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著名的脏辫形象，无疑是牙买加音乐人鲍勃·马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鲍勃·马利把雷鬼音乐带到了世界各地。从此人们记住了，雷鬼就是一蓬体积庞大的辫子，踩着反拍节奏摇摆。
这种造型，英文称为dreadlock 。1990年代末，它有了中文名称，“脏辫”。那时，一些摇滚北漂聚集在海淀区的树村，他们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有人说，他们用蜂蜜、麻酱等稠密的东西往上抹，看上去就粘稠得可怕，还特别招苍蝇。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脏”。
脏辫乌托邦
文|黄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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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后海的形状像个纺锤，银淀桥跨在纺锤的东南尖。桥周围开着无数酒吧和“老北京特色美食”铺子，无论春夏秋冬，这里都人流如潮，外地游客、外国游客，和拉游客的人力三轮一起，在炸鱿鱼味儿弥漫的窄路上推推挤挤。但是，过了桥，拐进小胡同里，人一下子就少了。T7就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
T7是一间酒吧，也是一家脏辫店，门脸很小，颜色鲜艳，是斑斓夺目的非洲风格。小木门里传出节奏分明的雷鬼乐。屋子里昏暗狭小，墙上、窗沿挂着粗细和颜色不一的纤维辫子，一大束一大束，都是老板亲手勾成的。
T7的老板杨小鹏，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脏辫师。
杨小鹏是东北阜新人。今年40岁，中等个儿，黑瘦，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他的两条胳膊都有文身，左臂上散着几块图案，都不太好看，暗青的线条缠绕小臂。右臂内侧是一行中文“放开那个女孩”，那是周星驰电影《破坏之王》中的经典台词。年轻时，杨小鹏常泡在录像厅里，周星驰的每部电影他都看得烂熟。
杨小鹏留着半头脏辫，从头顶到后脑，通常在脑后束成马尾，两侧是短短的发茬。他下颌的胡须留得很长，也勾成两根崎岖的辫子。
他最早对脏辫产生兴趣是小时候看球时，荷兰球星古利特顶着一蓬细辫子，那时他就好奇这发型是怎么弄出来的。后来他听摇滚，搞乐队，折腾过各种各样古怪的发型。最早是长直发，上公厕和大澡堂总是引人侧目。他把两侧头发漂黄，中间留黑，大家叫他“黑背”。
在阜新，这种怪异的造型极其稀有。除了杨小鹏，还有两个青年，一个头发半边黑半边黄，另一个上面黑下面黄。三人不认识，街上擦肩而过时互瞟一眼，心里暗骂，“傻逼。”后来结识了，发现大家都是搞摇滚的。
1990年代末，国外热门的摇滚乐队大都黑T恤，满头脏辫，音乐特别躁。杨小鹏听得热血沸腾，渴望自己也有一头粗犷的辫子。但是周围根本没人知道怎么弄，他就自己试着来，先整了一头三股细辫，强撑着不洗。不久，头发散发出可怕的味道，头皮越来越痒，终于到了没法忍的地步。最后，这次尝试以剃掉蓄了多年的长发告终。
后来他跑到泰国、日本，还有许多非洲国家驻华使馆，找会缠脏辫儿的人求师学艺，有时花几千块钱只能换得几十分钟的观摩机会，再加上路费，搭进去不少钱。
黑人的头发自带小卷，很容易纠缠成小辫，中国人的头发粗、黑、硬、直，勾起来特别费劲。杨小鹏学了别人的方法，又自己下苦工钻研，改善了技术，终于上道。他的脏辫技术是纯粹的手艺活，全凭一支钩针成千上万针地勾出来，能勾起来，也能拆。
2006年，他追一个网上认识的姑娘，来到北京。当时在北京，已经有了六七个脏辫师。但杨小鹏发现，这几个人都在糊弄，有人用胶水黏，有人用火烧，总之，怎么省事怎么来，全不顾这做法是否损害客人的头皮和发质。
杨小鹏想，继续下去，这行业很快就毁了。于是他开了T7，招收学徒，后来又开了分店。一两年后，T7就成了国内脏辫行业的标杆，原先的脏辫师纷纷失业。
T7这个名字，是莫名其妙想出来的。后来杨小鹏强行赋予其含义：T是travel的首字母，人的一生就是一次单程旅行；7呢，他说：“上帝创世用了7天，前六天工作，第七天用来休息。”
