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记忆 ｜风雷往事

我的老搭档阿杰这两天刚出了本书。出书这事我是知道的，也有些期待。一四年的时候，我们合作了一把，成就了下面这篇文字和图片。回过头去看，这篇文图该是给这本当时还在酝酿中的书，做了一次不错的预热。

说起来三线似乎是遥远而古老的话题，毕竟过去有五十年了。立于当下评判半个世纪前的决策，可能会有各种认知反思的观点。但那时，只有一个字：服从。

于是，三线以及三线人，正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几代人的个体命运，随之改变。

“好人好马上三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句几十年前的口号，不是刷在宣传墙上的一句标语，而是与一生相连的切肤亲历。当那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在全国展开，数千万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他们拖家带口，从上海、江浙以及东北等一线地区迁徙到内陆，钻进深山老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

几十年过去，只有少部分人又回去了，更多的则是留下来，直把他乡作故乡。唯一不变是那一口醇醇的乡音。

位于秦岭北麓的石砭峪，就有这样一家从上海迁来组建的老厂——风雷仪表厂。如今，厂里七八十岁的老职工也不多了。在他们的记忆中，风雷厂，以及过往的三线岁月，依然激情燃烧，历历在目。一如他们曾经的命运。

一个上海内迁陕西的三线老厂样本

风雷往事

引子

天蒙蒙亮，几只小雀在窗外唧唧喳喳，王振来老人醒了。他静静地躺着，没有动，怕惊扰了还在熟睡中的儿孙。窗玻璃上是一层淡淡的绿。他注视了一阵子，忽而想起了老父亲。不知父亲晚年的清晨是怎样的。

等到听见小儿子在那边起床的动静，王振来就也起来了。他从樟木箱里的一个纸盒中取出一摞订得整整齐齐的信，打开第四册，凑到眼前慢慢翻着看。

第二页，是父亲清秀的毛笔小楷：“我每日早晨天未亮，到公园松树柏树前深呼吸，并自由活动一小时。家中我等均好，你可不必远念。你们在西安都好，为慰。”

这封纸页已发黄的信写于一九七〇年，父亲七十九岁。如今，王振来也已是九十四岁的老人。从上海到西安，整整四十七年了。

↑ 一九五四年。王振来三十四岁 李杰 翻拍

↑ 二〇一四年。九十四岁的王振来老人 李杰 摄

“长安县”里的“小上海”

王振来老先生现在的家，在西安凤栖东路。小区门头铺着褐红色的琉璃瓦，四个不大的铜字“风雷新区”，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此地距离航天大道路口很近，那里绿化带中一块硕大的路牌，蓝底白字，“国家级陕西航天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若论辖区，这里当属长安区韦曲街办。只是偶尔的，王振来还会说成是“长安县”。那或许是因为他来得太久了——一九九八年，当他从更远的风雷老厂搬家到这里，长安尚未撤县设区，周遭还有不少田地，就像再早些时候的一九六七年，他头一次来到大西北的秦岭脚下。

西安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太偏僻了，太远了”，真的是“三线”。他携家带口从“一线”的上海来，坐了一两天硬座火车，票价至今都记得，“二十四块三毛”。那正是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到处乱糟糟的。有个同事到火车站去了六次，没走掉。他们一家能挤上火车，已经很不错了。

那时王振来四十七岁，年逾半百，将要背井离乡。他并不太清楚什么是三线建设，听说只有根正苗红的人才能来，不来，还有人去做思想工作，这是毛主席的召唤，好人好马上三线，无比光荣的任务。

王振来“祖宗三代一查，历史清楚，来！”一家五口全来了，小他两岁的老伴徐翠娟，带着三个儿子维序、维翰、维康，分别是十九岁、十六岁、十五岁。

↑ 王振来老人讲述往事。立者是他的小儿王维康先生 李杰 摄

他想着来支援几年就可以回去的，没想到一辈子待在这里了。与王振来一同来的，还有他当时所在上海金属表带一厂的同事，一共一百零八户，三四百人。

新建的厂子在秦岭北麓的石砭峪，就是今天的子午街办西水寨村，当时属于王庄公社。厂里的架势是想把人留下来，盖了房子不说，每家都发桌椅板凳，甚至连碗都准备好了。厂房很漂亮，王振来当时问过，这个厂房能支持多久，对方说一百年。

