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欧洲的影响与中欧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

2020年第4期

《新冠疫情对欧洲的影响与中欧关系》

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

内容摘要

新冠疫情对欧洲各国及欧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全方位挑战。欧洲“封城”“封国”“封盟”，应对力度空前。疫情对欧洲的直接冲击非常显著，但欧洲对疫情的反应以及应对措施给欧洲带来的影响将更为深远。欧洲经济大幅衰退不可避免，这将埋下未来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甚至一体化危机的隐患，欧盟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将进一步受损。疫情后欧盟及欧洲一体化发展将面临重大抉择，疫情可能刺激各国加快一体化进程，但也可能导致“去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使欧盟再次面临倒退危险。综合看，一体化短期内难有重大突破，欧盟仍只能修修补补，以拖待变，但这种做法不可持续，并潜藏更大风险。后疫情时期，中欧关系面临新挑战，但也有新的合作机遇，中欧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所未有。

自2020年2月底3月初以来，欧洲的新冠疫情迅猛发展，迅速成为全球疫情震中。疫情暴发前，欧洲已经处于自冷战以来最困难时期，新冠疫情重创欧洲，这将进一步恶化欧洲地缘政治环境，并将对欧洲未来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中欧关系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受到冲击。

一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欧盟及各成员国并未对新冠肺炎疫情予以足够重视。“病毒就在人们鼻子底下传播，但是没人注意到”，“2020年1月中下旬，病毒就在意大利开始传播开了，之后其他国家也开始传播，但是没有检测”。欧洲国家对疫情的反应经历了一个较慢的过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疫情的发展。

2月21日，欧洲狂欢节放假一周，很多家庭去滑雪胜地度假。回头看，这可能是欧洲疫情雪崩的开始。2月底，意大利北方地区形势持续恶化。但欧盟注意力都在希腊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问题。2月28日，意大利感觉情况危急，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要求欧盟其他成员国提供口罩及其他防护设备。3月3日，欧盟工作重点仍不在疫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还包机访问希腊，对希腊表示支持与团结。

欧洲国家慢慢开始认识到疫情的危险性。法国最先宣布将控制本国的防疫物资，德国宣布禁止口罩等物资出口，但不愿打乱正常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就是说，不愿采取强制性措施“禁足”。3月8日，意大利决定“封城”，封闭伦巴第大区及邻近地区14个省，全国大约1/4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全国范围内博物馆、体育馆、剧场关闭，这种防控力度在欧洲是第一次。随后，疫情在欧洲迅速蔓延，各国纷纷采取行动，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大国推出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学校停课，取消大型活动，如汉诺威工业展、伦敦书展、大型体育赛事、千人以上集会等等，但并未采取强制性限制社交措施，法国3月8日还举行了首轮地方选举。3月10日，意大利再次升级防疫行动，全国进入“隔离”防疫状态，意大利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个“封国”的国家。西班牙3月14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3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史无前例的限制公民社会交往举措，包括限制国内外旅行，关闭休闲娱乐场所等等。3月17日，欧盟27国领导人举行会议，批准了欧盟委员会关于加强欧盟及申根区外部边境管控的提案，即从17日中午12时起，欧盟成员国将对来欧“非必要旅行”实施为期30天的限制，这是欧盟首次对外大规模关闭欧洲外部边境，可称之为“封盟”。同一天，法国实施“封城”等系列管制措施。3月18日，英国终于开始向欧洲主流做法靠拢，首相约翰逊宣布从3月20日起正式关闭学校、餐厅、酒吧、影院、剧院、健身房、游戏厅等娱乐休闲场所。

目前看，在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10个国家中，已经有6个欧洲国家，分别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世界卫生组织也已将欧洲定义为新冠大流行的“震中”。欧洲确疹病例数占全球近一半，死亡病例约占全球70%。目前，欧洲疫情有所缓解，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重灾国，一些国家如奥地利、捷克、丹麦准备有计划复工复产，但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如果过早解除“封城”措施可能导致致使的重新暴发。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没有人知道这一次疫情会持续多久”。德国总理默克尔3月18日首次在黄金时间向全国民众发表非例行的电视讲话，称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挑战”，一方面传达政府战胜疫情的信心，另一方面呼吁德国人配合政府共渡时艰。此前，默克尔曾表示，在德国8300万人口中，最终可能有70%的人受感染。