头几年，来做脏辫的人很少，多是外国人，或音乐、艺术类的自由职业者。慢慢地，来的人多了起来，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有家长带着三四岁的孩子来做头发，也有公务员。杨小鹏会根据他们的喜好和气质，为他们设计造型，张扬点儿的就做粗而松散的辫子，秀气点儿的就做细密齐整的辫子。
有的客人直到辫子做了大半，还不是很坚定，问他：“路上有人盯着我看怎么办啊？”他就笑：“那你就戳瞎他双眼。”
T7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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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著名的脏辫形象，无疑是牙买加音乐人鲍勃·马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鲍勃·马利把雷鬼音乐带到了世界各地。从此人们记住了，雷鬼就是一蓬体积庞大的辫子，踩着反拍节奏摇摆。
这种造型，英文称为dreadlock 。1990年代末，它有了中文名称，“脏辫”。那时，一些摇滚北漂聚集在海淀区的树村，他们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有人说，他们用蜂蜜、麻酱等稠密的东西往上抹，看上去就粘稠得可怕，还特别招苍蝇。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脏”。
当时摇滚青年的另一个聚居地在霍营。1999年，高旭和另外三十多个摇滚青年一起，从呼和浩特来到北京。搞乐队的年轻人都觉得，只有北京才有机会。在高旭他们之前，扭机、夜叉、痛仰，都已经出了专辑。
高旭到了北京不久，就搬到了霍营。这里地处偏远，平房房租也便宜。一般五六个乐队包下一套院子，每支乐队分一间房，都用于排练，每个月只要两三百。即使如此，大家还是很穷。那个年头演出很少，每年的重要演出也就只有迷笛音乐节，至于小酒吧和Livehouse ，一场演出下来，一个人能分到几十块就不错了。出了专辑的乐队和新来的一样没钱，都只能在北京唯一的演出场地开心乐园演。开心乐园门票5元，一场演出看十几个乐队，啤酒一瓶2元。
同一时期，国囝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也在谢天笑的乐队冷血动物做贝斯手。他是三里屯出名的趴体常客，每天睁开眼睛，已经是傍晚五六点，他摸出电话本，开始搜寻，今天可以约谁去趴体，起床吃饭，吃完饭就直奔迪厅，一直蹦到清早。天蒙蒙亮时，他走出迪厅，吃一顿早饭，半醉半醒着开车回家，一觉睡到下一个傍晚。
两千年前后是新金属的时代，留脏辫，穿宽大黑T的科恩乐队（Korn）、暴力反抗机器乐队（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等等重型乐队影响力极大。脏辫造型就跟曾经的Mohawk（鸡冠头）似的，一下子流行开来。高旭记得，他在霍营的朋友们，几乎每个人都试着留过脏辫。
那时没几个人会做脏辫，大家各自研究。高旭按照朋友们的方法，买来假辫子，把自己的头发烫糟，用梳子倒着梳，头发打了许多结，他就用手把假发搓上去。做得很失败，没过两天，接上的假辫子就掉光了。
那段时间，做音乐很苦。2000年初，霍营住了几百个摇滚青年，大家都很穷，用很烂的琴和很破的设备，过得辛苦。人们陆续离开了，当年那三十多个呼和浩特青年，后来只剩高旭一个人。他和其他留下的人，把艰辛和理想揉在一起，化在音乐里，或激愤，或昂扬，总是有劲。他们做的几乎都是重型音乐，在台上玩命蹦、嘶吼，每次演出就像放一次血。
大约在2006年左右，国内的音乐市场渐渐成了规模，音乐节和LiveHouse逐渐发展起来，乐手们有了比较多的演出机会，生活开始好起来，音乐创作也出了成果。多年的努力有了回馈。
大约这个时候起，高旭、国囝和其他几个朋友，搞重型都感到有些累了，年纪也有些长了，好像没那么躁得起来了。他们都对雷鬼有兴趣，觉得这种音乐轻松、愉悦，也很包容，便聚到一起，试试新风格。玩着玩着出了些作品，于是出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雷鬼乐队，龙神道。
