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五爷李家载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在整个家族的记忆中，他的模样永远停留在二十几岁。然后，他“消失”了近半个世纪。

有一天，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激起了同胞兄弟寻亲的念头。为了寻找他，几十年来，家族里的三代人奔波辗转，从四川到陕西，追访他早已模糊的足迹。

艰难的寻找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还有一些细节没搞清楚，但总算大体知道了：这位本名李家载的四川新津青年周维，当年一心投奔革命，曾在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受训，又在旬邑陕北公学分校求学，后来在习仲勋兼任校长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务干事，是师生眼中的好同事、好老师。

他的生命在青春绽放时戛然而止，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寻找五爷

清夜无眠。忍受了一整天暴晒的都市，此刻还蒸腾在阵阵燥热的气息中。李盾先生独处书房，又捧出那摞发黄的信笺，逐一翻看。

五十二岁的李盾最近很忙，忙着重修李氏族谱。此事千头万绪，颇有难度，让他犯愁的是其中一桩。他想起友人半开玩笑说的话，编家谱当然是好事，与其追本溯源，试图证明与李世民有什么关系，不如把家中有名有姓的“大活人”都搞清楚。

“大活人”是有特指的，李盾该叫五爷，是祖父的五弟。几十年来，这位五爷是李家三代人心中最隐秘的痛。如果没有记忆中那些零星画面，如果没有箱底封存的那几帧旧影，如果没有眼前这一堆发黄的信笺，五爷就像从来不存在似的，如一阵风，令人恍惚。

可他确曾来过这世上一遭，只是家族里无人知晓他后来的踪迹，以致多少年了，五爷，只是躺在李氏旧族谱里的一个孤寂静谧的名字。

这种平静，被几十年前的一封信，突如其来地搅动了。

一封陌生人的来信

五爷若活着，该是九十六岁的老人了。这是李盾从旧族谱里查算来的。关于五爷的记载有两句话：“家载，字仪翰，生于戊午年十二月初四申时。民二十七年七月十一出川，至民卅一年后音信不通。”

李家祖籍四川新津邓公场，五爷家载是在一九三八年二十岁时离开家乡的。当年，他正在成都上高中。忽然有天，传话来说他要参加革命，据说是跟着一群同龄人一起去了陕北。

作家何其芳后来描述当时，“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五爷一去不复返。此后三四年间，他给老家断断续续来过几封信，说在根据地上学、教书，就再也没了音讯。

那正是战乱年代，人人自顾不暇，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了，家人也不知该去哪里寻找。时光匆匆，五爷渐渐被李家淡忘了。

转瞬到了四十九年后的一九八七年八月底。新津老家突然接到一封信，是从陕西西乡寄来的，落款人叫彭定一。信是寄给李维周的，这是五爷父亲的名字。

彭定一开篇就说，“我终于和周维同志的亲人直接通讯了，感到快慰。”李家这才知道五爷家载离家后改了名：他用母亲的姓氏为姓，又将父亲的名字倒换了一下，自称周维。

彭定一说，一个月前，他曾来过一封信，可是地址和收信人都有误，最终被退回。这次是托了新津县党史办转来的。党史办知道当地有周维这个人，征集党史资料时，却谁都说不清楚。

于是，彭定一写下三千余言的《我所知道的周维同志》，分寄党史部门和李家，希望新津县编写党史时，“把周维同志的一生说清楚，给以应有的评价。不要埋没了这位好同志。”

这封信是老人在病中写就的，“今年4月患病，家人不告诉我，我知道可能是癌。我非常遗憾，时间不多了。”只是一想起当年的战友周维，往事历历在目。

二十八年前的这封书信被李家珍藏。泛黄的纸页上，繁体字与早已废止的第二批简化字混用，颇有时代痕迹。彭定一的笔迹略显潦草，能看出老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就在写出这封信几个月后的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彭定一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同行者成了烈士，自家亲人却不明不白

