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产力作为唯一指标，儒家文明、科举考试还有什么意义？人类在三千年里毫无进步吗？
采写丨黄锫坚 闫桂花
“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 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教授用这句貌似武断的话概括了历史的全貌。2013年，在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克拉克语出惊人。之所以有此论断，是因为在他看来，在公元1800年之前的三千年里，全世界的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化，此后才开始大幅增长。人类在漫长的三千年里毫无进步吗？人均收入这类生产率指标可以衡量一切文明的进步程度吗？发展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明、一千多年的玛雅文明，对生产能力一点帮助都没有吗？按此标准，中国的科举考试还有什么意义？四书五经最后都是无用的吗？针对克拉克的论断，量化历史讲习班的发起人之一陈志武教授，给自己提出了一串疑问，并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从金融到量化历史，从经济学到中西文化的比较……花费十多年时间写就的《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汇总了陈志武的所有回答和思考。在他看来，太多西方学者以生产力的尺度考察人类文明的变迁，但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应对风险的能力，即风险应对力。在以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为坐标而建立的参照系中，陈志武重新梳理了中西方的发展路径。他认为，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所需的制度环境和信任文化，早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在不同文明的风险应对选择中埋下了伏笔。中国主要靠以血缘关系为基石的血缘网络而构建，而西方在血缘关系之外，发展了另一套风险应对体系——基于社会组织，尤其是一神教，打造的跨期互助网络。商业革命以来，尤其大航海时期之后，这套网络对外扩张，发展出了金融市场所需的法治制度、信任文化等等。不过，无论是以血缘为主的宗族网络，还是血缘＋宗教的安全网络，在今天已不是主流。在经历40年全球化后的今天，尤其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大市场+大政府的模式已经在全球各国越来越壮大。近日，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陈志武表达了对这一趋势的关切和忧虑。陈志武是大众熟知的金融学专家，曾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现在是香港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及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过去20年一直从事量化历史的研究。《文明的逻辑》一书就使用了大量的量化历史数据和案例。全球化的辉煌已过，如今我们正处于全球化收缩、地缘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用陈志武的话说，越来越像1930年代二战爆发之前。某个政治人物的选择、某一个荒唐的决策，都有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但他自认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相信，这只是短期的迂回，只要人类想要活下去、且活得更好的愿望不变，人类向着文明前进的步伐就势不可挡。
正午：您以往的文章大多集中在金融和经济学领域，而最新出版的《文明的逻辑》一书，更类似于《人类简史》、《枪炮、病菌与钢铁》或福山的著作那种宏大视野。为什么会从经济学和金融拉大到历史的尺度来做研究呢？陈志武：可能跟年龄与阅历有关吧。就像历史学家黄仁宇，三十多岁时他还在部队当兵，如果那时候让他做后来的大历史研究，肯定比较难；但从军的阅历对他后来的研究肯定有很多借鉴和帮助。我当年做金融学、经济学研究时积累的方法和习惯，加上小时在湖南农村的经历，都为后来的研究做了铺垫。大概从20年前开始，研究金融和经济越多，我越发现，要真正理解金融和经济，需要探究一些更深层的关于人、关于社会的问题。人的行为、市场的发展，为什么在不同国家经历如此不同？为什么有的国家会比较顺当地推出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文化等，而另一些则不然。特别是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包括法治环境以及相应的信任体系。从那时开始，我就往制度、体制、政治、文化等方面做思考。后来发现，要想理解这些差别，回溯到二战时期不够，还得往前追。先是追到中世纪，发现还是没办法完全搞清楚各国间的体制、文化、价值观和信任环境的差别；后来认识到，至少要追溯到轴心时代，甚至史前时期，必须从东方、西方几千年前就一些基本的解决生存挑战、建构社会等方面做出的选择中，找答案。过去十多年，一直在准备《文明的逻辑》这本书。在风格定位上，以前纠结于以某种简单方式把我要讲的东西讲清楚。后来发现，《人类简史》的风格比较好，它不是按编年史的模式写，而是每章一个主题，把今天和过去的历史穿越起来讲。除了《人类简史》，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以及福山的著作，我也蛮喜欢。但福山和贾雷德·戴蒙德的书，更多还是像一般的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戴蒙德，是典型的从科技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整理人类的演变历史，梳理人类几万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与此不同，我在《文明的逻辑》一书中既考虑生产率，更考虑人类是怎么通过创新去应对风险挑战、提升风险应对力的。