只是住的地方一点也不好。两块木板一夹，中间填上黏土，夯实了就是墙，叫做“干打垒”。来前听说大西北是黄土高坡，终于见识了。原先，王振来一家在上海住二十多平米，拥挤不堪，名副其实的“七十二家房客”。想着来到地广人稀的大西北了，要好些吧，结果是这样。

唯一吃的还不错，厨师是上海来的大师傅，做白斩鸡很拿手。一开始，还供应桂花球大米，很香，没有小菜，空口也可以吃下去。有时，还能从当地农民那里悄悄买到鸡，论只卖，一只才一块钱，上海要几块钱一斤呢。赶紧买了，风干，再把“风鸡”寄回去孝敬老人。

那时，王振来压根听不懂陕西话。好在厂里就是小社会，菜场、煤球场、商店、饭馆、招待所、卫生所、药铺、学校、幼儿园、剧场、浴室、理发室，衣食住行几乎一应俱全。附近还配备了储蓄所、邮局、粮站。他和同事都讲上海话，“侬好！”（上海方言，你好）“侬到阿里去白相？”（你到哪里去玩啊）说起乡音，大家就都活泛起来。

上海话是这里的“国语”，到处“阿拉是上海宁”（我是上海人）。只是在“长安县”里，听起来叫人颇有些恍惚。

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如果经过凤栖东路附近，稍稍留意，就会听到过往路人讲着上海话，而大多数，鬓角已经斑白了。

建在村子中间的保密厂

王振来十三岁就去老家宁波一家钱庄打杂，一边求学。他读过不少古文，至今能诵：“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他在钱庄学会了打算盘，可以双手打。前几年，社区组织老人才艺大赛，算盘组他得了第二，“那是因为主持人说陕西话，有一个报数没听清，脑筋、手底下，都不存在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前，王振来一直在宁波，一九五〇年到了上海，一度在进出口贸易公司做财务。一九五四年，他进了表带厂。几年后，厂里有个会计被发现有海外关系，就隔离起来了。王振来家的成分是小职员，历史清白，于是去补缺，一生与财务工作打交道，从未出过差池。

当时，除了王振来所在的上海金属表带一厂，还有上海手表厂的一个车间、上海钟表模具厂的一部分，以及南京钟表厂第五车间，几个厂子从一九六五年陆续内迁西安合建了新厂。王振来全家迁来的一九六七年，厂子已经建成投产了。

表面上看，这是家手表厂。其实不然。有一段时间，中国自行研制的战斗机、坦克、舰艇，都装有一种代号为三〇一的计时钟，就是这里生产的。后来发射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试验，也用过该厂生产的电子毫秒表和计时器。

所以，厂子有个保密代号六一八，最早对外又叫子午钟表厂，后来才称风雷仪表厂。通信地址也一度是保密的，“西安第一六四邮政信箱”。

风雷这个名字，或许来源于毛泽东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那时很多军工厂都有两个名字，第一厂名是代号，第二厂名对外，一般都叫做红旗、跃进、红星、向阳，一听就有那个时代的特征。

风雷厂建在秦岭脚下，符合三线建设的原则“分散、靠山、隐蔽”。另外还有个特点：“插村”，厂房建在村子中间，工厂不设围墙，美其名曰，工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敌机来了分辨不清，还能让贫下中农保卫工厂。那时，有些地方的矿务局被称为农场、钢厂叫林场、电力部门叫渔场，都是为了迷惑敌人。

↑ 在山里建厂，配套的邮局、粮店、派出所都有。厂子搬迁倒闭，这些设施也一并撤掉废弃了 李杰 摄

尽管敌人没有来，王振来依旧兢兢业业。那时有句话，三线建设不搞好，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不好觉。王振来没有直接生产飞机上用的计时器，但为了让毛主席放心睡好觉，财务工作也丝毫不敢马虎。

每次火箭发射之类的重大新闻报道后，厂子大门口宣传栏里就能看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以及国防工办发出的嘉奖令或贺电。一纸嘉奖、一句“再接再励”，足以使整个厂区每个人满是激情。

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王振来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老伴也是风雷厂装配车间的工人，两个儿子也进了厂，一个在理化车间，一个在工具车间。

