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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去英伦的福建人


来源 | 《环球人物》 2006-10-01,第十五期
作者 | 施晓慧
原标题 | 英伦福建人生存实录


很不幸,提起在英国的福建人,人们首先想到两起震惊世界的惨案:2000年6月19日,在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海关官员在一辆货车里意外发现了58具尸体,其中多为20来岁的年轻人。警方经调查证实,他们都来自福建,向蛇头支付了2万英镑巨额费用,转站途中,藏在封闭的集装箱内,因为缺氧,除2人幸存外,其他人全部窒息而死;2004年2月5日夜间,英格兰中部莫克姆湾的一次突然涨潮,将23名拾贝者卷走,同样是30来岁的年轻生命,其中22人是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客。
记得莫克姆湾惨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之时,英国福建同乡会的创始人也是首任会长陈爱国曾对记者说,不要只报道这一件事,福建人在英国有很多奋斗的故事。那么,究竟有多少福建人在英国?他们是怎么来的?在怎样奋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记者近日深入到生活在各层次的福建人中进行采访。


“早知这样,说什么也不来”


豆腐厂老板阿春,是福建人中比较能拼的典型之一。他喝了一瓶酒后,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阿春大约三十七八岁,福建福清人。他在国内就敢闯,开了一家乡镇小企业,后来生意不太顺,看别人出国赚钱很风光,就在1995年偷渡到英国。讲起当年的艰辛,阿春仍然很激动。他说,一到英国,蛇头让他们撕掉护照,扔掉所有行李,只背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一点随身用品。当时什么都不懂,只学会一句英文“中国城”。出门时身上带的2000美金,一路下来,到英国时只剩1美元。没钱坐车,他就一路问着“中国城”走到了伦敦唐人街。
举目无亲,第一晚该住在哪儿都不知道。阿春想用仅有的钱给妈妈打电话,可钱放进公用电话机,还没说话就断了。后来有一个人收留他住了一晚,他至今感激这个人让他落了脚。第二天,这人给了他10英镑,帮他找到一家食品厂做工。
这是阿春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切鸡爪,就是将餐馆做“凤爪”用的鸡爪,从中间劈开。他说,那个日子真是太辛苦了!从早8点干到晚8点,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休息,一天要切7箱鸡爪。做了两个星期,他实在受不了了,手上没力气不说,脚肿得路都走不了。说到这儿,阿春红着眼睛摇摇头,接着说:“两周共领到240英镑的薪水,交了50英镑介绍费后,第一件事就是花150英镑买了一个手机和电话卡,给妈妈打电话。我拿着电话在这头哭,妈妈在那头哭。我说,我要回去了,不然我要死了。”阿春说:“早知道到英国是干这个,说什么也不会来。”后来,阿春辞掉了那份工,到中餐馆去打杂。
当时伦敦的唐人街主要是香港人,因为不懂粤语,在餐馆里打工的福建人不仅工资低,还常挨骂。这一年,阿春一边在餐馆打杂、做搬运,一边拼命学粤语,并苦练大厨手艺。当时,大厨一晚能挣30英镑。
几年下来,阿春用攒下的积蓄,又四处借钱,用4万英镑买下了一家豆腐厂三成的股份。“做豆腐厂,说不清受了多少罪。”阿春讲起了自己创业的酸甜苦辣。就在他当上小老板上班的第一天,4个工人集体罢工,就是想给他个下马威。阿春偏不信这个邪,“你们不干我自己干”。他和另外一位老板关起门来试着从磨豆子做起。做豆腐是个技术活,他们只见过没做过,几次不行,就倒掉重来,反反复复,他们整整折腾了两天一夜,豆腐总算做成了。
在豆腐厂有一定规模后,为了开发新产品,阿春跑到曼城当学徒,即使只干活不要工钱,师傅也不肯收。阿春就给人家打扫卫生,埋头干活,终于用勤劳和真诚打动了师傅。当学徒的两个星期里,他白天卖力气给人干活,晚上换上西装住每晚120英镑的宾馆。就这样学会了油豆腐技术。有了豆腐还要有市场,首先要攻下唐人街的中餐馆,他形容道:那时每天说的好话真是比衣服上的针眼都多……
7年过去了,阿春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豆腐厂,每天的生产量从原来的400斤大豆增加到现在的1吨。他还创出了“江南豆腐”品牌,广受欢迎。
现在的阿春,已经在英国成了家,取得了英国国籍,也有了不少资产。他用不着亲自做工了,又在发展食品杂货贸易。热情豪爽的阿春文化水平不高,不喜欢出头露面,但愿意做些实事。他很尽力地帮助新来英国的福建人,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车费。