而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不同，它只强调生产能力的提升，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是如何变迁的。我是借助生产力和风险应对能力这两个维度，来重新梳理人类过去1万2千年的文明化发展，以及什么时候西方跟东方及其他社会出现了大分流。正午：您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概念和逻辑，能否简单解释一下“生产力”和“风险应对力”这两个概念？陈志武：“生产率”或说“生产力”，英文是productivity。由于工业革命把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这个改变实在太大，以至于深深影响了19世纪上半期以来西方学界判断历史、对比文明的视角，包括如何看待中国。从19世纪初的黑格尔开始，到往后的“李约瑟之谜”（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一个迷思：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很多，但宋代之后变少，尤其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编者注），还有20世纪早期的韦伯等，大批欧洲学者都戴了同样一副眼镜，或者说用了同一副坐标，即生产能力有多高，来评判全世界各种文明，如儒家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或者玛雅文明等。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Joel Mokyr甚至走得更远，他在最近出版的A Culture
of Growth一书中认为，知识和文化是否有用，关键就看对提升生产能力、对个人的收入是否有帮助。如果有，则是有用的知识；反之则无用。如果按照这个指标，儒家文化就是无用的，因为它的出现和发展并没提升中国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下乡，农民子弟也有资格参加，整个中国社会，从小孩开始直到三四十甚至五十岁，学了一堆四书五经，到最后都是无用的？在同样的标尺下，玛雅文明，发展了一千多年，对生产能力也没帮助，那完全是浪费时间吗？我是学金融的，金融学强调风险和收益，不能只谈收益回报的高低而完全忽视风险的高低。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人们的收入高低、物质产出多少，这个虽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活是否有安全感，是否随时受到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冲击。现在的生物学研究认为，一个人要活下来，一天大概只需1500-1600卡路里就够了。所以，活下去所需的物质消费并不多。至少从孔子开始，甚至可能早到西周初期的周公，儒家及其他文人最重要的关怀一直放在解决风险挑战的问题，怎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来分摊风险，减少不确定性：老了是否有保障？生病了是否有人关照？碰到天灾人祸，一家人或族人之间，是否可以保证每人每天至少能摄入1500-1600卡路里？如果能做到，社会就可以完善、和谐了。因此，生产力重点度量的是物质生产力，强调的是人征服自然世界、驯化自然界，摸清自然世界的各种规律，推出新的科学和技术，运用改善产出的新型生产工具。而风险应对力更多度量的是，人建构人的世界的能力与程度，看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做到合作互助，进行可靠的跨时间跨空间的交换。前者反映人类征服物理世界的能力，后者反映人征服人的世界的能力。如果通过文化创新、社会组织的创新，以及其他创新，能够把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等建构得很好，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跨期互助的程度、风险分摊的程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人们就可以过上非常安全的生活。也可以说，人的生活有常态和非常态。常态时期有常态时期的挑战，就是提高物质产出，是锦上添花；而非常态时期的挑战往往是如何活命的问题，性质上远远更严重。比如天灾人祸风险事件发生了，人们面对的是饥荒和暴力造成的苦难。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前，相对而言，因应风险挑战带来的文明化发展远超因应生产力挑战产生的文明化进程，活命需要总是比锦上添花更加迫切。正午：很多人认为，理工科，包括经济和金融等学科，是能提高生产率的学科，而文史哲则属于没用的学科。在您的框架里，文科是一种提高风险应对力的学科吗？陈志武：是的。理工学科基本都是直接对生产力有影响的，而文史哲对于建构人的社会、建立并维护规则秩序更重要。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有用的知识，人力资本不能只从物质产出的角度去定义，把人的社会建构好、强化人际合作互助的知识和能力也是有用的。两者对人类总体的幸福感、生活安全度都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通过《文明的逻辑》这本书，让学文科的人感到，自己对社会也有一砖一瓦的贡献。
