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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大人物 ∣ 一对老人三十年的坚忍

2016-05-18 木闻 小人物大人物


今天是國際博物館日。讲述一对老人和他们收藏石碑的故事。

前几天又见到了他们。还是那样,率真,坚持。

如果去大明宫遗址公园,推荐去他们的博物馆看看,和他们聊聊也是好的。

丹凤门进去,顺着左边的漫道,一直走到头,到了考古探索中心,旁边就是新碑林博物馆了。馆不太,石碑挺多。角落里常常坐着一个老先生。戴一副墨镜。




从外表看,这是一对普通而平实的老年夫妇,还有几分羸弱。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其实是美术家,而他们却笑说不敢当,自谦“咱就是个画画的”。


这对“画画的”老两口,心底蕴藏着一个梦:把古人、历史,作成诗、画成画儿,再刻到石头上,让碑石林立,给古都西安再造一个新碑林。


他们为此坚持了三十年,收藏、新刻了三百多通石碑,却遭受了太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苦,从风华正茂,到渐已衰老,一辈子几乎就只做了这么一件事。


“人的一生有几个三十年?”他们问着,并不后悔。在时下愈发浮躁的世风里,他们活得就像古人:简单,安定,执着,纯净。


所谓文化能得以传承,或许就是因为世间还存有这样的人,这般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微弱力量。


新碑林

一对老人三十年的坚忍


古都西安曾被称为“道北”的一大块地方,如今建起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最近一年,在广场上漫步的本地人,常常会遇到外地游客打听“新碑林”的方位。


“碑林?在城墙里呢,你跑错地方啦。”


大明宫真有一处“碑林”:沿着丹凤门西侧的御道向北走到尽头,会看到路边的一栋玻璃房子,门前矗立着一块高大的观音菩萨碑刻,室内,百十通石碑黑压压一片,蔚然成林。


门额上,镌刻着一行柳体金字——唐都新碑林博物馆。这里,就是“新碑林”了。


“新碑林”的主人是两个老人。老妇瘦小单薄,脸上含着淡淡的笑,时常主动迎上去,向游客做讲解,语速快而清晰。而那个老头则静静地坐在角落,他戴着墨镜,微微垂着头,侧耳安静地听着老伴的声音,在玻璃房上空回响。


老妇走到博物馆最后面的两块大石碑前,步子和语速就都放慢了。她轻轻道出两块碑的名字,一块是“秦始皇出巡图”,另一块“贵妃斜倚沉香亭”。


游客并不知道,这两块碑就是“新碑林”的缘起,而作者正是这两个老人,碑石上最不起眼的地方有着他们的名字:“鸿图”、“健笔”——“鸿”是老头李鸿诚,“健”是他老伴印健幸。


  两块石碑定下了一段姻缘  


李鸿诚和印健幸都喜欢画画。这两块碑是他们甜蜜的定情物,却也仿佛是一段苦难的发端,蔓延至今。


一九七九年,李鸿诚和印健幸刚开始谈恋爱。有一次,逛兴庆宫公园。李鸿诚指着沉香亭给印健幸出了道难题,画一幅杨贵妃吧。印健幸想起前不久才去看过的秦始皇兵马俑,就说,行,我画一幅杨贵妃,你也得画一张秦始皇。


他们画的都是工笔画,精雕细琢,一丝不苟。一个多月后,两人相互交了作业,拿去请大画家康师尧指点。康老一见,喜出望外,说,刻成石碑效果会更好。


李鸿诚画的是纯白描,刻出碑来果然线条清晰,精细耐看。而印健幸的画则更胜一筹:她在作画时把阴刻和阳刻手法结合起来,贵妃面部用阳刻,所以看上去皮肤是白色,而衣纹用了阴刻,衣袂飘飘,颇有些吴带当风的味道。


两通碑刻的拓片受到热捧,被陕西、西安官方选作礼品送给外宾,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日本时任首相竹下登、法国时任总理希拉克等外国领导人大为赞赏。




李鸿诚创作的秦始皇出巡图、印健幸创作的贵妃斜倚沉香亭,碑石拓片曾被官方作为礼品送给外国友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旅游市场上一张能卖到三百元外汇兑换券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刚刚打开。两通碑刻的拓片一下在旅游市场热销,一幅能卖三百元外汇兑换券。李鸿诚当时在西安一家工艺美术厂工作,月薪才五十八块五元,印健幸在国棉四厂上班,四十块零两毛。


