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在经历了各种杂活和形式主义的行政工作后，她试着学习将医生视为一份普通工作，放下憧憬与期待。采写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短剧财富神话的背后，是演员、服装化妆师、导演等岗位的高强度劳动和艰难生存。采写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每座被塞了烂书的图书馆，都是某些人勾结拿回扣的结果。采写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为什么我得了这么多奖，这么努力地证明自己，你还是以职校生标签来歧视我？采访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我上过拉面学校，我知道很多关于拉面的事情，但我还是拉不出来。文|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成绩再好也没用，除非去中国或俄罗斯，年轻人才有出路。口述

“旅店”像浮木一样，为这群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经过数年的波折与动荡，2002年，姬赓完成本科学业又回到石家庄，大家重整旗鼓继续，乐队更名为“万能青年旅店”。2002

安德里亚·埃利奥特编者按：耗时8年跟踪采访，参考了1.4万份文件，《纽约时报》调查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里亚·埃利奥特（Andrea

玄奘避不开这棵大杨树，他曾在此歇息，我和他看到一样的山、水和天空。进入活生生的现场，我和他之间有了莫名的血肉和感情联系。采访丨谭木声

“我现在是很幸运，遍体鳞伤总算回来了，但这份幸运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复制粘贴的。”记者

只过了一个月，我的想法就从“回家也不错”，变成了“我为什么要回家？！”文|

9787208179165——完——作者赵景宜，关心变化中的事物，以及不同人在时代之中的具体处境。题图：2021年4月，基隆港。来源：视觉中国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跟拍四年，我了解的镜头外的江秋莲|

五条人：我们的听众是玛丽莲·梦露那样的美女｜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青少年之所以沉迷于虚拟世界，是因为他们在真实世界的家庭和学校里遇到了困难。采写