只有小儿子王维康年龄不够，下乡去子午插了两年队，那时叫战斗公社。后来，进了另一家建于三线时期的企业——生产延安、蝴蝶牌手表的红旗手表厂。如今，他也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

红火的当年

说到手表，那可是当年的家庭高档消费品，与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并称四大件，又叫“三转一响”。

风雷厂除了生产军品，还“以民养军”，全国第一家试制出统一机芯的全钢防震男表，十七钻，七十元，熊猫牌。石砭峪口一时车水马龙，风雷厂如日中天。当时有句顺口溜，陕西有三宝：金丝猴烟、西凤酒，还有熊猫牌手表。

住在王振来家楼上的韩阜新就是当年的手表装配工。听名字就知道他与东北有缘，“对，我是在那嘎出生的。”他一口东北腔。

其实，六十一岁的韩阜新是河南人。父亲当年上了东北炮校，后来支援三线建设，一家人从东北到了西安。

韩阜新一九七一年中学毕业进了风雷厂，曾去上海学了半年装配手表。一只手表有十几道工序，他只干流水线上的一道，也差不多只会这一道。装配手表精益求精，韩阜新算是精通的，可别的活计再简单也不会干了，想换个工种都难。当年，他一天能装二百个手表，手指磨出的厚茧，至今仍在。

↑ 后排右四为韩阜新。一九七二年，他去上海学了半年装配手表。一只手表有十几道工序，他只干流水线上的一道，也差不多只会这一道

后来，风雷厂还生产过一种羚羊牌手表，是青年车间搞的，工人大多是返城知青，不过质量没有熊猫牌那么好了。

再后来，手表的销路大不如前，积货如山，厂里内部卖机芯、表壳和表针，“二十四块八一套，买了自己回去装，再拿出去卖，算是给职工抵了一部分工资。”不过，这已经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了。

在此之前，工人阶级的地位都是很高的。工资、福利、待遇，都让周边的农民羡慕。

四十岁的西水寨村村民李小平记得，当年的风雷厂，有很多漂亮的花，还种着不少桃树、无花果树，就像个大公园。因为父亲是厂里翻砂车间的工人，李小平得以有机会进厂来玩。她知道熊猫手表很有名，只是自家没钱买。厂里还出产一种台式电扇，让她觉得很新奇。夏天很热，冲着电扇吹吹风，是很舒服的事。

更有乐趣的事是放电影。六十五岁的戎伟国一九七四年从宁波到了西安，在风雷厂行政科工作。他是跟随先期到来的姐姐一起支援三线的。那时下班铃一响，大伙走出车间，越过厂门口的那道黄线，就见板报栏里贴出一纸通知，今晚几点几分，在球场放映电影《××××》。

有人就开玩笑，这没写清嘛，到底是子校球场，还是家属区灯光球场呢。戎伟国每每接过话头，故意说，哦，还以为是在煤球场呢。

大家就都笑起来。

其实别说厂里职工，就连周边的东、西水寨村，曹村，石砭峪村的社员都知道风雷厂在哪儿放电影。灯光球场就建在西水寨村中间，民宅与家属楼挨在一起。五号家属楼头一间房子的气窗，被改成两个小窗户，那就是电影放映口。

生产大队的干部会用高音喇叭给社员们也通知一遍。戎伟国至今还会模仿：先是干咳几声，然后说，社员同志们注意咧，各小队注意咧，今黑风雷放见（电）影，各小队安排好农活，黑咧齐（提）前收工……

废弃的“家园”

可惜好景不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三线建设开始调整，风雷厂搬迁到长安韦曲。

当年钻山太深，交通不便，风雷厂距离西安钟楼直线三十公里，进一趟城，还得绕一条三合土垫就的小路。遇到雨季，更要提防水患。

山上的单身宿舍曾两次遭遇泥石流。戎伟国记得一个同事的岳母用宁波方言绘声绘色的描述：“吾生出到现，头次看将过，咯石头脑尖朝上，像生了脚似过，面面交、个打个嘎，和总碾咣咣嘎走落来了嗦，单身宿舍墙壁撞得砰砰响，后生家吓煞哉，小顽架架兮，小娘哭煞兮。”

翻译成普通话，就没那么有趣了：“我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看到过，这石头尖儿朝上，下面像长了脚似的，挨着个儿挤在一起，齐刷刷地哗哗走了下来，把单身宿舍的墙壁撞得砰砰响，年轻人吓坏了，小伙子们嗷嗷地叫，小姑娘们都在哭。”

