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我邻居的儿子和我儿子年纪相仿，经常在一起玩。大人难免就认识了，并且还聊得来，经常碰见了就散散心，用陕北话说就是拉个话话。经常拉话话难分难舍，意犹未尽。我们整天称呼就是孩子姓名+妈妈的模式，以至于我也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是80年出生的，陕北靖边人，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个，她是老大，由于家庭原因初中没毕业就来到社会上闯荡。这个姐姐虽然学历不高，人很朴实，很能吃苦。14、15岁出了学校后，就到西安来闯荡。老公在外面天南海北地跑运输，赚钱养家，虽然辛苦，养活一家四口勉勉强强，马马虎虎。2019年的时候，夫妻俩商量，男人常年跑长途，又苦又累还危险，更重要的是顾不了家，孩子快要上初中了，能不能找个离家近点的工作，顺便把孩子也照看一下。夫妻俩一合计，男人辞掉了跑运输的工作，勤劳能干的两口子在市场上到处寻找商机，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千辛万苦地琢磨、酝酿、筹划，这个机会终于被她们找到了。无数次的思考和选择后，他俩加盟了一家品牌凉皮店。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会了独家配方和配料，在太白南路某商厦地段开了一家凉皮店，卖凉皮、肉夹馍、稀饭，后来还带着砂锅之类的吃食。生意一开始，流量尚可，经过一年多的稳定经营，生意越来越好。终于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用大姐的话来说，就是比打工强一些，自由，不用看人脸色，手头也比以前能宽裕一些了。大姐大哥脸上挂着笑，明显人胖了许多。有年夏天，我带着娃还去她那里吃凉皮肉夹馍，味道很正宗，量也很足、很实在。看着善良的大姐日子过上了正轨，我们都替大姐感到高兴。平静的生活要是一直这样延续下去，该多好。然而，2020年开始生意不得不停了，吃穿用度日用开销快抽干了这个家庭不多的积蓄。他们的凉皮店，也在这场波动中萧条了。门面租金依然不少，每个季度定期给房东交房租，稀稀疏疏的流量，每天扔的原料比卖得多，经过了一年多的苟延残喘，两口子不得不关门，宣布倒闭。创业就这样画上了句号。男人本想重操旧业去跑运输，各地来回跑也担心安全，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几经辗转当起了房产中介，大姐也跟着成了一名地产中介。上周见她，大姐满脸憔悴地跟我说，“2024年的西安地产界，简直了。买房子人不多，卖房子的多成马了，基本拿不下提成。基本工资有时候都拿不到手，刨除了吃喝，只能混个生活。去年的时候，看这收入不咋地，咋今年了，还不如去年。”社区工作人员给大姐介绍了个照顾老人的活儿，得全职，算下来这笔账不划算。大姐自己也加了一些兼职的招聘群，有时候去超市促销一两天，有时候去零活集散地路边“钓鱼”，干个零活儿。可这些都不长久，运气好的时候，能撞上一两个，运气不好的时候，一个也没有，想了很多出路，摆摊、修鞋，折腾来折腾去，最终她决定不能在家闲着，坐吃山空太可怕了。幸亏大姐手艺还不错，自己在家琢磨各种寿司的做法，做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口味，比起外面门店里销售的商品毫不逊色。■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截止2023年12月，地产行业失业人数已超40万。其中有近超过一半的人是80后。我——一个从地产人离开的80后，在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不自觉地后背发凉了一下。上世纪90年代，父辈经的“下岗潮”居然又一次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一切，如同轮回一般，避之不及却又在劫难逃。离职前，我曾是个地产策划，主攻投拓拿地，其实就是帮公司囤地。老板若是相中一块地，我和我的团队会第一时间考察土地及周边配套情况、了解片区规划、估算土地价值，然后快速出具一份项目投资计划书，一边跟土地主管单位提案、汇报，一边协助投拓部门同事融资、找寻合作伙伴。地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的那几年，每个人手里都会同时推进好几个项目，加班、出差、熬通宵几乎是家常便饭。2021年开始，地产业逐渐走向低谷，知名开发商一个接一个爆雷，我所供职的小房企融资难度也越来越大，我负责的几个项目因为资金问题被迫停滞。随之而来的是，主业工作越来越少、非岗位职责的事务越来越多、奖金越来越少，不过，基础薪资倒是还有保障。有段时间，地产大神、经济学家、知名企业家都在唱衰这个行业，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担心突然失业，没了收入来源。于是，开始关注其他工作机会，前后面试了几家企业，无奈薪水实在太低，只好选择在原岗位上继续观望。下半年，全员降薪10%，年底甚至一毛钱年终奖都没发，大家私下叫苦，却几乎没人主动辞职。2022年开春之后，公司开始裁员，隔三差五就有人离职，我所在的部门也有同事被“优化”。暂时还没丢工作的人们，像是在等待楼上邻居即将扔出的第二只靴子，焦虑程度可想而知。整个2022年，公司一直在进行薪酬改革，一会儿降低底薪提高绩效比例、一会儿要为大家“暂时保管”绩效工资，总之是变着法的降薪。我自知这个行业不宜久留，努力尝试跳槽，然而，直至年底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去处。好在运气还行，在原岗位上扛过了2022年。时间之河在流入2023年之后，不少行业迎来了春天，但地产业却未等来哪怕一丝的转机与起色。我，在这一年的春天失业了！想来，我失业的引爆点实在是荒谬——有段时间，部门负责人的精神状态好像极度糟糕，隔三差五就要把同事们叫去会议室痛骂一顿，大家觉得莫名其妙，有人顶撞、有人心平气和问缘由，得到的回应往往是更加不堪入耳的脏话。三月，我在连续加班数周之后，后背疼痛难耐，想请假去看医生，上司非但不批假，还把我拉去一间小会议室骂了个狗血喷头。听她吼叫了数分钟，我才沥青了挨骂的理由——她认为我找她请假的时候，说话口气不太礼貌，对她“不敬”。我为自己辩驳了几句，她变得愈加疯癫，骂人骂得更狠了。时至今日，我早已忘记她那日骂过我的话语，可她狰狞的面孔、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却依然记忆犹新。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沮丧至极——地产业毫无未来，这份工作也岌岌可危，我该何去何从？想到自己挨骂时被践踏的尊严、快要抑郁的心理状态和疼痛难耐的脖颈与后背，我安慰自己：要不然，辞职休息一阵子吧，反正还有一点余粮，饿不死的。第二天上班后，我花了不到两分钟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下午便办理手续回家了。离职的过程顺利、高效地超乎想象。■

2001年，我怀揣100元钱到西安找工作，想让家里经济情况好一些。在此之前，我在别处工作。1996年电大中专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一个国企，主要负责劳资，以及给厂长当秘书写发言稿的工作。刚进厂就闹过笑话，毕竟是刚毕业的心怀浪漫的大学生，将下发文件写成了美文，被厂长美美上了一课。工作第二年认识了同在厂里当财务的妻子，结婚第二年女儿出生了，以前一个人悠哉悠哉的日子一下变成了一家三口，我和妻子都每月一百多快的工资，不够供女儿的奶粉钱。1999年厂里实行股份制改造，要求全厂职工入股，股金每人3000元，东拉西凑交了股金，已经家徒四壁。那时候还是单休，兼职这个词还很新鲜，厂里下设的汽车服务站会计生孩子，我是会计专业的，厂里就推荐我去兼职，一个月50元。我主要负责每个月做账，纳税申报，盘库和成本计算。经济的拮据使我总想挣大钱，莽撞无知的我贷款又接手了一个门市部，本想着会靠他发家致富，没成想一下跳进了陷阱，陪进去六千多元，留一堆货底子。每到周末我和妻子用自行车拖着去三十里外的村子集市去卖，厂工会也帮我介绍解决一些，总算回了一点本。这次生意失败彻底让我心灰意冷，再这样下去日子都没法过。■

现在回想起来，让我下定决心辞职的原因竟然是：不想和学生一起跨年了，也不想吃他们包的奇形怪状的饺子了。听起来多少有些无厘头，作为陕西当地某211高校的辅导员，每年元旦都要和学生在食堂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地包饺子。等食堂的师傅们煮好了饺子，再一边对着镜头比剪刀手，一边享用那些不知是出自谁手的饺子。等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家人们早都庆祝过新年，窝在各自的卧室刷手机去了，孩子也已酣然入梦。当然这不是选择辞职的唯一理由。像保姆一样的24小时随叫随到的工作性质，没有晋升希望的激烈竞争，苛刻的领导、缠人的学生和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打扰起你来丝毫不心慈手软的学生家长……即便坚持了七年，还是没有习惯这种一对多的服务型工作。但压死骆驼，只需要最后一根稻草。■

起始于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把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中国腹地，也掀起规模巨大的人口迁徙。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人们从原本的故乡来到千里之外，数十年之后，他乡已成故乡。地处汉中城北郊区的安中机械厂，汉中人习惯叫它21号信箱。从城里过了一道坡，就来到梧桐树遮盖下的厂区，一切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见不到年轻人。有一位老人，坐在电动轮椅上，面容一看就是东北人，他一开口说话，大碴子口音，没跑儿。老人姓冯，一九六九年来到汉中，距今已五十四年。以下为冯老爷子口述整理而来。一我是1936年生人，出生在大连普兰店，我父亲在镇子上卖鱼，家里还有我爷爷奶奶，父母亲生了我们五个兄弟姊妹。我家里因为我父亲做生意，在当时的条件还算可以，我又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父亲就供我读书。刚开始送我念私塾，读了没多久，我父亲一看，孩子们读书，院子里养的鸡鸭到处跑，整天叽里呱啦的不像个样子，就不让我继续念私塾了。这时候镇上的日本小学招生，便送我去读这个日本小学。中国小孩子都得去上日本小学，也不分贫富，只要你来，都有学上，一人发一套校服。我们上了这个日本学校，学校的校长和一些老师都是日本人，中国老师不多。小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都得学日本话，你学不好，就要挨打，学得好，给奖励，日本是在搞同化教育。没多久，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后，老百姓松了一口气。种地，上学，生活，日子继续过。到了1952年，我读到小学五年级，要毕业了，这一年我十六岁。八月份有一天，镇上来了消息，说是沈阳的工厂过来招工。招工条件挺宽，小学毕业，能识字，身体健康就行。我和同学们听了，都想去试试，当工人进厂，比在农村种地好。招工组有点神秘。他们不说往哪里招工，去干什么，都不知道。村里面就传说，说不定是要招去当兵，上朝鲜战场。我也有点担心，这时候招工组通知，选上了，定个日子就要集中。我心里犯了嘀咕，回家问我父亲，我父亲就说了一句，别害怕，人家不说去哪里是在考验你呢。到了集中的地方，普兰店东边的皮口镇，招工组的人说是要去沈阳的工厂，但具体是啥工厂，还是不说。我家里实际上除了我父亲，都不支持我去，我爷爷尤其不愿意我去，在他看来，很有可能是招去当兵打仗。他从普兰店走路到皮口，劝我别去了。我呢想着好不容易招上工，先去了再说，不跟我爷爷回家，我爷爷很难过，坐着同村一个决定不去的人家里的大车回家了。三天时间到，我就和大家一起坐上火车去沈阳，去沈阳要路过我家，快到我家时，还看见了我母亲在院子里干活。在火车上，伙食待遇真好，面包，饮料，敞开了吃。车到了沈阳，嘀嘀嘀，有大汽车来接我们，我们这批人里，很多人就没见过汽车，有几个同学看到这种大轿子车，吓得不敢上车。招工组的人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宣布先进行两个月的政治学习，等到两个月政治学习结束，人家这才宣布，我们这批人，是招到了制造飞机的保密企业——大东机械厂。这下大家心里才松了一口气，不是去当兵了。这个大东机械厂，前身是伪满时期的满洲航空株式会社，隔着院墙就是飞机场。解放以后继续制造飞机，规模扩大了，就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我们这批人招进来，一边学一边干活。我选了铣工，这一选，就成了一辈子。我师傅是位南方人，杭州人，长的很潇洒，技术也过硬，教我教的很仔细。我念书只念到小学五年级，机械加工要用到数学，师傅教。自己还要去书店买书回来，下了班就学，平面几何、三角函数，从最基础的开始自学。上厕所蹲在那里，看见面前的门扇子划过地面的瓷砖，就在想这个门扇子运动的轨迹怎么算出来。本来是九个月才能满徒，我六个月就满徒了，综合考试的时候，我得了第二名。这一下就很得意，工人这碗饭，我算是端上了。我给家里也写信，当然写信只能是报平安问候家里人身体。春节我回家一看，冷冷清清的，我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我爷爷奶奶都不在家，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抱着头坐在炕上，不说话。我一问才知道，爷爷生我父亲的气，嫌他支持我参加招工，过年前就跑到我姑姑家去了。过完春节假期，我爷爷自己跑到沈阳来找我，拿着我的信封跑到邮局问。邮局当然不会告诉他这个沈阳市XXX信箱到底在哪儿，老头子又找到我家沈阳的亲戚那里，亲戚安慰他，我爷爷这才勉强放心下来。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上一名工人，真是骄傲，尤其还是在保密厂子当工人。一身工装洗的干干净净，上班的时候戴着白线手套，操作机床，进刀、出刀。偶尔出去上个街。街上人一看，这人穿一身劳动布，工人老大哥啊，走路胸挺的老高。去买个啥东西，买火车票，一掏工作证，就比一般人好使，这种自豪感真是让人从里到外都精神。二整个五十年代，我一直待在大东，这家厂算是东北航空工业的摇篮。后来的黎明发动机厂，也是从这家厂分出去的。我们国家的航空工业，在五十年代发展的非常快，到了1959年，国家开始考虑要进行沿海地区重工业的转移，在厂里开始宣传支援内地建设。这个时候，我们对内地，内地具体哪个地方，什么环境、条件，这些都没有概念。国家招我们当工人，教给我们技术，那么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等到正式定下来，要去四川，建一个厂子代号420，对外叫新都机械厂，等于是黎明厂的复制。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也有了第一个孩子，老婆一直在农村，我也报了名。从沈阳到成都，现在方便的很，坐高铁，坐飞机，再慢两天也就到了。当时可没这么方便，从沈阳到成都，铁路过山海关，到北京了转车，再到郑州、西安、宝鸡，一路要走很久。等到全部人马到成都，在路上整整用了大半个月时间。当时一下火车，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成都这地方怎么这样潮湿，太阳也是朦朦胧胧的，和东北完全两样。新厂子在成都东郊的双桥子，我们来的前一年