贫困生不只一种颜色，他们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无论是远方还是在眼前。采写丨李晓红“你不是贫困生吗？怎么还穿着李宁的衣服？”一位学生把自己经历的责问告诉艾苓。艾苓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重击了一下。她也记得另一个女生的故事：正在跟男朋友吃饭的她，内心却在自我拷问：“学费都欠着，你有什么资格谈恋爱？”艾苓任教于黑龙江绥化学院，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教写作课的艾苓发现，很少有媒体和出版物，长期并细致地关注过寒门学子的成长、就业和精神世界：他们来自怎样的家庭？困难的生活条件、贫困生标签会留下哪些心理烙印？经济条件是否会限制他们的职业发展？艾苓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毕业18年后，于2005年回到母校任教，此时的绥化学院已经从专科升为本科。从2017年开始，艾苓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贫困生调查说明》，让学生亲口讲述自己的命运轨迹。“这可能会冒犯到他们，或者再度揭开伤疤。”没想到学生们的响应特别热烈，即使多年前已经毕业的学生也参与进来，前后多达200多人。最终她的受访对象覆盖了从2000年到2020年一共21届毕业生。这个人群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从2000年开始，中国高校全面取消分配，并大规模扩招。艾苓从200多人中选了56个孩子，追踪了他们从出生到上学，从毕业求职到结婚买房等人生关键阶段的经历，试图梳理出贫困和社会压力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态度，当然，还有他们那看似平凡实则惊心动魄的努力。这些故事最后集结成《我教过的苦孩子》，该书于近日出版。在与正午的访谈中，艾苓认为，虽然经济条件是影响学生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但专业差异对眼界也有显著影响。一个学生和网络接触得越密，眼界就越开阔，他（她）往外走的勇气也更大。下面是访谈实录：标签带来的伤害正午：在此书的采访和写作中，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艾苓：第一个触动我的是，竟然不止一个学生讲过自己的饥饿史。我原来觉着，饥饿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情，除了那一代人，怎么还会有人挨饿？有一个学生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她父母和她爷爷奶奶分家后，除了分到的小房子，家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父母不得不把唯一值钱的粮食卖了，再添置基本生活物品。当锅碗瓢盆勉强凑齐时，家里已经没米开锅了。姥姥心疼他们，每到午饭时就会在路口喊他们一家去吃饭，父母让她带着弟弟妹妹去吃，但他们自己不管多饿也不回去吃。第二是教育资源的落后。我常说，有些学霸全力以赴考上了清华北大；但我们的学生，全力以赴考上的却是绥化学院。除了黑龙江，绥化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中西部县城或农村，这些地方的教育资源比较贫瘠。在我的书里，有一个学生因为家长年纪大、体弱多病，他读到初三就辍学了。高中知识是自学完成的，25岁时终于考上了大学，也就是绥化学院。此外，我发现贫困生和非贫困生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有个学生曾经和我说：我的世界，他们怎么懂呢？刚入学有个寝室文化节，就是宿舍评比。同学们提出将宿舍装饰一下。有人提议买块地毯，这个学生不同意；有人提议铺地板革，他也不同意；有人提议，那总得买个鞋架吧，他不得不同意。再不同意，宿舍就没法待了。这种窘迫，谁会懂呢？在贫困生评定时，他说，他不能讲家里住什么样的小黑屋、曾经挨饿的经历，也不能讲自己的过时手机还是爷爷借钱给他买的。这种状况似乎与同龄人的生活相隔甚远。我们对贫困生群体太缺少了解。贫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穷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对于贫穷的无知，与对物质富足的想象一样深厚。正午：即便都是贫困生，有哪些让人振奋的故事吗？艾苓：我写过一个学生的故事，叫“好疼好疼的高考”。这孩子本来成绩挺好，但高考时出了意外。高考第一天中午，她骑自行车赶考，在狭窄的路上避让车辆时翻到了沟里。尽管赶上了考试，但胳膊和腿的伤痛，伴随着失意的高考一直影响着她。从绥化学院毕业后，她连续3年考研均以失败告终。所有重要的考试，她屡战屡败。直到有个特岗教师的考试机会，她没花钱报培训班，仅靠自己复习，笔试和面试都排到了第三。（特岗教师一般在较偏远的农村地区，考上这个岗位后，需要在乡镇的中学或小学至少服务三年。）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愿以偿的考试。种种经历之后，平静，前所未有的平静。这场迟到数年的胜利也鼓舞着她。现在她正在准备2022年底的研究生考试。在我的学生里，有一对95后情侣北漂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从物质层面看，他们的生活可能是不堪的。这些贫困生来到大城市，往往从住地下室开始。但在聊天时，他们的幸福溢于言表。两个北漂居然漂出来某种仪式感：通勤一个多小时后做一顿热腾腾的饭菜，两个人一起去看大大小小、不需要门票的展览……这种乐观让我惊讶和欣慰。只有强大的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工作全力以赴的投入，才会在艰难的生活里找到仪式感。这些故事让我发现，贫困生群体也是很丰富的，他们不只一种颜色，他们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无论是远方还是在眼前。正午：贫困或者说贫困生标签，是不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包袱？艾苓：贫困或者贫困生标签带给他们的，是伤害。生活的贫困，除了物质的不富足，更让他们眼界、格局和选择受限。作为标签的贫困，让他们长期处在一种自卑的状态里。有人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谈恋爱、不配幸福、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有个学生告诉我，毕业时她竟然非常开心。一般毕业生离开母校时，情绪非常复杂甚至有一些感伤。但她却说：毕业了，我就再也不是贫困生了，再也不需要以别人的眼光来约束自己。我总算能把这个标签撕掉，轻轻松松地生活。有些贫困生之所以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是因为周围人群的压力。这个女孩告诉我，有人当着她的面说，“你不是贫困生吗？怎么还穿着李宁的衣服？”。很多人试图把他人禁锢在贫困生的标签里，用一个个“应该”与“不应该”将其钉在偏见的十字架上。有人看到她的李宁衣服，却没看到这件衣服上的破洞，也不知道这件衣服她从初中一直爱惜到现在。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破洞，难道要把破洞展示给人家看吗？很多人强调，这些贫困生费劲地生长，才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在我看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家庭从泥泞之地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也是一种成功。正午：为了让贫困生健康成长，社会和学校还可以做哪些事情？艾苓：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提一点建议。目前贫困生的经济资助做得比较好，给这些同学的命运带来了转机，但同时也要注意资助的方式方法。除了经济资助，更需心理援助。每个人都需要完成自己的心理建设，普通学生可能比较顺畅，但贫困生一般在生活中承受了太多看不见的伤，在成长中长期处于自卑甚至抑郁的情绪中，所以应该进一步关注。另外，目前的职业生涯规划往往是普及性的，我希望政府、学校和社会等主体能为贫困生提供就业和创业方面的一些专业指导。艾苓绘制学生发展轨迹的手稿视野越小、格局越小，就只能看见编制正午：您曾在绥化学院读书，后来又回校任教。从您念书那一代，再到书中写的2000-2020年这些学生，有比较明显的代际变化吗？艾苓：代际变迁非常明显，不同时期学生们的选择不一样。