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先觉杨伟名
杨伟名是个农民。如果他只是握着锄头，一辈子在黄土里默默刨食，或许现在他还活着。
但现实不是这样。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陕西户县的这个农民拿起笔杆，针砭时弊，一写就是近万言。恐怕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些文字会引起最高领袖的震怒，最终把他引向绝路。他只活了不到四十六岁。
四十多年过去了，杨伟名的名字沉浮乡里。一度，曾被发现式的骤然提起，像当年写万言书时引起的震动那样，朝野上下无不为他几十年前的大胆思想震惊、又为他的悲情际遇怅惘。最终，这个名字又渐渐归于沉寂。
而他的亲友，至今承担着他带给他们的光荣，也隐隐背负着似乎总也逃脱不掉的伤感和压抑。
农民先觉杨伟名
引子
几年前，杨新民背着几袋书到街上去卖。这是陕西户县的文化一条街，街上有个农民画展览馆，附近还有所中学。
新民把书在地上摆开，蹲在一旁，也不吆喝。
来往的人很多，却很少有停下来看的。
那是本一半橘色一半黑色封面的书，印着几片枯黄的枫叶，书名《一叶知秋》，还有行小字“杨伟名文存”。
有个学生过来了，翻了翻书，指着“杨伟名 著”几个字，问，这作者来了吗？
新民愣了一下，说，他，他已经去世了。
学生又问，那你是谁？
新民说，他是我父亲。
学生把书细细翻了半天，问，你爸写的农村情况，毛主席为啥要批评呢？
新民不知该咋回答，闭着嘴，把喉结咽了一下。
一个农民的非常之死
多少年了，新民不能提这事，想起来就是两眼泪。父亲去世时，他刚十六岁，还是个半大孩子。那几天连着下霖雨，街巷泥泞不堪，整天闹哄哄的，造反派把大字报从北街七一大队的家门口一直贴到不远处的钟楼上。
那天晌午，临出门时，父亲让新民把出嫁了的大姐彩英、二姐新惠都喊回来，说是鞋底烂了，让她们回来上鞋底。新民到邻近的连丰大队找到二姐，说，现在文化革命运动紧，咱大（陕西方言，爸）在公社正“实行专政”呢。新惠绕到西街上的公社，那围了一圈人正在喊口号开批斗会，趴到窗子上一看，父亲跪在箱子上，上面铺着一层煤渣。新惠没办法，含着泪回了家。
晚上，民兵连长把父亲押了回来。大姐熬了一锅包谷珍，父亲好像也没吃，像往常一样，在炕上盘着腿，趴在小桌上，攒着头写啥东西。末了，对新民他们几个说，没啥事了，都去睡吧。
那时杨家三间土房，父母住北间，新民住南间，中间隔着一间。雨很大，新民几个躺下没睡着，听见北间有动静，有人生火拉风箱。彩英起来问母亲，现在烧水干啥。母亲说，你大渴了，烧水喝。彩英说，电壶都灌满了，有开水。母亲没理会，说你去睡吧。
一会，又听板楼上响，姊妹几个问谁干啥呢。上头应了一声，取个东西。就没了声息。只听雨声越发得紧了。
似睡非睡中，忽听那边隐约传来低沉的嘶吼声。新惠第一个冲过去，门却从里头插上了。门缝中透出一股呛人的农药味。新惠几个一边哭叫着打门，一边点煤油灯，却被风吹灭了四五次，索性不点了，摸黑跑到后院，撞开窗户，爬进去，拉亮家里唯一的电灯，就见父母直挺挺躺在炕上，穿戴整齐，挽手赴死了。
床上，倒着个农药瓶子，地下，是父母刚洗净身子的一盆水。
已经是后半夜了。新惠忘了害怕，一个人一口气跑到医院，却没能把医生喊来。新民和大姐跑到巷子北头，拍打一户大夫家的门，没人应，又跑到另一头另一个大夫家，狠劲地叫，还是没人应。
过了很多年，新民思量起这一幕，才明白过来——那阵子，谁敢来呢？
姐弟三个守着父母遗体，嚎哭了一夜，不知该咋办。
天亮时，陆续来了群众，有人说，咋就走了这条路呢！更多的人光是叹气。公社也来了个干部，新民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个啥，但记得他的模样，只听他说，大家都不要看了，都回去，这是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总是有好心人帮着张罗后事，准备把木板楼拆了，订两口枋，后来听说电影院隔壁有个蓝田人开的棺材铺，还有两口枯木棺，便宜，一百八十元的债就记到了新民头上。第二天，就匆匆下葬了。
乡俗亡人上路是脚前头后，但板车太窄，没法把两口棺材的大头都朝后，新民只能让父母手足相拥，牛车拉着，埋在了涝河岸边。
新民记下父亲去世的那天，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
收集了万言书的《杨伟名文存》。当年杨伟名的意见未被采纳，但其基本思路，却为改革开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所证实
领袖和农民之争
在新民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下地干活，到生产队开会，就是晚上在家写东西。上小学的一天，几个老师看到新民，就嘀咕着，这娃他大写了个文章，不得了，人家毛主席都看了，结果他大挨批判咧。
新民回了家，看父亲还趴到炕桌上写呢，到吃饭时也不动弹，不高兴了，把饭碗朝桌上一蹾，头一拧，撂下一句，成天写写写，我要是被人家批评了，就把笔砸了，今辈子都不动笔了。