“50…80…”心电图上呈“V”字型的折线有规律地一起一伏，胸外按压机不断点地在一位双鬓花白的老爷子身上做着心肺复苏。王霜的心跳得很紧。几十分钟里，她一刻不停地守在一旁，紧盯着这位患者的身体情况——他的眼睛一直睁着，却始终安静地像躺在床上睡着了一样。“去拿白布吧，这样按下去没用的”，带班老师的一句话划破了空气中凝聚的死寂。王霜的心猛然颤了一下，她停掉手中的机器后，心电监测仪上的“V”即刻变成了“—”。几小时前，这位患者因突发心梗心脏骤停，临时性的心肺复苏带来了些许生命迹象仍存的错觉。抢救结束是凌晨两点，家属始终守在抢救室门外。这是这位22岁实习护士的第一个夜班，也是她第一次面对死亡，感受一条生命在眼前渐渐凋落。“明明什么都做了，却什么都显得那么无力”，王霜说。这之后，这种场景是时常发生在她眼前的常态，教她逐渐去学着承认“允许一切发生”。1急诊科的白天和黑夜并无二样，这里彻夜灯火通明。“请四级患者杨XX到内科1号诊室就诊”，半夜十一点，急诊大厅里依旧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就诊室的门开了又关，大屏上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轮替。转运床的滚轮声、心电监护仪运作时有规律的滴滴声，和从一些角落里传出的震耳欲聋的沉默。当这些声音被拧在一起时，生命在这里变得“可感”。■《医者》剧照“这些还只是三四级不那么紧急，可以自己走过来的。”王霜指了指隔壁的抢救室，一门之隔却好似隔开了一个世界，“被120拉来的情况就比较糟糕了。”急诊科里半夜送来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脑梗、心梗这样的突发性疾病，这类病发症的黄金抢救期十分有限，但从发现到发车，耽误在半道上的时间少则两三个小时，通常送来已是回天乏术。许多夜晚，在王霜还没来得及看清担架车上的那张脸时，就又会有新的患者断续被送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回家的出租车上突然心脏骤停，司机在送到目的地后，才发现后座始终没有动静，察觉到不对劲时，扭头发现人已经没意识了，当即拨了120把人拉到医院。王霜回忆说，还没等担架车推进抢救室，当晚值班的医护直接就地开始对他进行抢救，掐着表三分钟助推一次肾上腺素。但当第十几个三分钟过去后，面前这个男人仍旧毫无生命体征。需要通知家属签病危书，但司机显然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直到接到男人妻子打来询问的电话。“他老婆来了之后就一个人蹲在墙角，不断被叫去签字、开单子、缴费，没有留给她伤心的空间。”外界冰冷的声音一遍遍逼着她去直面丈夫离世的现实，但她显然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好端端正准备回家的人，怎么就突然撇下她一个人离开了。■《问心》剧照有人的离去伴随着纪念和哀恸，有人的离开却像尘埃一样掷地无声。王霜见过一些独自来陕务工的工人，在出租屋里一个人安静地走了，最后还是被邻居和房东发现送过来的。“这种其实已经没有送来的必要了。”在被拉去太平间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父亲，又是谁的孩子，最后只是一具离散他乡的骸骨。及时送达和抢救也不一定就能挽回一个人的命。先前有位本地知名高校的教授突发急性心梗倒在了课堂上，学校当即打了120火速把人拉来，上了最好的机器尽全力抢救。“那天抢救室外急匆匆赶来了一个26、7岁挺漂亮的小姑娘，问我那个谁谁谁是在里面吗”王霜一听名字心里咯噔一下，里面正在抢救的那个是她爸爸。人转移到EICU，经过几天的轮番救治，到最后也没能把这位五十多岁正当年的高知分子从鬼门关“拉”回来。王霜不愿再去回想那女孩赶来医院时泪眼汪汪的神情，可能这位父亲还没来得及亲眼看女儿成家。王霜常和同事们感慨，在急诊科呆久了，会越发感到在疾病面前生命是多么不堪一击，无论你生前在世有多少牵挂，没有人能和死神谈条件，我们似乎永远都无法得知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2除了老人外，抢救室里常年也从不乏年轻人的身影。王霜每每看见这些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面孔时，除了悲悯外，有时也会觉得可恨。喝药的、跳楼的，因为一时情绪上的积抑，他们丢下父母，把一个本该完整健全的自己“七零八落”地送进了抢救室。有个23岁的年轻女孩和家里闹矛盾想不开，跑去药店买了瓶碘伏，打开瓶盖脖子一仰就咕咚往胃里灌了进去。碘伏对人体内有一定腐蚀性，过量服用后会刺激灼烧口腔食管和胃肠道，情况严重时易导致胃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一整瓶的剂量下肚后，女孩随即开始腹痛难忍，被家人送来医院后遭罪地一遍遍洗胃，她满脸痛苦地抓着王霜的袖子问：“我怎么还不死啊！”王霜皱着眉头没有理会，外面有心梗的、消化道出血的病人都排着队进不来，这样自作自受还占用着医疗资源的情况她们见过太多了。“这还算情况好些的，顶多给自己长个教训。”王霜说，还有些更偏激的，是铁了心不想活。■《问心》剧照让王霜最忘不掉的是疫情时期的一位母亲，在得知儿子跳楼送医后疯了似的直接越过医院安检闸机破门而入，“我儿子呢！他在哪里？”她浑身颤抖，带着哭腔的询问更像是一种哀求。她儿子和女朋友吵架闹分手，选择从7、8层楼二三十米的高度一跃而下，送来的时候眼、鼻、口各处七窍流血，躺在那里变成了一滩血泊，几个护士拿着吸痰管都把血吸不干净。因为年轻，心肺复苏按压的时候心率还有些波动，但也就是那么几下，便随即撒手人寰，独留下那个深更半夜跪坐在抢救室门口哭到瘫软的母亲。那男孩当时22岁，是家里的独生子，他这一跳也直接性地跳散了整个家庭。3依据医院的规定，每位患者身边必须至少有一名随身的陪护，除了照顾病人日常的饮起居之外，更是方便随时关注着病况，情况不对劲时能有人及时通知到医生，防止意外的发生。对于患者来说，身边有个时刻陪伴着自己的人，或许也成为了艰难时期能抓得住的宽慰和底气。多数老人的陪护者都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老伴。急诊科病房里经常能看见八十多陪着七十多的，两头花白的双鬓一个躺在病床上插着管，一个坐在轮椅上紧攥着对方的手，两人很少有言语上的交流，单是坐在那里却已然有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默契。王霜曾劝过一位大爷叫子女来看护，年龄大了照顾起来都不方便，老爷子笑着摇了摇头，“我老伴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样温情的画面，有时却像一把开了刃的小刀一样直扎人心。那天抢救室送走了一位老人，六十多岁突发消化道出血，原本家里计划着放弃治疗，让老人在家中度过最后的时日，人却在第二天凌晨突然咳了一口血走在医院了。家属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只有一直陪在他身边的老伴一边哭着整理东西，一边让医生把插在他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口中不住念叨着：“我们要回家了，不要这些东西了，不遭罪了。”■《问心》剧照前些天，有个和王霜同龄的学生入抢了，年纪轻轻便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肾功能也随之一起衰退，半夜39.3度高烧全身肿胀，送来的时候让王霜误以为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那晚的抢救室很“热闹”，除了一起把人送来的导员和舍友外，晚些时候，院长和书记也赶来慰问学生情况，她导员一直在旁边守着，直到后半夜家属从外地赶过来后才放下心走的。王霜本以为这是学校看护学生就医的常态，直到当晚那女孩的导员给她讲了另一个故事。先前在别的学校，有个学生偶然间被柜子砸了一下，当时他自己也没太当回事，几天后开始头疼，独自一个人跑去医院检查，拍完片子诊断出外伤性脑出血，需要即刻动手术。他父母远在外地，那天医院打了一晚上电话，从学校到院系没有一个人赶来作为监护人签个字。最后这学生自己也等绝望了，跑去问医生，“这个字我可以自己签吗，我已经成年了。”王霜听导员说，那天最后是这个二十岁不到的男孩一个人进的手术室，在此之前没有人抓着他的手说“别怕”。4“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见过太多无故消失的病人后，王霜越发对这句话深有所感。很多人在去开药办手续时看到缴费单上那一排有些刺眼的数字，忍着病痛默默离开了。这种情况最多发生在拿基础薪资的工农家庭。有赶了几十里路风尘仆仆来到市中心大医院看病，无奈发现就算是家里四处求人、砸锅卖铁也撑不住在ICU病房一天五位数的支出。有周边小县城来的心梗恶化，检查后医生建议立马住院治疗，但他兜里的钱还不够付抽血和挂号费，全都贴补给家里了，于是拒绝了一切治疗。王霜曾见过一个农村家庭和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这家24岁的儿子从五米高的桥上坠落，他的运气不好，掉下来时是头部先着的地。送来的时候，“整个脑壳肿的好像包了层柚子皮，青紫色的脑筋在颅顶一条条胀开，脖子上都是血”。王霜想给他把脖子上的血迹擦一下，在刚碰到时他有了来自外界的应激反应，心率直接从120飙升到140、160…又一涌鲜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在他姐姐和爸爸赶来之前，一直守在他病床前的另有其人。除了摔到“报废”的脑子外，这个年轻人头颅以下的其他脏器基本都是健全完好的，救是没的救了，这样治下去只会是个无底洞，有人打起了器官捐献的主意。一米六几的个子，穿的是旧衣和布鞋，“像是每一个朴实的农民父亲”，王霜回忆说这位父亲的脚在刚迈进病房时就开始喊着儿子的名字嚎啕大哭，哭了两声之后又把自己克制住了，听医生给他讲自己孩子的病情，他的眉头越来越紧，一道道皱纹像是刚刚剜在脸上般分明。■《问心》剧照医生走后，那个守着来谈生意的人凑到跟前开始跟家属商量，除了一些所谓“让生命在其他人身上继续延续”的冠冕堂皇之词以外，还开出了一个更为诱人的条件：十万块钱和免去孩子来了之后包括插管、抢救、监护的一切费用。“能推进抢救室的基础费用都要五千起步，上不封顶，每多躺一天都是在烧钱。”王霜依据他的情况大致估算了一下，推测这笔费用这家人大概率一时半会儿掏不出来。而那人开出的本不高的数字却似乎成为了此情此景下的“最优解”。没有人知道这位父亲最后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不过我猜这单生意有可能会谈成”，她说。王霜今年22岁。在来到急诊的几个月里，曾见过因宫颈癌化疗，瘦成皮包骨脱了相的中年女性，见过三十多岁主动脉夹层出血，带着三个六七岁的孩子一起来看病的家庭顶梁柱，见过爸妈接连病倒，同时拿着两份病例排队等床位的上班族。那天一个便了整整半盆血的病人，拉着她问“小姑娘，我是不是要死了。”刚来的时候她有时会跑去厕所偷偷哭上一会儿，后来。她渐渐开始适应了这种环境。“病人实在太多了”，王霜说，真的关注不过来了。■《问心》剧照急诊科更像是一个大型“中转站”，绝大多数时候她们能关注到的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一部分”，而在与多数人这场渺渺神交的会面之中，那极其短暂的一幕幕也时刻能让她们感受到人世间的无常。早上八点，王霜把手里的最后一名患者交给接替来上早班的轮班护士，她不知道此刻面前的这位患者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将要被转送去哪里、迎接着什么。但她很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大抵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她祝愿他们能够平安。（文内均为化名）作者

