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的中美战略博弈与中国对美战略》
现代国际关系
2019年第3期
《新阶段的中美战略博弈与中国对美战略》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所长
内容摘要
中美关系在百年变局中必将经历深刻复杂调整，双方战略博弈在所难免。在此过程中，由于美国自信下降和焦虑感增强，其对华政策可能更加激进，对竞争的强调或超过对合作的寻求。博弈过程中，中美两国各有优劣势，短期内美国优势突出而中国相对被动，中长期看两国优势将渐趋平衡。中美战略博弈将是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发展的主轴和决定性要素，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为因应新的现实，中国需做与时俱进的战略调整。若得到恰当引导，两国博弈将有助于纠正国际秩序失衡，实现中美两国及世界各国的共同演进。
2018年中美之间规模空前的贸易摩擦以及与此相伴的各种颇不寻常的复杂互动，使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成为世人最大的追问。过去几十年中，中美关系虽然起起伏伏，但总体趋势是积极的。如今人们却不免心生疑惑：看似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遭遇各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强力抵制，中美合作的国际环境是否已经难以维系？国际舆论有关中美两国在经贸、科技、社会领域日益“脱钩”的担忧，是否预示着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础正在松动？美国府会、两党、政商各界充满敌意甚至有失理智的对华表态，以及中国方面极力克制却也绵里藏针、柔中带刚的对美回应，是否意味着两国战略选择的重大改变？所有这些疑惑，正日益削弱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未来的信心。可以说，中美关系前途的不确定，以及对中美关系信心的下降，已成为影响两国自身发展和世界和平繁荣的巨大阴云，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首要战略问题。为此，本文从国际环境的变化入手，对中美关系调整的原因、方向及其必然性进行分析，并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手段进行勾勒；在对中美互动中各自的优劣势进行对比后，本文还就如何重塑中美关系提出一些对策思考。
一
百年变局中的中美战略博弈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推动中美关系在颠簸震荡中脱离旧有轨道、进入全新阶段的决定性因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稳定，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乐观的信念，即认为正在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将很大程度上缓解不同政治制度之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各国精英和平民阶层之间以及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现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无论是不同国家和集团之间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还是各国内政的纷繁乱象，以及各国在应对内外挑战时的所作所为，都意味着现有国际体系已进入非变不可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中美关系构成直接影响，使两国既有关系模式难以持续。
（一）百年变局突出体现为全球治理的严重困境，这种状况促使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大国之间围绕国际秩序转型展开激烈博弈。全球治理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客体（有待治理的议题）的“超国别性”与治理主体的“国别性”之间的矛盾。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化大生产全面铺开，但全球治理体制仍主要立足于二战后建立的一系列机构机制，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导并带有明显的食利性、等级化和排他倾向，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因利益差别而成效不彰，使各种经济性的（如金融危机）、安全性的（如恐怖主义）、社会性的（如贫富分化）、生态性的（如气候变暖）全球性难题日益累积。这种相对落后的秩序安排又反过来拖累了世界经济发展，加剧世界经济体系的失衡和全球长期停滞的风险，身处其中的主权国家也因此成为受害者。面对这种状况，各国本应合力推进“更有管理的全球化”，强化国际协调以增进全球治理的效力、覆盖面和权威性；但由于各国普遍存在的内部困难制约了其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加之各国处境分化、目标各异，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重点、方式和进度方面主张参差不齐，很难形成一致认可的权益分配安排和新型治理架构。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
国际体系的失衡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予以纠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对大国而言，合作难免充满重重障碍，竞争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既然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全面好转，对市场的争夺难免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方面。一方面，各国可能会加强保护本国市场、要求他国开放市场、拼命抢占国际发展空间并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甚至动用排他性措施在不断缩小的蛋糕上尽量切下较大的一块；另一方面，在培育新一轮经济发展动力，例如人工智能、自动化制造、新型通信技术与生物技术等方面展开白热化竞争。既然国际秩序的转型注定发生，各国会更加积极进取，努力在变局中挖掘机遇；转型到底体现谁的意志、维护谁的利益、按照谁提出的议程加以推进，成为大国竞争的另一焦点。更为深层的是意识形态之争。无论是对国际秩序转型的愿景设计还是具体的规则倡议，背后都有一套哲学和价值观支撑，因而国际秩序转型必然触发冷战结束以来“尘封已久”的国际意识形态纷争。中美两国将不得不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适应对方。
（二）大变局之下，中美两国内政走向的变化也必然波及两国关系。为消化本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累积的内部问题、维护战略自主性并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美都将建立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更加广泛的政治共识、更加健康的社会结构和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并将此作为新一轮国家转型的目标，力争校准本国在外部世界的关系，确保国家可持续发展、更好维护本国长远利益。与过去几十年中美都乐于奉行“国际主义”原则不同，两国此轮转型带有“国家主义”特征，均对经济自主、政治安全以及社会稳定予以更高关注。
在美国，“美国优先”口号尽管因带有民粹色彩而遭致广泛批评，实则折射出十分广泛的民意倾向，反映出民众对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走得过远的深层不满。美国要实现新一轮转型，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维持科技优势、做大“美国制造”，从而维持高额利润、拉动本土就业。这种转变使美国对双边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科技政策以及所谓中国央企“不公平竞争优势”的抱怨迅速增加；美国对自身经济安全尤其是产业链安全的担忧，使美国对中国输美科技设备和对美科技投资更加警惕和抵制；以往运行顺畅的中美人文交流与科研合作，也被怀疑是“干涉美国内政”和“非法窃密”。凡此显示，美国在国家转型中的意见分歧和政治斗争可能随时波及中国，使美国处理对华关系时呈现较大的波折反复。