综上所述，欧洲国家本可以早日采取强制措施，但由于行动迟缓，导致疫情蔓延，防控难度增加。而且，从欧洲疫情的走势及欧盟和各国的应对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进一步加大了防控难度。一是不同步。在意大利“封城”“封国”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仍然是“歌舞升平”。3月8日，也就是在意大利“封城”当日，比利时、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仍举行了国际妇女节集会，法国也仍举行了第一轮地方选举。二是不同调。疫情升级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措施，但英国、荷兰、瑞典等国却传出“群体免疫”的声音。英国后来改弦易辙，加强了防控举措，但瑞典、荷兰等国则更为自由放松。三是不团结。意大利启动“欧盟民事救助机制”，但无一国响应。成员国之间相互截留口罩等防疫物资，禁止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出口，也让欧洲看起来像是一团乱麻。

欧洲国家最初对疫情的被动反应有较为明显的原因。欧洲没有中央一级的统筹机制，欧盟机构如欧盟委员会没有权限，难以发挥协调作用，更不用说令行禁止了。但欧洲几十年的一体化又使各国往来紧密，这就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欧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弱点在疫情冲击之下暴露无遗。

而且，与欧洲过去经历的多种危机如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相比，此次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既要救人也要救经济，可以说是两线作战。为救人，就必须“封城”“封国”，或者至少限制民众出行；而经济运行需要人的流动，然人人都呆在家，亦即经济停滞之时；而要救经济，就不能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这也是欧洲国家“封城”“封国”不彻底的原因所在，特别是在疫情初期不愿采取强制措施，甚至怀有美好愿望，寄望于疫情不会发展太快，从而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期。这就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致使防疫期延长，反而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发展。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称，“如果欧洲像中国一样迅速处理好了疫情”，汽车业很快就能恢复过来。救人和救经济都重要，因为救经济实际上也是要救人，但这需要有一个平衡，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没有疫情的有效控制，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经济活动。从这方面来说，疫情对欧洲各国领导人的决断力都构成了挑战。从目前来看，欧洲似乎并没有经受住这一考验，虽然最后多数国家选择以“救人”为首要任务，但考虑到经济上的原因，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最果断的措施来应对疫情、控制疫情。

鉴于疫情对经济的全方位损害，欧洲的经济救助措施力度空前，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

（一）财政政策措施。3月10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盟各国首脑召开了远程视频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新冠疫情问题。会后冯德莱恩表示，将建立250亿欧元（约合1950亿元人民币）的新冠疫情应对投资基金，用于扶持医疗卫生、中小企业、劳动力市场和欧盟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部分。欧盟委员会还允许成员国在疫情期间可以突破“财政契约”的赤字限制。4月9日，欧元区财政部长通过视频会议达成总额5400亿欧元的一揽子经济救助措施，其中，欧洲稳定机制基本上无条件提供2400亿欧元信贷基金，欧洲投资银行提供2000亿欧元的贷款基金，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项1000亿欧元的团结互助金，用于帮助工人维持收入并帮助企业维持生计。4月23日，欧盟领导人还拟召开视频会议，讨论如何进行疫后重建，以及是否要发行“欧元债券”。

（二）货币政策措施。3月12日，欧洲央行决定扩大量化宽松，增加1200亿欧元购债计划。3月18日，欧洲央行再次加码，宣布启动一项7500亿欧元（约合8200亿美元）的购债计划，以应对新冠疫情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该计划将至少施行到2020年底，直到欧洲央行判定本阶段新冠疫情已经过去时才停止。欧洲央行这一举措主要着眼于为欧元区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缓解流动性风险；压低成员国特别是意大利等国国债收益率，降低债务负担。欧洲央行此轮国债购买打破了诸多禁忌，比如对购买成员国国债不设上限，此前的规定是不超过成员国所发国债的1/3；一直因为评级较低被排除在外的希腊国债此次也被纳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宣称：“我们对欧元的承诺没有上限。” 4月7日，欧洲央行宣布，进一步放宽欧元区银行获取信贷时作为抵押资产的标准，包括接受银行以希腊政府债券作为抵押。欧洲央行试图以此进一步提高欧元区的风险承受能力，促进信贷流动。

