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如果，没有但是
作为概念的「典型西安官员」当然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描述都很容易被某个具体而生动的人的案例推翻。
但正如我们无法准确描述出某个宗教派别的信仰者——不管他是极端主义还是温和派——却依然会对这个群体产生大致印象，并在潜意识中自觉分类，过去短短一两个月里（当然也可以回溯到更久之前），一连串事例已经足以让我们建立起「典型西安官员」的印象了。
涂尔干在《原始分类》中说，分类所依据的不可能是纯粹知性的法则，而是对情感产生的观念成体系的加以安排，一“种”事物对应的不是单纯的知识客体，而首先对应的是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
在这个维度上说，西安人对公共政策、公共事件所产生的情感投射，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典型西安官员」是什么。
当然还可以举一个更生动的例子：你可能不认识每一个甚至具体的某一个陕台记者，这没有关系，可当你听到这个概念，你脑子里回想的难道不是「三分钟」吗？
晚上10点之后宣布要对第二天的全市机动车限行，显然是荒谬的。（相关阅读：一场突如其来的限号）即便身为人民我们很容易原谅这种荒谬，我们不太可能会通过一些很无聊的正当方式比如市长电话去表达我们的意见，但在我们日常谈话的牢骚里，在朋友圈的段子中，人们对这项公共政策决策的情感已经显露无遗了。
直到现在，限行被解除之后，想要复盘限行的决策过程仍然相当困难。是一份文件在漫长的传达路途上被延误了超过了20个小时？是一个心血来潮式的决定？还是别的什么？（相关阅读：回顾西安限行出台细节：“权力的傲慢”是如何产生的）
虽然我们知道，「治污减霾办」这样一个机构有两只手都很难数清楚的机构参与其中，在信息沟通上它可能很通畅当然也可能不那么通畅，只要愿意解释，总有理由，或者说，总能找到理由。
只要愿意解释，甚至可以找出些「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式的借口，这样风格的东西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过不少。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有可以让人理解之处，都可以有让人产生同情之人。
但是，印象产生的真正逻辑是，「没有如果，没有但是」。只要某种情感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起源，试图否认它、理解它的种种说辞就往往是无力甚至显得无厘头的。
比如在北京姑娘西安遇贼报警反被警察奚落时，这样的经历已经唤起了西安人普遍的共鸣和不满，这时候类似于“你来派出所体验一下我们的人民警察有多辛苦”的解释就显得如此无厘头。
比如西安最新的网约车征求意见政策，有可能把大多数现有的车子拒之门外，我们能分辨这些具体政策条文哪些是出于公心，哪些是出于私利吗——无论是出租车管理处的部门私利，还是具体到哪几个人的私利？（相关阅读：西安网约车司机四问新政：是为了退回打车难打车贵的时代吗？）
我们能够还原这样复杂而纠结的政策是怎样挖空心思一条条制定出来的吗？某些机构当然可以找到一些看似充足的理由加以解释，但这样的解释有意义吗？
当政策产生之时，我们对网约车领域部门利益的公共政策化，乃至于个人利益公共政策化的印象，不是已经产生了吗？
细枝末叶的公共政策只要能够唤起情感共鸣，就很容易被推而广之。「粉巷财经」的一篇文章在谈西安这次限行政策时就提到了「保守之风、互相推诿、拍脑袋决策」等种种政府在更广阔领域的「风气」。
这就是涂尔干所论述的：情感的感染力远远超出了它的滥觞之处，会蔓延到所有与其有关的东西上，我们简直无法说出它的传播力量在什么地方才能停住。
「典型西安官员」的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可能并不具备纯然的「客观」价值，却拥有更深远的现实主义内涵。
我们可以讲，不是每个官员都是这样的，甚至于大多数官员都未必是这样的人，却很难去具体辨析，到底是哪个人、哪个部门或者哪个环节负累了体系——小到某个窗口的办事科员，大到更高层面的政策制定参与者。
——正因其无从具体辨析，却又让人感觉处处皆是，现实才如此令人难堪。这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描述的那类德国社会已经「僵化了的关系」：
「应该对那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自己的曲调，迫使他们跳起舞来」！
若再运用马克思理论进一步讲，要改变这样的现实，就是要「描述社会各个领域相互施加的无形压力，描述普遍无所事事的沉闷情绪，描述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而且要在政府制度的范围内加以描述」。
没有如果，没有但是。这既是因为现实已如此清晰如此深刻，也是因为是非道理已不辨自明。所以结尾照例要说一说陕台：
我们过去谈到过陕台，也谈到过陕台同志的解释和回应，但更重要的是，读者们的热情留言已然呈现了何谓「印象」、何谓「没有如果，没有但是」，如果要继续援引马克思的话，那就是：
「它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批判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
作者：肉上师 贞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