在以往力推改革开放、聚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此轮转型将建设更加成熟完备和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国家形态作为重点。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力强化党的建设，为反腐（政治）、转型（经济）、脱贫（社会）、治污（生态）、正心（文化）、拓展（对外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相关立法和政策，设立相应机构机制，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重要战略事项，力争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及各领域事务。这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加重，并感受到切实冲击。随着中国资金和技术逐步充裕及本土企业竞争力增强，中国开始寻求向产业链高端转型升级，更注重自主创新和产业安全，过去几十年来西方企业在华的超国民待遇和高额垄断利润越发难以维系；中国依法加强社会管理，一些在华活动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亦抱怨行动自由大不如前。着眼未来，中国在过去40年基础上开启新的改革开放，明确宣称“不该改的坚决不改”，为国家形态演进设定前提，更加重了美国的不适。
过去40多年里，两国均看重双边合作关系和两国共同利益，对对方总体上持接受态度；着眼未来，在各自国家转型和路线转换背景下，两国可能将更多强调本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互之间容忍度将有所下降，对对方在本国内的行动也可能施以更多约束。
（三）大变局还造成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更加多元复杂，使中美形成遍布全球的利益纠葛。过去百余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仅限于日本、苏联及其他少数几个国家；而在新阶段，由于美国固有的全球大国地位以及中国快速拓展的全球战略布局，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几乎涵盖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由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长期持续以及美俄关系的微妙性质，“俄罗斯因素”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影响巨大。“五眼联盟”及欧洲等美国传统盟友在美国地位松动的背景下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是观察中美关系的重要指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如何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亦是美高度关注的议题。此前的朝鲜、伊朗、阿富汗等“第三方因素”，也还在阶段性地牵扯两国的精力。非洲、拉美、南太、东南欧等地区各国作为中美关系的“中间地带”，其内部政治生态和对外政策走向更将时刻牵动中美两国的神经。
作为中美关系“第三方因素”的诸多国家，其内部状况千差万别，但大体上都面临着与中美两国类似的转型挑战；他们与中美两国的传统联系各不相同，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很大，但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并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将中美关系引向对己有利的轨道。他们之中，有的可能希望中美维系合作以保全现有国际和平稳定，有的可能试图与中国或美国发展更紧密关系以获取更多实利或让大国为其遮风挡雨（获得安全保护），有的可能因为对中美两国的一方充满恐惧而向另一方积极贴靠，有的则可能为实现自身战略目的而有意识地刺激中美做出某种反应并造成“尾巴摇狗”的局面，甚至不乏企图从中美紧张关系中不当得利的居心叵测者。
所有这些“第三方因素”的行动，均可能带来全球战略平衡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微妙改变，引发复杂的连锁反应。更加多元复杂的“第三方因素”使中美关系远远超越双边层面，具有越来越强的全球性质。在国际秩序转型中，中美两国和为数众多的“第三方因素”构成极为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互动结构，中美关系成为牵动全球政治格局走向的主线。
（四）中美之间有不易打破的共生关系，但在变局之下两国互动底线可能比以往更加下移。这种共生关系至少有几方面来源。首先是两个世界大国在过去40年合作过程中形成的千丝万缕的双边和全球联系。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安全领域，无论是在地缘还是在网络空间，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外层空间，双方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即便双方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已深深镶嵌到一处，两国关系已“大到不能倒”。要实现“完全脱钩”，即便理论上尚存可能，实践上也难度极大。无论两国关系坏到哪里，两国本质上都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所设定的国际体系内彼此互动。
两国作为安全大国所拥有的摧毁对方甚至摧毁世界的能力，是两国共生关系的又一基础。两国庞大的军事规模和战斗能力，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对任何一方的激进行为和冒险冲动都构成强大抑制。共同毁灭的可能性反过来成为确保两国共同存在的理由。这就是两国为何要推进战略对话、军控措施和危机管控的原因。对潜在毁灭性前景的畏惧，逼迫双方决策者更加理性地思考，对对方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予以必要尊重。
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为未来双方互利共赢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也是两国共生的基础之一。不管经贸关系如何颠簸，双方相互需要以及互利合作的基础仍在。此前是中方看重美方市场，未来几十年内则是美方越发依赖中国无与伦比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此前是中方看重美方技术，未来几十年内不排除某些领域的尖端科技掌握在中国手中，而美方主动寻求与中国合作。尤其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失衡，中美两国以及其他主要大国还在培育新的全球消费能力方面拥有潜在共同利益；若能在此方面携手合作，各方都是赢家。对这种美好前景的憧憬使双方不会轻易放弃合作，两国内部总会存在对双方合作的积极倡导者。这为两国共生关系提供了非决定性的、但十分必要的支撑。
但这种共生关系只是排除了中美两国中的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的最坏可能性。当年美苏争霸虽有核武器互为威慑，但双方仍在正面战争外的各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并最终以苏联解体而收场。对中美关系而言，由于两国都对国际秩序转型和对方发展方向感到心中无底，这可能迫使双方尤其是作为强势一方的美国采取先发制人举措，加速宿怨累积和互信下降。两国难免将责任归咎于对方，在受害者心态驱使下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击措施，动用对外政策工具箱中的各种手段，使中美紧张关系进入螺旋升级的轨道和固化难解的境地。因此，新阶段中美关系的底线，绝不会止于过去40年中两国关系中曾经出现的诸如台海危机、“撞机”“炸馆”等事件发生时的状况。
