡的历史,而文明也随之陨落。
哈耶克之于我们有三大贡献:
· 对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的探索;
· 对自由、法治、宪治、民主、权利以及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的论述;
· 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的阐释与捍卫。
这三大贡献业是哈耶克之于今天最重要的三重身份:他既是一个捍卫自由市场的孤独的斗士,也是“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的乌托邦最坚定的反对派,更是一个为捍卫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而倍感孤独的先知。他使自由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能真正改变世界的,唯有思想。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那个用思想改变世界的人。
哈耶克并不孤单,他的“战友”波普尔,也是一位用思想纠正谬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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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一位诊断思想的“医生”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
卡尔·波普尔是一位具有超凡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科学哲学上,他提出了“证伪主义”,在政治哲学上,他对乌托邦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清算。如刘擎所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乌托邦社会工程瘟疫的医生。

他在这两大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实际影响:不仅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支持他,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推崇他为自己的思想导师,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甚至提出,没有他的思想,德国的“现代化”将失去最重要的指导。

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世界重新陷入激进思潮裹挟动荡不安的局面的当下,尤其引人深思。

乌托邦对人类为什么有持久的吸引力?波普尔说:“乌托邦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没能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造天国才产生的。”这与哈耶克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针对乌托邦的欺骗性表象,波普尔的警告同样一针见血:“乌托邦理性主义是自拆台脚的理性主义。无论他的目的如何慈善,它并不给人带来幸福,而只是带来那种生活在专制政府之下的可怕诅咒的常见的苦难。”

波普尔对乌托邦这一精神疾病的诊断,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式的。因为他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的。波普尔是从其“硬核”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决定论作出清算,对乌托邦做出最根本的否定。

波普尔的学说是思想史的一次转折。他之后,让世人告别“历史决定论”,不再相信历史规律的存在,才有了科学哲学的基础。

关于如何构建良好社会,波普尔的建议简单而实际:努力消除具体的恶,而不要追求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

他说:“我们可以解决许多紧迫的问题,至少可以部分地加以解决。例如,扶助病弱者和蒙受压迫与不公正的人;消除失业;创造均等的机会;防止国际犯罪,比如政治讹诈,神一般人物和全知全能的领袖所煽起的战争。只有当我们能够放弃对遥远理想的向往,放弃为有关新世界和新的乌托邦蓝图所做的奋斗时,我们才会达到这一切。
波普尔让世人看清,乌托邦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假理性主义。他对人类社会疾病的诊断清晰到位。可惜的是,如今并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像他一样被遗忘的,还有迈克尔·波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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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知识观”的颠覆者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年3月11日-1976年2月22日)
在人类的认知上,波兰尼是具有颠覆性的,不但改变了传统对于科学的定义,也翻转了知识的定义。
与波普尔有些类似,波兰尼同时脚踏科学和哲学两个至高领域,尽皆登顶:他前半生,是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生命的最后20年,又以一位思想家著称于世。任何一个身份取得的成就,很多人一生都难以企及。
波兰尼在他的代表作《个人知识》中,选择的是一条最难,也更难被理解的路径,即人们的“底层认知”。波兰尼正是从底层认知的角度出发连根拔起了乌托邦主义的根基。
波兰尼说:“哥白尼革命的真实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哥白尼把真实性的地球视点替换为想象性的太阳视点?这样做唯一合理性在于,当他从太阳视点,而不是从地球视点来审视时,所获得的宇宙全景图能带给他更大的理智满足感。”
在波兰尼看来“我们知道的永远比能说出的多得多”。可见的知识好比地球的视点,充满了局限;不可见的知识好比太阳的视点,虽然看不见,却真实地存在着。我们的学习、生活甚至思考中,最核心的其实都是这种“隐默知识”。
“隐默知识”的背后其实正是我们运用智力的一种能力,它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领悟力、判断力。一个人的眼光、鉴别力、趣味、技巧、创造力等,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对“隐默知识”的理解。而乌托邦的推动者们永远无法靠强力去调动每个人的这些“隐默知识”,而只会摧毁它们,因而乌托邦社会永远不可能正常地运行,注定是一场梦。
严密的理路、详尽的论证,《个人知识》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科学家对自己志业的热情与省思,更是一个公民对自由社会的忠贞与执着。
1956 年左右,迈克尔·波兰尼在米兰文化自由大会上发表讲话
当下,学科日渐专业化之后,少有人能像波兰尼这样,同时站在科学与哲学顶峰,用超越的视野,去探知知识的产生机制——因为难以理解,所以他更容易被人遗忘。
然而,认知一旦被颠覆,路径一旦显现,就再也无法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尽管注定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他的价值,但每个期望更清醒地生活,使自己创造更大价值的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离不开波兰尼与他的思想,因为波兰尼谈及的正是人类的智识能不断向前拓展、延伸的核心“密码”。
......
每个先知的悲剧就在于,只有危机降临,他们提出的警醒一一应验,他们的价值才被认识。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波兰尼等人,直到近些年才陆续被重视、重新被评估,正是如此。
他们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身后所发生的每一场悲剧和灾难,都在为他们的思想做注脚。
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
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以上四位“乌托邦的掘墓人”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态度与理解。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社会对计划模式的否定和对市场经济的弘扬,塑造我们的“观念纽带”,早已不同于革命激进主义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理论憧憬,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皇权专制政治中的“专制天下”或“以德为政”的王道理想——当然,更不同于构成西方制度基础的自由主义。
但是,当下我们的“观念纽带”仍在不断变动,而且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十月革命”以来的革命思潮,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遗产,在一种实用主义的导向下不断演变。种互相交织的“观念纽带”,不仅构了现下中国社会制度运作的思想基础,构成了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反弹力
正因如此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波兰尼等人的思想在当下时代就显得愈发重要。为此,曹教授联合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乌托邦的四个掘墓人”系列书单,包含以上四位先知的多部重要代表作品。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我们都错失机遇。为了不再错失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先知的思想与警醒中,找到未来真正的通路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独家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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