更大的“险境”袭来。计划与市场拉锯，三线军工企业无一例外面临转轨变型。活过来就翻身了，活不过来就走下坡路，一直到破产。

风雷厂早已不是当年红火的风雷厂了。有人教训小孩，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去风雷厂当工人，发不出工资，连饭都吃不饱。

二〇〇八年，风雷仪表厂终于破产。它只“活”了四十三年。

五十一岁的杨喆当年是顶替父亲进的厂，他也停薪留职干过餐饮，但最终还是回到厂里。如今，厂子破产了，机器还在，车间一度被一个私人老板短暂承包，他被雇了给仪表盘上喷漆。

十六岁进厂第一天，杨喆在喷漆车间北边门柱上划下一道线，那是他的身高。那时，他只有一米五，以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翁。现在，那道线还在，他也还在过去的车间，干着从前的活，却变成一个临时打工者。

其他的老工人退休的退休、离职的离职，各奔活路去了。有些人很惨，两口子都在风雷厂，有的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都是“风雷人”，全家人都以厂为家。

韩阜新没有走，他从手表装配工成了门卫。每天清早把门里门外一扫，不时巡视，就没什么大事了。

这个季节，秦岭脚下一派生机。即便是老厂门前的那三棵老松树，也盎然吐绿。只是，映衬着灰蒙蒙的厂房，真叫韩阜新百感交集。

他盯着空荡荡的门口，满脑子都是过去的情景：上班啦，下班啦，一千七八百号人都是熟悉的面孔，呼啦啦来回走。怪不得当年水寨村的村民们把麦子都铺在厂门前的公路上，说，咱这麦子也不用碾了，有风雷厂这帮人给咱压呢。

大门水泥柱上现在挂着一块小铜牌，“西安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风雷南厂区园区”，这是风雷厂破产后收归国有的名字。进门两侧的宣传栏还在，黑板上留有多年前破产政策宣讲的粉笔字，漫灭不辨。

那边，还有一块学习园地，写着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边上摆着个红纸糊成的意见箱。韩阜新说，就剩几个人了，互相都认识，还有啥意见。上次风把箱子吹跑了，找了半天才捡回来。

老厂房没有用到一百年，但还屹立不倒，而穿插在村里的家属楼几成废墟，给当地农民养猪都没人要。办公楼房间里要么空荡荡的，要么一片狼藉，不时能翻检到旧物，比如标记为“4”号的“国营风雷仪表厂合同专用章”。剧院墙头挂着一块木牌，斑驳不清，大约是“长安县公安局风雷派出所”。

这几年，有拍电影的看中了风雷厂，不时进驻一家剧组，折腾上一段时间，多少给沉寂的厂区带来点人气。很快，一切又归于平静。

厂区深处无人再去，到处蔓草丛生，树都长得很好，花也开着，说不清这到底是象征着生机勃发，还是破败不堪。

↑ 废弃的厂房里随处可见旧物，有些穿越，恍如隔世

想回家，回不去了

风雷厂开始走下坡路时，王振来退休了。那是一九八四年。他做了几十年财务工作，觉得厂子搞不好，除了大环境发生变化，主要是计划经济公私不分——总指标只考虑产值，不考虑利润。

当然，这在全国一盘棋时，好像没问题。只是三线建设都在山沟里，效果不好，浪费也严重。这是官方都不回避的。过去万里长城可以御敌，现在无人飞机能打到你家里。他认为毛主席是革命家、战略家，不是科学家、经济学家。当年就有这种想法，不敢说。

但那都是亲历的岁月，王振来颇为怀念，也挺遗憾的。据说西安原来要以风雷厂为龙头，像纺织城一样搞成气候，建一个钟表城，可惜没有。

当年与王振来一起从上海来西安的老同事，有一些回去了。他不是不想回，也不是没机会回。有的单位也看上了他的一把好算盘，愿意调他，可是只有一个名额，他的家、孩子，怎么办。再说来时把上海的房子退掉了，回去住哪。