上述几方面现实决定了，中美两国过去40年形成的合作关系，注定要被高投入、高烈度、多领域、多形态的全面长期战略博弈所取代。之所以说“高投入”，是因为双方都将与对方的关系视为影响国家命运的最大外部因素，是事关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头等大事，双方必然为运筹与对方关系投入巨大精力，为此强化国家动员体系，调动更多国家资源为战略博弈服务。之所以说“高烈度”，是因为双方可能都担心自我克制或放松警惕会使己方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可能倾向于采取主动行动，进而对对方构成进一步刺激。这种安全困境的结果，使双方战略博弈极易获得自我强化的势头。唯有博弈代价过于高昂以至于一方难以承受时，才会构成博弈底线。之所以说“多领域”，是因为两国将出于国内政治、国家利益、国际信誉等方面考虑，围绕国际秩序转型的方向、全球伙伴关系的塑造、未来发展空间的开拓、国家发展模式的优劣等根本性问题展开博弈，必然牵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波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之所以说“多形态”，指的是双方博弈可能包括两国协作与合作，竞争、斗争甚至战争，对立、对抗甚至对决（极限对抗导致战略摊牌）的各种形态。以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及2018年发动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战”为标志，中美关系已基本脱离既有阶段，全面长期战略博弈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
二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取向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国内条件优越、全球范围内一超独霸，虽然心态强势甚至盛气凌人，试图在全球推广美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但因看重与中国合作的现实收益和对中国进行“制度改造”的潜在前景，进入新世纪后又因反恐问题严重耗费精力，因此对华政策以接触合作为主，中美分歧的一面得到管控，共赢的一面更为突出。但当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时，美国的处境和心态发生明显变化。国际上，西方阵营整体衰落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不断冲刷着美国霸权的根基；在国内，利益固化、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造成国家共识瓦解，改革举步维艰，焦虑心态蔓延。内外处境的恶化打击了美国的战略自信，削弱了美国涉华辩论的质量与涉华决策的科学化。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性、冒险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趋于上升。2018年美为配合对华“贸易战”而祭出的各类手段，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施压的长期工具。鉴于中国国内对两国合作的具体领域和方式已有不少论述，本文重点针对美国在未来对华竞争中可能采取的方式手段进行勾勒。
第一是全面科技竞争。中美两国都十分看重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此前中美合作顺畅时，美已留有后手，在对华科技出口方面施加严格管制。面对新阶段全球科技革命浪潮和中国科技创新的迅猛势头，美国更将维持自身科技优势、迟滞中国科技发展作为战略博弈的重要手段。一段时期以来，美国通过颁布《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等法律并辅以各种行政手段，加大对中国对美科技投资的审查以及对中国与美科研交流的限制；为维护本国产业链安全，禁止进口中国企业生产的某些科技设备，并告诫美国企业和民众注重防范中国科技“窃密”，似乎有意打响中美“科技冷战”。由于相关法律一旦确定就很难更改，中美科技合作阻力骤然上升。同时，美国还极力干扰中国的科技创新进程。高调打压“中国制造2025”的目的，就是打乱中国科技创新步伐。其以国内法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严厉制裁的蛮横做法，未来可能被用到更多中国高科技企业身上。
第二是全球发展竞争。在中国与各国互联互通和发展战略对接日益成势的背景下，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削弱中国的发展合作优势，与中国展开全球发展竞争，亦是美国对华博弈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此，美国制定《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简称BUILD Act of 2018，即《2018建设法》），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所属的开发信贷局（DCA）合并，创建“美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动民间资本，积极借重欧、日、澳等盟友之力，力争形成官民并举、覆盖全球的对华发展竞争模式，为亚非拉国家提供“其他选择”，削弱中国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的吸引力，增加中国推进发展合作的阻力和成本。美国还可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反洗钱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国内法，对中国对外合作中的所谓“不规范行为”进行更多“长臂管辖”，甚至动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不为人知的隐蔽力量实施干扰破坏活动。
第三是范围更广的地缘牵制。在此方面，既有台湾、朝鲜半岛和南海等“旧抓手”，也可能有涉及印太、中亚以及非洲拉美的“新抓手”。台湾长期以来是美国在亚太地缘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可能提高与台湾军事合作和人员往来层级，对两岸和平统一施加更大阻力，使美台关系成为对华地缘牵制的重要一招。朝鲜半岛形势时缓时急，美国政策时紧时松，将中国深深卷入其中，牵动东北亚各国关系复杂嬗变，半岛生战生乱的可能性对中国始终构成不得不防的“地缘陷阱”。在南海，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持续进行挑衅，分化中国与其他声索方的关系。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又推出印太战略，将南亚和印度洋纳入统一的战略运筹，增大对中国地缘牵制的覆盖面，特别是利用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区大国对中国的恐惧，对冲中国在南亚次大陆、印度洋以及南太岛国的地缘拓展。中亚形势总体可控，但不排除美国在中亚制造麻烦，暗中破坏中俄互信，刺激中俄在中亚形成地缘竞争。另外，在美国影响力相对更强的拉美和中国影响力快速拓展的非洲，中美地缘碰撞似乎也不可避免。
第四是量身打造的规则约束。一是继续利用中美价值观差异，在中国的价值理念尚未被全球广泛接受之际，借“宗教自由”“女性权益”等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内外政策施加约束和干预。二是利用两国的政策性差异，利用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对中国的对外商业活动采取更多歧视性措施。三是利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国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做文章，取消此前曾经给予中国的各项“优惠”待遇，以发达国家标准要求中国在国际义务方面做出更多承诺。四是利用中美之间的体制性差异，重点瞄准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造成的“市场扭曲”，以及中国国企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团结其他发达国家一同对中国实施规则约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强迫中国产业政策做出调整，试图将《美墨加贸易协定》中有关市场经济地位的排他性“毒丸条款”加以推广，有意构筑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使中国面临二次入世风险。