我上学时，正是绥化学院的专科时代，那时候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生源特别窄，学生全来自本地区，也就是绥化地区下的13个县市。我们那时读师范，没有学费和书本费，每学期还有22块伙食补助和5块钱的大米票。女孩子可以吃好，男孩子可以吃饱。到毕业的时候，各地方的用人单位甚至会到人事局、教育局抢人，不愁找不到工作。总的来说，那时候同学之间经济条件相差不大。条件好一点的是城镇孩子，比方说我；条件稍差一点的是农村孩子，比如我爱人。因为不需要交学费，我俩最明显的区别主要在零花钱上。到了新世纪，绥化学院的生源范围开始扩展，陆续有山东、河南的学生来上学。2004年专升本以后，招生范围逐渐覆盖全国，除了西藏以及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均有涉及。前十年的毕业生，贫困生在就业选择上特别谨慎，一般都会回到家乡或者离家近的地市工作。大多会在毕业之后考编、考研，找工作。而从2011年开始，我感到随着网络的普及，学生视野逐渐打开，选择更多样，走出去的人占比也更高，择业观念在不断更新。以前大家会说，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尤其对于刚刚毕业的贫困生来说，确定性尤为重要。毕业之后考研、考编，注定是未来人生的一部分。但在后面十年，我看到择业观念的多样性在生长。有的学生自主创业，有的选择去南方开辟新天地，还有人告诉我，“老师，我现在必须在北京待着学本事，但不会待太久，我的理想是自由职业者。”正午：您接触的学生里，有没有人放弃公务员等安稳生活，坚持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艾苓：有这样一个学生，但不是贫困生。本科毕业后他按父母的安排考编，但没考上。此后他说要过自己的生活，转头去了南京，现在在南京的一家企业工作。见识过广阔天地后，他发现生活有很多选择：私企有什么不好？五险一金等福利，和事业编制也没有很大差别。走出去的同学观念更开放，访谈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希望我传递这一声音，让我鼓励那些二本院校的贫困生往外走，长长见识，有更多的机会在等着大家。我觉着，越贫困，往往视野越狭窄，格局越小；格局越小，未来的生活选择就越少，使得他们经常只看到编制。正午：很多贫困生一毕业，就被期望着去反哺家庭，需要变成奉献者。这会不会让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更趋保守？艾苓：家庭因素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专业差异对学生眼界也有显著的影响。我们文学院有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以及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最活跃的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孩子，数字出版专业的考研率较高，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孩子则相对更热衷于考编制。网络新媒体专业的同学，与互联网、新媒体打交道比较多，见识了广阔的网络世界，也看得见更多岗位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很少考编制，一般都跟着新媒体的市场，在省会或省会以上城市发展。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因为和网络接触有限，看到的世界就窄，选择也很窄。一个学生和网络接触越密，眼界越开阔，他（她）往外走的勇气也更大。经济条件的限制，肯定会左右他们的决定。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他们的眼界。这和格局相关，有了眼界，才有格局。没有开阔的眼界，怎么建立自己的大格局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学生，进校时分数都差不多，但毕业时差别就很大。比如，有的同学经济条件较好，很小就有个人的手机或电脑，会比较早地接触互联网。在有些软件的应用上，往往是和老师直接讨论而非学习。但以同样的分数考进来的贫困生，因为接触科技少，互联网使用基础比较差。别人已经玩了几年微博，他们还在研究怎么注册微博。另外，接触互联网多的同学，往往专业技术能力提升得快，做出来的作品也漂亮。访谈时也有贫困生说，让他自卑的并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自己在专业学习上因陌生而产生的愚钝。“互相打开，彼此照亮”正午：您在《我教过的苦孩子》之前写过一本书《咱们学生》，两本书有什么不同？艾苓：从形式来看，《咱们学生》的叙述主体是我自己，作为课堂外的教学笔记，可以将其理解为散文意义上的写作。而《我教过的苦孩子》的叙述主体是学生，我对贫困生做持续追踪，是一个非虚构意义上的写作。《咱们学生》写得特别快，因为平时跟学生交往较多，我把课堂上下交流的故事写到日记里，写作过程比较简单。而基于贫困生调查，追踪贫困生故事就不那么容易了。从2017年年初开始准备，到最终成书，经过了近5年的时间，可以说这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书。正午：《我教过的苦孩子》为什么采用口述史的方式展开？艾苓：当我做完《苦孩子》的第二个采访，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让学生用自述的形式来讲自己的故事。采访遇到的一大问题是，谁愿意把当年的伤疤重新揭开呢？那种疼痛该如何描述？内心的声音如何表达？当我做完第二个访谈，我明白了，我要做的就是撤离。从他者叙述中抽身，让话语回归话语，这样才能够把他们的声音完整地传达出去。走近学生、让学生表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往事，需要巨大的勇气。上过我写作课的同学，打开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有交流的基础，我们彼此照亮过。而我没教过的学生，打开心扉会慢一点。我做过四年半的记者，我知道很多人对接受采访比较敏感，特别是当你拿着武器的时候，比方说摄像机、录音笔。当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他就会心怀警惕。从某种角度上看，对于被访谈的贫困生，这些工具有点像武器，因为他（她）需要披露自己的过去。我的采访方法是最笨的，没有摄像机也没有录音笔。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和一个包，就是我的全部行头。开始聊天时，我把它们都放在一边，聊到火热了，就顺手记录下一些关键词，比方人名或地名。就像一个朋友在倾听，慢慢的采访对象才会把心打开，披露一些信息。所有的笔记，我都是采访之后根据记忆再整理和复盘，等到稿子完成，再请采访对象补充和修改。有学生说，非常感谢老师倾听，并把我的故事写下来，但我不希望它出现在你的书里，不希望大家知道我是谁。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敏感和谨慎，对于我和他们的故事，我收藏到某个文件夹里，作为我们之间的秘密保存好。正午：教写作课是不是让学生更愿意和你坦诚交流？艾苓：在讲写作课的时候，为了能让学生打开，我会先把自己打开。15岁时我做过一件非常丢人、羞耻的事，在30岁的时候我把它写出来。我会在课后把这个作品分享给学生，告诉他们，我成长过程中也有过这样的不堪。当我坦诚相待时，学生就会有回馈。他们在提交作品时，也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述和分享出来。文字是什么？我觉得文字可以让陌生人彼此照亮。不是完全的照亮，但照亮过彼此。我和同学们在课堂上的坦诚相见，尽管谨慎而有限，但毕竟在这个场域下达成了一种信任。真实的文字才有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真实生活。你可以编故事，但是一定要来自生活。底层生活的细节是整日坐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书里有个同学告诉我，2017年时，她四个多月的伙食费一共600多元。我当时觉得这不可能，但她非常认真的给我盘算：饭多少钱，菜多少钱，两块的菜有哪些……今后的写作，我希望继续走进真实的生活现场，用脚走出一本又一本书。——完——作者李晓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乡发展与规划方向研究生。题图：艾苓和学生们在一起。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跟拍四年，我了解的镜头外的江秋莲