父亲居然没生气，笑了，说你娃们家知道个啥。笑完又补了一句，这次没写好，下次咱朝好里写么。
新民确实不懂父亲写的啥，到现在他说自己也只明白个皮毛。但杨伟名写的，不是个小事。
大跃进轰轰烈烈——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社食堂就是好，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些口号还在耳边响，三年困难跟着来了，外省饥民涌进关中，庄稼歉收、黑市粮价狂涨，杨伟名“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他写道，“就农村而言，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他很疑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
杨伟名一连提出十个问题，希望党和政府拿出“当年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断精神”，“大胆考虑”，给国民经济开出“处方”，“解带松腰”，“恢复单干”，顺应“价值法则”，“自由交易”，最终达到“劳动致富、生产发家”。
当时新民才十岁，哪能明白这些。现在他当然知道了——这是一九六二年五月，这些话那时说出来，确实不得了。
新民记得那一阵父亲每天光是个写，吃饭时也不放笔。新民问他，还给你舀碗饭不？父亲却反问，我吃几碗了？新民如果说两碗了，父亲就哦一声，说，那就不吃了。
就这样，杨伟名洋洋洒洒写了近万言，起了个标题《当前形势怀感》，大队支书和大队长都签了名。杨伟名油印了几十份，县上、省上，寄出一大堆。
新民不记得父亲最初收到一些肯定的复信时，是高兴，还是激动。他后来听老人说，那一天，父亲在麦场上和社员们正碾麦子，信来了，父亲就站在原地大声把信念了几遍。可没过几个月，新民听到老师的议论，毛主席批评了“户县三名党员”。领袖认为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父亲是执笔的，责任最大。
杨伟名因此受到批判。新民太小，不知道害怕，也不知父亲当时的心情，是不服，还是苦闷。几十年后，他才听说父亲写了个“检查”，标题是《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他想，恐怕就是他撂话激将父亲不要再写的那次，父亲写了这个检查吧。
陕西省户县档案馆保存的杨伟名一九六二年九月被迫写的检查，标题是《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但这事没有完。几年后，当新民跟着几个伙伴学红卫兵搞所谓的串联，在西安待了一个晚上返回户县时，发现父亲又被揪出来，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几乎天天被批斗。
后来，西安冶院的一个大学生，叫刘景华的，不知怎么跟父亲成了“杨刘反革命集团”。批斗更加猛烈。
再后来，父亲就丢下新民，在那个晚上走上绝路。
陕西省户县档案馆保存的“三个党员来信”处理文件
他不像个农民
杨家的成份是中农。杨伟名的父亲小名根娃，是户县石井下庄人，从小苦命，没了父母，旧社会在县城流浪，后来到南街一个大户人家当“拾摞娃”，就是送饭的——过去，有钱人从饭馆订餐，送饭用的是木制饭盒，几个盒子捡拾了摞在一起。这户人家有个做饭的，叫万家寡妇，收养了他，后来就过继给万家。根娃本姓杨，改名叫杨万有，顶了两家的门户。
杨万有后来在县城北街开了个小磨坊，磨面度日，娶妻生子，长子叫长水，就是杨伟名。杨伟名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万志成，撑起万家的门户。
这些百八十年前的老事情，户县文化馆原馆长刘高明都考证清楚了。还有个八十六岁的老馆长谢志安，更是一清二楚。
谢志安老人是杨伟名的老友。杨伟名若活着，也有八九十岁了
谢家跟杨家是世交，谢志安比杨伟名小一岁，从小一块上学。杨伟名十岁时，开始念私塾，读的是“老书”，《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十二岁到另一家私塾读四书五经，老师是“关学”名士王震京。王震京的老师现在一说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蓝田牛才子牛兆濂。这么说，杨伟名其实是牛才子的徒孙。
书读到十五岁，家里没钱供杨伟名了，他一边种庄稼、磨面做生意，一边借志安的课本看，高小、初中、师范、农专，志安学啥他看啥，不懂的，常常请志安到涝河边给他讲。杨伟名很聪明，会木匠手艺，制作过一架二十捻的纺线车。但他一开始不懂怎么画圆，也是志安教他的。
谢杨两家只隔一道墙，雨水把墙泡塌了半截，也不垒起来，有啥事一跨就过去了。在谢家四女党英的印象中，杨伟名穿得很干净，夏天是对襟白褂，冬天戴个棉帽子，围一条褐色围巾——不是一股脑缠在脖子上，而是前头搭一半，一半甩身后——若是除去手里掂的那把锨，咋看也不像个农民，倒是个知识分子的模样。