拼命打工还巨债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结识了一对来自福建长乐的夫妇,和阿春一样,他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但和阿春不同,他们没有获得英国身份,而这也正是他们苦苦期待的。
妻子郑小妹快人快语,她说:“还不是为了趁年轻,给孩子们拼出个富裕日子吗?”他们原来在国内也开过两间餐馆,后来买了地皮开汽修厂,但失败了,欠了几十万的债。为了还债,他们决定到国外挣钱。郑小妹1996年先来到英国,丈夫吴国贵第二年过来,当时家里已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4岁。两个人偷渡付给蛇头50多万元,借的都是2分利的高利贷,加上办厂欠的债大约有100万。
背着这么重的债,两人在英国真是拼命啊!郑小妹说,她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每天上下班不坐车,来回走路两个小时。后来丈夫来了,她仗着身体好,就找了两份餐馆的工,一份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另一份从晚11点到凌晨4点。晚上下班回到家已近凌晨6点,睡上四五个小时,10点钟又要起来上班。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她眼睛红红地拉开衣领让记者看,她的脖子两边各有一条十多公分的疤痕。“后来得了一种瘤,这是开刀留下的,都是累的。”她声音颤抖地说,后来丈夫实在看不下去,跑到餐馆给我辞了工。他说:“你不能这么干了,要不会死的!”
吴国贵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话也一直很少。他说:“我们能开外卖店,全靠运气。”他们在英国银行开了一个账户,老老实实地入账出账。也许银行觉得他们信用不错,2000年时寄来一张贷款通知单,可以贷款3万英镑。虽然11厘的利息有点高,但对他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开了第一家外卖店。
“刚开店的时候,比打工还苦,”吴国贵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因为是贷款,每月利息加上保险,赚不赚都要先交银行600英镑。我们两个人一家家发菜单,那时没有车,买的菜多,就把两个大袋子系在一块挎在肩膀上,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从没有在1点以前睡过觉。差不多拼了两年,餐馆才算走上正轨。”3年前,他们又开了第二家外卖店。现在,他们的债都还清了,外卖店也做得顺手了,房子和车也买了,店里还雇了两个帮手。虽然不用像以前那么累,但仍然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365天只在圣诞节休息一天。
郑小妹说:“现在就是想孩子,因为英国政府一直没批身份,我们苦等十来年了。不能回去看孩子,脑子里都是孩子小时候的印象。有时真想还是回去吧,不做了,但已经拼到这样,总觉得放不下。”


“一上路,就由不得你”