正午：您在书中对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展开了讨论。在您看来，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西欧之间有哪些具体差别，是不是影响了后来各自的现代化进程？陈志武：彭慕兰的书是典型的基于生产力来梳理、对比不同社会的历史演变的。完全基于物质生产能力、人均收入多少，来对比中西在工业革命前后的差距，结论当然会是“大分流”发生的很晚，是18世纪后期才出现。但如果我们引入风险应对力指标的话，中西方的大分流应该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将近2500年前，中西方就开始不一样了。从孔子时期开始，中国最看重的是基于血缘、基于名分等级建构人与人间的责任义务关系和社会结构，到汉朝独尊儒术，再经过隋、唐、宋、明、清的不断强化，使得中国社会完全要靠血缘网络这个体系来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安身立命等风险需要。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至少宋朝以来，儒家宗族、儒家文化影响越强的那些地区，人口密度越高，婴儿死亡率显著更低；受灾害冲击时，这些地区的人食人频率就会更低，暴力死亡更少，等等。所以，从汉代开始，特别是经过唐宋的强化，儒家文化被具体化到操作层面，包括建宗祠、修家谱、设义庄，还有宗祠里面的定期祭祖仪式等，一系列创新把中国人的生活安全度不断提高，实现了孔子的愿景。我们做的研究也发现，借助命案发生率、暴力发生率这些指标，截止到18世纪后期，中国社会都比欧洲更安全、更和谐稳定，暴力发生率比同期欧洲的要低很多。当然，彭慕兰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中国一下子比欧洲落后了很多，出现了基于生产力意义上的“大分流”。但是，他没有考虑到风险应对力指标。如果把这个指标考虑在内，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比西方社会建构的要差，甚至在有些方面，可能比西方社会建构得更好，社会底层生活得更安全。这方面我有很深的感受，比如从1986年我到美国耶鲁留学，多年来往中美之间。我发现，如果在纽约或其他美国城市，半夜以后，走在路上真的会担心，会不会有人从背后捅我一刀或者抢我的东西。但在中国，不管是长沙，还是北京、上海等，哪怕是半夜三更在街上走，一点也不会有这样的担心。这些具体的经历让我看到，在社会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方面，儒家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而在风险应对力方面，西方做出了哪些选择呢？从轴心时代开始，他们的选择又有哪些特色？实际上，在基督教出现并重构欧洲社会之后，欧洲人能够依赖的、解决风险挑战的选择，比中国人要多很多。除了血缘家庭，欧洲后来又有了基督教教会，教友之间的资源共享与风险分担程度非常显著。而在历史上，中国人虽然有佛庙可以依靠，碰到灾荒、战争冲击时，可以到庙里喝一碗粥、甚至住上几天，但由于佛教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太低，佛庙发挥的作用远低于基督教教会在欧洲人生活中的避险作用。所以，彭慕兰关注的“生产力”大分流是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而实际上，在应对风险挑战方面，中西分流至少要往回推两千年左右。从轴心时代以来，中国选择基于血缘网络，而欧洲选择基于血缘加宗教网络，应对风险挑战。长此以往，中国人只信任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欧洲人，除了血缘关系可信外，也能信任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另外一个结果是，由于欧洲社会很早就依赖超越血缘的社会化网络解决人际合作互助，他们在超血缘的制度建设方面，就发展得很早；比如，欧洲的三权分立制度建设，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特别是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开启了更大规模、更长距离的海洋贸易浪潮之后，贸易风险大大升高。那么，怎样才能在更大的社会、更多的人之间分摊风险呢？怎么让外部投资者愿意参股并分摊风险呢？这就逼迫欧洲人发明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制度，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实现融资、在大范围内分摊海洋贸易风险。总之，欧洲社会很早就有了在陌生人之间分散风险所需要的制度架构，制度基础已经在那了。但在中国，即使到了19世纪洋务运动时，我们的先辈们发现，发行股票、债券都可以学，但发行以后，没有现成的制度基础去保障投资人的权利、收益。在中国，我们只知道怎样处理宗族内部的权益和义务，没有建构超血缘制度架构的经历。正午：您在书中提到很多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中国元明时期的贸易发展和宗教有哪些关系？陈志武：书的第九章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对比了一神教文明跟儒家文明的优势和劣势。这是研究海上丝路的学者以前没有做过的比较。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两个一神教都呼唤信徒去五湖四海传教，让地球各角落都是它们的信徒。尤其是对于信徒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清真寺都一样，不管在麦加还是广州，只要一进去清真寺，穆斯林就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至少在精神上如此，敬拜的都是同一个神。这就是为什么一神教对于扩大海洋贸易的范围与规模，建立全球信任网络，十分有利。而儒家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强调落叶归根，所以，即使唐宋时期有人远游到印度取经或经商，明朝郑和下西洋七次，都没有华人在沿途定居成家。这跟唐初为传教来到广州等地的阿拉伯穆斯林完全不一样，他们不仅在华成家定居下来，其后代也落户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地。因为我们祭拜祖先，只有在自己老家的祠堂才有祖先牌位，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祠堂不可以在异国他乡重建，就算在纽约或其他地方建起来，也是不管用的，只有回到老家才算数。这就大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兴趣，即使去了，也不能在那里落根成为当地的居民，而是一有机会就还是要回老家。