杨家北隔壁有个邮递员叫鲁和的，每天上午到邮局领了报纸，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去送。杨伟名常常在中午就把报纸借来翻一遍。
杨伟名给社员读报（杨新民提供）
一九五七年，杨伟名重新入党，越发关心国家大事。第二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生产队没地方办“大灶”，杨伟名把房子腾出来，自己借住在谢家。后来“大灶”不办了，杨家的板楼继续当大队仓库。杨伟名死后，清点物品，啥都没丢，唯独少了一瓶农药。
批斗杨伟名时，谢志安也跟着陪斗。身为文化馆馆长，本来就是被打倒的“走资派”，造反派抄杨家，发现一大堆谢志安的书，到谢家却又发现杨伟名油印的上书材料，于是每次开批斗会，都把牛棚里的谢志安提溜出来，押到北街小学的会场。也只有这个时候，老友才能相见。
杨伟名写《怀感》时，他俩还交换过意见，志安同意他的观点。杨伟名自杀的消息传到牛棚，志安只有在黑了睡下后，悄悄流了些眼泪，不敢叫人知道。
这些事，新民以前都不知道，但他把谢志安叫大伯，让他的娃把老人叫大爷。
杨伟名的老同学、八十六岁的谢志安在杨家老宅。他目视之处，原来有间房子——一九六八年五月，杨伟名在此服毒自尽
留给后人的痛与光荣
户县县城北街西巷二十号，是杨家的老宅。现在新民一家不在这住，房子赁出去了，他很少来。
新民的生母马氏死得早，丢下新民几个还小，两个姐姐送到姨家养活。新民六岁，父亲娶了刘氏，俩人夫妻十年，后来一同喝药走了。
后母脾气坏，有啥事总是高喉咙大嗓子。后母在前房喊，新民常见父亲在后院树下，跟没事人一样小声唱戏。
新民渐渐长大，二姐新惠也接了回来，后母常跟几个娃有矛盾。唯一的一次，父亲让新民陪他出去走走，说，人总要不断适应环境——意思是让新民跟后母搞好关系，没想到这句话却成了父亲离世后，新民艰难度日的心理支撑。
杨伟名趴在炕桌上最后写下的，只有几行字：借青羊寨姨婆家一斗包谷、欠县城西街一个修眼镜师傅三十元钱。又让弟弟万志成念及手足之情，多操心新民，最好让他学个木匠手艺，将来能养活自己。这就是全部的遗言了。
杨伟名丢下儿女，瓮里没有一点面，年底生产队盘账，还欠大队一百多元，都转到新民头上了。
从此，新民跟一个成年劳力一样，每天出工、干活。大人一天挣十分，价值五毛钱，新民干一样的活，挣四分，两毛钱。家里就剩他一个，吃饭胡凑合，往往几口干馍没啃到嘴里，上工的钟又响了。冬天喝口凉水，含在嘴里暖热了，才咽下去。
有次，外地煤矿来要人，生产队没人报名，新民想去，不过是为着能吃上个热饭。有人说，这个娃去不成。
当兵，就更没门了。
新民的叔叔万志成当时在天水当兵，他受的牵连不大，只是有次部队要给他提干，他居然拒绝了。提干要写亲属关系，还要外调、政审，还是不要惹麻烦了吧。
二姐新惠想来看看新民，婆家人不准，说，还跟那反革命的儿子打啥交道呢。新惠忍了。过年时，新惠又提出来，想给娃几个钱，婆家还是不同意，新惠说，我空人去看一下，行不？结果依旧。新惠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她记得父亲说过，忍忍忍，饶饶饶，忍字就比饶字高。听到旁人说父亲的凉话，她更是一忍就过去了。
杨伟名一家合影（杨新民提供）
杨伟名死后，红卫兵还来抄过两次家，一年后的一天，新民重新盘炕，掏烟囱里的灰给地里上肥，结果掏出碗口大两卷材料来，是父亲写的。新民吓坏了，爷呀，咋还有这东西呢！当下烧了。
苦日子捱了快十年，一九七七年，新民结了婚。这时经济搞活，可以单干了，新民干上榨油的活，苦归苦，总是一点点攒钱，日子好起来了。如今新民五十七岁了，还在一家饭馆帮工，每天蹬着三轮车买菜，来来回回，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杨伟名的儿子。
杨新民快六十岁了，在户县一家饭馆帮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杨伟名的儿子
新民两个儿，大儿杨力二十六岁，才结婚，小儿杨旭在外地打工，都当过几年兵。杨力连队的指导员是户县人，有次在报上看到杨伟名的事迹，他没听说过，问杨力认识这个人不，杨力说他是我爷，指导员就激动得很，说咱户县还有这样的人物，真光荣。
在杨力看来，爷爷的当年观点，批判也没有用，在实践中才能试出谁对谁错。
一九七九年，杨伟名获得平反。生产队在户县老剧院开忙前的动员大会，会开完了，准备散会，有人都朝出走了，大队支书念了个《户县组织部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
新民听了，当下觉得有点糊涂，啥叫“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则是错误的”？有人后来劝，说当时能做到这样就不错了。
当时有关方面问还有啥要求没？新惠说，咱凭两手劳动，啥都不想要，只要把父亲的“帽子”卸了，再不受别人欺负就行了。
二〇〇二年，户县有关方面纪念杨伟名，说是要把县图书馆以杨的名字命名，还要重新故居、修建墓地，但后来没了下文。