Jen老师在和这位Tony老师沟通之前，我从未意识到，理发师也是一个讲究“面子”和虚荣的职业。用一首老歌来说，他们的工作也算是

“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有问题的男人料理生活。”文丨井上词子编者按：日本人结婚难不是新鲜事，有人用“婚难时代”来描述这一社会现象。《婚难时代》一书由三位记者筋野茜、井上词子、尾原佐和子创作，她们记录了疫情前后的诸多婚恋难题与解决方案，比如寺庙举办活动促成相亲、AI帮助相亲、很多女性沉迷于恋爱手游、父母代理相亲……以及精子库、冻卵等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故事和思考想必也能在中国读者中找到共鸣，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四章“盼望成为母亲”。如果想要孩子，却没有结婚的计划，“未婚生育”也是一个选项。在日本，人们通常认为“未婚妈妈”是因为有苦衷才被迫选择了不结婚。然而放眼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很多地方早已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非婚生子女。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女性就开始倡导这种生活方式，并自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近年来，日本女性越来越独立，不再有趁早结婚的必要，也有人表示“不想勉强走进婚姻，只是想要孩子”。我猜想，选择未婚生育的人也许会有所增加。了解到日本也有主动单身母亲群体后，我便决定围绕她们进行采访。“主动单身母亲”藤波塔子（四十八岁，化名）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主动单身母亲（二〇一八年）。她一边经营自己名下的公司，一边养育独生女，强势的职业女性气质中透着一丝母性的柔情。她遇到了理想中的对象，决定生下属于他们的孩子。但由于双方都很忙碌，生活节奏难以协调，她最终选择了未婚生育。二〇〇七年二月，塔子生下了女儿。未婚生育的决定，是她与当时的男友岛田哲（化名）商量后最终做出的。塔子的父母离了婚，但一家人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因此她持有“家人之间的纽带不需要制度来维系”的观念，一直没有结婚的意愿，对生儿育女也并无兴趣。然而与男友相爱后，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本能地爱上了他，觉得一定要留下他的基因。”但男友阿哲并不想要孩子。于是塔子开始了漫长的劝说。阿哲起初不为所动，最后还是被她的热忱改变了想法。他们也考虑过“事实婚姻”这种生活方式，却无法在工作、生活安排等方面为彼此妥协。最终，阿哲让步了，同意塔子在不结婚的状态下生育二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们商量着取的。女儿出生几年后，他们分手了，但在确认父女关系、支付赡养费等方面二人没有闹过矛盾。阿哲经常去国外出差，所以即便在分手前，他与塔子母女相处的时间也有限。塔子当时刚创业不久，还要照顾婴儿，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但她从未产生过“有丈夫帮忙就好了”的念头，而是认为：“如果我结了婚，就不得不做更多家务，反而会更辛苦。”女儿绫香（十一岁，化名）从小就听母亲说，她的父亲不和她们一起住，但这不是问题，世上本就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直到现在，绫香每年生日都能收到父亲送的礼物。像塔子这样自愿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生育的女性就被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这个起源于美国的概念在日本不太有名，不过法人组织“女性与育儿研究所”的代表高田真里等人创建了一个主动单身母亲研究交流小组，近年来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咨询量直线上升。该组织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举办了一次单身母亲交流会，共有七位三四十岁的女士参加，其中有的还在考虑，尚未有行动。大多数人与男友生下了孩子，也有人借助了外国的精子库。塔子对她的选择既自信又坦荡。这大概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围着家庭打转。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感慨，只要有足够好的抚养条件，即使单身也会考虑生育。然而，二〇一九年的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高达48%。单身母亲的家庭处境更是艰难，收入普遍较低，感觉“生活困苦”的家庭高达近87%。由于经济原因被迫放弃生育的人不在少数。我感到，日本有必要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制度做出调整，以免独自抚养子女的女性陷入困境。为了要孩子而物色父亲塔子想与心仪之人生下孩子，有些人却是为了要孩子而物色孩子的父亲。二〇一八年，我认识了特立独行的加藤结子（三十二岁，化名）。她性格随和、待人亲切，毫不避讳地与我分享了自己那称得上令人瞠目结舌的生育经历。不过，她望向孩子睡颜的目光是那样深情，令我感到过程如何，也许并不重要。家住关西的结子在二〇一七年九月生下了大女儿。她没有结婚，但在二十九岁时有了生孩子的想法。之后的一年多里，她探索了各种可行的办法。如今，她在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抚养孩子。萌生要孩子的想法时，结子正与当时的男友住在一起。但男友的生活方式很混乱，她无法想象和这样一个人走进婚姻。“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有问题的男人料理生活。”几个月后，结子结束了这段关系，开始为孩子物色更合适的“父亲”。她先联系了一位是公司职员的朋友，提出以怀孕生子为目的与他交往。“不行！”对方断然拒绝。后来她又接触了几个人，然而在确定关系之前就提出想要孩子确实太过突然，容易吓退对方。她也曾和情投意合的人同居，但双方的婚姻观不合，没能走到最后。尽管又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没有放弃。二〇一六年秋天，结子遇到了小山真（三十一岁，化名）。他完全符合结子的理想型。结子决定：“就是他了！”第三次见面时，结子便对他表达了好感。根据以往的经验，她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谨慎地表示自己有生孩子的意愿。阿真的反应很平淡，但没有明确拒绝。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下旬，结子怀孕了。父母很高兴，他们知道女儿一直想要孩子。不过，尽管结子早就告诉过阿真，不会因为孩子的事给他添麻烦，阿真得知这一消息时还是惊愕又慌乱。