龙神道第一次正式亮相是在2011年。新年那天，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拥抱》。曲是典型的雷鬼节奏，词是关于爱与和平，乐队的五个成员清一色大脏辫——太标准的一支雷鬼乐队。龙神道是今年草莓音乐节第一天，草莓舞台的开场乐队。
这场演出，乐队还加入了古筝，龙神道的雷鬼音乐轻快松弛，古筝和着旋律，融合得很自然。主唱国囝同时也是贝斯手，穿一身带花黑衬衣，脏辫在脑后扎成马尾。这个乐队每个人的脏辫都是真发养成的。图方便，两周左右洗一次，该乱就乱，几乎不打理。
台下聚集的观众，从舞台下蔓延出一大片，大家跟着音乐有节奏地晃动身体，一下一下地挥舞手臂，一点也不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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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插画师谢驭飞的脏辫，是2010年杨小鹏给接的，用他勾制的第一批纤维辫子。谢驭飞的辫子集中在头顶，不长，盘成髻只有小小的一堆，扎起来就平杵在后脑门。他一直保持着这个长度，定期找杨小鹏打理，勾紧新长出来的真发，剪短接的假发。后来接发拆了，就全都是真辫子了。
谢驭飞做脏辫是因为非洲鼓。
他最早接触非洲鼓是在大理。那是十年前了，古城还不像现在这样游客泛滥。每天，谢驭飞都会在人民路上看到一帮无所事事的日本嬉皮，长头发脏兮兮的，穿得也邋里邋遢，他们常常聚在路边旁若无人地打鼓，打得如痴如醉。招呼他们的是一个开酒吧的神人，浪荡多年，最后定居大理，经营一间酒吧。谢驭飞去到他的酒吧，里面摆满了非洲鼓，鼓壁装饰得很漂亮。谢驭飞从那里带走了一只。
回到北京后，他通过论坛找到了六七个对非洲鼓感兴趣的朋友，每周在地坛公园鼓聚，边学边玩。朋友带朋友，来打鼓的人一点点多起来，杨小鹏也来了。
谢驭飞觉得杨小鹏挺逗，说话有种东北劲儿的幽默。这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留脏辫的人，就像所有人一样，他首先对他的辫子起了兴趣。杨小鹏就向他介绍了脏辫的历史和含义——他几乎跟所有人都说。
脏辫来源于非洲，那儿天气炎热，为了防止虱子、虫子在头上繁衍生息，非洲人把头发缠成一根根发辫。大航海时代，水手和海盗也常用这个发型，免于洗头，耗费稀缺的淡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牙买加兴起拉斯塔法里运动，这是一场黑人基督教宗教运动，也是场非暴力的反殖民运动。牙买加底层黑人加入拉斯塔法里教派，创造自己的俚语、音乐和文化信仰，崇尚爱与自然，以一种不事劳作，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抵抗英国人建立起的社会体系。鲍勃·马利就是拉斯塔法里教徒。而脏辫，是拉斯塔法里教徒的典型形象。
“牙买加人学了《圣经》，接受教育，学会独立思考了，就想啊，你们嘴上说自由平等，你们还来统治我们，不是虚伪吗？”杨小鹏总是这么叙述。
谢驭飞喜欢有些乌托邦色彩的事物。他的青春期赶上了八十年代，那时，他过着纯粹的文艺生活，疯狂地阅读求知，听新的音乐，被各种各样的文化作品刺激着。作为一个学画画的人，他走在路上非常骄傲，觉得自己在先锋的队伍里，背负着振兴社会文化的使命。他觉得，那时候的人有股劲儿，直白地说，就是理想主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不说了，但它确实影响你的一生，你此后做事的判断和兴趣，都从里面发酵出来。它沉在精神的最底端，在你晃悠的时候就会沉渣泛起。”
谢驭飞喜欢脏辫文化里博爱、自然的理想，也喜欢这里面的反体制意味。在看国外的非洲鼓演奏视频时，他发现许多黑人演奏家们都留着脏辫。而非洲鼓本身具有一种原生的自由气质，也被认为是嬉皮文化的一个象征。
他找杨小鹏做了脏辫，以更符合一个打非洲鼓的人应有的形象。他建立了非洲鼓俱乐部“魔人布欧”，聚集了越来越多人。打鼓时，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宽松衣裤，鼓挂在腰前、夹在两腿之间，在节奏中摇摆。
不过，形式到位容易，演奏技巧要精进却非常难。非洲鼓的节奏与亚洲人的节奏不同，亚洲人习惯四平八稳的大四拍，非洲鼓的节奏是自由摇摆的，有许多后半拍和三拍。一个没有音乐基础的人，必须花大量时间去培养节奏感。