前段时间，因为一个问题，我去请教一位朋友。在位于南郊的一个吵闹的烤肉摊上，我问他，为什么网络上很多人分享的自己西安之行的照片或者短视频里，总有一张跟红墙的合影？朋友抽着烟，眼神飘向远方，直到一支烟彻底抽完，原本明灭不定的烟头像耗尽能量的信号灯终于在夜晚熄灭，不再闪烁之后，他才说，原因很复杂，但笼统地讲，没有一张站在红墙下的照片，虽然也能证明是来过西安，但总感觉差点意思，最多只能算是来西安出差了一趟。来西安玩，网络上也有很多游玩攻略，写地很仔细，往东走，有哪些景点，坐几路车到哪里换乘，在哪个机位，摆什么样的动作能出片。往西走，要去看哪些风景，哪些特色的饮食值得一吃，最好买几点的车票去，内容很详尽，有的攻略里甚至还留了自己来西安玩时候认识的黑车司机的联系方式。等来了之后，从钟楼逛到大唐不夜城，就要感觉不对。因为西安不相信淡季，只有人多，以及人超级多。放眼看去，全都是后脑勺，你盯着前面游人的后脑勺，后面的游人盯着你的后脑勺。你举着手机想拍照，镜头里也全都是后脑勺。逛完了回到酒店，亲朋好友让你发几张在西安旅游的照片，你看着相册里满屏的后脑勺，和一堆高碳水食物照片，感觉拿不出手，心里很不是滋味。发吧，担心人看了之后问你，就这？！不发吧，来都来了。但如果你拍了站在红墙下的照片，发给他们看，亲朋好友看了就会说，拍地真好，西安这地方真不错，果然是历史古都。你心里也美滋滋的，感觉是没有白来西安一趟。如今，站在一堵红颜色的围墙下拍照，在游玩西安这项活动里，几乎算是必备项。比如你用手机看短视频，刷到一个陌生人，很年轻，是你二十岁出头照镜子时候的模样。上一条视频还是在背景杂乱的宿舍里跟着BGM摇花手，跳科目三。下一条就是人在西安当特种兵，身处小南门市场，周围全是人，背景音乐配的西安方言“凉皮~~~肉夹馍~~”等到了第三条视频，一下子变成了穿着汉服，手提宫灯，站在大雁塔周围的红墙下，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一些网络喷子看到了，都得当场念诗，在评论区写一句“忽有故人心上过”。看完你就觉得，这样的西安，你也想去。西安本地的一些朋友，就经常讲，在旅游跟拍这个领域，站在一堵红颜色的墙跟前拍照的方式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景点拍照方式。那种传统的景点拍照方式，过于老旧，比起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更适合中老年群体或者公司团建。到了景点门口，十来个人按身高依次站好，前排的人一只手拉着「××旅游“长安行”首发团」的条幅，另一只手统一竖起大拇指，第二排的人全都高举双手。然后所有人对着拍照的统一大喊三遍“茄子”。拍完了，给他们看照片，大家还得说声谢谢，辛苦了。但你要这么给年轻人拍照，他们看了照片之后就会跳起来大声地质问你，你啥意思，拍的是个啥？！然后立即在网上发个避雷的帖子，讲自己千里迢迢挤火车从外地来西安玩，结果约到的摄影师水平不行，拍出来的照片巨难看。连大学生的钱都骗，简直不是人。大家来西安一定要注意点。一趟跟拍下来，累个半死，钱没挣到，名声还臭了。出片的尽头，你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眼泪。而拍点站在红墙下的照片，就不会这样。很适合年轻人，站在红墙下拍照，尤其是穿汉服，就感觉自己一下子触摸到了那个长安。你给他们拍一组这样的照片，就算是对焦的时候，不小心对焦到墙顶的瓦楞上，导致照片上整个人脸都是虚的。他们也觉得这个照片看上去太文艺了，特别有氛围感。网上都说，一堵红颜色的围墙，能养活好几个西安的摄影团队。比方说，你去大雁塔逛。就会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个朋友就讲，自己很怀念以前去逛大雁塔的时候，走累了，想歇个脚，就在墙根下蹲一会儿。歇够了，再继续逛。现在不行了，今年夏天的时候，他带了外地朋友去大雁塔逛。根本就挤不到墙根下，因为墙根下站的全是穿汉服，提着灯笼或者拿着团扇的人。不远处的就是提着长枪短炮反光板打光灯的摄影师们。场面很壮观，看着像是李云龙率兵攻打平安县城一样。回去后，自己站在阳台抽着烟，想了很久，感觉这次没有招待好朋友。像是本地一些搞摄影的，揽客秘诀就是经常会在网上，发布一些红墙的照片或者视频，年轻人都爱看这个。要是有人留言夸赞这里真的好出片。他们就回复说是的，宝子，超级好看，巨出片。然后过一会儿选IP地址是外地的，私信对方，来西安拍照找我，全程跟拍，带妆造。价格良心。能揽来不少客户。经常听人讲，西安最著名的是城墙，你来看了，就得拍点照片，反正来都来了，权当是拍点照片做个纪念。还有一种是普通围墙，你逛街的时候时常能见到，很普通，很一般，跟别处的墙似乎没什么两样，上面都写着办证刻章，麻将扑克绝技，专业放贷的违法小广告或者是在此处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死全家的手写体告示。按理来讲，红墙也并无不同，根据生活常识，这就只是一堵墙。寺庙的围墙，公园的围墙或者是某处工地临时砌的一堵墙。但很奇怪，你看到红墙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算找角度拍照。你想说，这不合理。但脑海里又出现另一种声音，怎么不合理，红墙不就是用来拍照的吗？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感觉站在红墙下拍照仿佛是没见过世面。西安很多本地人也经常站在红墙下拍照，而且写文案时候的脑洞大到像下冰雹一样。去广仁寺外头围墙下拍完照，就敢说不用去西藏了。你看到一个帖子，发帖的讲，西安！！不要钱！！地铁直达城市中心小故宫。你点进去一看，还是广仁寺。一些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订了婚，开始筹备婚礼。摄影团队就会带他们去广仁寺的红色围墙外拍一组照片。你问他为什么要选在这里拍，他就开始胡说八道，茫茫人生好似荒野，但人的一生总结起来无非就两种，一种是出家，一种是成家。这里很适合出片，红墙照，是所有被拍的人最好的医美。还有一些西安本地的朋友，平时话很少，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那种，喝点酒之后就会变得话特别多，他向人们讲述这座旧城，也讲述自己的峦爱经历。他讲自己以前谈峦爱的时候带着对象出去浪，觉得世间一切都美好，所以总想用照片记录所有时刻，结果拍出来的照片往往能把对象气到爆炸，影视剧里的鬼都没有女友看他拍的照片时候的怨气大。因为他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别人拍的照片看上去很好看，他拍出的照片看上去很好笑这个问题。为此他也曾苦恼过，甚至还背着对象偷偷学习过「男生存活技巧——论如何给女友拍照不挨骂甚至挨打」的课程，主攻手机拍照技巧，一共6节课，收了他80块钱，老师是个梳着辫子的中年男人。后来在网上偶然看到有人讲「西安这个地方特别出片，每一张都好看！」，于是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女友一起去了广仁寺，没想到效果很好，立竿见影。拍出来的照片，出片率很高。女友看了很开心。而他自己，也终于找回了久违的自信。红墙这种东西，很是奇怪，很不讲道理。不管你多么不喜欢拍照，你见到一堵红墙，你就会想拍一张。你在西安逛街，走到有红墙的地方，就会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拍照。有时候还会被陌生人拦住去路，一把将自己的手机塞到你手里，然后笑嘻嘻地说，你好，能不能麻烦你一下，给我在这里拍张照？拍完之后把手机还给对方，她立即查看，再次表示感谢，说谢谢你，拍的真好，西安真好看。你连连摆手，说不客气。然后又对游客的赞叹感到不解，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这些场景是司空见惯的了？接着，你把自己手机塞到对方手里，笑嘻嘻地说，麻烦你给我也拍几张谢谢。我看过很多西安红墙的照片，也在西安见过很多人排队站在红墙下拍照，有从外地来西安的游人，有西安本地人，有年轻的，有不再年轻的。有用心仔细打扮的，有正好走到这里随意拍几张的……说句实在的话，你可以不懂拍这种照片的意义在哪里，但你能看的清楚，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开心。所以，社会上又有一种说法是，站在红墙下拍的照片，看上去像是一种逃离。逃离被高楼所包围的西安，逃离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在真实的现代城市中，给自己编织一个短暂的时光。就像是以前的照相馆那样，你去拍照，摄影师从背后扯下一张海南岛的背景幕布。于是你就有了一张穿着棉袄在海南岛的照片。站在红墙下拍照，也是如此，提供一种真实的幻觉，你虽然在西安，但你穿着汉服拍，那就是去了长安。你要是没穿汉服，那也完全没问题，你在另一个西安里，在另一个生活中，短暂的成为了一下另一个你。还是那次吃烤肉，吃到最后。朋友喝的有点多。他说要回去了，又把聊天的内容拽回到了红墙拍照上。他说他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不一定是准确的，就是他发现，西安每一堵红墙，几乎都是干净的，墙体上没有人会在上面写刻章办证，也没有写禁止在此处随地大小便的告示。人们在红墙下变的文明了，来到这里，就只为了拍照出片。