（三）各成员国经济自救举施。4月6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政府将以国家担保贷款的形式向意大利企业提供4000亿欧元流动资金，加上之前出台的经济纾困措施中涉及的3400亿欧元资金，意大利政府总共向市场注入7400亿欧元。意总理孔特声称，这是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干预措施”。3月17日，西班牙政府宣布了200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计划（约合2170亿美元），其中一半资金将用于企业信用担保，其余将用于援助弱势群体，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金，并允许受疫情影响群体暂停偿还抵押贷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称，这一特别措施在“西班牙史无前例”。德国3月25日设立了一笔6100亿美元的信贷基金，并增加财政支出1720亿美元。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于3月17日宣布了一项49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帮助企业和员工应对危机，并设立了一笔3270亿美元的信贷基金。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于3月17日宣布了一项规模为3500亿美元的应急措施，以帮助企业应对危机，而这一方案的规模也占到了英国GDP的15％以上，是英国在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紧急援助计划；英国央行还宣布，将购买228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并准备直接向政府提供资金。综而言之，欧盟和各国应对疫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可谓前所未有，这也正表明了疫情对经济和社会伤害的严重性。

二

新冠疫情的直接冲击是显著的，欧洲对疫情的反应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将给欧洲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

首先，欧洲经济受严重冲击。疫情暴发前，欧洲经济已经处于下行状态。统计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0.1%，较上个季度下滑0.2%；同比增长1%，较上个季度下滑0.3%；环比和同比增速均跌至七年来新低；意大利、法国分别出现0.3%和0.1%的负增长。欧元区2019年全年增速仅为1.2%，较2018年下滑0.7%。疫情暴发后，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已经不可避免，预计欧盟2020年经济将衰退10%。

欧洲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封城”“封国”“封盟”措施首先打击的就是服务业。在疫情重灾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旅游业都是支柱性产业。法国每年接待外国游客近900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约8％；意大利旅游业对GDP直接贡献度达4%，间接贡献高达13%。西班牙旅游业2018年贡献了GDP的12%，提供了13%的就业岗位。希腊是欧元区国家中除了塞浦路斯之外最为依赖旅游业的国家，2018年，旅游业占了希腊经济增长的一半，GDP的20%（有些地方占到90%），提供了就业岗位的四分之一。但疫情发生后，旅游业基本上消失不见了。航空业也是损失惨重，自意大利疫情发生以来，前往欧洲的国际航班数量减少了近八成。游客数量减少导致许多大型航空公司减少了航班安排。德国汉莎航空已经削减了95%的航班，并决定永久封存40多架飞机。制造业同样受损严重，大批企业处于停业状态。全欧范围内，至少100万汽车工人被解雇或者是减少了劳动时间，因为工厂被迫关门。在这些受影响的工人中，德国人数过半。银行业也遭受重大冲击，由于经济活动停滞，很多企业和消费者无法还帐，可能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账死账。而且，由于利率超低，银行经营也面临更大压力。

疫情终将结束，但后疫情时期，欧洲经济将更为危险。一是为应对危机，各国投入大量资金，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市场借债，这将不可避免推高各国本已较高的财赤率和公债率。疫情前希腊债务已占GDP180%；西班牙债务占GDP比略低于100%，估计西班牙2020年将衰退10%，赤字率上升至10%，这将推高西班牙债务比至120%，如果算上西班牙为应对疫情所投入资金，债务占比将会更高；意大利疫情前债务约2.5万亿欧元，占GDP比例约为136%，疫情后，意大利债务占比可能攀升至180%。为疫情投入巨资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且几乎看不到减负的那一天，债务不可持续性问题将更为突出。因为要消化、减轻债务，只有两个办法：其一，增加税收。这基本上不可能做到，因为债务危机以来，南欧国家为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已经大大提高了税收水平，再提高只能是竭泽而渔，将企业逼向倒闭，将民众逼向失业；其二，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鉴于过去20年来意大利经济几无实质增长，很难想象未来意大利经济能突然大幅增长。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情况与意大利类似。一旦市场认为这些国家可能无法还债，将引发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鉴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经济规模较大，届时，欧元区将难以救助，极可能引发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巨震。

二是货币流动性负面问题将更加严重。自2010年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开始推进量化宽松政策，主导利率长期为负值，试图以提供流动性、大水漫灌的方式刺激生产和消费。但近年来，其负效应开始逐渐显现，包括刺激投机行为，股市和房市泡沫化，银行陷入困境，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层财富缩水等。为应对疫情，欧洲央行加码量化宽松，再次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其负效应将更为突出。