当然,这些外汇券落不到他们口袋里。那个年代,整个社会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作为美术家,李鸿诚和印健幸想的也不是钱,而是一个大胆的梦。


他们想搞一个“碑林”:诸如岳飞、李白、苏武、关羽、诸葛亮等中国历史杰出人物,自唐代至今中日友好交往的事迹,还有名胜古迹——三大系列十五个分类,大概有三千多,全都刻成石碑,要给西安再造一个新碑林。


为什么是“新碑林”?李鸿诚这样解释:他收藏有不少古碑,有些堪称孤品、绝碑,增补了中国碑刻史的空白,谓之新;而“秦始皇出巡图”和“贵妃斜倚沉香亭”两块石碑融诗书画为一体,拓展了碑刻文化的艺术形式,谓之新。他想把这样一个承载着传统文化和时代气息的“新碑林”留给后世。


当年,西安的书画名家邱星、曹伯庸纷纷题诗篆额。石鲁看了李鸿诚的画,给他题了“后生可畏”几个字。


很多官员也大力支持“新碑林”的设想。马文瑞题词“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碑刻之乡,源远流长。”董继昌等老同志力促此事,召集了项目论证会。李鸿诚至今还保存着开会时的老照片。那次会后,西安市有关方面成立了西安唐都新碑林项目领导小组、西安唐都新碑林研究会,还划拨了一块地。


一切看起来似乎马上就要水到渠成了。可李鸿诚印健幸没想到,这个梦想,居然得用一生来实现。


  蕴藏在童年心底的艺术种子  


李鸿诚的父亲原本是个读书人。当年,日本人打到他的老家河北,杀光了李家全家老少,只有李父在外念书,躲过一劫,从军进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当了少校。


一九四五年,李鸿诚出生在陕西山阳,“李家有后了!”父亲办了十二桌酒席。四岁,李鸿诚开始学唐诗,至今说起话来还会随口嵌入一两句诗,以表心迹。九岁那年,他立志要专心画画。


与画结缘,是因为李父后来离开国民党军队,开了个印花布厂,李鸿诚就跟着母亲画画小动物、花啊草啊。当时已是解放初期,他就画解放军啊、志愿军啊,那些英雄人物。


就像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所有小孩一样,李鸿诚当年也喜欢看小人书,画家刘继卣画的《鸡毛信》、《东郭先生》,让他爱不释手,后来又看了王叔晖画的《西厢记》,他一下就被那种白描线条的古典美吸引住了。


可他当时没有钱,一百八十页以内的一分钱看一本,以上的两分钱,他一个子儿不掏,却把神话、童话、古代、现代、外国的小人书都看了个遍。他站在别的小孩身后,脖子伸得老长,像个电风扇一样转来转去,同时看几本。


后来他喜欢上了画家王弘力画的小人书《十五贯》,想得不行。他就捡烟头、卖烟丝,偷偷剩下买墨水的钱,终于攒够了一毛五分钱买了一本。


他还捡烟盒,在背面画画,有时“兴趣来了,骑着战马、穿着盔甲的古代战将,就直接画在算术本上给演算题空出的地方。”


这还了得。姐姐成了他身边的“特务”,见他画画就“举报”。可这没能阻挡住一个少年对画画的痴迷。


而今已近古稀之年的李鸿诚还记得当年看过的那些小人书,说,看那些画儿,“就像欣赏一出戏。”



跟李鸿诚的经历很相似,上海人印健幸的外婆家中当年也开过一个印刷作坊,专印水果袋子。印健幸现在还觉得那些纸袋真漂亮:黑底色上,印着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对比鲜明,煞是好看。


印健幸从小就照着纸袋涂啊画啊,直到后来做了当代仕女画名家王叔晖的学生。


那个年代讲家庭出身成分,李鸿诚家自不消说,国民党军官家庭;而印健幸的外公在国共内战时把印刷作坊卖了,躲到乡下买了地,一解放,成了地主。


两个同命运的人儿走到了一起。印健幸说,当时她找对象,就想找个有共同爱好画画的,还要有点事业心。


还真让她给说准了。李鸿诚心中的事业“新碑林”几起几落,至今坚持。从二十八岁那年嫁给他,印健幸如今已成了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两人还在为“新碑林”的梦想变成现实而执着。




