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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李小云:全球格局变化与新发展知识的兴起

2016-06-06 国际发展时报 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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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小云
作者简介| 李小云,发展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

【摘要】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不再是直接的发展道路转移或者是发展道路的分野,而可能是有机的聚合。这一聚合趋势将会极大地催生新发展知识和实践的兴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需要新的理论解释,而这一解释需要新的知识的生产,这也是新发展知识兴起的客观历史背景。新发展知识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发展知识的霸权格局,也在催生新的国际发展实践。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长使得南南合作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关键词】新发展知识 替代性发展知识 发展实践 新兴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全球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单向的发达和不发达的结构关系已经被多元相互依存的复合性关系所取代。一方面,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性霸权以后开始出现系统性的调整;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不断分化,严格意义的第三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发育出了新型国家和其他正在成长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拥有自己成功的发展经验,也开始拥有自己的发展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桥梁。发展合作将不再是直接的发展道路转移或者是发展道路的分野,而可能是有机的聚合。习近平主席在联大的一系列讲话、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重要战略举措,以及中美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均代表了传统和新兴发展势力在全球发展议题上的聚合。这一聚合趋势至少将是目前世界发展合作的主流叙事。这一趋势将会极大地催生新发展知识和实践的兴起。

西方发展知识受到挑战,开始寻找替代性发展知识


全球二战以后,美国之所以能主导世界,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有着四轮驱动的强大战略工具,即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结盟性的政治外交、覆盖全球的战略军事力量和对外援助。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展知识也是这个霸权的重要支柱。这个知识体系的实质是其自启蒙主义以来,经过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过程逐渐形成的“发展知识”。现代西方发展知识以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为基础,强调选举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优先作用。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重视政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都没离开这个轴线。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成立了集体性的和各国自己的发展知识研究中心,如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发展研究院、德国发展研究院等。西方国家利用这些机构生产发展知识,利用这些知识主导全球发展的框架,影响主流的经济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

全球然而,西方发展知识从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受到了挑战,自此出现了寻求替代性发展知识的潮流。替代性发展知识的主要基点是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但是,长期以来,替代性发展知识停留在反思和批判的层面,缺乏系统性的实践支撑。自21世纪以来,这个局面开始有了根本的改变。新兴国家的成长,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激发了国际发展领域对探索新的发展方式的巨大热情。中国发展的故事作为可能的替代新发展的选择成为了国际发展的“ 新发展叙事” ,“ 发展是硬道理”、 “ 白猫黑猫” 、“ 摸着石头过河”、 “ 要想富, 先修路”、 “ 政策实验”、 “ 经济特区”、“发展型政府”、“治理污染”、“消除腐败”等已经成为了国际发展的新话语。不仅发展中国家,即便是发达国家如英国和德国也在悄悄地学习中国的一些做法。学习中国发展经验成了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国发展经验也已成为国际发展科学的前沿课题。基于反思和批判的替代性发展的探索开始转向发育基于发展中国家成功实践的新发展知识体系。

基于发展中国家成功实践的

新发展知识体系兴起


全球毫无疑问,围绕着工业化而形成的西方发展知识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发展变迁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发展知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系列举世公认的发展业绩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发展知识和经验。同时,中国的发展又是在参考西方和其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自主性的发展实践。虽然很多学者将我国今天取得的伟大成绩按照“历史终结”的逻辑归结为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但是,国际和国内有一大批学者、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则将中国的发展更多地看成是中国文明的延续。数据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质量都是很高的。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但只有中国和几乎完全学习了中国的越南取得了成功。印度至今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开放,但是却成为中国之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显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功经验需要新的理论解释,而这一解释需要新知识的生产,这也是新发展知识兴起的客观历史背景。

全球西方发展知识是在经验—想象—建构—运用—反思—再建构这个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的。这个过程导致了一系列的异化结果。一是将自身优越化, 并将研究的内容对象化、目标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中心主义,从而异化了知识产生的平等性,产生了知识霸权。二是自身经验的异化。西方发展知识最初也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的。然而经过知识的生产以后,这个经验就被异化了。比如性别平等是西方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经验,但是,经过发展知识体系的生产就变成了性别与发展等概念和方式, 从这些概念和方式中虽能看见西方的影子,但看不到西方具体的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正如张夏准讲的,西方告诉发展中国家的往往是他们并没有做过的。发展知识不同于数学,无法通过抽象的知识去指导普世的实践。三是通过想象而建构了一个异化的对象。西方发展知识中的想象的建构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三百多年的全球化使得西方逐步形成了对非西方世界的看法。基于西方发展知识所诊断出发展问题基本属于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的无视和对其文化的误读,由此形成的西方发展知识很难吸纳来自当地的发展知识的要素。四是为了发育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知识,西方专业化的知识机器对发展中国家状况展开了所谓的科学研究,然而这个研究又产生了想象的再生产,使得发展知识再次远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最后,西方社会科学严谨的科学方法和反思能力使得误读不断成为真理,发展知识的霸权不断得到加强,全球发展由此产生巨大的知识依赖。

新发展知识对传统发展知识体系和发展实践的影响


全球新发展知识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发展知识的霸权格局。新发展知识是基于传统发展知识和对其反思而发育的,强调特定国家的历史经验,承认不同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复杂性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多样性表达。它与通过基于想象加工和再生产的理论构建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新发展知识不是基于中心—边缘的理论框架,而是去他者化和主客体统一化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通过吸纳而不是接受来实现对外来要素的学习,实现了发展知识产生主体的转变,由此改变了发展知识领域的权力结构。巴西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和转移支付缓解不平等问题的成功经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印度信息产业孤岛式的发展等都是主导性发展学习的例证。其次,新发展知识是基于直接的实践,而不是任何的想象和理论的构建,不是对于他者的理论认识,也没有经过知识机器的再生产。最后,传统发展知识来源于殖民知识和后殖民知识体系,而新发展知识则属于去殖民知识。这个知识体系是吸纳式学习和实用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和大众的共同创造。这个过程摒弃了传统的专家主义的知识垄断和高成本的发展知识机器的官僚和自身利益驱动下的诱导性依赖。

全球新发展知识的兴起正在催生新的国际发展实践。长期以来南南合作一直作为发展中国家企图摆脱西方殖民和后殖民知识霸权的主要手段,然而,由于缺乏独立成功的发展经验和独立的发展资源,南南合作一直举步为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长使的南南合作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在承认各国都享有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共识下,在南方国家自己的资源的支持下,发展经验将会通过平行分享而不是建构式转移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平行经验的分享意味着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发展赋权,意味着不努力追求规范和普世的发展框架。


IDT得到了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的支持。CIDRN旨在运用中国视角探讨国际发展问题;为广大学者、决策层、实践工作者提供一个分享国际发展领域相关理论与实践知识,以及最新的国际发展动态的开放平台。

原文刊登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8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IDT的立场和观点,转载请注明国际发展时报(IDT)。

编辑|赵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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