第五是构筑新型安全威慑。利用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维系同盟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以及美国对敌对国家的安全威慑，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美国在中国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维系立体化军事布局，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在战略博弈阶段，美国必然会顺应中美实力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军事布局，以保持这种威慑。值得强调的是，在战略博弈阶段，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威慑，将既基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实力不对称性，确保美国在两国可能的“硬碰硬”较量中取胜，也会最大化地利用两国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基于中国的短板或弱项构筑新的安全威慑。换言之，曾经作为两国共生基础的相互依赖，现在则可能被美国用作威慑中国的手段。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利用中国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依赖，利用中国对部分外来技术装备的依赖，利用中国国内基础设施的广泛联通性，针对中国国内核心数据依然缺乏保护的状况，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生物安全等方面寻找漏洞短板，甚至储备新型战争手段，对中国构筑更广泛、更隐蔽、更致命的安全威慑。
第六是强迫各国选边站队。同盟体系和伙伴网络作为美国的重要战略资源，也将在美对华博弈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美国通过构筑和推广“西方与非西方”“守成国与修正国”“民主与非民主”“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两极对立、水火不容的叙事话语和评判标准，以传统文化纽带强化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以维护既得利益为名团结其他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方面强迫转型国家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将中国和俄罗斯塑造成国际社会的“另类”和“他者”，给学习“中国模式”或追随中俄的国家施以高压和孤立。若美国将《美墨加贸易协定》中的“排他性条款”加以推广，也将是其以经济和政治体制划线、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的关键一招。此外，以军事捆绑、经济援助、政治渗透等传统手段拉动其他国家向美国靠拢，也是美国对外政策工具箱中的常用手段。
第七是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加大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妖魔化宣传，是冷战时期美国的重要政策工具，为美国赢得冷战发挥了特殊作用。奥巴马执政后期以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以反制中俄所谓“虚假宣传”为借口，推动制定《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加大政治宣传机器的马力，在国内外加强对中国的批评和抹黑，掀起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主要“攻击点”有：针对党和国家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治理若干举措，批评中国“改革停滞”“政治倒退”和“威权统治”；在美国国内加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试图唤醒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针对中国加强与周边合作和必要的军事部署，污蔑中国要将南海变成“内湖”，试图建立扩大版“朝贡体系”，破坏地区互信与合作；围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调渲染“债务陷阱”，将“数字丝绸之路”描绘成“数字威权主义”；将中国说成“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旨在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百年马拉松战略”。并在司法部制定“中国倡议”计划，对中国所谓“网络窃密”进行点名羞辱。这些批评和做法已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八是美国国内“反渗透”。美方一定担心，在对中国国内施加影响的同时，自己国内也受到来自中国的“侵蚀”。尽管美国目前尚难断定中国在美国国内的活动到底是“干涉”（interference）还是“影响”（influence），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内确已掀起一股针对中国干涉美国内政的恐慌浪潮。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哈德逊演讲”，其核心内容就是指责中国干涉美国选举和美国政治。与此相应，美国政府在各个领域陆续推出限制中国影响力的举措。例如，将中国新闻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对其活动予以严格限制；质疑中国在美设立的孔子学院对美国学术独立性的侵害，通过立法手段限制中美之间部分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项目；提醒国内学校和企业防范“中国渗透”，甚至利用签证问题限制两国正常学术和社会联络等。美国决策者可能以新的“中国威胁”凝聚国内人心、重塑政治共识，为推进内外战略寻求更大合法性。
三
中美博弈的优劣势分析
中美战略博弈将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长期过程。在两国战略博弈的初期阶段，美国将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处境相对被动。长期看，美国面临不小劣势，中国的潜在优势将逐步显现。
美国的短期优势，一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优势。美国国内金融体系不仅支撑着全球金融的顺畅运作，而且美国近年来通过反洗钱、打击恐怖融资等国际合作，对全球其他金融机构保持了较大掌控；加之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严重不对等，使美国拥有“嚣张的特权”，不仅可借复杂金融运作向外分摊成本甚至转嫁危机，而且还能以金融制裁大棒要挟其他国家的内外政策。二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在位优势”。美国在建立战后国际体系方面贡献最多，在诸多国际组织中处于实际主导地位。在调用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方面，美国可谓驾轻就熟。三是全球科技水平的领先优势。美国目前仍是大国之中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科技水平最为综合全面的国家，不仅以此维系高额利润，而且通过大规模设备推广和海外战略布局，获得对全球局势动向的精准掌握以及对其他国家的隐性控制。四是全球伙伴关系的数量优势。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的盟友体系在冷战结束后并未解体，而是以维系西方主导、防范其他大国、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得以延续，美国通过装备整合、联演联训、情报合作甚至是制造矛盾等方式长期维系与盟友合作。尤其是备受关注的“五眼联盟”，乃是西方国家战略利益深度捆绑的产物，具有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利益趋同、运行顺畅、隐蔽秘密等特点，是美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重要帮手。五是国际权力斗争的经验优势。美国文化基因中的斗争意识本就强烈，对外政策工具箱里手段丰富，又在过去几十年内连续经历二战、冷战和中东、南亚几场较量和战争，为维护霸权利益不惜与多国公开交恶，长期以来一直身处国际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保持着良好“战斗状态”。