  蜗居在菜市场的日子  


“搁一般人,早放弃了。”李鸿诚多年的朋友孟建国这样说。孟建国和李鸿诚同岁,从小一起长大,住同一个院子,了解李鸿诚这些年遭受的煎熬。他佩服李鸿诚性格中的那股正气,还有几分桀骜不驯的成分。


李鸿诚的家在西安新城广场,就在那半截皇城墙后面隐藏着的一条小巷里。说这是个“家”,真让人不忍心。从市中心繁华的都市气息中穿过,猛然闯进这里,恍如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李家原是个幼儿园,废弃多年。貌似独门独院,实则破败不堪,一派上个世纪大杂院的零乱景象。只有两三间小屋,李鸿诚住的那间,被书和各种盒子堆得满满当当。四壁,地面和天花板,没有一处不是黑黢黢的,潮湿而污浊。屋内只有一张小书桌、一张小饭桌,再就是一张床了。能落脚的地方还不到一平米见方。床只两尺多宽,一头堆着衣物,另一头堆满了磁带。哪里像一个美术家的屋子,就像是一个落魄无助老人的居室。不亲眼见,是难以体会的。


而印健幸那间小屋,当中摆着一张大画案,要想从门口走到里间,必须侧身挤过去,“真是螃蟹走路”,还得留神桌上伸出来的种种纸筒和地上堆着的画轴,“都是正在创作的画稿。”李鸿诚说。


不大的院落里堆着一些杂物。“没搬到大明宫以前,那些石碑就在这里露天摞着。”提出“新碑林”的设想已经三十年了,李鸿诚一家在这儿住了十七年,“新碑林”也停滞了十七年。


最初,“新碑林”的设想被李鸿诚的原工作单位当做重点项目,一度还被列为“曲江旅游度假区”的重点工程向外招商推介。可惜后来屡遭不顺,那块原本划拨给这个项目的用地被当做他用,一九九六年,李鸿诚一家和他们的那些石碑被搬到这里。


连同收藏的古碑和新刻的石碑在内,“新碑林”已经多达三百多通了,全都躺在小院里,风吹雨淋。李鸿诚、印健幸也没了生活来源,女儿上学全是靠救助,如今已研究生毕业,一家人真不知怎么活过来的。


居委会老主任冯老太发现,那个身量单薄的女人印健幸总是下午四五点才出来“买菜”——哪里是买菜啊,尽管不远处就是炭市街菜市场,冯老太却总是见印健幸捡菜吃,“我这个老居委会主任,亲眼看到他们在这里呆了十多年看护石碑,生活极度困难。”


但李鸿诚觉得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以前,他们一家住过锅炉房,还住过女厕所改成的单间,“跟过去比,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天堂。”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鸿诚一家与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李鸿诚提供)


  因一句话错划成右派被劳教  


李鸿诚的过去,不堪回首。父亲曾是个国民党军官,家里的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小时候,他家就好比“乞丐之家”——连块砖都没有,墙都是用废木板钉在一起的,所谓“房顶”是块破油毛毡,一下雨打得噼里啪啦,街上比屋里高,回家先下到半地洞里,屋子中间却还得挖个大坑,下雨了好聚水啊,然后再往外舀。


更要命的是没吃的。父亲就躲到青海去,在柴达木盆地锡铁山的一个钻探队里当伙夫,每月寄钱养活一家人。结果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老头被揪了出来,“因历史问题被判五年”。


反右时,李鸿诚还当过积极分子呢。“其实我当时分不清什么是右派,以为就是杀人放火,要么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李鸿诚当时编了个活报剧,“最后的情节是右派分子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举起手来戴上手铐押走了。”


他没想到,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当年才十六岁,还在上中学的他,被划成“递补右派”,被判到旬邑县的马兰农场接受劳动教养。


“人家说,李鸿诚,把你的事情说清楚!我说说什么呀?”当时全校学生都出来看热闹,说“‘画大个’是右派!”、“‘画大个’要去劳教了!”——“画大个”是李鸿诚的外号,都知道个头高大的他喜欢画画。


