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中旬，新发地突然成了万众瞩目的热点。但在疫情之前，新发地市场其实早已是一个让北京甚至全球惊艳的地方。所谓的市场，其实有17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里供应了北京市百分之七八十的水果蔬菜。在BBC的纪录片《中国春节》里，两位英国“老顽童”在此体验了中国人置办年货的喜悦，将它评为“北京饮食文化的灵魂”。
在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中，新发地市场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试验性场域。十多年前，尤永红还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在与新发地商户大量访谈基础上，他写出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尽管目前身在海外，工作也和社会学关系不大，但新发地人和最新疫情，仍然让他牵挂，且不断有新的思考。除了市场型社区、城乡关系等理论概念，真正让他感动的，仍然是那些访谈对象——进城务商农民，“他们的城市生活史充满着开拓的激情和丰富的色彩”。
文 | 尤永红
新发地：一处理想的田野研究场域
我最早是2006年6月接触到新发地的。那时通过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几位在新发地市场做生意的家乡人，这为我后来的调查提供了便利。2010年我到社会学系读研，社会学强调实证研究，因此选择田野地点和研究对象就显得很重要。2010年前后，农民工、征地拆迁等城乡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主要方面，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这方面研究的经典著作。项飚在书中探讨了社区生活因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促使一些“大人物”的产生，并提出“系”的概念弥补“圈子”概念的不足，以及“大人物”如何将关系嵌入数个“系”中，通过彼此间的“锁住”来维系和发挥社区的重要功能。这些新的概念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让我想起了新发地。新发地村和“浙江村”都在北京城南，两者都是以外来移民为主形成的社区，“浙江村”围绕服装生产批发，新发地围绕农副产品批发，我觉得这个研究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此外我也关注到，一些对“农民工”的研究得出了悲观的结论，甚至在一些媒体的话语中，将“农民工”当作一个潜在的“问题”。事实上，一些进城农民很成功地融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中获得了经济地位和心理认同。他们大多低调，不为外人所知，就像2007年有一位商户对我谈及，他虽然赚了“1后面好多个0的钱”，但是他也不敢开好一点的车。进城农民的城市化实践是多样化的，新发地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田野调查地点。但新发地这个研究“场域”很大，可以说它是中国城乡二元关系的一个缩影，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很难用一篇硕士论文讲清楚。根据导师建议，我选取了新发地的几位典型人员，有商户，也有市场管理者。带着问题意识我访谈了十多人，而更多的信息来自于我从06年开始在新发地接触的各类人员。这种了解仿佛是没有头绪的电影片段：数量众多的进城经营农产品的务商农民，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当我用研究的视角去回顾时，他们便跃然纸上。2011年下半年我在新发地双桥市场3个月的实习经历，也给了我近距离观察农产品市场的机会。从实习开始便搜集资料，到论文完成，我搜集整理了相关新发地的各类报道约150篇，阅读或梳理了探讨城乡关系、农产品、农民工研究的相关著作20多本及50多篇相关学术论文。新发地的“生意经”
新发地农产品市场，指的是新发地村的集体企业。现在我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新发地村庞大的商业版图。就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而言，根据新发地最新披露的数据，市场现占地1680亩，面积仅次于法国翰吉斯市场，管理人员有1500名，固定摊位2000个左右，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了以蔬菜、果品批发为龙头, 肉类、粮油、水产、调料等十大类农副产品综合批发交易的格局。2019年，新发地全年交易量为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人民币。假如这些农副产品全部供应到北京，按北京常住人口2300万算的话，新发地给北京每人平均供应了1521斤农副产品，也相当于平均每人在新发地消费了5735元。作为一级批发市场，每个农副产品大类交易区下面又进行了细分，以新发地水果市场为例，又细分为苹果、香蕉、芒果、梨、进口水果等专属交易区。