玛丽站在长安路立交东南角的一处公交车站旁，身后就是小寨赛格。这里人流密集却少有人管，是他在西安“巡演”多年后，找到的新“舞台”。他旁边趴着一条年迈的古牧，一人一狗的年龄加起来超过了七十岁。每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是这对搭档固定的“演出时间”。天还没黑，玛丽就背着破旧的琴盒和几个发黄的布袋，里面装着小马扎、手机支架、三个充电宝和刚做好的晚饭，牵着他的狗准时来到这里。他先是熟练地架起了手机支架，掏出麦克风、蓝牙音响和充电宝，给自己的直播设备挨个续上电。而后支棱起了一大一小两个马扎椅，开始享用今天的晚饭。保温锅里是自己炒的极其清淡的蛋炒饭，但他和狗都吃得津津有味。路过的人给钱的没几个，但大多会停下来好奇地看上几眼。这位艺术演奏家浑身充斥着一股“矛盾”的气质。说他土，却一身西装革履，身形消瘦，却端正挺拔，拉起小提琴来颔首低眉，左脚搭在右脚前笔直地交叉挺立，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但要说他和艺术搭边，他那锯木头般的琴声却一下把所有诗情画意的想象都拉回了现实。很少有人能坚持听完一首，除了他身边的狗。狗随主人，这只叫琳达的古牧犬仿佛一只被精心打扮的旧拖把。它身上的毛已经开始发黄打结，厚厚一层快要遮住眼睛，但头顶却扎着小辫子。它的主人为它准备了漂亮的花裙皮鞋，戴上皇冠和粉红色的发带。吃完晚饭，一切已经就绪了，玛丽取出琴将琴盒摊开，亮出了里面的收款二维码，点开抖音直播。下午五点三十分，和网友寒暄了几句后，“流浪骑士和落魄公主”的演出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始了。01玛丽的身世和过往成谜，行踪也神秘。曾陆续有人在永宁门、北大街十字和钟楼地下通道见过他们。抖音评论区一张张偶遇照片的背景不停在换，他们的“巡演”之旅不仅跨城区，还跨越了城市，相隔远在千里之外。■

这天是星期二，从节气来说这天是霜降，天气跟周一的时候一样好（虽然周一很讨厌）。在这天中午，金花北路消防站来了一只猴子。它先是漫不经心地路过篮球场，然后抓住靠近围墙的黄色栏杆一跃而上，接着坐在突出围墙的一根黄色铁管，凝神观察了对面的高楼，也许是觉得眼前一切没什么意思，很快它又翻墙离去。接着这段视频被西安消防于10月24日下午18:16分发布于网络。很显然，在视频中，看到猴子时，消防小哥也觉得很意外，尽管明确知道那是一只猴，但第一反应依旧是问同事：那是个啥！？很快，另一个人接过话头：「给它个banana吃」！■

最近，娃又着了活，先是发烧，再是拉肚子。病的毫无征兆，发烧一直徘徊在三十八九度，拉肚子一天五六回。头一次没退烧的时候，已经去了一趟儿童医院的北郊院区。毕竟住在北郊离得能近一点。验了血，开了药，回家，基本不见好转。这中间在继续观察，并且还在纠结要不要再去医院的时候，第三天晚上10点多，娃本来正睡着，醒来尿了一回，直喊肚子疼，疼的受不了。我和媳妇赶紧收拾东西，往西门老院区走，那边还是科室全。从北郊出发，还是走朱宏路，一路南下。路上车其实不少，但确实不堵。媳妇说，看，这都是耍完才回家的，我说，错，这是才出门耍的。到了老院区，着急忙慌挂号，小纸条发到手里一看，发热门诊第1194号，前面还有323人等待。超出了我们所有往期的等待纪录。我从小数学就不好，一见数字脑子就然；媳妇快速估算了一下，就按一人5分钟计算，300多人就是1500分钟，也就是20多个小时。当时大概有四五个诊室开着，等轮到我们差不多也得四五个小时。■《我为儿孙当北漂》剧照深夜的儿童医院还是像以前一样灯火通明人山人海，哦不，众山众海。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味道。只不过最近生病的娃仿佛格外多，大多是拜肺炎支原体感染、诺如病毒所赐。小孩哭、大人烦，耳边嗡嗡声不断，与此同时大门口处还有不断涌入的刚刚抵达的人群。我抱着娃正在转圈，一阵尿意袭来。从厕所出来，到电子屏幕前一瞥，只过了20多个号，照这个速度天亮不一定能看上。媳妇一声令下：去北郊！我把小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上衣口袋。发动车子，导航说了，夜间大路，畅通！还是朱宏路，一路北上。来到尚稷路草滩八路，进院子，停车。车不少，但是还有位子。进门直奔前台，挂号，小纸条到手，一看，2号，原来是已经过了12点，到第二天了。前台小姐姐说了，前面还有80多号，总共2个诊室，等排到估计得凌晨4点。我心说额的爷呀，大厅先坐会吧，然后和媳妇再次陷入郁闷。这边的输液留观室，我也不是第一次去了，平常还是会有一些空床位的，但是在那个晚上，我分明感受到了春运般的熙熙攘攘，放个检票员就是候车室。许久且毫无希望的等待之后，我又上了一次厕所，并且在心里再次把病毒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遍，然后把手伸向了上衣口袋。东西还在。这时，媳妇的目光也扫了过来。很显然，我们很有默契地同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不再回去？”商量的结果是先问问老院区那边看叫到多少号了。问前台小姐姐，说没有老院区的电话，一个都没有。查到的电话也打不通。不管了，出发！夜间大路，畅通！再一次来到城墙角下。旌旗猎猎，夜风黑黑，这十月的古城啊，还真有点冷。白天这里接踵摩肩，停车场和餐馆生意想必都不错，离这不算远的回民街，一碗接一碗地上泡馍。但现在我只关心，什么时候能排到我。车停在了上次停车位的隔壁。进门，冲到大屏幕，叫到了960多号。听上去进度条好像走了一些，但距离我们的1100多号显然还有巨大的鸿沟。■

如果你和你的一位教师朋友聊天，在他谈兴正浓时，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让他颜色大变，讪讪闭口，那就是：“唉，说了这么多，你的职称怎样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上次看到这样的场景，还是在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中，咸亨酒店的看客们笑着问孔乙己：“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孔乙己便红了脸，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我也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不过被问的多了，就有了免疫力。甚至一杯薄酒下肚，我就会自曝家丑，和你说说我评职称那些事儿。懵懂青春1998年夏天，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了一所乡村初中任教。刚走出象牙塔的我对于未来并没有太多的规划，只有满腔的孤勇与热望。加上自己本来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娃，当看到简陋而又熟悉的校舍和孩子们一张张淳朴天真的面庞时，感到特别亲切，打算在这里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彼时正是乡村学校生源最充足的时代，我所在的学校位于兴平北原上，共有初一至初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有12个教学班，一个班最多有80多名学生，学生多，教师少，师资严重缺乏。当时学校的主力军是民办教师，普遍学历较低，年纪偏大，平均年龄在五十岁左右，他们教学基本功扎实，经验丰富，可是教学方法比较传统，模式单一，很多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们这些大中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快就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八月底报到后我就被学校安排了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职业的轨道从此铺就，在后来的二十多年，这个身份几乎再没有变过。■《青春派》剧照很快三年过去了，我经历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晋升——认定中学二级教师。虽然我起点很低，只是中师毕业，可是由于我毕业时就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汉语言文学大专学历，所以这次晋升非常顺利，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职评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料想到它竟在后来困扰了我那么多年，当然这是后话。按照常规的流程，当时的我要先认定三级教师，并且三年之后才能评定二级职称。这次破格直接认定让我比我们同一级毕业的同学们至少抢先了三年。这也让不少人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甚至一向严肃地老校长都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年轻娃，好好干，前途光明呀！”这些更坚定了我投身教育的决心。熟料人生漫漫，阴晴难料，这段经历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在以后的一次次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我不知道地道战中还有句台词：“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初次交锋按照文件规定，二级职称和一级职称之间要间隔四年才能参评。时间倏地来到了2006年，这时我已经工作了整整八年。并且一直带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课。工作虽然算不上成绩斐然，但也是尽职尽责，在学生和家长中间获得了一些口碑。我知道自己学历不高，就不断深造，取得了自学考试本科学历，在业务方面钻研精进，获得了市级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在教研通讯等刊物上也发表了几篇教学论文，虽然对于此次职称评定我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想着自己的小小成绩，也是可以拿的出手了。到了学校收资料的时候，我看到好多老师都一把年纪了，甚至有人都快退休了，还是二级职称，考虑到自己资历尚浅，来日方长，我决定放弃这个机会。时序更替，2007年来了，这一年文件中新加入了一条——要有计算机三个模块(Excel

汉中城靠近水边，因而城里地势平坦的地方，过去很有几处泉眼，或成一塘碧水，或成饮水的井口。城里最有名的泉水是太白泉，时间太久已找不到痕迹，在城里东边的一片城中村中间，还藏有一眼泉水，这泉水叫泛水泉，紧挨着水井，便有一座道观，名为泛水泉道观，因为供奉着圣母，附近的人也叫它圣母宫。这座道观的历史其实不短，树下立着清朝的石碑，它的规模又相当的小，只一间正殿，一间偏房，一间居所带着小后院，泛水泉道观隐藏在这一片城中村深处，就像终南山里的隐士，如果不是熟路的信众，很难晓得这里还有一座道观。■