四年前，人民日报时任副总编梁衡到户县采访，对新民说，你父亲了不起，确实了不起！同年冬天，作家陈忠实到户县采风，感动得很，称赞杨伟名“有思想，且先觉，无私无畏，大写的人！”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来西安出差，托人找到新民，请他去谈了两小时。胡德平详细了解了杨伟名写作《怀感》前后的细节，后来写出一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文章，将杨伟名的万言书与胡耀邦一九六九年给毛泽东的建言信相提并论，胡德平写道，两份万言书的意见当年都未被采纳，但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却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所证实。
分别时，胡德平对新民说，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
他若活着，还会写新的“当前形势怀感”
二〇〇九年九月上旬，户县。木闻采访了杨伟名的同窗、户县图书馆原馆长谢志安老先生，杨伟名研究者、户县文化局创研室副主任刘高明先生，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先生。
木闻：在你心中，杨伟名是个什么样的人？
谢志安：杨伟名人很正直，主持公道。他的出发点是一心替农民着想。对穷人的事，他敢舍得，哪怕把命丢了，都要直言相谏。杨伟名是个硬汉。我常常想起他。
刘高明：细读杨伟名现存于世的十篇文字（另有一篇检查），没有高深的理论名词，写的都是底层的社会生活，群众的一粒米、一株菜，只有手抓两把泥的人最清楚。他的思考是通过生活经验的鲜明对比之后得出的。我看他最后是从容赴死，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符合实际。几年前，省上一个老领导评价杨伟名说，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领袖和农民之争，真理在有实践经验的农民手中。
杨新民：我看我大的那些文章，只是明白个皮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能理解一二。我只是觉得他死得可怜。我大写这个东西，体现他本人的胆识，还体现了民间就是有高人、能人。有句话是伯乐常在，何愁没有千里马。问题是千里马多得很，看你有没有识千里马的慧眼。叫我思量，我大要是活着，还会写新的《当前形势怀感》，《怀感》应该时时有，才能推动社会前进。
杨伟名和《当前形势怀感》
杨伟名（一九二二-一九六八），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今甘亭镇七一村）人。解放前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入党。一九四九年五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自行脱党回乡，一九五七年重新入党，任生产队支部委员、会计、文书、调解员。多次上书各级党委、政府，反映农村工作情况。
一九六二年五月，其执笔写出《当前形势怀感》，大队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联名。全文九千余字，提出“社会主义初期”概念，提出“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农业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提出“借助自由交易，满足群众要求”的观点。随后，杨伟民被聘为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派人找其面谈，把他发展为西北局《西北建设》刊物通讯员。
当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两次批评这篇万言书，成为北戴河会议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阶级斗争的典型“教材”。毛泽东说，“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杨伟名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九月，杨伟名被迫写检查。文革中，遭批斗迫害，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服毒自尽。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对其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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