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李小云：对非洲的报道缺了什么？
作者| 李小云
作者简介| 李小云，发展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
我参加清华大学传媒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媒体非洲报道高层论坛”，听了中国网总编辑王晓辉先生和中非基金副总裁王勇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王勇先生讲，问中国人什么是非洲，大家都联想到“动物”，这与非洲有许多野生动物自然分不开，但这样的印象过于单一。我在会上也做了发言。有朋友希望我把发言整理一下，在此我就把发言中的一些观点梳理一下，和大家分享。
媒体对于非洲的报道涉及到了非洲的客观实际和我们如何看待非洲这两个问题，而且不同的视角所呈现的客观现实也可能是不同的。大家的感觉是媒体对于非洲的报道和那些长期在非洲工作的人了解有差异，这个差异当然也是正常的。媒体的报道有媒体的资源基础，也有媒体的话语和视角。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去非洲农村考察，他对我说，这里不贫困啊！很显然，他看到的非洲农村和他在国内了解到的非洲有差异。在全球流动性这么大的今天，大众的非洲印象也不全都来源于媒体。还有一次，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街上看到排的长长的队，一看就是在等公交车，这也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每次我们有新的同事去非洲，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打针，然后再问去那里吃什么。这让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位德国朋友跟我说，她来中国之前，很多人都说要带够吃的，她说“我去常驻，带多少算够呀！”。
非洲农村的集市
由于我们在历史上缺乏对远距离异乡的实质性接触，对于非洲除了郑和带回来的长颈鹿外，谈不上对非洲有深刻的历史印象。我们对于非洲的印象主要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非洲缺乏自主性和原初性的认知（很少受到其他文化建构的影响），而西方对于非西方的印象则是他们在与非西方的长期接触中构建出来的。西方对于非西方的构建从一开始也不是现在这样。非西方在西方人的眼里最初是“尊贵的异乡人”，到了启蒙主义以后就变成了“野蛮人”，到了殖民主义以后变成了“不文明的人”，到了去殖民化以后就变成了“不发达的人”，“贫困、饥饿、战乱、不安全、疾病”等符号主要是这个阶段建构出来的，西方对于非西方印象的构建经历了从平行性到差异性构建的过程。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不仅出现了差异，而且这个差异还呈现了具有歧视含义的二元特征。实际上，我们国内媒体上的非洲与西方媒体的非洲差异性并不是很大。我告诉我的西方朋友我在非洲工作，他会马上说“啊，我喜欢Safari（狩猎远征）”。虽然我对解构主义的后现代观十分警惕，但是我还是接受他们对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深刻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构建是不平等的，具有歧视性，按照后现代发展理论讲，这个建构甚至是西方的“阴谋”。差异化条件下对异乡的认识总是有差异性的，但是不应该是歧视性和霸权性的（全球伦理问题），这是后殖民知识理论的一些核心观点。
前面说过，我们在历史上基本没有探险者、传教士和海外殖民者这些代理人留给我们系统的关于非洲的印象。我们对于非洲的初期印象主要来源于早期的外交人员和援非工作者等，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带有原初性的非洲印象，但是早期的这些人在外事纪律的约束下大多是在“中国人里生活”，对于非洲的了解不能算很深入。后来有大量的经商者、投资者、工人和援外人员等等进入非洲，一方面他们远比当初的那些人对于非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影响，所以为国内提供的“非洲”信息也往往很矛盾，包括我本人。一方面，觉得媒体上的非洲和真实的非洲不一样，另一方面又告诉国人非洲很乱，艾滋病很多等等。我常常提醒自己，也告诉那些去非洲做研究的学生，客观看待非洲是很难的，但我们至少可以用“中国眼”看非洲，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主体认识的非洲。那么，什么是“中国眼”呢？比方说，用“关系”等看非洲，也可以现代的“政-商”关系，招商引资行为，“为人民服务”等等。在差异性下建构一个“中国文化视角的非洲”，发育基于中国自主性认知的非洲印象的概念和框架。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强的中国文化的优越感，所以用“中国眼”看非洲无法做到客观，也有可能同样具有歧视性。同时，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自然也无法避免西方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越自我的局限，但至少可以提高我们文化的自觉性，尽可能建构一个少一些歧视性的“中国文化视角的非洲”。这是媒体报道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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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这个属于中国的非洲印象离不开发育一个自主性的理论系统，否则无法构建认知框架，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了解非洲的“阅读体系”。中国人有多少人愿意看充满西方话语的非洲书籍呢？但是在西方，大家都会看那些关于非洲的书籍。如果我们有系统的、从文化上普通人都能懂的“非洲的书”，情况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关于非洲的书很多都是重复西方的话语和观点。而建立我们自己的“阅读体系”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科学的介入，尤其是人类学。西方利用人类学为他们提供了认识非西方认识路径。建立中国对非洲的主题性认识当然很难。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是西学，特别是人类学。我们的人类学在框架和范式上基本上是西方视角的“中国”，说它是西方研究中国的“资料助手”有点过分，但也的确有这个问题。所以，最近几年一大批学者开始讨论研究的主客体问题。我不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完全的“中国人类学”，但是很多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了主客体的关系重构问题。我预计热衷于给中国村庄冠以各种符号的中国社会学家很快就会带着中国的视角到非洲看看非洲的乡村和社会，可能也会给非洲一个类似“乡土非洲”，“三农非洲”等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至少是“杂交”型的中国非洲印象。媒体的报道需要这样的理论建构，从而不断推出中国文化的非洲。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很注意媒体对非洲的报道。我发现，我们对于非洲的报道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单一。首先，涉及到非洲的报道几乎都是时事类，关于战乱、政变、干旱、海盗等负面新闻几乎充满了有关非洲报道的节目，很少见到对于非洲社会日常生活的报道。其次，很多援非工作者和在非洲的工作人员开始撰写反映非洲社会和我们在非洲生活故事的文章，很多材料都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非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很接近真实的非洲，同时也有“中国的视角”，他们主要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在社会上传播这些个人的生活叙事，但在主流媒体上很少见到这些材料。对于很多没有去过非洲的人来说，媒体是他们形成非洲印象的主要信息源，媒体的话语也影响着他们对于非洲的认知。在独立的初级性建构缺失的情况下，媒体甚至是人们对非洲认识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的媒体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视觉媒体无论从形成印象，还是形成认知的冲击力等方面都比其他形式的媒体更为有力。我经常看央视有关非洲的报道，这些节目比起以前，从内容上讲已经非常广泛了，涉及到非洲的政治、社会、自然等很多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总开玩笑说：“Talk Africa咋就只有几个专家老在那里talk呢”（纯属玩笑），这些叙事性的印象恰恰说明我们媒体报道非洲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单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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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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