后来,李鸿诚才搞清楚,划他为“右派”,就因为一句话。


那是个饥饿的年代,有人在街头从别人手里抢吃的,俗称“抓馍的”,李鸿诚亲眼见过很多次。一次是在骡马市,有个卖金丝饸饹的,被人抢了一把饸饹,往脖子上一缠,边跑边吃。另一次是在东新街口,有人抢了个烧饼,一边跑一边咬,烧饼刚出炉,太烫了,不断地扔起来,远看就像是耍杂技。还有一次,有人竟抢了一只烧鸡,从东新街跑到东四路口的聚丰园川菜馆,一口气吃完了,连根骨头都没吐。


李鸿诚此前看过一张参考消息,是说美国的乞丐如何水深火热,还配了张照片,穿西服戴礼帽蹲在马路边。他就说,你看看咱这些抓馍的,能跟人家比嘛。


他就去劳教了。天天干体力活,种地、农活都干遍了,“那真是畜生干的。”


两年后,劳教解除,李鸿诚在农场就业,在小报室画画、写标语、刻钢板,还给“劳教犯”画过奖状。


后来,李鸿诚到了铜川一家劳教农场下属的水泥厂,因为表现好,当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画毛主席像,写“十六条”标语,出各种宣传板报,干到一九七四年。


李鸿诚后来回忆这段改变人生的经历时自况,“就像电影《芙蓉镇》里的名句,‘活着,像牲口一样地活着’。我那些年就是那样忍过来的。”


可再怎么难,他也没放弃画画,就像他多年以后始终没放弃“新碑林”的梦想一样。有一次,李鸿诚画了一张愚公移山,大画家康师尧见了,爱惜其才,竟把儿子正准备调回西安的名额让给了李鸿诚,把他调到了一家工艺美术厂。


“厂里的革命群众听说来了个劳教释放犯,眼里似乎都要冒出火来。”李鸿诚则是以精湛的画艺让人刮目相看。那时是文革中后期,挺法家。有一次,他接到指令画了曹操和武则天,挂在西安东五路十字东南角的大板报栏里,天天都有人围一圈看。李鸿诚觉得很满足。



李鸿诚印健幸创作的李白醉酒图,精细之处见精神


  像传说一样的精神世界  


不过就是画了几张画,被人围观看了,就觉得很满足——这样的精神世界,现在的人们似乎很难理解了。但李鸿诚就是这么个痴迷于画画的“怪人”。


当年和他一起在那家工艺美术厂的,还有很多画家,而今大都声名鹊起,画作价值不菲。“如果我卖画,起码也是个财主了,可我画的画不舍得(卖),那就像是我的孩子。”


李鸿诚听说有人倒字画后来也发了,“我也有渠道,可我是画家,又不是商人,怎么能那样做呢。”


李鸿诚知道自己的性格,“太强硬,不活套,从来不向谁低头,过不去就过不去。”他自称“我是血肉之躯,也可以说是由墨精笔韵组成的人,是古人的精气神支撑着我。”他的内心世界强大而自信,似乎跟时代格格不入,却又恰恰是这个时代稀缺的。


有人背地里说李鸿诚“死脑筋”,还对印健幸说,你可真命苦。李鸿诚不以为然,印健幸心里多少有些不快,但也没办法。



李鸿诚中年时期(李鸿诚提供)


一九八三年,李鸿诚的女儿出生。预产期的前几天,印健幸准备去纺织城职工医院住院。李鸿诚急啊,他急得不是老婆生娃,而是他正在创作的一组新画。他把印健幸送到11路公交车站,老婆上车了,他没去,骑着自行车回家扑到画上了。


当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一个女人家,挺着个大肚子,肩上还挎着个大包袱,就那么一个人去医院了。妻子路上怎么到的,住院没,李鸿诚都不知道,浑然不觉,趴在屋里连画了几天,直到老丈人前来通知,生啦,是个闺女!