三是疫情期间欧洲经济民族主义情绪抬头。法国财政部长呼吁零售商要有“经济上的爱国主义”，更多的购买法国农产品；法国农业部长也鼓励法国人展现爱国主义，购买“法国货”。大型连锁超市家乐福声称，如果有法国替代品的话，将停止采买外国产品。无独有偶，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称，“在当前时刻，所有意大利人都能采取的经济手段就是购买意大利产品”。葡萄牙经济部长也有类似呼吁。这些显示，经济民族主义在欧洲激巨抬头。泛欧经济民族主义行为无疑会损害欧盟单一市场的公正性和完整性，如果各国争相采取类似措施，也会妨碍欧盟各国合作振兴经济发展。尽管这些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行动发生在疫情期间，但无疑会影响民众情感和认同，其负效应不大可能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

四是后疫情时期美国可能向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转嫁危机。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将更为严重，也可能向欧洲发起新的贸易战。欧盟国家自身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还可能加剧欧盟对外保护主义，恶化全球贸易环境，这对于依赖对外贸易的欧盟来说也是不利的。所以，后疫情时期欧洲外部经济环境也不容乐观。

其次，埋下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甚至一体化危机的隐患。疫情暴发之前，欧洲已经面临较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和一体化问题。从社会层面看，欧洲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失业率较为严重，贫富分化突出。法国马克龙政府推进的自由化改革措施遭到民众强烈抵制，“黄背心运动”自2018年11月以来一直持续至今日，养老金改革虽然在疫情期间暂停，但此前曾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疫情极可能引发企业的倒闭潮和民众的失业潮，将加剧社会分化和激进化趋向。

从政治层面看，欧洲各国政治碎片化、极化问题突出，极右和极左的民粹主义都在兴起，甚至在德国这一较为稳定的国家也出现了政治不稳迹象。2018年，民粹主义政府首次在意大利上台执政，目前极右的意大利兄弟党和联盟党支持率都在上升。疫情期间，欧洲各党派尚能以大局为重，全力抗疫，但疫情过后，也是该算政治账的时候。欧洲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可能乘势继续发展，不排除在某一甚至多国上台执政的可能。

从欧洲一体化看，过去几年，欧盟经受了英国脱欧的刺激，各国在欧盟未来发展方向等根本性问题上争吵不休，虽然在欧元区改革、共同防务建设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并无实质性举措。疫情期间，各国各自为战，严重损害了欧盟在民众中的形象，进一步弱化了欧洲一体化的民意基础。南欧国家与北方国家在是否发行“新冠债券”（某种形式的欧元债券）等问题上激烈争吵。荷兰财政部长甚至要求欧盟委员会调查一些成员国为什么没有为应对疫情做好财政上的准备，这事实上是往南欧国家伤口上撒盐，引发激烈反弹，葡萄牙总理科斯塔称荷兰财政部长所说“令人厌恶”，并质疑荷兰是否想要退出欧盟。意大利3月时一份民调显示，88%的意大利人没有感觉到欧洲对意大利的支持，67%的受访者认为，作为欧盟成员国让意大利处于不利地位，而在2018年11月时，这一比例仅为47%。所以，疫情过后，欧盟可能非但没有形成更为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反而显得更加不团结。这显然也将不利于后疫情期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发展。

再次，严重损害欧盟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其一，欧洲是世界上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也拥有非常好的医疗条件。至少在医疗领域，欧洲过去基本上只充当救援者角色而非被救助的一方。但目前其疫情最为严重，也需要世界其他国家帮助。显然，欧洲有控制疫情蔓延的有利条件，但它却没有控制好，未利用好亚洲控制疫情所制造的时间差。这表明，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治理体系出了问题，欧盟领导人应对疫情的治理能力也出了问题。其二，欧洲在疫情期间，特别是疫情暴发初期乱象纷呈，各国各自为战，甚至相互拆台，以邻为壑，虽然在疫情中后期，协调性有所增强，互助行动有所呈现，比如德国接收了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重症患者，捷克向西班牙提供了口罩等防疫物资等，但负面影响已经造成。欧盟多年来一直主张多边主义，但欧洲国家在面临疫情时，更倾向选择单独行动，在欧盟内部尚不能展开真正有效的多边行动，遑论在国际上推进多边主义了，欧盟多边主义主张的说服力由此大打折扣。其三，欧盟的国际地位在于联合和一体化，疫情并未给世界展示欧盟的团结和凝聚力，相反是松散、争吵和欧盟机构的无能无力。这并不是一个欧盟未来深化一体化的迹象，相反更像是一个“去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开始。