税务、质检、公安等政府机关在市场都有派驻机构，市场有自己的保安队，消防队，还设立了调解室等，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市场型社区”。在新发地的从业人员中，新发地村的本地人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本地人多从事市场的管理、服务等工作，如门岗收费等，涉足农产品生意的不多。总体上，在市场中做生意的北京人也不多，不到商户的1%。市场中流传着一个故事，有家新发地住户租房给一炸油条的小摊，结果几年过去，炸油条的都买了小汽车了，住户的经济条件还是老样子。在这样的“市场型社区里”，你几乎可以听到天南地北的口音。当谈及“新发地人”时，更多指涉的是在市场中的生意人，而不是新发地村赋予户口属性的本地人。这是市场型社区的一个特点，弱化了户口、地域等方面的区隔，因此它具有非常包容性的特点。几年前新发地市场有统计，市场至少解决了5000多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若再加上近两万多家商户的连带作用，依托新发地市场生活着近十万外地人，绝大部分是进城农民，其中周边省份河南、河北人居多。围绕农副产品的交易品种，也形成了经营上的地域特征。进城务商农民依托的社会资源很有限，攀结乡缘成了最容易和最可靠的组织形式。如山西人主要聚焦香蕉生意；江浙人聚焦橙子和葡萄；安徽人主导了南方菜品；福建人聚焦调料生意；河北白洋淀的人几乎掌握了水海鲜生意……几乎每个细分的农副产品都有以乡缘结成的圈子，便于彼此获得社会支持，围绕每一个品种，都有各种叠加的关系和说不完的故事。一位商户曾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用以说明他对“关系”的理解。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德国，有一家犹太家庭面临纳粹的迫害，全家人集中在一起商讨去那儿避难。围绕寻求不同的求助对象，家庭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向多次接受自家帮助的家庭（A家庭）寻求帮助，另一派则主张去曾多次帮助自家的某家庭（B家庭）避难，最后很难达成一致，不得不分开寻求避难。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去A家庭避难的成员被出卖了，反而是去B家庭寻求避难者活了下来。最后他说：“帮助别人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别人的帮助，虽然在关系中他欠了你一个人情，但是他还不还则是他的权力，你不能指望他，反而是那些帮助你的人你要好心记着”。在项飚的“浙江村”调查中，他强调“大人物”的作用，强调关系之间的“锁住”，但这个故事呈现给我的寓意是更多地注重在市场行为中的声誉。 “说白了我们就是牙侩”，记得在一次访谈中，某商户对我说。“牙侩”是汉朝至隋唐时对为买卖双方说合、介绍交易并抽取佣金的商行或中间商人的称呼。很多商户声称，农产品生意不需要什么知识，“什么都不用学”，但是商户们又对自己掌握的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又津津乐道，并认为“水很深”。不仅要把握市场变化，而且也要关注天气情况。某商户曾对我说，“你看这每车三十万吨的橘子，赶着了时间，它就是北京人餐桌上的高档水果，若遇到路上连绵雨天，市场上货较多的时候，它就是烂垃圾，你自己还要花钱雇人去扔”。“在市场，一车货亏三十多万，再正常不过了，心脏不好的人这活儿不能干”。几乎没有商户能同时经营多个品种，最多3-4个品种，品种多也就意味着风险大，只要把一个品种做出品牌来，那就几乎可以做到稳赚不赔了，所以市场中有名的商户都以主营单个品种而出名，如 “西瓜大王”“香蕉大王”等。一位典型商户的日常
午夜12点前后，随着空运的高档农产品进场，冷链运输车、冷库中的货品也就布置到各自的交易区，这些货品直接由产地直供或采购，一级批发市场的交易随即开始。交易持续到早上4-5点钟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因为这时候北京的二级市场、蔬菜水果连锁店、超市、餐饮企业等已到市场进货，持续到天亮，这波采购高峰会过去。继而就是发往东北各省、山西、内蒙等二级市场的出货，这些批量的货走完后，剩下的交易相对比较零散，一般持续到中午，一天的交易就结束了。早些年入场的商户回到租住的新发地自建的“经营者乐园”的家中休息，这里有一千多套房子，也离市场较近，有较好的配套设施。晚上时间，生意规模较大的商户，一般要接待客户，参加各类应酬。应酬结束，短暂休息，午夜时分，迎来新一天的交易。如果晚上应酬迟了，可在早上4、5点钟到市场，而家人或员工照样要在夜里12点前后到市场按期开始交易。常年的熬夜和睡眠不足，也为这部分群体带来了健康隐患。一位改行做其他生意的商户曾告诉我，“这生意太熬人，我受不了，我的高血压就是这么熬夜熬出来的。”这几年，随着新发地的“内升外扩，转型升级”战略的实施，商户们的管理也逐渐进行了升级，几乎都以公司化经营。企业壮大后，不仅要注重管理，还要向上下游拓展，构筑稳定的供货基地，拓展更多的客户。特别是在“精准扶贫”政策和“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很多商户“走下去”，到贫困地区建立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给当地提供种子，做定向种植，定向回购，解决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产生了很好的效益，已在全国19个省建立了扶贫种植基地；走出去方面，新发地商户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基地，办加工厂，带动当地农业发展，促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此外，通过市场巨额吞吐量，也多次协助解决了全国个别区域农产品大量滞销的问题。这些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新发地的创富故事