我一位朋友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事业很成功，现六十多岁了。他跟我说，要开始琢磨回山东老家的问题。你看，即便对现在的他，叶落归根的观念还这么强。我打趣说，到底是孔子故乡出来的人啊！很多西方人对此不理解，比如从欧洲甚至印度等地移民到美国的人，他们自己，尤其是后代能很快扎根于美国，跟当地融合得很好，但中国人则特别想再回老家。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儒家人不可能开辟全球化，海上丝路发展了差不多两千多年，也没能把中文语言及其文化留在沿途社会。而近代之前的南洋华侨基本是因为国内叛乱失败，不得不往南逃命而去的，并非基于自愿的移民。海上丝路历史真的是很好地折射了儒家文明跟一神教文明的差别。正午：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在城市长大的，很少人会对有宗族和祠堂有很深的感情吧。陈志武：现在的中国社会，的确没办法靠宗族了，很难再恢复，我们只能靠公司和政府。对于东亚社会，一个是大政府、另一个是一定程度上的大市场，两者的组合是未来，很难想象会是其他的路径，虽然这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官方也希望恢复儒家文化的地位，比如像我老家，80、90年代又开始修族谱，然而很遗憾，族谱可以修，祠堂却没办法再建。我在茶陵乡下长大，小时候的成长经历跟宗祠分不开。湖南雨天多，一下雨哪里都不能去，我们这些小孩子只好在祠堂里玩，更不用说红白喜事等，大活动都在祠堂里进行，祠堂是宗族生活的不可分割部分。而今天城市化后，大家都在城市生活，房价又那么高，即使想恢复宗族，重建祠堂也很不现实。再加上人口流动，你在哪儿生活工作，和你在哪里出生，已经没有太大关系。所以，重新强化宗族关系也只能是一个愿望，不太可能成为现实。更何况，50年代把原属于宗族的义田、学田全都集体化了，宗族就不再有经济基础，也就难以恢复其凝聚力。刚才也谈到，中国没有基于信仰的社会互助组织的传统。很多人会说，佛教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吗？但实际上，佛教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很低，更像一个迷信体系。简单来说，一神教，比如基督教，至少每周周日要做一次大的礼拜，教友相聚；穆斯林一天五次祷告，每周五还要到清真寺，做一次大的礼拜。这些频繁的、定期的礼仪要求，不仅增加宗教对教徒生活的控制，而且强化教友信任共同体的内聚力，加强信徒之间的风险互助。如果说宗族能实现血缘亲戚间的资源共享和分摊，那么，教会使超血缘的教友间也能达到风险互助的效果，而且是在更大范围内的风险互助、资源共享。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佛教有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家里有人生病了，或者想生个儿子，就每天到佛庙烧香拜佛；但是，等病好了，儿子生了，就跟佛庙拜拜了。等到下次又有需求，再去庙里烧香。佛教的信教成本太低，造成更多有需要的人才去拜，而不是真正虔诚的信徒，佛庙对这些人没有任何控制力。所以，中国社会即使有佛教的影响，但基于佛教的社团组织要么建不起来，要么就很弱，难以给人们提供避险救急服务。到最后只剩下两个可能的依赖：一是政府，不管是福利国家意义上的政府，还是货币、财政意义上的政府；再就是市场。当然，实际上美国和西欧社会也是在往同样的方向走，就像加文新教的社会，比如英国、荷兰，以及美国、加拿大，他们解决风险挑战的手段，主要不是靠家庭以及血缘网络，而宗教组织在这些社会里发挥的风险互助作用，也在快速下降。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高度依赖宗教组织和市场以及小政府的这些国家，也在快速朝着大政府加大市场的方向走。到今天，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政府在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角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上升，市场的作用相对来说被挤压。一些宗教、血缘组织在疫情期间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这些社会自组织的作用在这次疫情期间也下降了。其中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提供的福利支持实在太多、太具体；所以，很多人发现，与其依赖亲戚网络和教会的帮助、市场化金融工具，还不如依赖政府寄来的支票。这是非常值得学者去思考的一个趋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那就不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太大，连传统的、最崇尚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也在向这样的一个总体架构靠拢。
正午：您如何评价青年人的消费和投资观。前几年很多人消费贷，而现在很多人以提前还完房贷为荣。您会给政策决策者和年轻人提哪些建议？陈志武：对于一般人，年轻时是一辈子收入最低、但又最需要花钱的时候，而年长时是一辈子收入最高、但花钱需要却最低的时期。如果能有一些金融工具，让一些收入前景比较好的年轻人，把未来一些收入搬到今天来花，对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通过金融工具的支持，可以把一辈子的幸福最大化。对于整个经济来说，这样做也能刺激更多消费动能。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年轻时，每多做一块钱的消费或者投资，能带来的边际效益是一辈子中最高的，所以应该多在年轻时投入。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讲，不应该去打击借贷消费的行为和提供这些便利的公司。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帮助一些年轻人，甚至中年人，把未来的部分收入转移到现在来花，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做更多的创业、做更多的投资。