后来，结子知道了孩子的性别，也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即将成为母亲。她心中的期待不断膨胀，激动地等待着梦想成真的那一刻。阿真起初对此比较消极，但在陪同结子做产检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还陪产了。另一方面，结子对婚姻制度的质疑也更深了。日本法律规定，夫妇必须使用同一姓氏，通常是女方冠夫姓。但她喜欢自己的名字，不想失去它，也不想剥夺对方的姓名。她认为：“这种制度非要夺走陪了你三十多年的名字，实在令人沮丧。”去医院做检查时，身边有人陪伴会更加安心。但这并不代表结子希望结婚。她确实需要一个亲密度适中的伴侣，却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抚养自己的孩子。怀孕期间，结子跟阿真商量后决定不登记结婚，阿真也不需要办手续确认父女关系。后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也一直没有步入婚姻，而是各自生活。精子库除了与男友共同生育之外，也有人做出其他选择。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开始关注海外精子库。家住关东的漫画家华京院玲便是其中之一。因为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者”（无性恋者属于性少数群体，特征是既不爱男人，也不爱女人），她不想结婚，但想拥有血脉相连的家人。小玲从小就对性别感到别扭。她对女孩的游戏不感兴趣，也不想当男孩。长大些后，无论男女都无法对她产生性吸引力，周围人的爱情故事也无法引起她的共鸣。长年以来，她都为这种隐秘的取向问题所困扰，二十岁后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我是无性恋，对男人或女人都不会产生心动的感觉。”与此同时，小玲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她的父亲因中风倒下了。“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一个人了。我希望能有家人陪伴左右。”作为独生女，小玲心中产生了对家人的强烈渴望。她考虑过领养孩子，但做过功课后发现，单身人士很难满足领养条件，于是她只能做出一个决定：自己生。除了借助精子库，小玲没想到其他途径。她从二十七岁开始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到日本没有可供单身女性使用的精子库。虽然有一些人愿意免费捐赠，但她出于种种顾虑，还是决定使用美国的精子库。精子库网站上公布了捐赠者的情况，包括种族、身高、学历等个人信息。小玲本想找亚裔捐赠者，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条件放宽到没有病史、能在孩子十八岁时取得联系。而这种服务的需求量之大，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注册该网站的捐赠者并不少，但缺货是常态，每次一有身体健康且条件优越的捐赠者出现，便会遭到哄抢，以至于小玲不得不用排除法进行筛选。“我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小玲不无震撼地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小玲进行了第一次尝试。这笔订单包括邮费在内的费用约为三十万日元。通常下单后，精子会以冷冻状态寄来。买家需要自行解冻，抽到针筒里，再注入子宫。这样是否真能怀孕，小玲也是半信半疑。她以平静的心态独自操作。第一次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未气馁，第二个月再接再厉。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二〇一六年秋天，她的孩子出生。在日本，有关精子捐赠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所以单身女性只能求助于个人志愿者，或是像小玲这样使用海外精子库。“其实日本有很多人希望能使用精子库，她们的需求完全被忽视了。”小玲对此愤愤不平。她希望政府认可这个群体的存在，完善相关法律。“有了新的家人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很幸福。”要是孩子有朝一日问起自己的父亲是谁，小玲打算坦诚地告诉她这一切。现在，小玲和女儿一起过得很美满。她有意再次借助海外精子库怀上孩子，并且已经开始尝试。小玲告诉我，她这么做的原因是，女儿以后或许会为自己的身世烦恼，她不希望女儿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这一次，她对捐赠者的要求仍然是，希望孩子年满十八岁时联系得上对方。截至二〇一八年采访时，日本还未针对涉及第三方的辅助生殖医疗行为（包括捐赠精子、卵子）制定法律。换言之，这是法律上的空白地带。直到二〇二〇年九月，菅义伟内阁成立，局势才发生转变，不孕治疗与生殖医学开始受到关注。政界迅速采取行动，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出台了关于亲子关系的《民法特例法案》。法案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女性利用第三方捐赠的卵子生下孩子，法律将认定接受捐赠的一方为生母，而非捐赠方。法案还明确规定，如果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使用第三方捐赠的精子生育，丈夫不能否认自己与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意味着“第三方捐赠”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不过，上述法案没有明确规定孩子是否有权知晓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也没有关于精子或卵子交易的限制条款。精子或卵子捐赠者的信息管理及披露机制也尚未建立。随着日本社会的未婚化与晚婚化趋势愈演愈烈，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精子或卵子生儿育女的人越来越多。若不采取措施，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同一捐赠者的后代因不知情而结为夫妇”的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考虑到这些孩子，尽快采取具体措施，规范整个环境。刚开始采访时，我的侧重点还是“如何应对少子化”。但在倾听大家故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世上本就存在想生却生不了的人群。有意愿生儿育女的人，大可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自行选择。如果并不执着于生养孩子，静下心来品味自己的人生也未尝不可。无论选择哪条路，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婚难时代》，[日]