第四，欧洲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将更形复杂。过去10多年来，欧盟一直遭受危机冲击，如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等等，大国竞争激烈的国际政治新态势更让欧盟难以适应。2019年是欧盟换届年，新一届欧盟机构领导人到位，欧盟委员会曾设想要打造一届“地缘政治的委员会”，并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推出新的人工智能战略、新的产业战略、新的气候战略以及新的非洲战略等等，以建设“欧洲主权”，提升“战略自主”能力；同时完成与英国的谈判，厘清未来的英欧关系；化解与美国的贸易争端，避免贸易战等。疫情之下，所有这些议程都被迫中断。但欧洲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并未由此消失。比如难民问题、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关系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不仅未因疫情的暴发而消失，相反更加严峻。后疫情时期，世界形势和格局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进一步下滑不可避免。疫情影响了英欧就未来关系进行的谈判，但英国仍然坚称不会寻求延长过渡期，一旦英国决定在未与欧盟达成未来关系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过渡期，彻底脱离欧盟，将给英欧关系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危及欧盟地缘政治安全。美国为转移危机，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进“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加大与欧盟在金融和贸易问题上的摩擦。欧盟周边非洲、中东地区由于经济受损，非法移民、恐怖主义问题可能更为突出，中东地区甚至可能爆发新的战争。总之，疫情过后的欧盟将处于一个更为虚弱、更为不利的地位，内部不团结，外部信誉下降；但面对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危险的地缘政治形势。总之，后疫情时期的世界对欧洲来说将更为凶险，欧盟可能更加有心无力，“主权欧洲”“地缘政治的委员会”等等设想都可能沦为空谈。

三

欧盟委员会经济委员、意大利前总理保罗•真蒂洛尼称，当前欧洲所面对的是战后最严重的危机，“欧洲一体化计划诞生于战争之后。在成功携手战胜这场可怕的大流行疫情后，它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被严重削弱。因此，在我这名意大利人看来，这为欧盟各机构的所有人员敲响了一记警钟。”如其所言，疫情后欧盟及欧洲一体化发展前景将更不确定性，向好向坏皆有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疫情突显了欧洲各国休戚与共的命运，将刺激各国加快一体化进程。虽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情况更为严重，但事实上是所有欧洲国家都遭到了疫情的冲击。后疫情时期，每个欧洲国家都将不同程度面临企业倒闭、民众失业、财政恶化、社会不安、政治激化等问题。欧洲国家将难以单独应对，而且由于欧洲单一市场已经高度一体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欧元区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退出而崩溃、瓦解，即便是像德国这样的相对强大的国家也将遭遇巨大大损失。所以，欧洲政治人物对于欧盟未来存亡的紧迫感前所未有。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3月特别发表电视讲话，警告欧洲未来面临风险，称“所有人都必须完全理解对欧洲威胁的严重性”，欧盟应该与意大利团结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4月6日宣称，“欧盟面临有史以来最大危机”，面对严峻形势，“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多欧洲、更强大的欧洲、运行更好的欧洲”。目前，欧盟内部正在紧锣密鼓，寻求以团结一致的方式应对疫情。欧盟已经就抗疫及短期经济救助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如何利用在债务危机期间设立的欧洲稳定机制等，但如何制定疫后经济重建计划仍未有明确结论。其中一个举措是扩大欧盟预算，即2020年底之前，欧盟必须要完成2021～2027年跨年度预算。此前，德国等欧盟预算净出资国希望欧盟预算不要超过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但疫情之下，这样一笔预算显然不够。欧盟委员会正准备修改原来的预算计划，扩大预算规模。欧盟成员国还正在就某种形式的欧元债券进行讨论，如果欧盟在疫情的刺激下能够迈出这样的重要一步，将大大加快欧元区财政一体化步伐，补足欧元区财政短板。而财政上的一体化，又必将进一步促进成员国外交及防务一体化进程。如前所述，欧洲的问题不只是疫情，还有严峻的地缘政治问题，除了团结一致之外，欧洲似乎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第二种可能也不能排除，即疫情加剧欧元区及欧盟内部的紧张关系，欧洲“去一体化”进程加速，甚至引发欧盟的再次倒退。在上一个十年，欧盟遭遇了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最终以英国脱欧告终。随着疫情对欧洲影响的逐渐深入，一体化也可能再次遭遇逆转。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有成员国退出欧元区。