相比之下，中国在中美博弈初期明显处于下风。一是金融科技受制于人。中国对美国金融公共产品的依赖短期难以摆脱，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仍很漫长；自身金融体系不完备、金融运作经验缺乏，地方债等国内问题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金融短板容易成为外部恶意攻击的目标。而且，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中低端，尖端技术研发全面突破尚待时日，各种重要资源数据急需加强保护。二是指得上的朋友不多。中国广结善缘，合作伙伴很多；但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与其他国家合作主要聚焦经济层面，战略安全领域合作有限；除巴基斯坦等极少数国家被认为能够“全天候”支持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维持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之外，其他国家之中迄今鲜有能为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提供实质性帮助者。三是思想准备不足。长时间以来，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以融入世界为目标，以和平发展为战略，以合作共赢为路线，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定位自我；在评判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更愿意强调自身仍有很多不足，对自身超大规模和快速崛起给别国造成的心理冲击换位思考不够。这使得中国国内无论是精英层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如何与别国合作思考较多，对如何与别国竞争思考较少。四是能力储备不足。中国迄今仍存在国家治理能力强而全球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经济影响力强而其他方面影响较弱、对外合作能力强而制衡他国的能力相对较弱的状况。在知识储备、物质保障、体制机制等方面，还未形成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引导塑造力。尤其是与中国快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相比，相应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仍不完备。五是转型阵痛有待消化。相比于美国动用强刺激手段维持经济的繁荣表象，中国选择了对自身要求更高的“三去一降一补”结构性改革。鉴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时间，也有相当难度，因而中国看起来处境相对不利。
但美国的短期优势背后也有隐忧，在动用这些优势资源开展对华博弈时面临重大制约。一是金融工具滥用的隐忧。只有当他国依赖美国提供的金融服务时，金融制裁手段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美国利用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而频繁或过度要挟他国，将迫使他国另辟蹊径、寻求绕开美国金融体系自立门户。目前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愿望已很明显。尽管另建国际金融体系难度很大，但若形成势头，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将严重松动，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可能坍塌。二是科技自绝于人的隐忧。如果美国决意与中国展开“科技冷战”，大幅限制与中国科研交流合作，或许会在一定时期内拉大两国科技差距，但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是：一方面，美方也难以分享中国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最新成果，由此意识到中方的科研合作及其对全球科技创新的贡献实则不可或缺；另一方面，美国科研产品也将失去全球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新型科技产品的高额利润将无从实现。三是盟友分化的隐忧。欧洲诸国各有各的想法，在对华态度上与美国并不一致，尤其是中东欧和南欧各国与美国温差明显；日本挟美自重的同时也注意拿捏对华关系分寸，充分重视中日两国利益深度捆绑的客观现实。即便是对华战略趋同性更高的“五眼联盟”国家，各自的安全脆弱性也参差不齐，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同中国的关系。四是信誉损耗的隐忧。特朗普政府在全球经济刚有起色的时刻执意发起“贸易战”；在需要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难题时频繁“退群”“退约”；为减轻自身财政负担而要求盟友多多出钱出力；作为全球首要超级大国却不能做到“大有大的样子”，到处强调“美国优先”，置国际公益和国际公义于不顾。美国赖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信誉，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损耗。五是内斗的牵制。尽管美国府会、两党、政商各界在涉华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但“民粹派”与“建制派”、“国家优先派”与“国际主义者”在国家发展方向上的分歧，以及特朗普与反特朗普群体之间水火不容的斗争，都将严重消耗美国国内的政治能量。
从中方看，虽然短期内处境相对被动，但并非毫无招架之功。新时代以来，经过全面从严治党，以前所未有的果敢和勇气严惩腐败，以更加严明的党纪党规涤荡党内浊气暮气与不作为，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党中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人心，激励人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全党和全国思想认识更加统一，精神状态更加向上，行动更加团结一致。这为中国更快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同时，中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修订《国家安全法》并推出系列相关立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及各领域政策与具体运行机制，坚定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军队改革以及政法系统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更具效率和协同性，相当于确立了新的国家动员体系，为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安全与发展、国内和国际，统筹既定战略的推进与重大危机的应对，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重要成绩，与全球主要力量的关系平稳健康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与各国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周边安全形势出现难得的稳定有利态势，半岛形势在中国斡旋下向好发展，中俄关系日趋成熟，中印关系总体稳定，中日关系明显缓和，为中国处理对美关系营造了良性的地缘环境。
特别是，中长期看，美国还有不小劣势，而中国的潜在优势将逐步显现。美国的长期劣势，一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世界大势对美国不利。很多国际机构预测，在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规模将持续扩大，西方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规模将相对缩小，前者规模将很快实现对后者的超越。相应地，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版图也将深刻重塑。中美作为“一东一西”“一南一北”的两个典型国家，两国依托的世界大势截然不同。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为数众多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二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越来越不兼容，这对美国非常不利。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获得畸形能量，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不稳定，对世界各国和广大劳动者构成隐蔽而严重的剥削关系。为维持这种对自己有利的“盈利模式”和秩序安排，美国必然强化对其他国家打压、分化和干预，甚至为此制造更多动荡。美国曾在国力上升阶段为国际秩序演进做出过贡献，如今却与大多数国家形成利益上的冲突关系。国际社会对此认识将日趋明晰，更多不满和反制将随之而来。三是美国国内分权制衡体制日趋失灵，这是美国面临的又一根本挑战。