农产品市场本身不参与交易，只是提供交易场所和服务。超大型的批发市场有利于商户之间的充分竞争，有利于信息的流通，也有利于政府的的调控。在新发地市场发展之初，农产品交易的进入门槛较低，资本回报率低很多企业不愿意涉足，这为普通进城农民提供了发展机遇，愣是用小板车推出一家家公司、一个个品牌。一位新发地工作人员曾告诉我，“新发地这铁打的营盘凝聚起了流水的兵。很多蹬着三轮车卖菜的农民，十几年后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从新发地创立到现在，从新发地走出了60多名县、市或者省一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连我们的保安队伍里，也走出了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以新发地“西瓜大王”潘孝海为例，从1998年到新发地市场开始，多年经营打造出了“鹏程万达”的品牌，许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鹏程万达”西瓜品牌。这位“西瓜大王”先后组建了种子研发团队、西瓜种植团队，又分别在海南、缅甸、越南、山东、内蒙、东北、俄罗斯租了地专门种植西瓜，做到了“一年四季，西瓜不断顿”。据媒体报道，“鹏程万达”西瓜占了全国反季节精品瓜市场的七成。他曾经跟我讲过他在北京打拼的经历。“我小学都没有毕业，因为交不起学费就辍学了，18岁没了父亲，母亲身体不好，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嗷嗷待哺。在家看不到希望，当时下了决心一咬牙就奔到了北京。刚到北京那两年,我在永定门货场帮人卸西瓜。一车皮的西瓜10万斤，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一天能挣二三十块。我是个心细的人,很快发现了商机，那年头老百姓没现在这么富裕，不到三伏天,舍不得掏钱买西瓜。冬天水果就更少了，西瓜是稀罕物, 好西瓜买不起，但挤了压了，磕了碰了的只要降价卖，还挺受欢迎。于是我找到老板说, 工钱我不要了,你把那裂口的瓜都给我吧。从那时起，我白天卸西瓜、晚上就卖裂口的西瓜，一车瓜，一两个小时就卖光了, 一天能挣一二百块呢，当时吓了一大跳，没想到能赚那么多。”就这样，潘孝海赚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桶金。徐柱的“旺达玉柱”公司也是新发地孵化的另一品牌企业，其旗下的“悠乐果”品牌享誉市场。他先后将新疆的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陕西周至的猕猴桃，广州四会的沙糖橘，云南的红提、雪桃，辽宁海城的南果梨等全国优质农产品带到北京市场，并在陕西周至建立了3000吨冷库。在全国各地建立收购终端，在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建立种植基地和加工厂。构建了以北京为销售核心终端，遍布海内外的农产品采购体系和和分销网络，几年前年产值已达到15亿元。像这样市场孵化出的品牌还有很多。我熟知的一位经营火龙果的商户俞总对我说，“说来可笑，之前我在兰州一家塑料厂工作，塑料厂兼并重组后我也没法干了，只好在老家收人参果，然后卖给北京的水果商。08年我到北京新发地收账，结果欠我钱的水果商跑了。当时看到这样一个大市场，觉得市场人气很旺，做生意也应该不错，就这样，帐没有收到，反而把自己留到了新发地。刚开始也没有多少钱，只能露天摆个小摊，慢慢发展下去，有了铺面，能发展到现在连我都想不到。”前两年我了解到他在市场的年交易量已达到500-600个货柜，货品从越南种植基地装柜，从广西入关一路冷链运输到新发地，然后发往北京几个连锁超市及东北、内蒙、山西等周边省份二级市场。但是农产品的价格受产地、供求、天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特别近几年受“农超对接”、“农场直供”的冲击较大，经营也面临压力。移动互联网兴起后，一部分大宗批发已绕过批发市场，也对未来经营形成一定压力。疫情与新发地的未来
与2006年我最早见到的那个“杂乱”的市场相比，今日的新发地市场整洁、有序，一座座交易大厅拔地而起，已摆脱一种“城乡结合部”的观感。这次疫情是一只突然飞来的“黑天鹅”，对商户、市场都有一定影响。疫情之后，未来农产品市场的发展，仍然充满机遇。大型市场要注重技术升级，在食品安全、物流、仓储、结算等多个方面更好地使用现代技术，特别是在5G时代来临后，农产品流通更要与大数据产业结合，以此促进信息更高效流通，不过随之而来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可能为进城农民关上这扇创富之门。此外，农产品种植受气候，供求、仓储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大型市场要充分利用现代金融手段，探索为商户提供风险对冲的措施或保险产品。随着“蒜你狠”、“姜你军”此类现象的出现，资本已盯上了农产品流通领域，无疑新发地是这个领域的翘楚。多年前新发地曾寻求上市，但相关部门对资本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据说新发地市场也引入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新发地“内升外扩”战略实施后，在全国多地建立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使新发地形成了以点带面的效应，这有利于新发地更好地发挥对首都的保障功能。北京的农副产品价格一直维持相对稳定和相对便宜，可以说新发地功不可没。市场型社区：城乡互动关系的一个特例