多年以后,李鸿诚自己也说“当时真犯浑啊,就是赶着当头名状元,也不能那样。”印健幸也不太高兴,可也知道他就是这么个性格,再说自己也喜欢画画,能理解。


这种像传说一样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没法理解。可李鸿诚、印健幸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执着于画,执着于梦想的实现,一贫如洗,却愈发坚定,活得就像古人。平时,两人以名字互称,有时也不意识地轻唤对方的字,李鸿诚叫砚黉,印健幸叫玺嫄——砚黉,玺嫄,就在那蜗居里这么轻轻而文雅地呼唤着。



李鸿诚的家位于西安新城广场附近的一处民居,潮湿而污浊。李鸿诚已经失明三十年了,但他的精神世界很丰富


  他没法亲眼看到这一切了  


“苦海无边,何时到岸?”这是一名书法家写给李鸿诚的一幅字,多年来,他都挂在床头。如今,他取下了这幅字。


因为,那些躺着摞在一起十几年的石碑终于有了个好去处。西安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今年博物馆总量将突破一百个。二〇一二年四月,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免费给“新碑林”提供了三百平方米的一处展厅。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新碑林”迎来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几十年的老同事史志义见到博物馆门前立着的观音菩萨石碑,激动得无以言表,十几年了,他见到的始终是躺着的,何曾像今天这般见到庄严肃立的观音,感慨万端。


李鸿诚、印健幸夫妇的执着感动了很多人。网友“图图毛的手咦”说,新碑林博物馆的魅力不仅在于藏品的价值,更在于博物馆创办人三十年如一日,依旧守护梦想。



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内的唐都新碑林博物馆。闭馆了,还有几名游客透过玻璃朝里张望


可是,很遗憾,李鸿诚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切了。他已经失明了二十多年。


一九八三年,李鸿诚总觉得看什么都灰扑扑的,住院两年多,眼前总是一片水雾气。他以为“是受命运的打击导致神经衰弱”,就没太在意,每天还是画画,动辄十几个小时。工笔画,要求毫厘不苟,李鸿诚又是个那么认真的人。


后来,青光眼就演变成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先是视野面不全,中间少一块,再就是一小块光亮了。到了一九八七年前后,就彻底看不到了。


“刚开始急得要命,就像漂在摸不着边的大海里、在黑洞洞的宇宙里……可急也没办法……”


李鸿诚像以前那样继续创作构思,只不过是在脑海里设计图样。“我独处几天,没人跟我说话也没问题。我的精神世界很丰富,这个世界太宽阔了。”


他听广播,把有用的东西用磁带录下来。他还写诗词、小说,“有没有灯无所谓,看不看也无所谓。”他把纸叠起来,用一根镇纸比划着写,“用的是刻钢板的魏碑体写的”,只是一旦有事打断了,或是脑子走了神,就不知道写哪了。有次,圆珠笔没油了,他一气写了十几张,印健幸只得举起来一个个字辨认。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李鸿诚和印健幸呢?


四十多年的老同事、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长安书画院院长史永哲觉得,这是出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李鸿诚和印健幸也这么回答:“大概就是酷爱吧。”李鸿诚说,淡,我不觉得淡;苦,我不觉得苦。


李鸿诚眼睛刚得病那会儿,有人说风凉话。印健幸说,那次把他的自尊心伤透了。时过境迁,李鸿诚说,我是个失明者,我宁肯像现在这样,其实我是心明者,跟那些认识不到这些石碑价值的相比,谁是真的瞎了呢。


他用杜甫的诗句自嘲,“已诉征求贫到骨”,又赞叹毕生的事业是“唐人唐诗咏唐都”。他的床头靠着张“大黑板”,长两米八,宽一米九——那是他当年的大画案。有时,他也会稍稍遗憾,说,我要是有个宽敞的地方,能把它支起来就好了。末了,又补一句,嗯,再要有一双好眼睛……


几百通石碑有他几十年收藏得来的,更多的是他和老伴三十年不吃不喝刻成的,“饿了不能啃一口,死了又不能带走。”


现在,它们有了一个归宿,他们还蜗居在陋巷。



二〇一三年五月中旬。西安新城广场。不远处是省政府大楼。李鸿诚印健幸的家就在附近一条陋巷里。近年来,官方明确提出要从文化大省建成文化强省。但口号归口号,现实是现实。一对为艺术执着一生的画家夫妇,蜗居在政府大楼对面,这就是口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又近又远