疫情暴发前，欧元区内的南北分化和矛盾就十分严重。北方国家德国、荷兰等国财政盈余，失业率较低；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甚至包括法国在内则持续面临削减赤字和债务的压力，失业率较高。债务危机让南欧更弱，北欧更强。疫情加重、加快了这一趋势。这从各国为应对疫情所投入的资金就可见一斑。至3月底，西班牙所投入财政资金及贷款担保占GDP约12%，法国为23%，德国接近60%。因为像西班牙这样债务负担已经很重的国家无法承担更重债务，但由于救助力度有限，西班牙疫情后也将面临更多的企业倒闭和失业人口，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继续拉大与德国等北方国家的差距。有预测认为，疫情后西班牙失业率将攀升至20%，而德国将仅上升至6%。也正因为看到了这一问题，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9国提出发行“新冠债券”，即以欧元区19国共同担保的形式向市场发行债券，这实质上是某种形式的欧元债券。这样做的好处是，意大利等国可借用德国等北方国家相对更好的信誉，以较低的利率水平向市场融资。更重要的是，发行欧元债券所产生的债务不会推升意大利及法国、西班牙等国本已较高的负债率，从而减轻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不至使其被庞大的债务压垮。但德国、荷兰、奥地利、芬兰等国则不愿承担南欧国家的债务风险，一如其债务危机期间拒绝欧元债券一样，断然拒绝“新冠债券”。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在2012年就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有欧元债券”，虽然疫情与债务危机不同，德国国内也存在同情意大利等国的声音，绿党就赞同设立欧元债券，但默克尔的立场并无改变迹象。民调显示，64%的德国人反对欧元债券。荷兰的反对声则更为强烈。荷兰财政部长声称，“我不赞同（新冠债券）；我从未赞同过，未来也决不会同意。这对荷兰纳税人不公平，也会增加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风险；这是不明智的，应该竭力避免”。

而不论是南欧或是北欧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存在反欧元的民粹主义压力，如成立于2013年的德国选择党就是因为反对救助希腊等债务国而产生的，意大利的联盟党则因为反对德国和欧盟的“压制”而主张退出欧元区，民粹主义的上升限制了各国政府在欧盟层面的合作能力。

至少目前看来，欧元债券还将遥遥无期，也就是说，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看不到从债务负担中解脱的机会，这将催生这些国家内业已存在的民粹主义。如果联盟党在意大利执政、国民联盟在法国执政，那么意大利、法国关于是否留在欧元区的公投就可能不可避免。4月初一份民调显示，53%的意大利人已准备好离开欧元区或欧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拒绝新冠债券将损害欧盟在像西班牙这样国家的信誉。

与欧元区一样，申根区也面临倒退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南欧国家既是债务危机的重灾国，也是难民危机的重灾国，因为这些国家是中东、非洲、阿富汗等国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洲的第一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境内都存在大量的难民营，虽然欧盟也提供了帮助，但对意大利、希腊等国来说还远远不够。当前，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也是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未来，财政压力加上对欧盟及德国、荷兰等国的愤怒情绪，南欧国家可能决定不再收容进入境内的非法移民和难民，让其自由进入北方相对富裕的成员国。作为回应，德国、荷兰等国可能决定关闭与意大利及希腊等国边境，组成一个缩小版的申根区。如果这样，将是申根区的严重倒退，并可能引发欧盟新的政治危机。

后疫情时期恰好与后脱欧时期重叠，英国如果能够比欧盟更好地应对疫情，更好地从疫情中恢复，将进一步强化由疫情引发的欧洲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南欧国家可能因不堪忍受欧盟的财政束缚而滋生脱欧情绪。对北欧国家如荷兰、瑞典等国而言则是另外一种考虑，这些国家可能认为，一个由多数是相对贫穷的南欧及中东欧国家组成的联盟将对自身不利，可能构成一个愈来愈大的负担，因而也可能决定脱离欧盟，与英国组成另外一个自由贸易区。在充满变数的后脱欧及后疫情时期，这种可能性难以排除。一旦如此，也就意味着欧盟的终结。