“老五有消息了！”四爷家宇捧信落泪，一家人又激动，又愧疚。

李家本是大家族，“出身地主”。李盾保存着六爷家轴在一九五二年写的一份入党自传，称“家有田产五六百亩”，“父亲维周做过袍哥，当过地方团总，一九五一年，不甘向人民低头认罪，畏罪自缢。”

维周有六子、四女，一半参加了共 产党，一半则是国民党。长子家辑，也就是李盾的祖父“继任”了地主，与二爷家辅、三爷家辚、四爷家宇大抵可算是一个“派别”的，不是国民党员，就是参加过青帮。

而五爷家载，是李家的第一个共产党。六爷家轴在那份入党自传中写到“五哥与同乡曾淑群于一九三八年到陕北，曾后被蒋匪枪杀”。

激起李家寻亲念头的，正是这位曾淑群。若干年后，她的姐姐曾方琼，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独自跑遍湖北、陕西、甘肃，最后在安徽太和县遗存的国民党档案中查出曾淑群被枪杀的证据。一九八四年七月，终于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一九八九年编纂的《新津县志》第1068页“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的第十人，即为曾淑群。

两相比较，李家愧恨不已。四爷家宇比五爷家载大两岁，是个小学校长，只因曾经当过国民党员，几十年来抬不起头，哪里还敢起念寻亲。

直到一九八五年，他才试着给延安写了一封信，探寻五弟的下落，却一无所获。没想到，彭定一老人的意外来信为李家揭开了一段闻所未闻的故事。

彭定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忆，他与周维见第一面是在陕西泾阳的安吴堡青训班。这是当年中共培训青年干部的重要场所。彭定一那时十七岁，周维比他大些，两人曾被编到同一个连队，周维处处照顾他。

有次闲聊，周维告诉彭定一，一九三八年，他曾在陕北公学学习过一段时间。陕北公学当年有个分校在新正县（即今天的甘肃正宁、陕西旬邑及彬县一带）的看花宫。后来，他们从青训班分配到关中特区的两所学校，从此分别。

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彭定一突然听到消息说周维死了，他一时不敢相信，但终于从其他熟人口中得以证实。可详情究竟如何，几十年来，彭定一也不清楚。

彭定一是汉中西乡人。一九八〇年，从汉中专署轻工局副局长任上离休。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周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周维老家的地址，赶紧去信。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非常遗憾，无力无法对周维同志尽更多力量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彭定一在几乎可以称为绝笔的信中急切地说，有很多当年知情的老同志，都在陕西、都还健康，走访他们，就能得到权威证明。

“不能因为人死了，不了了之。”彭定一在信的末尾这样说。

李家载初中毕业时（李盾提供）

艰难的寻访与渐渐清晰的岁月

李家决心寻找五爷。

四爷家宇是那辈还活着的人中年纪最长的，当年已经七十一岁了。他对六十四岁的六爷家轴说，咱们已是老年，犹如瓦上霜，不能抱憾而去。

当时，四爷大腿骨折，躺在床上给各方写信探求消息，实地寻访由六爷来跑。他们书信频繁，李盾如今还保存着数十封，一一翻看，几乎能还原出当年寻访的情景。

彭定一老人提供了几位老同志的姓名、住址，六爷家轴“按图索骥”，往来四川陕西，在新津、成都、西安、汉中、咸阳等地开始了艰难的寻找。

他找到了曾任陕西工学院副院长的王伯慈老人，当年是周维所在新正县第一完小的校长；还找到了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省社科院院长的刘端棻老人，当年他作为习仲勋的助手，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周维是这所学校的教师。

王伯慈老人一九八七年十月致信家宇，称其为四哥，当年，他与教务主任周维“同吃同住，亲如兄弟，无话不说”。

刘端棻老人写下书面文字，回忆周维曾任二师三班的班主任。这份证明材料还加盖了陕西省社科院党委办公室的印章。

当年，五爷家载捎信说要去陕北，李家真以为他去了延安。但在老同事的回忆中，家载并没有到过延安，大致的活动范围在当年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区域，尤其是泾阳、旬邑一带。

一九三七年，穿学生服戴帽的是李家载（李盾提供）

五爷在成都读书时，曾加入共产党地下领导的新津抗日宣传队，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安吴堡和旬邑受训后，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多所学校任教。