京都の西安において、「道北」と呼ばれた広い地方に「大明宫国家遗遺跡公園」が近くごろ、建てれた。近くの二年間,広場を散歩する地元の人々はしばしば観光客に「新しい碑林」の方位尋ねられている。


「碑林ですか?城壁の中にいるんですよ,場所を間違いましたよ」実は、大明宫にはほんとに碑林がある.。丹鳳门の西側の御道を沿って北の突き当たりにつくと、道端にグラス作りの建物が一軒ある。中に、100ぐらいの石碑が詰まっている。円の額には「唐都新碑林博物館」と言う金色の文字が刻まれた。ここは「新しい碑林」です。


「新しい碑林」の主人は二人の老夫婦である.婦は痩せて弱弱しくて、浅い微笑みを浮かべている。彼女はいつも自発的に迎えに行って。早くはっきりとした口で観光客に解説している。そのお年よりはいつも静かに片隅に座りながら、耳をそばだてて、家の空に響いている。連れ合いの声を聞いっている。


婦は博物館の一番後ろにおかれた二つの大きい石碑の前を歩くと,足どりも喋り方緩やかになって。彼女で小声で二つの石碑の名言い出した。一つは「貴妃倚沉香亭」と呼ばれている。


観光客は知らないが、この二つの石碑は「新しい碑林」縁起なのである。そして、その作者はこの老夫婦にほかならない。 碑石に一番目につきがたいところに彼らの名前が刻まれている。「鴻図」「健笔」(「鴻」は老爺李鴻誠、「健」は彼の連れ合いの印健辛を示している)




 二つの石碑によって縁起  


李鴻誠も印健辛も絵を描くことが好きである。この二つの石碑は彼らの契り結ぶものであるが、苦難の始まりのように、今まで伸びてきた。


1979年に李鴻誠と印健辛が恋愛し始めた。ある日、二人は興慶公園を散歩していた。李鴻誠は沉香亭指して、印健辛に難題を出した。「楊貴妃像を書いてくれないか」と彼が言った。印健辛が近くごろに見物した秦始皇兵马俑を思い出して、「いいよ、私は楊貴妃、あなたも秦始皇像を描くわよ。」と答えた。


彼らの書いたにはとても細密画で、巧みに、少しもいい加減にしないように刻まれた。一ヶ月後、二人はお互いに宿題を渡して、大画家の康師尧に指導を授けてもらった。康は作品をみたら、望外の喜びで、「石碑にすれば、もっとよい」といった。


李鴻誠の描いたのは純白描で、それによって刻まれた碑は果たして線がはっきりして、緻密で、見飽きなった。印健辛の絵はより一層勝った。彼女は描いていたときに、陰刻と陽刻の手法を合せた。貴妃の面部は陽刻で、服の模様は陰刻で刻まれた。


この二つの碑の拓本は大変人気があって,陕西省、西安の政府に贈り物とされて、外国からの客様に送られた。当時,シンガポウルの李光耀総理、日本の竹下登首相,フラスのシッラク総理などの外国人のリーダーはそれを高く評価した。


あの時、社会と言う社会には向上のかがあった。岳飛、李白,蘇武,開羽,諸葛亮などの中国歴史の傑出した人物,唐代から今までの中日友好の業績、そして,名所旧跡。三大の系列、15個の分類で,約3000あまりの石碑を刻まれて、西安に新しい石碑を建てあげたがった。


なぜ「新しい碑林」と呼ぶか。李鴻誠はそう説明した。彼は数多くの古碑を集まった。その中に、絶品と称するに足りる碑がある。その碑は中国の石碑を彫刻した歴史の空白を補った。そういうのは「新しい」といってよい。「秦始皇出巡图」「贵妃斜倚沉香亭」の石碑は詩、書、画を融合して、石碑文化の芸術形式を開拓して広げた。そういうのは「新しい」といってよい。彼はこういう伝統文化と時代の息吹きを含んだ。「新しい碑林」後せに残したかった。


当時、西安の書画の名家邱星,曹伯庸は次々と詩を書き付けたり、篆書で額に書いたりしていた。石魯は李鴻誠の絵を見て「後世畏るべし」のいくつかの字を書き記した。この夢が意外に、一生の時間もかかって実現したということは李鴻誠と印健辛は思わなかった。