“我没有给自己设限，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在舒适圈待着的人，每次写完一本，一定要换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题材。”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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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我们的听众是玛丽莲·梦露那样的美女｜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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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我们的听众是玛丽莲·梦露那样的美女｜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监利准备成为更大的城市，人们摸索着那些还未显现的变化，寻找自己在城中的位置。记者

9787521739800——完——题图，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方舆古今图，1800年来源：MacLean

带着侠客的直爽，和挥之不去的“伤感”，沈庆写出了极富个人色彩的校园民谣。

我至今还记得教室里的标语：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摄影、口述丨靳改莲采访、文丨蔡星卓“崔健的音乐让我们鼓劲儿。”临近午夜，靳改莲还没睡，70岁的她正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端着手机看崔健的直播演唱会。“人们很久没有发声了，特别是疫情状态下，人们都很压抑，他的声音好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靳改莲最喜欢的歌是《寂寞就像一团烈火》，发行于1991年。她记得，当时她还在河南省外贸学校做英语老师，并开始尝试私下里给亲朋好友的孩子辅导基础英语。除了摇滚和流行音乐，90年代初，英语学习的浪潮也被掀起。俞敏洪的新东方学校诞生，李阳吼出了“疯狂英语”，复读机被发明，第一台电子词典“文曲星”面市……趁着改革开放和下海潮的火热，人们头一次意识到，学习英语不只是应对考试，还可以真的与外国人交流。生于1951年的靳改莲，亲身经历了英语教学在国内的地位变化：从被歧视到成主流。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对她有决定性的影响，21岁的她从此开始学习英语，后来选择当老师，教英语。她也曾受到其他专业和工作机会的诱惑，比如曾想报考自己感兴趣的摄影专业，在外贸火热时也曾想转行，但她最终还是留守英语教学，直到退休。半个世纪过去了，靳改莲自己都说不清教过多少学生。退休后她重拾旧爱——摄影，因为疫情，她开始筹划一个大项目：拍摄学生们的近况。一年多的时间，她跑了不少城市，找到并拍摄了120多个学生的近况。这些人的年龄跨度超过50岁，有的在70年代中期跟靳老师学英语，有的在2007年跟着退休后的靳老师学英语。这些照片最终集结成一本画册《我和我的学生》。以下是靳改莲讲述的故事，关于她如何走上英语教学之路，以及她的学生们的人生经历。