或许正是看到了“先行者”们在英国打下一片“江山”的荣耀,依然有不少福建人不顾路途的艰辛和磨难,偷渡到英国,并从最底层的打杂工开始做起。那天,接到了阿春打来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见见还在打工的福建人,听听他们偷渡的艰辛?这正是求之不得的线索,记者欣然前往。
六七个工人,都在一家华人的食品加工厂做工,活计虽然不轻,但比起阿春当年的处境已经好得多了。老板不计时,只计件,如果抓得紧,八九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一周的薪水有200英镑。肯拼一些的还来得及再打第二份工。他们都住在工厂的楼上,单身汉三四个人一间房,有两对夫妇,都有小单间。有公用的卫生间,可以冲澡。阿春说,这样的打工条件算比较好的。他们都是阿春的同乡,刚到英国时都受过阿春的帮助。
老何,40来岁,人收拾得很利落,头发梳得很有型。他今年3月才偷渡到英国,路上走了8个月。记者让他讲讲偷渡的经历,他摇着头说,都不记得了。直到阿春说,听说有些人路上喝的是公路上水坑里的水。他突然开了口:“怎么听说啊?我就是喝的那个水!汽车轮子压出的坑,积了一点雨水,黄黄的都是泥汤。没有水喝啊!一个面包要分好几天吃,都是睡在地上。”他走的路线是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法国—英国。在乌克兰要爬十几天的山,上去、下来,翻了4座大山,根本没有人烟。他们去年夏天从北京出境时,拿的是俄罗斯的签证,从北京到俄罗斯坐的火车,以后,油罐车、帆布蓬的卡车什么车都坐过。一路上为了躲避警察,经常走夜路。那个苦真是没法受。他说,到俄罗斯,一听说走乌克兰,他就不干了,跟蛇头说,我交2万块钱,让我回家吧。但蛇头不许,再不听就要挨打。他说,蛇头都是骗人的,只要一上了路,就由不得你了。
老林是2000年出来的,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因为出发时天已经冷了,有很多路段不能走,要等,所以他在路上走了一年。但一到英国就被警察抓了起来。最后,还是阿春把他保了出来。
个子高高的小林看上去很时尚,留着染了一半黄色的长发。他是2002年来的,说自己比他们幸运些,路上走了两个月。他先飞到南斯拉夫,然后到意大利。路上换了几次车,穿越意大利边境坐的是油罐车。谁料在半路被浙江蛇头截走了,与福建蛇头断了联系,耽误了十几天。放出来以后,他们很害怕,躲在树林里,下雨了也不敢出去找地方躲雨,就这么浇着。没想到一出树林,一大排意大利警察早等在路边了。结果又在拘留所关了8天。他想在意大利打工,但是一个月只能赚到两三千元人民币。最后几经辗转,小林从法国坐船到了英国。
阿春说,他见过很多刚偷渡来的福建人,很惨,每一次看到他们,心里都特别难受。一个老乡见到他时,说二十几天没饭吃,饿急了,草根、树皮都吃过。阿春立即买来两个一斤多的面包,还有肉和可乐,他一口气都吃了。有一个女孩,出门时还是姑娘,路上走了3年,到英国时,孩子都生了一个,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有的人脚冻伤直到烂掉,都没办法得到医治,最后只能把两条腿都锯掉。“那年多佛港死的58人被新闻报道出来了,大家知道了。可死在路上的还不知有多少人啊!”小林说,“走着走着人没了,是常有的事。”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出来冒这个险、受这份罪啊?老何说,我弟弟、叔叔、小舅子等十几个亲戚都在英国,看着人家盖新房,羡慕呀!他们不让我出来,说太苦了,但是我不相信,等出来才后悔了。可已经欠下几十万的债,不还怎么回去?小林看着去年刚过来的妻子说,连老婆都不相信你,非要来,好在我已经打了两年工,把钱寄回去,让她直接坐飞机过来的。一直闷头不说话的老林告诉记者,他想让孩子过来留学,半工半读,如果办不成,他也打算回去了。在英国挣钱太辛苦了。
阿春红着眼睛对记者说:“之所以把这些都讲出来,就是想让福建人明白,英国并不是遍地黄金,那些寄给家乡建房子的钱,都是用血汗挣来的。”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阿春一脸期待,”他说,“能不能有一个合适的办法,让他们合法来,不要再走偷渡的路。”
相比偷渡客,首批来英国的福建人是幸运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受过蛇头的盘剥,靠一双手打天下。如今他们都已获英国国籍或绿卡,全家在英国。陈成桂就是这样一位。他1990年作为劳工来到英国,把国内的生意都交给妻子打理。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来英国受苦?”他说,“可能是福建人的天性,敢闯,不满足”。如今,他已拥有3家外卖店,妻子和3个孩子都已经来到伦敦。作为同乡会现任会长,做事沉稳、不善言辞的陈成桂为福建老乡们默默地做着事。莫克姆惨案发生时,他每天在唐人街组织募捐,共筹到23万人民币,为每一位遇难者家里汇去1万元。


后记


采访结束后,记者对福建人在英国的情况基本有了一幅清晰的图像。
如今,在英国的福建人大约有8万人,是英国30-40万华人中仅次于香港、广东人的最大群体,最集中的地点在伦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
福建人在英国的历史不长,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1990年前后,第一批福建拓荒者来到英国,他们多是以留学或工作身份合法入境;二、1993年,第一批福建偷渡者进入英国;三、1995-2000年,是偷渡进入英国的高潮,目前在英国的福建人大部分是这期间登陆的。由于突然到来的人多,就业机会短缺,出现了较混乱的情况。四、2000年多佛惨案以后,偷渡潮逐渐降温。与此同时,英国边境管理有所加强,难民申请也更难了。五、新的流动方向。一部分拿到合法身份的,开始办家属来英团聚;一部分觉得拿身份无望的,积攒一笔钱后就回国了。
从农村通过蛇头偷渡出来——做中餐馆底层杂工2-3年——大厨3-5年——外卖店,然后再图新的发展,这是90%英国福建人发展的模式。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外语,基本生活在福建人的圈子里,但普遍非常肯干、能吃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多数福建人已经度过了做餐馆杂工的阶段。相当一部分进入收入稳定的大厨阶段,唐人街的行情显示,福建人已经不是最低工资一族。据同乡会估计,8万福建人中,做到外卖店以上的人已近30%。目前福建人已经掌握了英国2/3的中餐外卖店,并且还在发展。华人的室内装修行业也以福建人为主,但福建人只是打工,最多做到分包项目的小工头,真正工头是香港或马来西亚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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