编者按：西安半坡附近的天桥下，晚上是周边居民热闹的广场舞聚居地，白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十里八乡不少人的务工场，无数打零工的人在这里等待一个被“选中”的机会。在这里，几乎没有性别之分，有的只是像男人一样的女人，以及更男人的男人，我靠近她们，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零工女性的事。01从天桥下走过，许是这里太久未出现年轻女性面孔的缘故，我被有些赤裸又追随的目光盯得有点不太舒服，还疑惑时，四面八方打零工的男人迅速涌来，不意外的，我被卷进人潮中心。七嘴八舌的声浪连同某些复杂的气息一起淹没了我，人们着急的询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工作能够给到他们，来不及回答，被整个阵势吓到，我有点慌，着急说“我没有活，我也是来找活的。”人潮立时散开，当然打量的目光并没有挪走，有人斜着唾了口唾沫，并嘟囔：“穿成这样说来找活，鬼信呢？”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装扮，T恤牛仔裤运动鞋，并没有什么不妥。有拎着自做清洁桶的阿姨看见了我的紧张和局促，上前善意的拉住我的胳膊，“走走走，不在这nou（站），wei（那）帮二流子包（别）理式。你这是第一次来吧。”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忙跟着阿姨到了天桥下的女工聚集处。像是被无影的结界划分出来一样，这里也遵循着某些无声的规则，比如，男性统一聚拢，占据了天桥下最显眼的中心位置，并根据各自的活计分门别类形成了小团体。刮大白的，做水电的，搞瓦工木工的等各自为营。大家有的围坐一起唠嗑闲聊，有的就是紧紧守住自己的工位，然而即使看起来每个人都心不在焉，但如若仔细观察，还是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是在不经意的抬眼或转圈中眼盯六路，耳听八方，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比如路经于此或有“寻人干活”意愿的雇主，乌泱泱的人就急忙扑上前去，生怕挤不到中间，少了被雇佣的可能。弱肉强食在略显有点残酷的零工市场里，不得不说被体现的淋漓尽致。但还是继续回到女工的团体里吧，一个明显的察觉是，和被隐没的地位一样，女性在整个零工队伍里，也都是被边缘化的存在。除了围绕站立聚集的位置，包括抢活计的状态，比起那些位于天桥下整个视觉中心的位置处，她们更容易在柱子旁，马路沿，道沿处，花坛边。而这些聚集起来的50-70岁的女性，区别于干“技术活”骑电摩的男人们，敏感又热情，粗狂但却也拥有细腻，他们和男性一样，在零工市场里几乎靠肉搏谋得一个活计。其次，也不排除她们衡量对比了一些体型和其它能力后，发现停留在类似马路边的这些地方更好抢活的可能。这或许是女性生存的智慧。尽管大马路沿很危险，但是对于来此寻找合适人选的雇主们说，却一定是必经之地。“注意的快，路边就拦住了，不用撵到跟前。”当然，男女之间干的活还是有所区分，跟秦莲告诉我的一样，零工市场的活计大抵只有两个代名词：搞技术活的和整理打扫卫生的。而大多女性也自然而然就被算在了保洁整理的行列。和扛着工具滚筒电钻等，并骑着电摩等交通工具明显男性特征不同的是，女性们来此大多不自备交通工具，秦莲解释，主要是因为一来坐公交比较方便，二来需要干活的时候，老板们都自己开车或者直接给看中的女工们叫出租打滴滴，如果女工自己骑车反倒不方便。秦莲的工具箱是一个经过改造后的油漆桶，当然，还被她巧妙地安上了两个滚轮，秦莲热情的把桶里常备的工作用具一一展示给我看，玻璃器，大小挂板，鸡毛掸子，被拆卸开的扫帚，拖把，清洁剂……不大的桶里被塞得鼓鼓囊囊，秦莲说“你别小看这任何一个，都有大用处，我打零工快30年了，这都是我挑的最得劲的工具。”不过被塑料袋装着的一双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进人家家里干活都要换鞋，有的带鞋套，而且你不知道去的家里干净还是脏，咱这准备一双，应个急。”不仅是秦莲，其它的女工们也都在怎么让自己能够更加“体面”的工作中，藏了一点自己的巧思。赵珍香用红色食品袋装了一件洁白的短袖，也是为了便于在干完活后有干净的衣服可以重新换，至于张慧美，她的工具桶是最干净的，有被每天清洗和刷子磨过的痕迹……一个有趣地细节是，李美的耳边挂着星星的耳坠，这在干活的女工群体里显然少见，李美有点害羞我注意到她的耳钉，但她还是骄傲的告诉我，这是女儿送她的生日礼物，而每次干活前，她也都会小心翼翼的把耳坠卸下来，仔细包在卫生纸，放到小包的夹层里。而很多时候，和她们待久了，你也都会有一种原来再粗粝的土壤里也能生长出真实的“美”的感受。02不可否认，零工日结市场尽管没有保障，也不签订合同，用赵珍香的话来说就是“朝不保夕”，但她们依然热爱这样的工作。在赵珍香看来，人有个事情干，还能挣钱补贴家里，这简直不要太好。赵珍香的老家在蓝田许庙，和她搭伙的秦莲也是蓝田人，当然，整个市场里，商洛，河南，四川的人都有，秦莲说这叫五湖四海一家人。随口问上一句，大家也都是少则10年，多则30年的相关“从业”经验。秦莲坦言，自己在没有修建头顶的高架桥时就已经在四处做日结工了，秦莲提到，早先时候年轻，体力活也干，搬东西当小工。“咱不比男人差一点，包括头上这桥，我都给绑过钢筋。”秦莲的足迹从城北到城东，从城西到城南“包括咸阳的陈阳寨，在哪也干了6年多。洪庆待了4年，最近7.8年都在半坡这儿。”至于城南，秦莲有去过大雁塔附近高级小区做保洁的经验，“那屋子，豪华的很，跟皇宫一样，金灿灿的。”皇宫是秦莲能想到最奢侈的比喻和修饰词汇。秦莲和老公租住在马家湾一带，房租一个月400块，不足20平的城中村小屋里，堆积了两人全部的家当，秦莲的老公刮大白，秦莲自己做保洁，每天早上天还未完全亮时，秦莲就会坐上老公的电摩一起到达天桥下等着做工。收入好时，一天200，收入不好时，“那就是0蛋呗。”靠着多年四处打工和省吃俭用的习惯，秦莲和老公总算在老家为两个儿子盖起了小楼，但大儿子刚娶媳妇没两年，小儿子眼瞅着又到了适婚的年龄，秦莲坦言“哪里敢停么，挣不来钱给娃连个媳妇都娶不上。”但随着年龄的日渐上涨，秦莲也越发感觉到了体力和脑力流失带来的不便。“年龄大，人家就不要，咱把自己拾掇的整齐点，但是一看身份证就露馅了，有些活是发到群里的，你稍微没注意，人家回复的快，活就成别人的了。”不止是年轻人觉得工作不好找，在更现实的零工市场里，也是什么都得抢。“看着都在bao手机，人家bao的快，那人家就拿到活了，你这桥下没揽到，群里也没抢上，可不就只能喝风粑屁了。”赵珍香今年56岁，早先还南下去过工厂，但后来还是回了西安，去厂里打工有年龄限制，有的超过40岁就不要了。但与此同时，赵珍香身上的负担仍然很重，儿子虽然已经成年，在外地工作，但“他没个长性，脾气还大，一会在广东，一会在苏州，成天换地方换工作，挣的钱连自己都拢不住。”而两个孙子，也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但还是被一股脑全留在了蓝田家里由赵珍香和老公照顾，赵珍香说自己只能打零工，毕竟零工的活自由，还能把孙子经管上。“我俩不出去挣钱，手上就没有钱花。没指望过问儿子要，他不问我俩要都了不起了。”至于张慧美，情况则跟秦莲类似，儿子在饭店打工，一个月只有三四千的工资，“35了，媳妇都没定到，把人一天能愁死，问个女娃，就是要车要房呢，咱这一辈子农村人，到哪去弄这么多钱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好歹给儿子攒出个彩礼钱，张慧美也风雨无阻的加入了打零工的行列。整个队伍里，李美倒是年轻些，40出头，穿一身运动套装，干净利落，提起为什么选择这工作，“也是为了孩子，屋里负担实在重，老人88岁了，成天生病，大儿子有本事，考上了大学，今年刚毕业，但助学贷款还没还完，小女子马上也要考大学，成绩好，咱不可能不让娃们念学，受咱一样的苦。”03灵活就业在当前社会，越发成为热词的同时，一个事实是，早在30年前，很多女性就已经在灵活就业了。虽然彼时还没有这么专业的名词形容，但打零工，做日结，就是灵活就业的全部形式。日结灵活接单，自然希望有人能够灵活配合。而每个人的家庭需求也摆在那里，总得有个人足够灵活，随叫随到，能够为家里的所有大小人托底，每每这时，那个家里的女性，承担妻子和母亲角色的人，也就自然做出了相应的牺牲。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中显示，老年男性生活来源更多地依靠劳动收入（占比为28.78%）和离退休金/养老金（占比为36.71%），女性这两方面逊色得多，分别为15.62%和32.77%。需要倚仗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这个比例是男性23.29%，女性41.39%。在谷雨一篇名为“老年女工们的晚年，幸福是偶然的”一文中提到，一个贫穷而衰老的女人，生活得幸福是偶然的，“过得不好”是必然的。而在乡村，你会遇到更多或被动或主动将自己压榨到极限的老年妇女。因为在各种序列中，她们总是被排到最后。秦莲提到，做零工的生活，除了能够补贴家用，获得一定的自由和尊重，找到新的友谊，能够有吐槽的姐妹，不用每天只被家里鸡毛蒜皮的小事缠住，对她来说，也是一些其它生活里更重要的事情。“做完一天就有一天的钱吃饭，这公平很。”“这地方谁来都能说话，谁来都能聊上一嘴。”“咱不用问男人要钱，不用看他的那个脸。”不被欠薪的日结工作，给了秦莲和赵珍香等人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某种程度上，打零工，不但可以选老板，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工种。今天做不做工，做多久，只做半天还是上下都做，完全取决于自己，“不用看老板的脸色过活。”尽管看起来打零工的生活很是辛苦，但这是她们在权衡再三后最不坏的选择。当然，有时候这样在口中的“选择”也有点像是自欺欺人，但看到她们拼命想要获取一份工作的状态，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普通人是不可能有选择的。毕竟，真正的，自由的选择是留给有选择机会的人的。而农村出身，60岁-70岁，家境穷苦的女性，不在这个行列里。因为事实就是，60岁左右的女性除过需要打零工，还要帮着带孙辈，甚至于年龄越往大，就越会积极努力。“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不行，一旦自己停下，就感觉到处都得看眼色。”04但为什么即使到了这个年纪，还要打零工？为老人养老，为孩子教育，为孩子结婚，为孩子带孩子……这好似涵盖普通人四大阶段的巨大任务，都让这群农村出来的女性根本没有喘息的余地。而在张慧美看来，出钱出力都是小事，如果遇到孝顺的小孩，这都不算什么“怕就怕人家拿了你的钱，你给出了力，还不领你的情，嫌你没本事丢人。”即使完成了看似艰难的人生任务，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本就是坚韧好强的代表，零工市场的女性们还会想着能赚一点是一点，贴补一下后辈，就算不需要贴补了“那也得攒个养老钱，省的到时候伸手问娃们家要，难看。”有研究表明。其实，传统的男耕女织早已不复存在。近几十年来，农村的男性先流向城市，留守的妇女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逐渐呈现出了“男工女耕”的现象，但近些年。由于务农收入实在太低，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开始进入零工经济，于是“男工女耕”又变成“男工女零”。赵珍香形容自己，像片叶子，飘来飘去，人在哪里，劳力就用在了哪里。因为打不打零工，打多久……这些决定往往不是由她自己做出，而是取决于家里的发展阶段——没生娃之前，她还是个姑娘，那时候也在城市打工——结婚生孩子后，在娃最需要照料的阶段，回到农村，以家为主——孩子上学能自主独立了，她继续进城打工——公公婆婆年龄大生病让人照顾，她再回乡——老人去世，孩子长大毕业需要成家买房，她再进城——孩子又有了孩子，她跟着照顾看娃——孙辈上学了，她再度继续打工……这看似周而复始的牢笼几乎困住了身为乡村女人的一生。但尽管如此，秦莲还是在等一个美好未来，她说等小儿子结婚，自己就歇一个月，一个月什么都不干，“我都不敢想，那得有多好啊。”但我们都知道的，她不可能歇，至于赵珍香，她已经在反思了，不过这个反思依然只是像个困惑而已，“害，你说，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都得这么过啊？”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西安城墙的四个城角里，东南角、东北角、西北角都是直的，只有西南角是圆形的，这里是有什么讲究，还是有什么历史背景？关于这个问题，特意去查了一下，发现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各式各样，有说是西南城角以前是刑场，为了让围观群众看得清楚，于是就修成了圆角；还有说是西南城角这个位置以前是埋葬被砍头的刑徒的乱坟岗，为了镇压亡灵才专门修成圆形；也有说是以前西南、东南城角都是圆形，八十年代加固修缮的时候，民工把圆形的东南城角拆了以后复原不回去了，于是就修成了方形……大概统计了一下，关于解释西南城角为什么是圆角，民间的说法至少有十种以上。于是就连西安城墙景区官方的介绍里，也混杂了一些令人惊掉下巴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突然刷到一个官方拍的关于西安城墙西南角的介绍，主持人想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西安城墙四个角只有西南角是圆形的，可惜稿子的提供方功课做的不够，给了四种说法都不太靠谱。第一种说“隋唐时期的宫城本来就是四个圆角”，这样的说法缺乏历史常识。中国古代汉族政权但凡道府州县驻地，官方建城必是直角，将城角修成圆角是中亚、西亚等地的习惯，隋唐帝国再包容开放，也不会如此筑城，更何况隋唐长安城本就是一座十分讲究规划布局的理想化设计方案下修筑的城市。第二种说“隋唐时期的宫城四个角本来就是一圆三方，西南角是为了对应天上的天枢星，所以修成圆角。”完全是民间附会，毫无历史依据。第三种说“城墙外面曾有一条裂缝，为了避开裂缝就修成圆角，让城墙更加稳固。”这里就有点听不懂了，有裂缝该加固加固，该重修重修，包成圆角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难道不是三角形最稳定吗？第四种直接讲了一个悲情又离谱还充满教育意义的民间传说，说是西南城角下原来住了一个母亲，儿子养大后不孝顺，把母亲活活饿死了，热心群众把儿子告发到了官府。结果这位官老爷处置了儿子的同时还要将西南城角一并论罪，令人将其重修为圆形，因为它不配以象征堂堂正正做人的方形而出现，以此来警示后人要孝老敬亲……稍微有点历史常识都知道，以上四种说法没一个站得住脚的，都别说经得起推敲了，压根不用推敲就知道够离谱了，这还是西安城墙官方拍的……关于西安西南城角为什么是圆的，还是我来说一说吧。首先，西安城墙西南角为什么是圆形的，跟隋唐两代的宫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与皇城外墙略有关系，但明清西安城并不等同于隋唐长安城的皇城，只是在西墙和南墙有一部分的重合而已。所谓重合，也不是指这部分的明清西安城墙就完全沿用了隋唐长安城的皇城城墙（上一条官方视频里说的是宫城），而指的是原址覆压，即在位置上一致，而城墙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对于我们叙述清楚今天的西安城墙西南角为什么是圆形很重要。而城墙本身发生变化指的是随着统治中心的转移、战争的影响和时间的推移，原有的城墙会持续被破坏乃至于损毁，于是历代根据自己的需要一遍又一遍地修，修的时候就在前代基础上叠加覆压，最后城墙内部就跟洋葱一样，隋唐一层、五代一层、宋元一层、明清一层，最外边是现代包砖，整体跟个肉夹馍似的。而且隋唐时候的长安城也根本没有包砖，只有夯土，现在的城墙内部只剩下很少一部分土层遗留。所以只要把城墙西南角为什么是圆的跟隋唐长安城联系起来的说法，统统是错误的。另外，隋唐长安城由隋代最著名的建筑师宇文恺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层，全城按照坊市格局分布，有严格的秩序、等级、礼制规范等多种讲究，况且又作为隋唐帝国的都城，怎会毫无缘由地将中亚、波斯等地修成圆角的筑城习惯引进过来？想起来一件事，当年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归来，为了安放带回来的贝叶经书和供奉舍利，就亲自带领工匠，仿西域窣堵坡形制，修筑了一座古印度式佛塔，就是类似于现在印度重建的菩提迦耶大觉塔那种样子。后来唐高宗就觉得这座印度式佛塔与长安城的整体风貌极不协调，于是就命人改建成了中国楼阁式塔的形制。在城中一坊内的佛塔尚且如此，作为帝国都城门面的城墙，官方又怎会胡修成外国的样子呢？正如我所说，古代筑城是有讲究的，最讲究一个礼法规制，绝不可能轻易破坏礼制，但凡道府州县修筑城墙，四角必是直角，如果有河流等地理原因才会略有改动。因为这是一种官方行为，具有严肃性，绝不会因为什么民间传说或者别的无关紧要的理由就采用不符合规制的圆角。说完了为什么西安城墙西南角是圆的跟隋唐长安城无关，现在来说一说为什么西南城角是圆的。跟西南城角圆形直接有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国，带来了许多草原与中亚的文化影响。当年忽必烈于至元九年（1272年）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镇守奉元路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忙哥剌在宋金京兆府城外以东修建了自己的王府。因忙哥剌家族及其统治集团中有很多来自中亚等地的色目人，色目人也就是对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穆斯林的泛称，他们带来了西域的建筑形制，也有说法认为是受蒙古游牧民族宫帐的影响，总之元代的安西王府就将城墙四角修成了半圆形。元安西王府遗址在今西安市东米秦路一带，除一小截草木丛生的夯土外基本没什么遗存。而当时在宋金京兆府城基础上略有改建的奉元路城受其影响，城墙四角也被改为圆形城角。到了明代，朱元璋册封次子朱樉为秦王，改元奉元路为西安府，为了安置秦王就藩，加之西安本就是西北重镇，因此进行了系统性大规模扩建。当时，西安城墙以西南角为基准向东、北扩建城墙，所以将其他三个城角一一拆除，拆除后不可能按照蒙元旧例再建成圆形，于是按照中原习惯建成了方形，仅余西南城角仍为旧有的圆形角台。而那个时候西安城墙依然是夯土结构，没有包砖，直到明朝后期隆庆年间才开始给城墙包砖，清代乾隆年间再次加固整修，加厚了墙体包砖，增修了垛口、排水道等。清末民国时期，由于战乱、灾荒、难民逃难、经济衰败等多种原因，西安城墙的墙体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城砖被扒下来不知所踪，甚至有些地段被掏空挖断。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安城墙还曾因一些原因险些被全部拆毁。上世纪八十年代由西安市政府组织，各区县派出民工支援，对残存的西安城墙进行了全面重修，完善了城墙包砖，加固了建筑楼体，整修了城门门道，将城墙中断处重新修补连接起来，这才有了今天的西安城墙。作者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3）王旭觉得不公平，强烈的情绪打断了他的思维，让他对往事的回忆也变得破碎。他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并不确信，仿佛隔着一层膜，无法准确感知现实世界的真实用意，于是他凭借自己的逻辑去解读世界，坚信主观就是现实。最让王旭心有不甘的，是在精神病院的天数。他自己住了80天，妻子刘丹只待了3天。2021年初开始，妻子刘丹多次报警，终于在2022年10月把丈夫王旭送进精神病院，2023年2月5日，出院后的王旭利用同样的手段，把妻子送进了另一家精神病院。仅仅72小时后，刘丹就被家人和朋友接了出来。将对方送医的手段仿佛复制粘贴。两人分别去医院替对方问诊，获得医生初步诊断后，再呼叫医院救护车，强制将对方送入住院。他们使用的是近亲属可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医的权力。精神卫生法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送入精神病院之后，人能否出来，就要由医院进行专业诊断。王旭住院80天，是因为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认定，他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根据他的入院记录，他从2021年3月开始逐渐情绪不稳，容易发脾气，和母亲、客户吵架。2021年8月6日，他怀疑妻子有外遇，在家打骂妻子，言语粗鄙。2021年9月，他情绪低落，进食减少，一个月体重减少10斤，曾于长安医院就诊，具体诊疗不详，未坚持服药，后曾于北郊脑康医院就诊，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他因觉条件差未住院治疗。2021年11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王旭是“分裂症”，家人在他饭菜中加入“奥氮平”，他的症状有所改善。奥氮平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和中、重度躁狂发作，但服药两周后，王旭偶然间知道自己被瞒着服药，便说是妻子刘丹下药害自己。图