谢驭飞投进去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画画的时间越来越少。非洲鼓作为一项爱好已经影响了他的本业。于是，他把俱乐部转手，不再打鼓了。
2014年春节出游回来，他到家楼下的发廊把留了四年的辫子剃了。
杨小鹏给朋友打理脏辫儿。
4
谢驭飞和杨小鹏很聊得来，两人年纪相当，都是七十年代生人，都喜欢玩侉子（三轮摩托车——编注），喜欢收藏军品。他们都过着自在的生活，干自己喜欢的事，不必上班。但他们还是不同。谢驭飞像个知识分子，而杨小鹏身上，有股江湖气。在谢驭飞的众多非主流文艺圈朋友中，杨小鹏可能是偏得最远的一个。
杨小鹏说：“有些人不用争取就有自由，有些人得拼命争取，为了自由牺牲太多东西。”
他生在东北阜新一个庞大的家族，是家里的小儿子。成长的阶段，他和父亲处处不合。他想读书，央求父亲给他办图书证，被拒绝了；他想学画画、学吉他，画作、琴谱、吉他都被扔了。
上小学时，老师把他从第一排调到了第四排。他一气，用小刀刻破了桌面。老师喊家长来学校，父亲拒绝了，给老师回信说：“让他把脸皮撕下来补桌子。”杨小鹏被调到最后一排。他开始逃课，泡录像厅、混台球厅、跟着大哥拎铁棍打架。上了中学，他就不再去学校了。
后来，杨小鹏搬出家里，自己养活自己。
他陆续做过不少差事，有一阵子，他带工程队的哥们四处接活，做路牌、护栏的广告绘画、写美术字，挣得不错。
1999年，政府推行“亮化工程”，打算在城市街面安装霓虹灯和亮灯广告。杨小鹏打算承包一栋大厦的灯光工程。他拎着几只大螃蟹到负责工程的主任家走关系。他敲了敲门，屋里出来个人扒在猫眼上张望，问：“干嘛的？”他客气地说：“我是主任下属，朋友从大连带了点螃蟹来，挺新鲜的。”里面的人甩下一句：“放门口吧。”就没声了。
杨小鹏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他决定，再也不与主流为伍。
他利用绘画基础学了文身。搞音乐的朋友找他文身，他就让人教他音乐和吉他，作为交换。不久，他和几个朋友组了一支朋克乐队，取名“乌托邦瘟疫”。
乐队在乡下租了间房排练。他们每天清晨赶早市卖山西陈醋，收入算作公款。上午收摊后，剩下的时间用于写歌和排练。钱往往花在卡口碟、卡口带和演出门票上了，不怎么攒得下来。他们常挨饿，穷得只能吃面条时，就去别人家要点儿白菜帮子，切了下到面里。有时几天没饭吃，饿得打晃，突然来了收入，就集体去吃廉价自助，狼吞虎咽扶墙而出。
那几年杨小鹏瘦得皮包骨头，得了出血性胃黏膜炎，胃疼起来会吐血。后来，他做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更严重的是引发胃病的胆结石。
乐队最终没有坚持下去，只演出过一次。组织演出时，杨小鹏想起了导致父亲煤矿关闭的那场事故。出事那天，父亲正好下井查看，亲眼目睹十米开外的煤矿工人被两吨煤炭砸扁。他扒开煤，拖出尸体背上来，此后再也不敢下矿。
杨小鹏将演出命名为“矿坑里的嚎叫”。他们唱道：“朋克不是匕首和手枪，朋克是你赤裸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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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杨小鹏，是在今年草莓音乐节的露营区。
午后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各舞台演出陆续开始，人们从帐篷里钻出来，往演出场地走去。杨小鹏的白帐篷边插着一面红黄绿三色旗，也就是牙买加国旗。这是营地中距演出场地最远的开阔角落，有些冷清。他打赤膊，头上披下一大块白色的阿拉伯头巾，用黑色的粗发圈固定。
看到我来了，他摘下墨镜，给我拖过一个小马扎，自己一屁股坐到地上。
他照例跟我讲了一遍脏辫文化，顺溜得像念一段课文。牙买加、拉斯塔法里和鲍勃·马利，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毕竟太远了。我忍不住问他，留了这么多年，脏辫对你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他顿了一下，说：“对我来说，脏辫是善意社会的良知。”
“人们看到脏辫，不再觉得你是坏人，他们多看几眼你的辫子，冲你笑一笑，如果好奇，就问问你这个头发，原本不认识的两个人就这样聊起来了”，他说，“这种时刻就是善意。”