以历史眼光看，美国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否决政治”和“政治衰败”，绝非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而是美国必须正视的阶段性特征和结构性缺陷。美国开国者当年践行的分权制衡体制，同欧洲的封建王权制度相比是巨大进步，并因顺应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需求而成就了美国霸业。但当国家经济形态从自由竞争阶段向高度垄断过渡时，当现代国家内部逐步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时，尤其是面对社会诉求极为复杂多元、市场力量又强大到可能对政府形成俘获的情况，就需要有协调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国家治理体制。如果仍然固守分权体制，任凭利益集团无序竞争，特定党派上台后只顾维护局部利益而不顾国家整体长远发展，那完全可以说，这种体制是出了问题的。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是否拥有体制优势，是一个值得好好探究的重大问题。四是从长期看，各国终将在中美间做出理性的选择。对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而言，中美两国都很重要，而且由于中美“一东一西”“一南一北”的巨大差异，两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是无法相互替代的。随时间推移，两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会趋于均衡，美国盟友多的优势会逐步削弱，中国与各国的合作关系则会越来越紧密。五是若美国长期仅仅聚焦于中国挑战，必定犯下重大战略失误。大国注定“多怨多患”。美国与俄罗斯有百年宿怨，苏联解体之辱作为俄罗斯人的全民记忆，确定了美俄关系的底色与基调，对美国而言，俄罗斯不得不防；由于美国因阿以问题、反恐战争和民主化改造而与中东各国结怨，中东乱局将始终牵扯美国的精力；美国还将逐步意识到，人口日益老化的西方国家如何处理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其更为头疼的事。
中国潜在的长期优势有如下几点。一是中国励精图治进行结构性改革，必将获得巨大回报。各国均在金融危机后试图推进结构性改革、谋求实现国家转型，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在诸国之中是最主动和最全面彻底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对改革和转型进行了系统规划，各项举措已有序付诸实施。中国改革开放在经历四十年巨大成功后重新出发，在科学运筹下，外部挑战和压力有可能被精巧地转化为破解利益固化、提升体制效能、释放发展潜力的推动因素。二是中国的博弈意识和博弈能力将在外部刺激下得到强化。中国人民一向善于审时度势、危中寻机，愈挫愈勇、越压越强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自有其内在原因。中美战略博弈虽迫使中国走出“舒适区”，但危机感的强化并非坏事，“生于忧患”的道理中国人都懂。通过在战略博弈中努力改进自身不足，中国将实现国家能力全面跃升，为中国未来几十年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找到最为浑厚的动力源泉。三是中国的国际信誉可能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中得到显著强化。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谋求战略对接，通过扩大开放深化与各国互利共赢，通过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通过自身示范为全球提供模式借鉴和理念引领，中国将以实际行动证明什么是“大有大的样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很多误解和偏见将不攻自破，各国对中国的认可和尊重将逐步深化。长期看，中国不断强化的国际信誉，乃是中国运筹对外战略时可资借重的最宝贵资源。
基于上述对中美博弈优劣势的综合分析，可以预见，美国作为占优一方，短期内可能咄咄逼人、谋求“速胜”，中国可能避其锋芒、忍辱负重甚至委曲求全；但美国面临的隐性制约使其对华难以全面发力，其在“运”“势”“利”“义”等方面的长期劣势将逐步缩小中美差距。只要中国顶住短期压力、确保方寸不乱，随时间推移，双方势头将渐趋均衡，最终中美两国博弈很可能形成旗鼓相当的局面。
四
中国的战略选择
或许是迄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在暗暗发挥作用，中国在奔向现代化过程中，每隔30～40年就要经历一次重大变化，就要面临一次重大战略选择。上世纪10年代，当中国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封建王朝衰败的外患内忧，一批仁人志士果断做出建立共和制度、融入现代历史的重大战略决断，从而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40年代，面对世界上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果断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70年代末，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状况，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断，使之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转变。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再次做出新的事关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选择，其中的核心和关键便是如何应对中美战略博弈。
为正确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中国应在如下几方面保持清醒认识。一是中美关系肯定回不到过去。应该意识到，尽管两国当前和未来仍有合作空间，但中美两国在过去40年里建立的既有合作模式已经难以延续。当前中美关系之变，不仅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性情所造成，也不仅是特朗普团队及少数极端反华势力所主导的；引起中美关系变化的深层因素，是两国为因应内外形势之变而各自调整了国家发展战略；两国关系之变，乃是整体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以及两国自身变化的一个结果。两国关系进入以战略博弈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具有客观必然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二是中美博弈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正如过去40年来中美合作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未来几十年中美博弈对中国的影响也将异常广泛而深远。美国作为综合实力占优的大国，始终是中国运筹对外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由于中美两国利益的深度纠葛以及中国内外两个大局之间的深刻联系，中美博弈的影响将体现在中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
三是中美博弈将是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的主线。应该意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开启是国际体系阶段性失衡的必然产物，是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持续发酵带来的，是全球的“东西矛盾”“南北矛盾”在双边关系中的集中体现。中美战略博弈，不仅将贯穿这一轮两国各自国家转型的全程，而且将贯穿未来几十年国际政治演进的全程。全球范围内各类矛盾的演进及其解决，都将直接或间接地与中美关系相关联。
四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将产生世界性影响。作为主权国家，中国首先要照顾好自身国家利益，这一点毫无疑问。与此同时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前途命运已不可分割地同世界整体命运深深镶嵌在一起。中国要想自己好，唯一的方法就是和大家一起好，独善其身肯定不行。虽然中国被美国扣上“修正主义”帽子，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之首，承担着推动生产力不断进步和生产关系与时俱进、纠正国际体系阶段性失衡、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中国理应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实力，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好方向发展。