7月底的大河坝镇，温度低的并不像已经入了伏的夏天，许是因为坐落在山谷的缘故，风吹得很大，站在桥下，能听见嗡嗡嗡的回响。但即使是白天，穿过子午河上的小桥到达镇子内部时，连片拉下的卷帘门好似也在昭示着这里的曲终人散。下午5点，刘建安熄了嘴角的烟，望着空荡的街道，长叹了一口气，开始把放在门口的板凳往回撤，最后几联卷闸门就此拉下。一天的生意结束了，“2桌客人，满打满算。”大河坝镇是汉中、安康两市四县交界，也是引汉济渭工程的中心枢纽地，这里曾常年驻扎着引汉济渭的工程建设人员，四面八方不同地方来的异乡人让这座原本平籍又无名的小镇繁华热闹异常。而今随着引汉济渭工程的建设进入尾声，人们四散而去，小镇复归平静。012023年7月16日，“历经十余年建设，引汉济渭工程正式向西安通水”的消息通过央视，人民日报等多个新闻媒体开始向全国传递。有人感叹，这是个世纪伟大的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在汉中佛坪县大河坝镇，这个位于秦岭深处的小乡镇，也几乎完整见证了整个项目的建设进程。这是陕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大河坝镇“起舞飞扬”的关键性节点，一个原本贫瘠的小镇命运就此被改写，但随着落地于此的工程逐渐完结，刘建安和此前来试图寻找生意和活计的人一起变得无所适从。刘建安在大河坝镇经营着一家烤鱼馆。而大河坝镇的鱼馆从4年前鼎盛时期的至少10余家到如今只剩下刘建安和附带卖鱼的一家川菜馆后，已经几乎全部关门歇业。当然，不止是鱼馆，包括其他各种和餐饮有关的店面以及小旅馆等服务类相关项目，也多是大门紧闭的状态，留下尚未褪去色彩的招牌。该怎么去定义大河坝镇的存在？这个处于佛坪、洋县、宁陕三县交汇点的地方，如果打开地图定位，不断跑焦的红点会让你恍惚自己所处的地方究竟是安康还是汉中。当然，如果你对大河坝并无印象，那么对于“引汉济渭”总会有些许耳闻。在贞观2020年发布的“大山大河2020：秦岭地下千米的隧洞里，汉江将顺此流入关中”的文章里，曾详细介绍过该项工程。彼时，文章提到，作为连通汉江、渭河两大水系，统筹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区域的公益性水资源配置工程，引汉济渭也是有史以来陕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水利工程。而2023年1月，引汉济渭入选了“人民治水·百年功绩”

本雅明说：“摄影的展览价值使得祭典仪式的价值退居次要的地位。可是仪式价值并非毫无反抗就乖乖就范。其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人像。”这话诚不我欺，尤其对于最近在全国各地兴起的摄影摆摊来说，当然这股风也刮到了西安，在钟楼、广仁寺、青龙寺等一些景点，热爱摄影的年轻人们摆起了摄影摊。这种摄影业务并非独一无二，早在数码相机和手机没有普及之前，几乎每一个旅游景点的门口都有一种叫做快照的生意，给每一个想要在景点留念的游客拍照打印，一般都强调立等可取。当人们以为这种生意已经消亡的时候，没想到它以另一种形式回归了。■