唯一让他愿意留下的好处，是西安干燥的天气。几十年了，他已经无法适应上海湿热的黄梅天，觉得西安的天气清清爽爽的，蛮好。

那些回到上海的老同事，把留在西安的事务都委托王振来代办，比如调资、药费报销、破产清理偿还资金，以及房屋代管。最多时，王振来手中有三十多位同事的银行存折。

可老人越来越少了。几年前，王振来制作了一个表，一一列出老同事的名字，调回的画一个勾，离世的也画一个勾，剩下的，就不多了。↓ 李杰 摄

他熟悉每一个老同事的情况：邻居七十八岁的杨盛钧，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上海手表厂来西安，如今得了帕金森症，七十岁的老伴张玉英独自照看。两个人的退休金本来够生活了，可是药费远远超了。

↑ 杨盛钧张玉英老两口 李杰 摄

↑ 杨盛钧1959年参军照片。江苏盐城人，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76岁。2000年患帕金森病 李杰 翻拍

↑ 张玉英，生于1945年，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江苏张家港人 李杰 翻拍

↑ 杨盛钧张玉英夫妇1969年照片 李杰 翻拍

↑ 张玉英一家1980年夏天在风雷仪表厂厂部的花坛留影 李杰 翻拍

另一位宁波老乡邬建坤，八十五岁了，也是一九六六年来的，当年是风雷厂有名的热压工，退休以后就在街头修鞋、配钥匙，干了二十年了。他早上八点半出工，干到下午五点半收摊，每个月能挣个千把元。

↑ 邬建坤老人八十五了，精气神不老 李杰 摄

↑ 邬建坤，生于1930年。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浙江宁波人。此照摄于1963年6月4日（五好工人表彰） 李杰 翻拍

↑ 邬建坤老两口 李杰 摄

↑ 邬建坤，生于1930年。张爱英，生于1931年。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浙江宁波人。此照摄于1952年 李杰 翻拍

他的退休工资三千多，所以并不图赚钱。有人修了鞋，说差几块钱。邬建坤说，不要紧，你走你的。人说这个老师傅蛮慷慨的，我说你不送来拉倒，计较没意思。

人活着，心态要好，就要不停活动。邬建坤哈哈笑着，嗓门很大，“心态不好，要出‘麻搭’——这是陕西话，我们宁波话叫‘拆烂污’，就是事情就糟糕啦。”

只是不管心态如何，乡愁总是无法排解的。

王振来的老伴徐翠娟八十一岁故去，小儿子王维康抱着母亲的骨灰回宁波安葬。老太太晕车，自从来西安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

想家了，王振来就翻翻过去的信。几十年来，亲朋好友的来信积攒了一千三百多封。有时，这位九旬老翁也会轻轻抚一抚当年带来的家具。深褐色的柜面镶嵌着白色牛骨拼成的花纹，铜锁头亮锃锃的，发出幽静的岁月的光。

故事讲完了。

再说说阿杰的新著《三线记忆》。↓ 这是昨天（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廿九日上午）九十五岁的王振来老人看到阿杰的新书，一连几次说，我一直担心自己看不到这本书了。阿杰说，您老活一百岁没问题。老人哈哈大笑。

摄影师阿杰拍摄这个题材始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前后用了十余年。书出了，但照片还在拍。

作为老搭档，这我是知道的。他总是在假期去拍摄。看起来像是在玩，其实是有主题的工作。

他跑了很多地方，陕西，甘肃，青海，四川，重庆，贵州，有三线老厂的地方，他都会不亦乐乎钻进去。

他拍摄了很多老三线人。↓ 八十岁的王春才老先生，是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

↓ 倪同正先生。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退休干部。《三线风云》主编。拍这张照片时，阿杰挺感慨的，老冰箱、老沙发、老风衣，阿杰觉得倪先生似乎在此刻一下找回了过去的记忆，那是一段辉煌的时刻。

而今，中国还有很多三线老厂，也有很多三线遗迹。有的厂子搬迁了，倒闭了，废弃了，转产了，留下厂房和遗址，阿杰像是遇见了宝贝，咔嚓咔嚓，冷怂地摁快门。

阿杰很勤奋。十余年，三线的照片拍了上万张，采写八万余字，还捡了不少票证，几乎可以搞个三线的小型展览了。

↓ 这位就是摄影师阿杰。赵彬 摄

↓ 这是阿杰的公众号 [ 好摄阿杰 ] 喜欢就加他。

【原创声明】

这里的文图均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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