综上，疫情可能推动欧盟向联邦式的国家方向发展，这是欧洲主义者的理想；但也可能加速欧盟走向裂变和瓦解，这是欧洲各国极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希望。但这两种可能性短期内都不大可能发生。尽管疫情对欧洲的影响可能超过以前所有危机，但未来几年，最大的可能仍然是，欧盟原地踏步，最多只是修修补补，继续勉强维持运转，以拖待变。

过去几十年来，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化和分歧一直在持续发酵，南北欧、东西欧、穷国（欧盟预算的净收入国）和富国（欧盟预算的净贡献国）之间的猜忌也一直在持续增长，疫情的确强化了欧洲命运共同体意识，但仍不足以让各国特别是各国民众摒弃成见，拥抱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欧盟超级国家。也就是说，欧盟财政、外交及防务上的一体化不可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但与此同时，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在一个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前所未有的时代，欧盟作为一个大家庭，虽然不尽如人意，仍能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所以，各国仍会努力维持欧盟的团结和完整性，不让其走向崩溃瓦解。但应该指出的是，欧盟各国需要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尽快达成共识，因为欧盟内部压力在逐渐增大，现状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反欧元、反欧盟的民粹主义政党终有一天可能获得政权。欧盟拖延变革不会带来命运的自然好转，更可能的是导致进一步大倒退。

四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和国际事务合作伙伴，疫情不仅冲击欧洲经济、社会、政治和一体化发展，也将深刻影响中欧关系。

其一，中欧关系既定议程受影响。2020年是中欧关系大年，欧盟新一届领导人计划首次访华，出席中欧峰会；4月中，中国－中东欧国家第9次峰会计划在北京举行，这也将是“17+1”框架下的首次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半年还将访问德国，出席莱比锡中国欧盟领导人特别峰会。当然，还有多场中欧高层互访活动。总之，在全球大变局快速演变的背景下，中欧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变量，双方均对中欧关系予以高度重视，希望借一系列的双边及多边重大活动，更为清晰地界定彼此关系，并以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确立气候变化合作重点等，规划未来几年的中欧合作议程。但疫情完全打乱了中欧关系议程，抗击疫情成为中欧关系中的首要、也是当前唯一要务。目前看，中欧至少上半年的既定议程无法实现，下半年情况也不容乐观。