这几个现实条件要求中国在运筹对美博弈时，必须注意避免几个思维误区。一是要避免情绪化思维。面对博弈初期美国的多种施压，针对未来长期博弈期间美方可能推出的各种手段，中国保持战略定力至关重要。既不能因为担心局势失控而无动于衷，从而失了气势；也不能在愤怒情绪和偏激意见驱动下做出过激反应，以致失了风范；应避免因为经不起刺激、未经深思熟虑而盲目行动。中美两国都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世界级大国，确保中美两国关系的协调、合作和稳定，对人类和平与繁荣十分重要。
二是要避免“和平麻痹”思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不意味着世界时时处处都是和平的、发展总是顺风顺水唾手可得的。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过去几十年世界总体和平，未来几十年世界仍然注定和平。应该意识到，即便未来几十年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可保，那也很可能是通过各国艰苦努力争取来的。
三是不能陷入兴替思维。兴替思维的本质是二元对立、我赢你输，中外学界讨论颇多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兴替思维的体现。把历史发展简单归结为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权利零和竞争，归结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优势地位的推翻和取代，这不应是中国人认识当今世界的方法。无论是中国的文化气质还是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决定了中国不会寻求成为另一个美式霸权。“霸道”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并不是先进的治国理政模式，也绝不会成为今天中国决策者的对外战略原则。世界各国的主权平等意识在不断增长，这不仅不允许中国未来成为另一个霸权，而且对当前一些国家霸权作风的容忍度也在下降。如果中国受制于兴替思维，就会重蹈苏联覆辙，跌入“新冷战”陷阱。指导中国对美博弈的战略思维，应立足于中国人内心深处更为熟悉的古代政治智慧，并着眼于时代趋势和各国期盼，兼具包容性和进步主义色彩。
四是不能抱着悲观心态。过去两百年来中国的相对落后局面，容易让人产生屈辱感。加之中国在中美博弈初期的被动局面，可能让一部分国人对未来前景的预期相对晦暗。但正如前文论述中国潜在优势时所提及的，如果中国能在博弈中磨练意志、提升能力，那么这种博弈对中国而言就不是坏事，甚至可说是一种新型战略机遇。对于强者而言，逆境比顺境更能让人进步。强者不应惧怕挑战，挑战比温存更能成就强者。中国未来几十年要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跃升，“思想上强起来”理应是中国强起来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是要防止割裂的思维方式。中国对美战略、中国自身发展和中国对外战略的整体运筹，应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应避免将对美战略博弈视为一项孤立的工作，注重统筹国内国际多种资源为运筹中美关系服务，同时使中美互动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自身转型和中国对外战略整体运筹。也就是说，应基于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大战略去运筹中国对美战略。未来几十年中国大战略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中美之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中国未来对美战略应在这两个基本条件的约束下进行谋划，使对美博弈、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目标形成良性互动。
总之，面对中美长期战略博弈，中国应本着这样的原则和路径，即内心深处怀着强大的自信和定力，行动当中恪守弱势一方的审慎与克制，跳出传统的权力政治窠臼，在中国大战略指导下，以非进不可的胆识和舍我其谁的魄力，一边做好自己的事，一边践行时代责任，以多种手段确保中美双边关系总体稳定，以新型合作推动全球战略态势趋向均衡，力争以建设性方式塑造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由于中美博弈乃是一个长期复杂的互动过程，期间多有随机应变之处，因而中国对美战略不应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但着眼于博弈态势和中国想要达到的目标，仍可简略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基本思路。
第一，重塑中美关系稳定架构。谋求中美双边关系稳定，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对美战略的重要目标；即便在当前中美博弈背景下，这一目标仍然适用，只是谋求稳定的手段与以往有所不同。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之所以总体稳定，其客观条件是两国实力对比悬殊、两国地缘重点并不重合以及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其主观条件则是因为中国奉行了以“捆绑+配合+隐忍”为主要特征的对美战略，通过承接美国产业转移、与美国合力维护国际秩序并在重大问题上搁置争议而争取到中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稳定的积极意义在于确保了中国可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局限性在于中国处于不公平和相对被动的境地。着眼于新阶段中美博弈态势，要继续维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中国必须以更积极姿态和更多元手段，通过“合作+管控+接触+塑造”的“四位一体”方式，构建更加积极主动的中美稳定架构。
与美国合作过程中，应用足中国拥有庞大消费市场、位居全球战略重心和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的特点，充分调动美方合作热情，在更加“对等”“互惠”原则基础上开展合作。合作领域既可以包括双边经贸和投资，推进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也应包括共同深度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确保地区安全秩序可控；如果条件允许，两国还应在治国理政方面加强相互切磋。尤其是中美两国不必拘泥于繁冗琐碎、零敲碎打的合作，而应在其他国家力不从心的重大全球议题上开展高水平合作。
管控博弈烈度和范围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鉴于两国博弈烈度可能螺旋升级，两国应就博弈底线确立基本共识，避免博弈脱离建设性轨道，造成难以接受和不可逆转的伤害。为此，两国应“一轨”“二轨”并用，在核、网、生物等有可能相互伤害的领域以及外空、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就划定博弈底线开展有效对话，制定有约束力的规则，确保双方履行自我约束责任。同时中美两国还可在共同管控“第三方因素”方面有所行动，保持必要沟通合作，避免“尾巴摇狗”局面。
中国还需与美国国内那些期待合作、热爱和平、向往进步的人士加强接触。相较于政治氛围浓厚的华盛顿，美国很多州因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而对中国抱有好感，期待中美关系稳定；相较于少数极端保守的反华势力，很多持有进步观点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普通民众，仍希望中美两国找到和平相处之道。中国应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和信任。针对美方对外部力量“渗透”的担心，中方应确保这些接触行动比以往更加规范和透明。
对美国战略界的思维方式积极主动地加以引导塑造，中国此前也曾做过一些努力，为确保两国博弈的建设性，中国应在此方面有更多行动。博弈背景下，要塑造美国战略界的思维方式，应扣准美方理解确有偏差之处，而不是那些故意抹黑或双方确有竞争的领域；应聚焦美方关切的重点方面，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避免“单方面承诺”和“被动澄清”，也避免固执己见、照本宣科；应该用真正有效的互动方式敦促美方正确认识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双方利益的兼容性；不仅对美方关切做出回应，而且拿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具体行动方案。