  子供時代の心底に隠し持った芸術の種  


1945年、李鴻誠は陝西省山陽に生まれた。「うちには跡継ぎがいるぜ」と叫んで。父親は12テーブルの酒席を行った。


李の父親はその後国民党の軍隊から退職して、プリント地の工場を開設した。そのため李鴻誠は母親と一緒に小さいな動物、草花を描いていた。絵と縁を結んだのはそういう原因であった。


あの時代から育ってきたあらゆる子供と同じようなに李鴻誠当時絵物語を好んだ。彼は画家劉継鹵の「鶏毛信」「東郭先生」が手元から離したくないほど気に入った。その後、王叔輝の「西湘記」も見た.彼は急にそのような白描の線の古典美に目を引かれた。それに、彼は画家王弘力の絵物語が好きになって、ひどくほしかった。そうして、彼はタバコの吸い殻を拾って刻みタバコを売ったり。墨汁を買うお金をひそかに蓄えたりして、ようやく1角5分の金を揃えて、「十五貫」を一冊買った。そして、彼はシガレットケースも拾って、その裏側に絵を描いていた。時に、興趣が高まると、軍馬に乗ったり、よろいかぶ戸を着たりする古代の将軍を彼は直接に算数ノートの算数用の空白に描いた。


李鴻誠の経験に似て、上海人の印健辛の祖母は当時も印刷の作業場を開設して、専門的にフルーツ模様の袋を作っていた。


印健辛は幼いころから、紙袋を見ながら、絵を描き続けた。その後、彼女は当代の美人画の名家王叔輝の学生になった。


あの時代に人は家庭の出身重んじだい。李鴻誠は言うまでもなく国民党仕官の家庭の出身であった。印健辛の祖父は内戦の時。印刷の作業場を売って、田舎に隠して土地を買った.開放後、彼は地主とされた。


同じ運命の二人はお互いに出会った。28歳の時から、李鴻誠と結婚してきた。印健辛はすでに60歳に近い老女になった。二人は未だに「新しい碑林」の夢を現実にしたために、努力し続けている。


「一般人ならきっととっくに諦めたよ」李の長年の友達の孟建国がこう語った。李と幼いごろから同じ庭で育てられてきた孟建国が李鸿诚の辛酸をよく知っている。」


李鸿诚の家は「西安新城広場」にあり、そこは、城壁の裏にある路地裏である。「家」といえども、実はとても「家」とは言えない住所である。繁華な市中心部を突き抜けここに来れば、まるで別世界に入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

李鸿诚の住所にはもともと幼稚園が立てられており、その後廃棄された。一戸建てではあるが、荒れ果てて、前世紀大雑院のように雑然としていた。部屋は二三軒しかなく、李鸿诚の部屋は本や箱などであふれんばかりに山積みである。黒くて、汚くて、湿っぽい壁、床、天井からみると、ここは美術家の部屋どころか、むしろホムレスの老人の部屋である。 


印健幸の部屋の真ん中には大きなテーブルがあり、玄関から中に入るには、横向きで通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そして、所々にある掛け軸や紙筒に気を付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小さな庭も雑物でこまごまだった。「(石碑を)大明宮に移すまでは、ずっと屋根のないところにおいていた」「新碑林」の創設を提出してから30年、ここに住んでいた17年は、その計画が行き詰まった17年であった。


1996年、李鸿诚一家と石碑がここに移った。


新碑林の碑の数は、古碑と新刻の碑をあわせて300以上になっている。みな庭に露天で置かれており、何の保護もない。李鸿诚、印健幸も基本生活も保証できなく、娘の学業は援助金でなんとかなされている。


居委会主任の冯によると、痩せて弱々しい印健幸がよく午後四時か五時頃家を出かけて野菜を買う――買うというより、むしろ「地面に捨てられた野菜を拾って持って帰る」ということが多かった。「ここ十数年、あの二人はずっと窮屈な生活を送りながら石碑を守っていた」と冯が語った。


  一言で「右派」になり、「労働教育」を  


李鸿诚の過去は悲惨であった。国民党の軍官であった父親は1957年の反右運動で捕まえられ、「歴史問題で5年間入獄」。1962年9月21日、16歳の中学生だった李は「递补右派」と判断され、旬邑县の馬蘭農場で労働教育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った。彼が「右派」になったのは、ただの一言のせいであったことが李はその後やっとわかった。