老同事们回忆，周维的川音很浓，学生听不懂，他就学当地人的口音。他很活跃，带着学生排话剧，出墙报。从小就在老家门前岷江里游泳的周维带着孩子们玩水，艰苦的岁月也有欢乐。他来自稻米之乡，但边区见不到大米，也很少吃麦面，老师和学生同吃一锅饭，大多是玉米糊糊。

老人们回忆，那时，狼还很多，上下学都是教师轮流去周围村子接送学生。天不亮或者天黑了，走在前面的学生手里就点一截柴火，周维常常是手持木棍走在后面，边走边唱歌。

当年在边区办学，条件艰苦不说，还要适应战争环境，与国民党斗。关中分区机关常常转移，学校也跟着四处跑，老师带着年纪大点的学生一起走，留下年龄小的学生，白天，带到野外树林上课，夜晚，则由教师和村民站岗放哨。

寻访缓慢而不时有突破。在老同事的口述中，周维的形象渐渐清晰浮现。几乎所有人回忆到他时，都是满怀惋惜。王伯慈老人“心情十分不安，歉疚和痛苦地回忆起四十多年前……”（记录者木闻 公号小人物大人物）

五爷之死

彭定一在《我所知道的周维同志》一文中回忆，他与周维分别于一九四二年。他去了延安，放下背包，就参加了“抢救运动”。“斗争很激烈，搞人人过关，边区各地也随之展开。”王伯慈老人对家轴回忆说，这场整风运动在一九四三年进入高潮，“我们从边区外面去的人，差不多都受到了冲击。”

周维，正是在这场运动期间死去的。他究竟怎么死的，李家很想搞清楚。

一九八七年十月，家轴在咸阳市人大二楼15号办公室，与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维岳老人相谈。一见家轴，张维岳就说，你长得很像你五哥啊。

张维岳当年是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二班的学生，他听说，当时抢救运动有二十四种刑罚，主要是抓特务，结果一个也没抓到。“我那时十四岁，有人让我们承认是三青团，后来都平反了。”

张维岳向家轴回忆了批斗周维的场景，还写了一封信，并加盖了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的公章。他又向家轴介绍了当年与周维一起被批斗的学生。黄河机械厂工会原主席党寿山是三班学生，班主任正是周维。党寿山回忆，“当时说周维，我，苏仕萍，都是特务，把我们三人都捆了，又批斗又拳头打。”

家轴也见到了曾任临潼县副县长的苏仕萍老人。她说，“这么多年了，周维教员的问题还没有落实吗，你们家属还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唉，你今天来，我很高兴啊。”她当年被怀疑为特务，捆绑了吊在屋梁上，始终没有胡乱招供。

三班学生丁成章回忆，全校都在动员大家坦白问题，“有的组长由于同学没什么交待的，把同学叫爷，逼着承认自己是特务。”

直到二〇一四七月，李盾先生从淘宝网上买到一本旧书，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校史，再结合四爷家宇、六爷家轴对众多老人的走访追忆，终于大致勾勒出“抢救运动”中五爷家载被批斗致死的场景。

这本校史第60页“第二节 ‘抢救运动’”中记述，“同学们你斗我，我斗你，互相猜疑，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了‘反革命’”，而“达到高潮是教员周维同志的死亡”。

“在全校举行‘坦白交代’大会上，有同学交待他填写过一张表，是班主任周维发的。有人揪住周的领口拉上台要他坦白，还说，大家看！这是个什么鬼！周维一时想不起是什么表，在台上吱吱唔唔说不清楚。有人喊了一声，不交待就打死他！全场骚动，围着周维乱打起来。”

苏仕萍回忆，“打了一阵，周维说，‘我不行了，我气短，难过得很，让我坐一下’，就坐到了教室地上。”

周维原本有肺结核，还有的说是心脏病，被打当晚吐了血，第二天送医院，几天后就死了。

旬邑黑牛窝。这是李家载安葬的大致地点。70岁的当地老人张纯地（左）出生于1944年。这一年，李家载已经去世大约一年了。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周维之死引起重视，在弄清逼供信真相后，二师“历时三个月的抢救闹剧因此停止”。