第二，构建全球新型合作网络。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通常是通过稳住中美关系为推进对外战略的其他方面创造便利。如今，除了对美的双边努力外，似乎还应当通过妥善运筹中国对外战略的其他方面，来提升对美博弈主动性。应该看到，除美国及其少数盟友对中国心存疑虑，全球大多数国家均期待同中国深化拓展互利合作。如果中国能主动发起倡议并为此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同全球大多数国家携手创建更加包容开放、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新型合作网络，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拓展发展空间，而且将顺势化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华牵制，使中国获得更多国际道义支持。
这种新型合作网络应首先以国际发展合作为基础。基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和当前所处的方位特征，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方面有发达国家难以匹敌的优势。而且中国应意识到，得不到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发展得不充分或不均衡、发展成果得不到公平分享，乃是当今各国内部矛盾和各类国际矛盾的总根源。同时中国更应看到，发展优势是当前中国在战略博弈中的最主要优势，必须加以充分运用。面对其他各国强烈的发展需求和来自美国的发展竞争，中国应充分释放自身的国际发展合作潜力，致力于更加精准地提供发展资源，更加无私地分享发展经验，提高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契合度，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更加包容、高效、稳定的基础设施保障、金融运作平台和制度政策便利，循序渐进地推动形成与国际发展合作相适应的新型地区政治安排和争端解决机制，在各地缘板块构建以“均势+伙伴+开放”为特征的新型地缘秩序，并在更加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为应对中美战略博弈引发的各种安全风险，中国还应顺势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健全和拓展海外安保力量与安保布局，强化与相关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安保合作，切实维护国际发展合作成果。假以时日，将最终形成一套体现中国愿景和中国智慧的新型国际合作网络。
这套国际合作网络作为对全球“东西矛盾”“南北矛盾”以及“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有力回应，是中国对现代国际秩序演进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将很大程度上化解来自美国的博弈压力。只要各国将各自的战略重心聚焦于发展和合作，地缘冲突和紧张自然有所降温，管控危机的意愿将随之上升；若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能在塑造新的地缘政治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地缘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在国际发展合作中，中国与各国在制度、政策、价值理念方面必然相互学习、相互适应、深度交融；中国国内将通过持续改革具备更强的世界化特征，各国将更加了解和尊敬中国甚至乐于效仿中国。若真能如此，对中国的规则约束、地缘牵制等手段都是徒劳的。
第三，踏实做好中国自己的事。应吸取历史上大国兴衰的深刻教训，将做好国内的事作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和应对大国博弈的根基。在大国博弈中暴露出的自身弱项和短板，应做到有效防护并力争尽快补齐，借此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还可适度地将外部博弈压力转变成内部改革动力，推动国内治理体系不断成熟完善。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为未来30年民族复兴伟业制定了周密细致的行动方案，扎扎实实地做好这些事，就是对自身博弈能力的直接提升，就是对大国博弈的最好回应，就一定能在大国博弈中最终赢得主动。
其中有三项工作值得强调。一是强化战略自主能力。应在继续积极争取国际科技合作的同时，摸准本轮科技革命发展趋势，本着科技革命服务于人类共同进步的原则，通过政商并举、军民融合等方式提升核心科技自主化水平，改变高新科技方面被“卡脖子”的局面，并着力做好新兴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与推广，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潮流。还要确保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和网络意识形态自主可控。鉴于网络核心科技仍操之在人，网络舆情的形成演进原理仍有待探究，网上网下、国内网络与国际网络深度互动，中国应始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立法、政策、机制、工具等方面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切实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范外部渗透干扰，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防止极端事态的发生。二是强化战略动员能力。应充分挖掘自身潜力，构建完备高效的国家动员体系，尽最大可能将国家潜能转化成可供调配的现实能力。特别是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依靠群众，引导塑造有利于应对百年变局的全民共识，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持久最真心支持，为中国自身发展、运筹对外战略和实现民族复兴找到无与伦比的强大动力。三是强化战略统筹能力。应对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方面面思虑周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领域的安全工作之间统筹兼顾，在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社会福利提升与民众道德教化之间搞好统筹，弹好钢琴；关键是扭住要害，根据某一阶段主要矛盾和博弈焦点而灵活调整议程，在本质与关键问题上狠下功夫、志在必得。
五
结语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前一后”地寻求实现现代化的两个世界级大国，如今被推到大国博弈的风头浪尖。中美战略博弈是过去几百年来大国博弈的延续发展，是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发展的主轴和决定性要素，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化。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也是中国应该担当的时代责任。中国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进步力量，在努力完善自身国家形态、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还承载着推动全球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带动各国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使命。中国若能顺应潮流因势利导，将中美战略博弈以及由此牵扯进来的与第三方复杂互动和国际秩序转型加以合理引导，使之保持在建设性轨道，两国博弈将推动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建成更为成熟完备的现代国家形态，纠正国际秩序的失衡局面，确立各国之间相辅相成的良性共处模式，实现中美两国及世界各国共同演进，最终形成更高层次的世界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的中美关系研究栏目。现代院微信公众号现推出此文（无注释版，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