随着感染的广泛出现，人们对新冠病毒和药物的认识和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许多人经历了较为痛苦的明显症状，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出现感染重症之后，被视为新冠“特效药”的辉瑞Paxlovid变得一药难求。Paxlovid是辉瑞公司研发的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可将新冠患者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89%，同时具有对变异株有效等优势，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特效药。2022年2月，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了Paxlovid的进口注册，该药物随后在国内许多医院被应用，但在很长时间里少为人知。■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尽管Paxlovid有着许多使用限制（比如仅在发病5天内使用有效，作用主要是防止基础病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出现重症，使用时必须严格遵医嘱），但它在最近一个月内很快成了受众人追捧抢购的药物。对于许多较早接触到Paxlovid相关信息的人来说，他们最初的心理动机是为家里的老人考虑和筹划，而随着新闻和社交媒体上不断传出一些老人因病去世的消息，加之许多家庭中的老人陆续被感染出现症状，“备药”和“求药”的需求激增，迅速超出了Paxlovid的现实供应能力，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地下交易市场报价已上万。许多人开始退而求其次，购买印度仿制药成了他们无奈之下的选择，最近，在微博、小红书、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相关印度仿制药的代购信息也开始密集出现。整理相关信息可发现，目前网购流传的印度仿制药主要有绿盒（Primovir）和蓝盒（Paxista）两个版本，广告图片号称来自印度并获得了辉瑞的授权，网络代购报价2000—3000元不等。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播之后，印度仿制药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然而，眼下国内网购流传的印度仿制药，到底是从灰色渠道传入国内的有效药物，还是存在着伤天害理的骗局，甚至存在根本无效的假药？12月27—28日，我们在西安利用实验室专业设备对网购获取的一款目前传播较广的绿盒（Primovir）印度仿制药样本进行了成分分析。以下为相关检测分析过程和结果，分析过程涉及较多专业术语，对于缺乏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直接看文末结论：（注：该分析结果仅对本次分析检验的样本负责，并不代表市场中所有相关产品）检测仪器：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质谱仪（MS）。检测原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HPLC-MS)，就是将液相色谱和质谱技术联合应用，准确给出液相色谱峰相应的分子离子峰数据。液相色谱原理：样品溶液经进样器进入流动相，被流动相载入色谱柱（固定相）内，由于样品溶液中的各组分在两相中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在两相中作相对运动时，经过反复多次的吸附-解吸的分配过程，各组分在移动速度上产生较大的差别，被分离成单个组分依次从柱内流出，通过检测器时，样品浓度被转换成电信号传送到记录仪，数据就可以以图谱形式打印出来，以便研究人员分析。质谱仪原理：用高能电子流等轰击样品分子，使该分子失去电子变为带正电荷的分子离子和碎片离子。这些不同离子具有不同的质量，质量不同的离子在磁场的作用下到达检测器的时间不同，其结果为质谱图。检测样品为：样品一：绿盒（Primovir）包装内标识为奈马特韦（Nirmatrelvir）的药片样本一粒（有效成分净含量150mg）碾碎，甲醇溶解，过滤。样品二：绿盒（Primovir）包装内标识为利托那韦（Ritonavir）的药片样本一粒（有效成分净含量100mg）碾碎，甲醇溶解，过滤。（备注：Paxlovid是由奈玛特韦片剂与利托那韦片剂组合包装组成的复方制剂，两种药片在包装盒内独立封装，使用时需共同服用）检测结果及分析：样品一：绿盒（Primovir）包装内标识为奈马特韦（Nirmatrelvir）的药片样本的液相色谱图与质谱图在210nm波长下，样品在1.273min吸收峰分离明显，样品被分离。

这是一次伟大的艺术在地化尝试。没有纸笔，总会有鞋盒纸箱快递盒吧，拿来剪裁拼贴一下就会得到：一条名叫薯条的五个月大萨摩耶，很乖，不叫，吃得少拉得也少，每天生活就像马克笔随意画上的五官一样潦草；

今天（10月29日）下午，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通报了10月6日某科技公司3名员工在另外3名员工协助下从高风险区返回西安，并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后果的事件。通报称：2022年10月6日，我市某科技公司员工梁某荣、邵某辉、李某1在苗某、李某2、陈某乐协助下从高风险地区返回我市，故意隐瞒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未按防控措施要求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履行隔离措施，且出入公共场所。此外，梁某荣、苗某还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安排景某代替二人做核酸检测。后梁某荣、邵某辉、苗某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以上七人的行为造成疫情传播的严重后果。梁某荣、邵某辉、李某1、景某、苗某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我局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其立案侦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对李某2、陈某乐分别处十日行政拘留。西安本轮疫情自9月底以来，历经多轮全员核酸检测，以及部分区域临时静态管控，但社会面病例一直持续不绝。特别是在15日前后，城墙内新城区、莲湖区围绕流浪拾荒人员群体的传播链条初步查清之后，高新区部分区域以及雁塔区电子城区域仍在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面病例，显示仍有新的传播链条未被认知和证实。据了解，警情通报所涉及XX科技公司，大股东为新疆XX集团。随着新发病例的陆续出现和流调的深入，目前已初步证实，该公司人员及轨迹成为西安本轮疫情高新雁塔隐匿链条的重要源头，目前该区域多数病例均与其轨迹相关。此前，「贞观」在10月21日曾撰文提到本轮疫情的相关防控背景：随着外来输入压力的增大，10月4日，西安市修正了相关防控政策，对新疆部分城市旅居史人员采取7天集中隔离或3+4隔离（3天集中隔离+4天居家健康监测），同时要求对甘肃省白银市旅居史人员采取7天集中隔离，对白银市之外甘肃其他地区旅居史人员采取4+3措施（4天居家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但是，该公司人员通过详密计划和准备，绕过了常规防控场景，据悉，10月6日，该公司梁某荣、邵某辉、李某13人由新疆自驾至甘肃，同时，该公司苗某、李某2、陈某乐由西安自驾两辆西安牌照车辆，将他们接回西安。途中，他们更换了xxxx，由此绕过高速公路卡口等疫情防控重要通道。目前已公布的病例情况和活动轨迹显示，10月11日，位于丈八一路和锦业路交叉口的旺都国际C座26XX出现了该区域第一例本土病例。旺都国际C座26XX为XX科技公司的办公地点，10月11日检出的该病例疑为梁某邵某等人同事，是目前已知的该链条首轮传播—检出阳性场景。但在当时，由于梁某邵某等人隐瞒相关旅居史，导致流调信息失真，该传播链条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未得到证实。10月15日，雁塔区电子城街办金泰假日花城社区检出的阳性病例，通过流调活动轨迹，指向工作地绿地蓝海大厦，进而再次指向与早期同处丈八一路的旺都国际10月11日检出病例存在同空间密接。这期间，邵某在公司同事出现阳性病例，并出现二次传播现象后，仍然频繁出入公共场所，产生大量公共场所活动轨迹，涵盖大型商场、超市、城中村、便利店等多处区域，直到10月20日前后被锁定。由于该链条起点早、传播时间长（自10月6日开始输入）、隐匿性强（西安牌照车辆接回、使用本地xxxx、安排代做核酸等多重手段掩护），导致常规的疫情防控措施难以迅速处置。在出现了复杂的社会面传播之后，进入10月下旬，西安部分区域采取临时静态管控，新城区和莲湖区的相关区域主要是针对流浪拾荒群体引发的社会面传播，而雁塔区电子城街办以及高新区部分区域所采取的管控措施，即为针对此链条。回溯本轮疫情相关病例及链条可以看到，本轮疫情两起重要的链条，均为违法行为意外击穿疫情防控常规防线，一起源自新疆大巴在服务区甩客导致部分乘客在西安火车站转站场景产生传播，另一起为此例xx科技公司出差事件。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0月10日，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发布警方通报称，现查明：2022年10月6日，蔡某一行3人于10月6日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出发到蓉。10月7日驾驶途中，蔡某联系四川分公司同事邸某（男，30岁）安排住宿；邸某明知蔡某一行3人来自中高风险区域，无法直接入住酒店，遂安排另一同事张某（男，35岁）一同前往酒店用自己身份证办理好入住登记。10月8日凌晨，邸某将酒店房卡提供给蔡某等3人入住。上述行为违反重点地区来蓉人员隔离管控等规定，未实名登记办理酒店入住手续，隐瞒行程信息（重点地区旅居史），存在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对蔡某邸某进行刑事立案。经向成都方面核实，蔡某等人工作单位为XX科技公司的大股东新疆XX集团。成都和西安的两起事件属于同一传播链条源头。区别是出差赶赴成都的蔡某等人较早检出了阳性。本月发生的两例意外的违法行为让全社会付出的巨大的代价。直到最近两天，西安大部分区域才逐渐恢复了堂食和复课，许多人的工作、生计才陆续回到常态。而在疫情形势较严重的时期，在区域或者社区临时静态管控措施影响下，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的人群约有数十万规模。而在这一个月里，受周边省市地区疫情外溢影响，西安的疫情输入一直络绎不绝，压力非同一般，但绝大部分常规输入的病例都被及时查出，风险人员也被及时管控，未造成长链条传播，这显示对于西安日趋成熟的疫情防控体系而言，疫情常规输入是可防可控的。特别是在周边省市疫情形势恶化复杂的环境中，这更显得难能可贵。

这次宝鸡之行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坐绿皮小火车。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才能理解；行万里路，要读万卷书才有意义。——这是我读书写文章以及外出闲逛的根本意义所在。以前写蜀道系列文章的时候，查阅资料，看有些文字总觉得隔了一层，幸好小火车还在，“慢火车，优生活”就成了我一个念想。宝成线小火车不是“小网红”，而是一种“大精神”。这篇文章是我乘坐宝成线宝鸡站到秦岭站的实录感想，希望对出行的朋友有一些启发。沿途重要站点以及注意事项先说明一下，现在写旅游的图文作者都比较惨，大家都喜欢看视频，但是图文作者有自己的优势：简单明了。比如我下面的两张6063次和6064次火车站次图，好好保存着。旅游最怕走冤枉路，我就是一个排雷的，我走过之后的道路都是平安大道。比如我原来以为宝鸡发车是八点前，我特意驱车先一天住到宝鸡，谁知道到宝鸡站一打听，列车的发车时间变化了，早上十点准时发车，我就意外有了逛渭河的时间。还要注意的是绿皮火车发车是宝鸡北站，如果是从西安坐高铁到宝鸡是在宝鸡南站下，宝鸡南站到北站还有一段距离，没有那么容易倒车。好了，现在先整体介绍一下6063次火车。6063次全程38个站，跑下来近12个小时，时速不到30公里，典型的小慢车。从宝鸡到广元全程票价为21.5元，就是一碗普通泡馍的钱，最低票价只有1元，堪比城市公交车。宝成线是中国铁路的灵魂，这段线路是宝成线的灵魂，中国铁路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这里，从1958年宝成铁路建成通车开始，6063次便穿梭在秦巴大山深处，虽然这段铁路现在是“扶贫线”、“旅游线”，但是它更应是“精神线”。杨家湾是进入秦岭第一站，从这里开始到秦岭站的这段，就是6063次列车的精华段。这段路一定不要睡觉哦，拿着相机，睁大眼睛！展线6063次列车第一个能下车的站是秦岭站，之间途经的杨家湾、观音山、青石崖虽然停车，但是不能随意上下人的。从杨家湾开始，算第一层火车轨道，之后爬升到青石崖站和秦岭站的第四层。下面的文字是我以前写的，我直接引用：先说一个专业的词“展线”。早期修建铁路因为桥梁、隧道技术不发达，面对山区地形时，为了减缓坡度，就需要想方设法延长线路长度，以长度换高度，“展线”由此而来。小学语文课本上曾经写过詹天佑在京张铁路上设计的“人”字形铁路，这在中国铁路史上是一个创举；“之”字形铁路就是“人”字形铁路的加强版，参考相关资料总结如下：宝成铁路进入秦岭山区后沿清姜河盘旋迂回，铁路通过秦岭时，从杨家湾车站到秦岭大隧道直线距离只有6千米，但升高却达680米，即每千米上升110米。为了把坡度改为每千米只升高30米，能够通行火车，只能把铁路线反复迂回盘旋，在6千米的直线距离内盘绕了27千米；在任家湾和杨家湾之间的线路以30‰的大坡度急速爬升。为了克服地势高差，过杨家湾站后就以3个马蹄形和1个螺旋形（“8”字形）的迂回展线上升，线路层叠3层，高度相差达817米，即为世界铁路上著名的“观音山展线”。观音山站先提个醒，这几个站虽然停，但是不一定能下车，而且每节车厢停的位置不一样，一定要没事和列车员聊聊，这些列车员都是老同志，态度都很好，聊着聊着能给你讲好多你在资料上查不到的东西。比如要拍摄观音山站的照片，提前就在八号车厢准备，即使下不了车，拉开窗户把镜头伸出去也是可以的。（这列车的窗子是可以打开的，能实现吸烟自由，怀古吧？）在观音山站首先就要看山上的那段铁路，上面那个铁路桥旁边过了隧道就是青石崖站。其实在观音山站看着就很麻烦，如果有列车员指示会更好，火车过站就是那么一瞬间，提前准备好，拍摄上了就是运气。观音山位于第二层展线，现在看到的那座桥，就是第四层展线，火车一会儿就到爬升到那高高的一层，这是把火车当作汽车开了，你说神奇不？观音山站还有一个小小“8”字广场，有展线标识，有纪念碑，甚至还有一个电梯。观音山站位置原本来是峻峭的山峰，1954年铁道兵当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观音山实行了定向大爆破，一次性炸掉山石20