十年前，杨小鹏刚来北京，感受不到这种善意。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前，他的几个北漂朋友都曾经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遣送到郊区铲沙。他和朋友们来北京看演出，总是来去匆匆，连天安门都没去过。北京对他来说，既向往又有些恐惧。到2006年，虽然《收容遣送法》已经废止三年，但他因为形象古怪，在地铁安检时被拦下过许多次。这事落下了阴影，他坐地铁时，会给任何人让座。等车的时候，他避免站在最前面——他怕被人挤下去，人家还说，他是自己掉的。
现在，他已经靠脏辫手艺在北京安身立业了。但他时常怀念自己长大的那座工业城市。在他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的时候，工地收留他，工人送他回家。厂区里的黑道大哥也很仗义，会为穷人打抱不平。工人家和经理家，吃的都是面条。
那个社会平等，包容，友善，快乐，“挺‘牙买加’的。”
他这样解释脏辫的英文：“Dread是敬畏，Locks是锁、结，Dreadlocks拆解开来可以解读为固守敬畏，说的是人要有原则和底线”。
杨小鹏说这句话的时候，圆瞪着眼，显得很轴。在这之前，他说过另外一句：“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朝九晚五的，追求效率和秩序；另一类就是我们这种异类，喜欢发呆，喜欢自然，喜欢无所事事。”。
杨小鹏在草莓音乐节。
6
鼓楼东大街是北京文艺青年的圣地。北京最著名的Live House愚公移山和不久前刚刚关闭的MAO，都开在附近。琴行、文身工作室、电玩商品店等属于青年文化的另类或新潮店铺也有很多。走在街上，常能撞见花臂，脏辫也并不稀罕。
高旭经营的酒吧Temple（坛）也在这附近。
五年前，高旭和两个外国人合伙开了Temple。他希望这里不只有酒，也不只有音乐，更重要的是酒和音乐共同营造出的氛围。头两年，这里的客人全是老外。有时，一个中国人走上来，看一眼，像误闯了别人的空间，扭头就走。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年轻人也学会了到这样的酒吧消费。现在，中国客人和外国客人的数量基本对半开。
不过最近几个月，高旭不常来店里了。今年一月，他的儿子出生。他和媳妇如今最繁重的任务就是带娃。
出了Temple再往西就是鼓楼，过了鼓楼，后海就到了。
我很喜欢T7，这里可以随意抽烟，音乐很放松，你可以跟任何人聊天，如果你自己发会儿呆，也没人来打扰。店内的窗用了许多神奇的单向透视玻璃。有时，我们一起看着窗外化浓妆的年轻女孩在彩色大巴前拍照，搔首弄姿，强行捉来路过的猫当道具。这只猫是T7收养的第七只流浪猫，叫小七。它刚当了妈妈，脾气很差，扭腰就是一爪。
在T7，杨小鹏教出了一些年轻的脏辫师，他们很多都早早辍学了。杨小鹏开玩笑说：“我不收留，他们就是一帮社会不安定因素。” 一个叫车浩的脏辫师，初中辍学，现在二十岁。他总是笑，不爱说话，没活时他就看书。他扣在沙发扶手上的一本书，是王朔的。
几乎每天都有人预约前来。来做脏辫的年轻人多了，他们不一定喜欢雷鬼或者打非洲鼓，脏辫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比较酷的发型，付钱就能得到，无需付出其他努力。如果有哪个明星新做了个脏辫造型，接连几天的生意都会很好，总有粉丝带着明星的照片前来，说“要一样的”。
另一名叫土狼的脏辫师，正在给一个女孩打理辫子。女孩是一家马具用品网店老板，一身利落的牛仔打扮，眼妆很浓，眉毛画成有些凌厉的上挑的形状。她的脏辫放下来到腰，黑色中夹杂着几根湖蓝的。土狼一手握住一根辫子，另一只手用钩针在辫子上快速穿插，把松散的头发勾紧。
女孩问我：“你看了这么半天，不想做一头吗？”我摇摇头，做一头脏辫，要花掉三四千，对我来说太贵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喜欢脏辫？”
“漂亮呗，”她笑了笑又说，“其实还不是想跟别人不一样。”
所有图片都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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