为什么新发地能由一个占地15亩、管理人员15名、启动资金15万元、连围墙都是铁丝网的小型农贸市场，发展成亚洲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除了找准了自己“菜篮子”、“果盘子”的定位获得各方面支持外，我觉得，新发地与商户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扮演了重要作用，成为“市场型社区”不断拓展的动力和内在的特质。对于一个承担着北京“菜碟子”、“果盘子”的超大型交易市场来说，保证商户的人生安全、交易安全，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无疑是基本条件。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就曾亲自到内蒙某农产品市场做生意，认识到交易安全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等规章制度，并对市场治安管理、员工管理作了明确的规定。市场的逻辑是秩序和效益的逻辑，但市场的壮大也离不开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的共同努力。对市场来说，商户就是上帝，对商户来说，好的市场不仅是生意上的机遇，也是情感上的一种归宿。新发地有句话：“请不来，叫不来，赚钱准来；轰不走，赶不走，赔钱准走。”很多商户发财了，都感恩市场，在我的调查中多次听到市场为商户解决困难的例子。一个十万人的市场型社区，一个人口主要为进城务商农民为主的社区，围绕各种农副产品的交易，其衍生出的关系错综复杂。考究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会发现一个个圈子的重叠、交汇乃至冲突。这里面既有规范化的组织，譬如各级政府、市场层面组织的行业协会，也有非规范化的圈子，如依据地缘组织的老乡会，甚至一次顺利的交易，一次欢快的宴饮也会形成圈子。而这些组织和圈子，正是进城务商农民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虽然绝大部分进城农民的雇佣是发生在工资、环境差，没有保障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缺乏机会或上升渠道。有些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劳动者，也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并有很高的收入预期。在研究中我也留意到，许多小经营者，比如路边卖玉米、卖茶叶蛋的商贩，每天的收入可能是高档写字楼白领的好几倍。这正是市场的力量，市场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一种消弭城乡鸿沟的力量。即使有“先赋”的户籍因素，但一部分进城农民的城市化实践，是可以跨越城乡间的巨大屏障，至少在经济地位上可以越过这种区隔。正如一位商户曾对我说：“户口，无所谓了，你看，我在任何方面都比的上城里人，甚至超过老北京”。另一位农产品经纪人也对他自己的城市生活津津乐道: “虽然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不过7年,可是在我心里早已把北京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过去吃不惯炸酱面，现在我自己做炸酱做得倍儿棒。我有了养老保险，我的孩子也在这里出生、成长，未来还要在北京上学。”在整个调查和撰写论文期间，让我深深感动的是我的研究对象——进城务商农民，他们的城市生活史充满着开拓的激情和丰富的色彩，他们勤劳、踏实而自信，当真正贴近他们的生活时，才能感受到他们蓬勃向上的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将给更多的进城农民以施展抱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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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尤永红目前就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暂派驻非洲马拉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题图：新发地市场，2008年12月。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