早在一九四〇年，该校曾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民主生活大会，出现过“指责别人多而检查自己少”的现象。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兼二师校长的习仲勋曾告诫说，“这样的民主大会以后要特别慎重。学生面对面批评教师，这不见得妥当。”“抢救运动”时，习仲勋已调任西北局党校校长。

张维岳向家轴回忆，学校给周维开了追悼会，送了花圈，还写了挽联，上联是“革 命未成身先死”，下联“□□□□志犹存”。时隔多年，下联前四个字记不清了。

但这些老人都记得周维是被安埋在一个叫黑牛窝的地方。苏仕萍回忆，那是冬天，下了雪，女生们给周维缝了新衬衣、新棉衣。她看见周维遗体穿着一件淡黄色的毛衣。有人说，这是他从四川带来的，让他穿上吧。埋葬是按当地风俗，先挖了洞，才把棺木推进去，“墓地风水好，芦苇根长得把棺木包起来。”

当年的学生、时任咸阳市人大常委王世俊老人回忆，“我们学生都去送了葬，当时大家都很奇怪，头天还在抓特务，怎么没几天就开追悼会了。”他记得，党总支书记涂洛克讲了话，说周维是好同志，是革命的。

在涂洛克老人写的一份证明材料中，称周维是在康生“抢救失足者”极端错误的指导下，二师“也不例外进行了抢救运动，用了逼供信的错误办法，是一场残酷斗争”。当时的主导者是关中地委宣传部长，文革中已故。

涂洛克说，“作为党总支书记是有责任的”。他在追悼会上宣布，周维同志不是国 民 党 特务，是一个好党员、好教师。

只是当时“批 斗没什么个人 材 料，平反时也没做书面结论”。至于周维的党籍及介绍人是谁，没有人知道。李家请求党组织 对周维的历史给予明 确 的结论，却一时不知该找哪里。在家宇、家轴四处 走 访时，许多老人都说，此事应由组织派人调查落实，才会得出结论。“个人出来走访有什么用呢。”

李盾的父亲李君彦，是西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副教授，寻求该校党委帮助，发 函 给 有关方面希望出面调查。咸 阳市委组织部一九八七年十月发出公函，希望新津县委组织部落 实相关情况。一九八八年一月，新津县党史办回函称，“我们研究认为，李家载是新津的进步青年、好党员，他的去世是不幸的。由于他的党组织关系不曾在新津，不属我县党史征集范围。”

李家后人寻亲的步伐仍在持续。尽管四爷、 六爷，李盾的父亲，以及当年接受李家寻访的老人们，都已先后谢世。

二〇一四年七月下旬，李盾驱车数百公里，走访了泾阳安吴堡，以及旬邑的陕北公学分校旧址看花宫、马家堡革命旧址、马栏革命旧址和二师旧址黑牛窝。这是李家人第一次到访五爷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李盾在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旧址纪念馆，见到当年在此就读的田家英、卓琳的照片，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等多个纪念馆的展板上发现了“周维”的名字，“校长：习仲勋；副校长：刘端棻；教务干事：周维”。他激动地喊：“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晓军向李盾表示，将征集调查周维同志的史料，适时刊登在《旬邑党史通讯》上，“给逝者一个公正的说法”。

李盾保存着五爷二十岁时的一张照片：地主袍哥的儿子李家载、后来的革命者周维，仍是高中时代略带稚气的样子：留着那个时代的短发，穿一件深色带领子的短袖衫，眉清目秀，直视远方。

那是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年，或许就是拍下这张相片后不久，他就和全国数万知识青年一样，为抗日救国奔赴陕北，“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唱的就是当年的情形。

深夜无眠，李盾继续研读着新近淘得的资料，他在字里行间发现了一句话——当年，五爷确实给学生们发过一张表，他死后，有人回忆起来，“那实际上是一张困难学生补助表”。（记录者木闻 公号小人物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