一个摄影师眼中的江歌母亲口述、摄影丨夏天采访、文丨蔡星卓我叫夏天，从2017年到现在，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一直跟拍江秋莲，也就是江歌母亲的摄影师。江秋莲也是我从业十几年以来，第一个拍摄的处于案件舆论中心的人物。几年间，我大概跟拍了她十几次，拍下了她辗转各地的照片。2017年12月，作为自由摄影师的我受某媒体委派，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见到和拍摄江秋莲，那时江歌被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在此之前，我把网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包括让案件受到公众关注的节目《局面》，该节目促成了江秋莲和刘暖曦（原名刘鑫，2019年改名为刘暖曦）唯一一次会面。当时，我和江秋莲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她看起来很瘦也很憔悴，一直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我能看出她心里的悲痛，但她本人让我感觉并不像报道里的那样强势，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克制。那几天，我往往只能陪着她走从住处乘地铁到法院的一小段路，我会看着她从只有我俩知晓的“秘密通道”进入到法院。据旁听庭审的媒体同行讲，她在庭审期间常常情绪崩溃，因此，基本上庭审一结束就不知道她的行踪了。后来，听她的描述，当时她曾冒出轻生的念头。“江歌案”发生后，江秋莲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网络平台上表述过自己的所感所想。不少人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但这种公众所见与现实相比只是冰山一角。出于职业本能，我一直关注着这个案子，但没和她再联络。直到2019年清明节，刘暖曦在微博上与江秋莲的互动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我才和她重新建立了联系。据她自己的描述和我的观察，从东京回来后，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受害者，她还碰到了很多“次生伤害”：被网暴、维权路上遇到不可靠的律师、遭遇钱财诈骗……她还常常收到网民的私信，但那些一厢情愿表达“关心”的方式也带给她不少负担。这一切都已经脱离了案件本身，但反映了更多层面的社会问题，它们鲜为人知，又都集中在了这样一个因特殊事件而出了名的中年农村妇女身上。因此，记录她的命运，并试图发掘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成为了我继续跟拍她到现在的动力。平日里，我们会隔三差五通个电话，了解逐渐加深，彼此间的信任也由此建立。从有关电脑使用的问题、开网店的相关事宜，到回溯她坎坷的童年、讨论江歌案件细节，我们会聊到许多公众视野外的内容。也因此，我除了摄影师身份，也成为了她的朋友。在我看来，她的性格很固执、倔强，她的经历也很独特：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在父亲的陪伴下还算快乐，长大后，几段婚姻的坎坷和女儿的遇害，让痛苦和孤独伴随着她生命中大部分时刻。在相处过程中，我会尽量避免聊到她的伤心事，比如我从来不提当时案发的任何细节，不提自己节日与父母的团聚。我也了解到，她的生活状态从东京回来后开始，或者说从江歌被害之日起，就彻底发生了变化：除了处理与江歌有关的案子，她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逢年过节也是如此；她常常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农村老家的人也不太能完全理解她，因此能够交谈的人极少；时间对于她来说有了不同的意义，它更多是用来计算女儿离开的日子。用江秋莲自己的话说：“我是个没有自我的人，就是为了女儿而活”。江秋莲没有任何兴趣爱好，曾经，她把培养女儿当成唯一的愿望，而现在，她全部的人生规划都落空了，江秋莲现在的全部心思都落在给女儿“讨一个说法”，这似乎比“重新开始生活”更能带给她慰藉。为了给女儿讨一个说法，江秋莲一直奔波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这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子，在决定起诉时，江秋莲手中只有一张东京对陈世峰的判决书，此案件在国内也没有值得参考的先例。除此之外，到现在为止，江秋莲还有大概7个网络侵权的案子要处理，因为她认为这些来自网民的恶意都是针对自己的女儿江歌。江秋莲曾说，等到陈世峰服刑结束，她还会继续找他追究到底。到那时候她将近70岁，而我也年过50了。可以说，江秋莲不论做什么事，或是说到什么，最后都会落回到江歌身上，并伴随着一种很深的自责情绪，甚至她觉得女儿的死都是自己的过错。与此同时，一个之前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可以把这些诉讼推进到如此的地步，也着实令我感到惊讶。这些所有江秋莲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在我看来，如果换一个人，也许都不会走下去。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实际上，大众争议点很大的部分，在法律上往往有另一种处理方式。比如案件十分有争议的部分，即刘暖曦是否锁门，以及如果真的锁门，是否该负法律责任，在更为专业的人士解读后，可能有着和公众期待完全不同的结果。不过，在我的观察之中，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案子，多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也许也和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也有关系。我曾在东京的法院外被日本记者采访，因为日本人不理解这个案件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案件的受害者会跟一个证人产生矛盾，也就是江秋莲和刘暖曦之间的矛盾从何而来。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案件，可能和传统观念有关，比如其实大家想探讨的问题，是为朋友挺身而出的人，在道义上应该如何被对待。甚至，对于刘暖曦的判决本身，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有人曾跟江秋莲表示，判决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媒体在这个事件当中也产生了略显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没有媒体的关注，这个事件可能无法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媒体帮了江秋莲。而媒体对于她也是一种负担。比如在我的照片里，除了不介意出面的律师，基本上见不到江秋莲的家人或朋友，因为江秋莲很在意这些报道是否会牵连身边的人。作为一个摄影师，考虑到报道发表会产生的影响，我也尽量做到记录事实，不加入过多个人的情绪和判断。为了平衡报道，我还尝试过在刘暖曦家附近蹲守，但没能如愿见到她本人。现在想来，我的拍摄过程中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2019年10月份，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立案的当天，我因在国外，没能进行拍摄。听江秋莲后来和我的叙述，她从法院出来的一刻痛哭流涕。这一次的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开庭本在2021年12月31日进行，因审判长突发疾病，被延迟到了2022年的1月10日。江秋莲说，她很在意这个跨年的时间点，因为这意味着她想要为女儿讨的说法又拖延了一年，心里感到愧疚。我曾经也像那些热心网友一样，劝她是否考虑重新开始，为了女儿要好好活着。江秋莲反过来跟我说：“我女儿在天之灵如果看到我活得如此痛苦，也许她也能理解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可能永远无法真的对她的遭遇感同身受。她对整件事情的执着，是一种个人选择。遇到这种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去，不是所有生活都可以重新开始。