二年後、労働教育が終わり、李鸿诚は農場で就職した。その後、銅川にある労教農場の下級組織のセメント工場に移動し、仕事態度と行動が評価され、毛沢東思想宣伝員になり、1974年まで毛沢東像を描いたり、十六条標語を書いたりしていた。


ある日、李鸿诚が「愚公移山」の絵を描き、大画家の「康师尧」がそれを見たら、李の才能を惜しんで自分の息子の名額であった西安に移動する機会を李に与え、彼を西安にある工芸美術工場に手配した。


  この世にないような精神域  


李と一緒に工芸美術場に手配されたほかの多くの画家は、今名声高くて、画作も価値高い。「絵を売れば、今少なくとも金持ちになっているにちがいない。しかし、自分の子供のような絵は売るに忍びないよ」


「わしは血の通った人間であり、筆と墨の精神からなる人間でもある。わしを支えているのは先賢の精神だ。」と李鸿诚はこう語った。彼の精神力がとても強くて、この時代相容れないようだが、その精神こそこの時代に必要なものである。


1983年、李鸿诚の娘が生まれた。出産予定日の数日間前、印健幸が纺织城职工病院に入院する予定であった。その時、李鸿诚があせっていた。そろそろ子供が生まれるためではなく、絵の新作がまだ完成していないためであった。印健幸を11路バス停まで送り、印が乗車したら、すぐに自転車でいえに駆けつけていった。


夜8時、身重の女の人ひとりが、大きな荷物を背負っていた。どうやって病院にたどり着いたのか、入院したのか、李鸿诚は全然知らずに数時間部屋に閉じこもって描き続けた。生まれた赤ちゃんは女の子ということをはじめて聞いたのは岳父からであった。「馬鹿だったなあ。。。どんな大事件に出会っても、そんなフォウにするわけには行かなかった」と李鸿诚が語った。


このような伝説のような物語は、今の人には理解出来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李鸿诚、印健幸がこう暮らしてきた。絵に執着、夢に執着、貧乏でありながらも先賢のように暮らしてきた。


  自分の目で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西安が「博物館の城」になるという目標が出て以来、2012年に博物館の総数は100以上になる。2012年4月、大明宮国家遺址公園による300平方メートルのホールが無料で提供された。


2013年5月18日、またの国際博物館の日、「新碑林」は創設一周年記念日を迎える。何十年の同僚の史志义が博物館の玄関前に立てられた観世音菩薩の石碑をみると、感動して何も言えなかった。この十数年間、彼が見ていたそれが横になったりして、ちゃんと立っているのは初めて見た。彼は急いでガラス箱にお金の投げ、仏の名号を唱えた。


李鸿诚、印健幸夫婦の執着は多くの人を感動させた。インターネットに「图图毛的手咦」という名のユーザーによると、新碑林博物館の価値は、所蔵品にだけでなく、創設人のその夢を守る精神と意志にもある。


しかし、残念ながらも、李鸿诚はもう自分の目で自分の博物館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彼は20年間前に既に失明した。


  李鸿诚と印健幸を支えてきた力  


40年以上の同僚で、「陝西省工芸美術大師」と呼ばれている長安書画院院長の史永哲は中国伝統文化への熱愛こそその二人を支えてきた力である。李鸿诚と印健幸も「好きだからだろう」と言い、「自分の生活が平板で苦しいと言われているけど、そう思わないよ」と李鸿诚が言った。


目が悪くなったばかりのとき、よく他人に冷たいことを言われていた。印健幸により、李が自尊心をすっかり傷付けられた。時が立つに連れ、李が「自分が失明だけど、心はすっきりとしている。石碑の価値さえも認識できない人のほうがほんまに失明だろう」と言った。


何百の石碑には、何十年間収蔵してきたものもあるが、夫婦ともに30年間刻んきたもののほうが多い。「(石碑が)食べ物にもならないし、死んでもつれて持っていけるものでもない」


今石碑はやっと落ち着いたが、老夫婦はまだ路地裏に蝸居生活している。


感謝馬九器聯繫

感謝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大学生志愿者  李芳 曹自民 张静波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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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图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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