有很多研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数据都表明，有一些月供压力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压力会逼着你多去努力，去创业，来改善你的收入前景。当然，中国未来很难重复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从经济学和量入为出的原则讲，人们应该做一些调整，不能像以前那样加杠杆。比较合理的借贷，肯定比以前的预估要下调。不过，有的人和行业，也许不管未来经济如何，还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比如很多高科技行业，无人机、发动机等，另外像公务员、金融业，未来不管经济如何，机会也不会完全消灭。有特殊才华和天赋的人，他们的前景也会蛮好的。这些人可以多负债一点，让他们的人力资本在今天得到更好的发展。正午：您对近几年中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怎么评价？陈志武：我历来就认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管制太多，导致一个四不像的局面。监管部门对于从业者的操作做那么多微观的管控，特别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窗口指导——你什么时候可以卖股票，什么时候必须买一些金融产品，什么时候必须支持地产行业、给他们放贷，什么时候又坚决禁止对房地产行业放贷……到最后，这些监管部门就跟计划经济时候的财政部、物资部没什么区别。我以前也经常说，如果管制太多的话，金融行业还不如关掉，让这么多人浪费这么多青春，浪费这么多社会资源，搞出的所谓金融市场，实际上完全是一些监管部门操控的交易行为。金融市场的本意是给自由社会的自由人提供各种工具，让他们为自己安排好生老病死方方面面的风险需要。如果监管那么严、那么细，金融工具本身就变形变味了，到最后成了四不像的存在。它们的意义就大大削弱，甚至事与愿违。
正午：您如何评价今天的国际金融秩序，比如央行的应对水平，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发展？陈志武：我在书里谈到，19世纪中期，英国发明了中央银行及其操作手段，作为最后的贷款人。但今天，我们显然看到，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各个国家的央行都是没有任何上限、任何约束地发行钞票，使得美国、欧洲、日本（日本还好一点）等主要发达国家，都面临很强的通货膨胀压力。从1986年到今天，我在美国前后生活了30多年，从来没经历过今天这么大的美元购买力贬值。所以，一旦一国的央行百分百控制着货币，而且对货币发行的制约相对较少，就很容易出现钞票滥发、通胀压力大升的局面。因此，有必要让一些非主权货币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以便对主权货币掌控方造成一些约束，至少让他们面临更多竞争压力。工业革命以来，不管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商业市场的跨国扩张，还是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的发明和发展，对于解决人类面对的自然风险挑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把自然风险挑战基本解决好。现在即使是发生旱灾，我们也不用担心北方游牧民族会攻打中原，攻打到北京，因为商业市场、运输网络高度发达了。即使哪里有天灾，商人也可以把生活问题解决好。但是，在解决了自然风险挑战后，人为风险是当代社会面对的最主要挑战。所以，我在书的后一部分也谈到，这个趋势（人为风险）对人类的总体文明化进程、福利，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好听一点的回答是，“有待观察，有待观望”。在重新变好之前，我觉得可能会经历一些波折。所以，今天世界上暴力的回升，不管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风险，都在上升。之所以有这些现象，是因为把资源和权力过多集中在各国政府之手，而且对权力的制约又不一定到位。这是今天的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
正午：研究量化历史这么多年，您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持什么态度？陈志武：我是非常乐观的。短期的迂回摆动，在人类过去几万年甚至于最近两世纪的历史中，的确时有发生，这也是人性的必然。我在书中引用了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的很多数据。比如，人类的战争死亡率、一般命案率，过去几千年总体上一直在下降。这些变化真的了不起。所以，如果我们把关注的时间轴拉长一些，拉到百年甚至千年，就会发现，人类往文明化方向前进的步伐是势不可挡的，尽管其间会出现一些短暂波折，就像二战，死了那么多人。如果只以二战那几年来判断人类的未来，肯定会压抑、绝望。但现在回过头看，总体上人们很快又回到了文明化的轨道上。我相信，这次不会不一样。人类文明的大趋势改变不了，虽然短期内一些具体的人为决策失误，或者一些荒唐的价值取向等，都可能给人类带来迂回和苦难。就像我书里写的，人类最靠得住的一点是：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只要这个愿望存在，人类总的方向就是乐观的。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陈志武，中信出版社，2022-3
ISBN: 9787521739800
题图，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方舆古今图，1800年
来源：MacLean Collection Map Library
https://collections.leventhalm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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