将合租房退掉，行李寄放在朋友处，我去到三千公里外的西双版纳，一个大象出没、金塔高耸的热带地区。文

普什图朋友最喜欢吃的一种馕就叫“阿富汗馕”。他们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或者祖辈时，也会提到阿富汗。采访、文丨闫桂花口述丨汤艺第一次去巴基斯坦，是2017年的夏天。我在英国念硕士时认识了一位巴基斯坦的朋友，他邀请我去他家里。就像是你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你也会希望对方能认识你的太太、孩子、生活环境。我是后来才了解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知道他是普什图人。第二次去是2020年1月到9月，做田野调查。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念人类学专业的博士，我有一位师姐，很早就去印度完成了一年的调查研究，人类学的博士生，已经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都完成了这样的田野调查，而南亚的巴基斯坦是个空白，我的导师就鼓励我去。走进普什图部落进入普什图部落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困难。普什图人信仰伊斯兰教，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作为女性，不戴面纱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而城市和农村对面纱的要求还不一样。在城里，她们用的是很薄、较小的面纱，但也能把脖子以上部分遮住；而到了部落地区、农村地区，面纱要求又不一样。我大多数时间住在城市里，平时在一个地方实习。我有位女同事，从城市下班回村子前，她会在城里戴的漂亮而薄的面纱外面，再罩一层厚的纯色面纱。所以，第一次跟着我的朋友家回部落之前，我跟他的太太要了一种厚的纯色面纱。但她却说，其实不用戴那么厚的面纱，我会不习惯的，因为巴基斯坦天气很热。我也能看出，他们都为我的主动要那种面纱感到高兴。最后她给了我一个折衷方案：不厚也不薄的面纱。她们有各种各样的面纱。一行八个人，我的朋友开车，载着他太太、我和他家的五个小孩。进村的路很窄，只能过一辆车。路边很多小男孩在玩耍——小女孩一般都在家里。车经过时，小男孩们往车里望，当时我面纱还没戴起来，还像在城里一样，搭在脖子上。我的朋友就提醒我，赶紧把面纱戴好。当我努力把面纱往头上扯时，他的两个小女儿，一个十年级、一个七年级，七手八脚地过来帮忙，她们是要把我裹起来！她们这么开心，我也乐得放手让她们折腾。当时的气氛很好。普什图人总是有办法让朋友感到轻松快乐。坐在恰排上玩耍的普什图小男孩与小狗

《正午7》已上市，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欢迎给正午投稿，或提供选题线索，可直接后台私信或留言。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生死时速：他们在郑州暴雨中连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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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手机都损毁了，那一夜他们不停地重复自己的手机号码，让对方能够牢记，并约定“做一辈子的朋友”。编者按：单日、单小时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河南郑州、新乡等地在过去几天经历了超强暴雨考验。在汹涌洪水中，在各受灾地段，许许多多无名英雄对陌生的落水者施以援手。他们中有退伍老兵、有铲车司机、有城市普通务工者……他们逆流而行，见义勇为，来去不留痕迹。人性的光芒，洪水亦不能遮盖。界面新闻在洪灾现场和暴雨之后寻找着这些英雄，希望记录他们的身影和故事，致敬援手的力量。杨俊魁：京广北路隧道连救五人记者

五条人：我们的听众是玛丽莲·梦露那样的美女｜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Q：你现在25岁，从业5年，是大学没毕业就在做哄睡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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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种困惑，何尝不是许多大学生、城市白领和知识分子的困惑呢？我们大多来自农村和小城，当你每天面对电脑和手机，处理文字、数据和表格等抽象信息时，你与老家的生活越来越脱节，对故乡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

——完——作者八尺，北漂者，以故事为生。公众号：八尺在北漂题图摄影：PJ《正午7》已上市，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欢迎给正午投稿，或提供选题线索，可直接后台私信或留言。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再见达达乐队

乔姆斯基可能是“目前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与记者讨论了他所经历的疫情、美国政治与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采访、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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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信，也不敢多问，提出村里给他拨一小块宅基地让他另建房屋，也被拒绝了。他不会上网，托朋友将此事投诉到沈阳市便民网，回复是“信访工作人员多次协调未果，告知其诉讼到法院”。但他说，没人联系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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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尤永红目前就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暂派驻非洲马拉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每天晚上7：30下课之后，Coco都会再做拉伸，至少30分钟。他非常喜欢拉伸，这不仅是基本功，也是钢管舞最重要的基本动作。在周二休息日，他也会做拉伸，如果身体不是很累，会增加拉伸1-2个小时。

中国那边的朋友建议，我应该准备口罩了。1月22日武汉半夜一封城，清晨我就问中国朋友要不要口罩。昨天，几位朋友反过来催我给自己买口罩。上亚马逊一看，价格十倍，四月才有货。我登记了普通口罩，看着像胸罩？

我在围挡的缝隙里看见了昏黄，在居民敞开的门里也看见了昏黄，是武汉另一种局部生活。我透过这些“洞”看见围挡里的人和事物。他们曾经如此孤独。

小区大门附近传来争吵声，友司的快递员在地上摆了大大小小数十个件，像唐僧师徒晒经，这种做法叫摆地摊，爆仓了公司不让把件堆在仓库里，因为收件人不在家又送不掉，双十一期间每个小区都摆着两三个地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