其二，经济关系基础受冲击。欧盟自2004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脱欧后，欧盟单一市场缩小，但仍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经济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基础，也是中欧关系的主要内容。疫情后，欧盟将不可避免经历一段困难时期，特别是消费需求可能大幅下降，对中国产品的吸纳能力也将下滑。中国外贸环境将由此受到负面影响，欧盟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位次也可能受影响。后疫情时期，欧盟本已严重的保护主义可能有进一步发展。即使是在紧张的抗击疫情时期，欧盟委员会及德国等国官员已经开始发出警告，要防止外国企业利用欧洲困境乘虚而入进行收购。欧盟保护主义上升不利于中欧经贸合作，也将增加中欧之间的经贸摩擦，对双方经济在疫情后恢复发展也会带来损害。另外，更重要的是，与此前所有危机不同，疫情迫使世界上多数国家自我封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这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反全球化倾向。中欧产业联系紧密，但疫情迫使双方产业链条中断，即使是短时和暂时的，也会给双方造成严重的心理冲击，即未来要尽量确保产业链条的本地化，以加强本国的安全感。事实上，疫情前，欧洲就出现了这种思想，即要加强产业链的独立和自主性。疫情期间，欧洲大量防疫物资需要从国外特别是从中国采购，也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的脆弱感。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危机后法国将寻求将医疗及其他制造业从世界其他地方回迁到法国和欧洲，以此重建“法国主权与欧洲主权”。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因此，后疫情时间，欧洲可能会寻求与中国产业链某种程度的脱钩。因此，疫情虽是暂时的，但对中欧经济关系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其三，政治关系变数增大。疫情前，欧盟就已遭多重打击，最近的一次是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疫情更对欧洲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民众和社会心理等等构成全方位冲击。后疫情时期的欧盟将更为弱化、更不自信，与仍处上升期的中国发展态势对比将更为明显。1995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0倍，2005年是中国的5倍，2008年是中国的3倍，2019年时已被中国赶超。英国脱欧，加上疫情后的大萎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很快就将超越欧盟整体。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对中国的所谓经济竞争、科技竞争特别是制度竞争将更为敏感多疑。2019年3月12日，欧盟发表对华战略文件《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宣称中国不但是欧盟“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还是欧盟“向外推行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制度竞争对手”，这显示了欧盟对中国信心不足的心态。疫情期间，中国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力所能及地向欧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就是这一单纯的抗疫合作也被部分欧洲人解读为别有用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月23日发表文章，暗指中国对欧洲的援助有地缘政治动机，旨在通过“慷慨政治”获得影响力。后疫情时期，中国对欧政策可能会动辄得咎，与成员国的合作将更多被指责为“分而治之”。中欧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当前抗疫时期还是后疫情时期，中欧都需要更为紧密的合作，这不仅符合中欧双方利益，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发展的需要。事实上，疫情期间，中欧合作富有成效。中国在1月底2月初疫情大规模暴发时，欧盟和多个欧洲国家对中国抗疫表达了坚定支持的态度，并捐助了大量抗疫物资，对此中国人民铭记在心。3月初以来，欧洲疫情暴发后，中国感同身受，并迅速予以援助，多个医学专家组奔赴欧洲国家助力抗疫，还与多个欧洲国家举行视频会议，毫无保留与欧方分享救治、抗疫经验。双方的通力合作既有利于彼此抗击疫情，也拉近了双方关系。虽然欧洲内部对中国的援助杂音不断，但这并非主流。应该说，疫情期间中欧互帮互助为后疫情时期双方合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疫情暴发前，世界就已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前所未有的时期。美国自私自利，推进“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权政策，是导致世界经济加速下行、国际贸易秩序面临崩溃、全球金融体系风险突出、中东危机一触即发的重要因素，中欧双方都深受其害，这也是双方确立2020年中欧议程的重要背景。疫情期间，美国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更是暴露无遗，比如，在不知会欧洲盟友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对欧洲“封航”，令欧洲国家措手不及；半路截留德国所订口罩等等。七国集团视频会议，美国不思抗疫合作，一心只想甩锅转嫁危机。后疫情时期，世界形势可能更加凶险。其一，由于各国普遍陷入经济困境，如果在全球层面缺乏协调，更多国家将诉诸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行动，但以邻为壑不会让自己更好，反而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的泥潭。其二，热点地区的更多冲突甚至战争可能性上升。其三，美国遭疫情重击，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加剧社会矛盾和政党恶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美元及军事霸权地位左右，美国政府有冲动也有能力向全球转嫁危机。因此，后疫情时期更需要中欧合作。

欧洲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欧GDP之和占全球份额近三分之一，双方合力能发挥较大的全球影响力。近年来，中欧双方在国际贸易秩序、反对滥用货币霸权实施长臂管辖、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等领域具有广泛共识。后疫情时期，世界各国都可能不同程度遭遇较大经济和社会困难，中欧更需要加强合作。只有这样，中欧才能更好克服经济困难，迎来疫情后经济更快的恢复性发展；也才能在全世界发挥合作共赢的榜样作用，引领全球团结、协作共渡难关，而不是走向封闭、保守。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欧洲领导人通话时所说，中欧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增长，保民生，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这符合中欧各自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

疫情暴露了全球治理特别是卫生治理方面的缺陷，习近平主席因此指出，“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全人类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战而胜之”。中欧双方需要相互理解、增进互信，加强在卫生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支持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应有作用。疫情期间，中欧互帮互助，共同抗疫；后疫情时期，中欧也有责任共同推动加强国际多边主义机制建设，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合作。

疫情打乱了中欧2020年既定议程，也带来了新挑战和新的合作机遇，中欧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所未有。中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是一贯的、真诚的，如果欧洲能对中国多一些该有的信任、少一些无端的猜疑，中欧合作空间会更加广阔，更多地造福彼此，惠及世界。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4期的疫情与国际形势栏目。现代院微信公众号现推出此文（无注释版，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