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对华“新冷战”？听其言不如观其行

美国希望对华避免“新冷战”？听其言不如观其行。从刚刚结束的拜登总统任内首次亚太之行不难看出，美国的实际行动却是在亚太地区布下“新冷战”陷阱，与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中的说辞背道而驰。

董春岭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讲，这篇演讲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清晰的对华政策宣示。

布林肯的演讲中，虽然有一些积极表态，如延续了中美元首通话中“四不一无意”（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基调，增添了不寻求阻止中国作为大国发挥作用，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和平共处等内容。同时，也将“对抗、竞争、合作”的三分法转化为“投资、联合、竞争”，进一步弱化了对抗的调门。

然而，整体而言，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主基调，继续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希望美国能够联合盟友伙伴、以“印太战略”为主轴，利用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动用美国所有的战略工具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它表明：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已经定型，不仅不受包括政府换届、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在内的美国内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受包括全球性危机（如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事件（如俄乌冲突）等在内的美国外部因素的影响，已经成为类似于美国对苏遏制战略那样的被美国历届政府继承的一项大战略主张，中美战略博弈的基本态势将长期延续下去。

以特定国家为主要战略对手、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搞集团政治、进行阵营化对抗、构筑经贸平行体系、借人权之名对他国内政进行指责和干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影响力竞争——这些都是形成“新冷战”的基本要件，而这些要素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了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当中，成为该演讲自相矛盾、难以取信于人的关键所在。

行胜于言。刚刚结束的五月是拜登政府精心打造的“印太外交月”——美国-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任内首次亚洲之行都是其中的重头戏。从访问韩国、日本，到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谈判，再到举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第二次线下峰会，美国政府在落实“印太战略”上可谓“拉开了架势，摆足了阵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窗口”。将拜登此次亚洲之行相关成果文件与布林肯关于“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表态结合起来看，不难发觉背后隐藏着三大对华战略意图。

首先，夯实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盟友体系，以“印太地区”为“主战场”围堵中国。拜登借韩国政权更替、对外关系调整之机，将亚洲首访地点选在了韩国，强化美韩同盟、诱拉韩国“大国平衡”外交转向的意味浓厚。在日本，拜登表态支持日本入常、重申对日的安保承诺，意在进一步强化两国的战略捆绑。美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了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将美英澳“奥库斯”同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纳入到声明当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安全合作的内容大幅增加，表明“四边机制”朝着实体化方向持续迈进。这些凸显美国将各种“小多边”连“线”成“面”的动机，意图打造一个以美国为轴心的“轴辐”式的盟友体系，控制盟友、掌控全局的“引线”牢牢掌握在美国手里。

其次，试图通过台湾问题在“印太地区”制造“阵营对抗”，将俄乌冲突的战略压力引向中国。俄乌冲突仍处在白热化阶段，也是当前西方世界面临的最紧迫安全问题，但无论是拜登政府出台的新版《国防战略》等文件，还是在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中，均毫不动摇地将中国明确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用5月以来的一系列“亚太外交秀”表明：对华战略竞争依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轴”，美国不会因为俄乌冲突而放慢实施“印太战略”的步伐、放松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亚太仍然是美国的头号地缘战略关注点。无论是在韩国、日本，还是在“四边机制”的会谈中，美国都将“防止俄乌冲突在‘印太地区’上演”作为战略磋商的重点，把台湾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希望借题发挥施压中国、恶化中国国际舆论环境，企图利用俄乌冲突整合盟友体系，调转枪口针对中国，其战略动机可见一斑。

再次，垄断关键技术优势，操控产业链，用“印太经济框架”将对华“小院高墙”的围堵延伸至地区层面。拜登访问韩国展示出构建先进芯片等供应链同盟、垄断和操控地区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强烈意愿；在日本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既为美国的“印太战略”补充了经济内容，也释放出美国重构自身主导的亚太地区贸易秩序的战略动向。拜登政府利用“小院高墙”对中国实施科技封锁的用心已是路人皆知，其在全球层面也在不遗余力地构建供应链同盟，此次通过收紧同盟体系、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希望通过加速构筑亚太地区层面上的供应链同盟，引导相关产业链就近迁移至中国之外的亚太其他国家，控制数字经济时代地区科技与贸易的主导权。

美国的一系列做法，事实上为亚太地区挖下了“新冷战”陷阱。在明确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大战略背景下，华盛顿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着大国竞争的主轴展开。美国的霸权动机，自然驱动着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战略诉求，给亚太地区的合作制造新的裂痕。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本就是“冷战遗产”，而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亚太地区安全问题本就是导致大国对抗重演的导火索，通过制造“中国威胁”强化这一同盟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可能重新激活这一“冷战工具”，另一方面或将使亚太地区自然陷入阵营化对抗的境地。借助俄乌冲突，美国已经实现了将欧洲重新战略捆绑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制裁的“绳索”，华盛顿正着力将俄乌冲突造成的阵营化对抗引向亚太，这对亚太地区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名为促进地区自由开放，实际上却是强拉盟友搞科技垄断，在亚洲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封闭排他的经济平行体系，而两个平行体系对新冷战的加速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希望对华避免“新冷战”？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中的说辞与美国的实际行动反差明显。人们常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然而，一个美国精心设置的“新冷战”陷阱正将亚太带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若坠入这一陷阱，21世纪以来亚洲长期的繁荣与稳定将不复存在，亚太地区将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和主战场。如何跳出这一陷阱，防止“亚洲世纪”成为“亚洲悲剧”？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既需要超越冷战思维的新型安全观念，也需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安全实践——这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考验。

本文原载于2022年5月30日《环球时报》，文章内容及标题有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