8月底的榆林“芹菜案”，罗某夫妇芹菜检测不合格且未能提供索证索票被罚款6.6万，国务院督查组判定为“过罚不当”。有同事在群里转发了这条新闻，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让我想起了执法生涯中的另一起案件。2018年的一个夏天，我们接到了一起投诉案件：一位护士投诉了一家豆花泡馍店，她声称在豆花泡馍中吃出了发霉的馍条，并与店主发生了争执，气愤之下护士投诉到单位。随即我们股室一行三人来到豆花泡馍店调查调解。彼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不久，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食品安全法。单位每年会组织培训活动，邀请市局专家对食品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在日常监督检查中也不停地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相关操作规范。经过培训宣传，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有所提升，他们会巧妙地避开各种可能的处罚。通常这种投诉，等赶到的时候，第一现场早被清理干净，只能调解，争取说服双方达成一致。应该说，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来，大多数人对食品安全的容忍度都不高，即使是此次榆林芹菜案，很多网友都支持重罚。但重罚往往给执法带来难度。在检查现场，我们发现了一袋发了霉的馍条，女店主仍不依不饶地说：“啊，夏天么，馍坏了碎碎个事，你的兴师动众地，啊我自打开店以来，每年夏天都有霉馍，我还能都扔了，岂不可惜？”她的语言连同肢体动作被执法记录仪锁定，随后进行了现场笔录、取证……这位女店主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的态度，让我们大吃一惊，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遗憾，她到最后都不知道她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六款：“禁止生产霉变食品”。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款，罚款的起点是5万，因为她就卖了1碗豆花泡馍，货值金额5元。是不是和榆林芹菜案很相似？

8月28日，榆林“卖5斤芹菜遭罚6.6万”的新闻引发热议。据央视报道，罗某夫妇经营一家蔬菜粮油店，在2021年10月某天进货7斤芹菜，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取2斤进行抽样检查。一个月后，检验报告说这批芹菜检验不合格，罗某夫妇被处于6.6万元的行政罚款。除掉被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带走用来抽样检查的2斤，剩余5斤罗某以4元/斤的价格售出，售卖金额共计20元。这意味着，罚金数额足足超出了售卖金额3300倍。这引发了公众的同情。查阅榆林市市场监管局2021年以来食品类行政处罚台账，针对小微市场主体的五十多起处罚中，罚款超过五万元的就有二十一起，而他们的案值却都只有几十或几百元。再翻阅其间与芹菜以及食品安全等关键词相呼应的案件，可以看到处罚芹菜的案件多与毒死蜱用量超标有关。具体到开头这起事件，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的《中国质量报》官方公众号8月29日报道：原因也是检出毒死蜱，含量为0.11mg/kg，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983年以前，家住西安的高洺有3个身份：转业军人、钢厂工人和文艺青年；干过属于那个时代的三件大事：偷书、办现代派画展和写诗填词。那年的一个平凡的上午，警察来到爱人李晓明家，询问她的去向，而后奔赴钢厂，将两人通通带到了劳教所。“高洺，女，犯流氓罪（非法同居），劳教三年。”大门一关，此后的人生，她又多了个身份：犯人。83严打期间，只要叫上几十个朋友来家里跳跳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型流氓团伙”头目。然而那时候的跳舞之风却蔚为大观，贴面舞、迪斯科……花样千奇百出，因为这个进监狱的被称作“犯花案”。

视频来源：抖音@DivisionTime断代乐团唱完，他指着视频讲，你看，钟楼依旧是钟楼。它是古代人的钟楼，也是现代人的钟楼，同时也是年轻人的钟楼，它总会穿过幽暗的岁月，成为我们枯燥生活的出口。

我所撰写的，基本上是2000年至今，我在西安所经历的街摊象棋。那会儿，我在陕西一个二三线城市弄到一张大学毕业证，此后一路磕磕绊绊地在西安待了下来。在西安这二十多年的活动轨迹，基本上就是延着二府庄的民房、明德门西区的出租屋及长安韦曲的家展开。长安城南野棋史，基本上都是在这三个点四面辐射开来的棋摊对弈的一些人和对弈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事。人，都是普通人，事自然都是芝麻碎事。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史，全部来自我的经历。■

人们仍在等待着唐山多名男子暴力围殴女子事件的调查结果，期待将那些凶徒尽快绳之以法。这是因为这起事件中的种种要素触及到了人们的底线——性骚扰、恃强凌弱、持续施暴，等等，但凡有人情味、有血性的人在看完视频后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武侠片或者章回小说里往往有这样的情节：地痞流氓调戏民女，被拒绝后恼羞成怒，这时候侠客英雄出场，轻松打跑这些个小混混，为民女主持了公道。武艺高强行侠仗义的侠客英雄自然是虚构角色，他们源自于人们的期待和幻想。然而民女被欺辱却常常是客观的，这类客观场景中也从来不缺少看客——他们也未必就如鲁迅笔下那些看客的麻木，大概也会感到震惊、愤怒吧，只不过懦弱阻止了他们挺身而出，就如同我们在唐山事件的视频中看到的围观的那些人们一样。西方也不缺少这样的现实场景，所以人们创造了骑士小说。通过文字，人们传颂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故事，以期为原本就懦弱的普通人增添一些胆魄。然而，同样是通过文字，我们看到北京一家媒体如此描写这起事件：一名男子靠近几名女子的餐桌后与对方交谈，几秒钟后双方开始由推搡直至爆发了肢体冲突，双方扭打到一起后，几名男子从店外冲了进来加入了战局，对抗几名女子。这让我想起了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中的著名桥段：我一进门就看见常威在打来福。照这家媒体的写法，其风格大概会写成这样——我一进门就看见常威和来福爆发了肢体冲突，双方扭打到一起，常威在对抗来福。电影里，水师提督的儿子常威强奸了张敏饰演的戚家儿媳戚秦氏，被撞见后凶性大发，连杀戚家十三口人，将戚家下人来福打的满头满脸是血，周星驰饰演的县官在审理此案过程中，目击证人打更的说他看见常威打来福，紧接着踢死了一只狗，还看见戚家遍地尸首。然而在第二天，在接受了常威的“辩护律师”方唐镜数百银两的贿赂后，打更的改了口供，他说：我一进门就看见来福在追打常威。■

编者按：护士的工作繁杂又冗长，她们的贡献常被隐没于医生的光环中，显得无足轻重，很少为人们所真正了解。在第110个护士节来临之际，我们以三位护士为写照，尽力还原她们的工作片段，致敬所有为人类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的护士们。从8年前入职的那一刻起，那首欢快的《恭喜恭喜》于杨佳而言，便不再与过年有关，仅意味着呼叫铃响。她会奔过交大一附院老年内科宽敞的过道，第一时间跑到对应的病床前。聊天中，你绝不会从她嘴巴里听到“死”这个词。让人难以分辨这是一种忌讳，还是一种尊重。于她而言，住这儿的病人只有两个结果：出院或“走了”。若有人给张英递东西，她准会找机会偷偷盯着你的手看。脑子里回荡着的问题是“这只手好不好扎针，该怎么扎针”，这是她的“职业病”。21年护士生涯，她将无数针头扎进了形形色色的血管里。在以老年病人为主的陕西省中医医院重症ICU病房，她需要处理的工作远比扎针繁琐得多。普通科室的护士一般将上午8点到下午5点多的工作时段称作白班，下午5点多至深夜12点称作小夜班，12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被称为大夜班。各个医院的规定不同，因此具体时长会有1、2个小时左右的差异，不过叫法都不尽相同。这三个班次环环相扣，组成了一套永远轮转的生命保障时刻表。叶敏曾经是张英的学生，轮转过好几个科室，最终留在了脾胃与老年（老干）保健病房。已经工作了13年的她完全适应了这套作息，再也不会像刚来时那样因为值夜班而脸黄爆痘。所有人都有变老的一天，在老年病人与老年人之间；在治疗与缓解之间；在治愈与安慰之间；在环环相扣的时刻表里，护士们步伐匆忙，几乎来不及让人看到一张清晰的面孔。01白班走遍整个西安大大小小的所有医院，你几乎找不到哪个护士会踩着点到岗。早晨七点半，距离交班还有半个小时，杨佳已经走进了科室，消杀双手，换掉身上的衣服、裤子、鞋子、长辫子盘成丸子头，装进发网，整个过程耗时8分钟。七点四十分，她做完了一切准备工作，等待着交班查房。昨晚没出任何情况，病人们睡得都很安稳，初升的太阳从东边的窗子里照了进来，家属们端着饭盒，来来回回忙碌在明亮的晨光里，走廊上一下子升腾起了粥饭的香气。■

想在博物馆里找出一条与众不同的看展路线，我推荐大家都去试行开放不久的陕西考古博物馆看看。■

今年2月份，“陕西都市快报”发布了一则消息——《陕西医保局：收到千万别点！西安疾控最新提醒！》，内容是提醒广大群众手机收到短信“【陕政通】你名下的医保卡已停用，请尽快登录xxx网址申请电子医保卡”，是电信诈骗信息。看到这则消息后，我深感悔恨和自责，如果能早一个多月收到这则消息，我也不至于被骗去了1752元！我是一个底层农民工，在民营企业摸爬滚打快十年了，一年四季很少有休息的时间，每月不到4000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6口人，上了白班还要和同事轮流值夜班。平常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热爱业余写作，不敢奢望成为作家，只希望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成为一名业余自由撰稿人，挣点小钱贴补家用。工资卡由老婆掌管，她同意我另办一张银行卡，专门收取稿费。经过3年积攒，我的稿费卡上攒了12400多元，2021年11月底，我取出10000存了一年定期，存折交给老婆保管，卡上还剩2400多元。2021年12月17日，我在上班时，收到一条短信：“【陕政通】你名下的医保卡已停用，请尽快登录xxx网址申请电子医保卡”。出于好奇，我点开了链接，映入眼帘的是大红的中国医保局，下面是填写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电话号码。那一刻，我被大红的中国医保局的页面蒙蔽了，于是填写了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但不知道银行卡号，只好放弃了。下班后，吃完晚饭，我划拉手机，又看到了那条短信，于是点开页面，在“中国医保局”的下方填写了个人信息，填写了一张仅有十块钱的建行卡，提交显示“银行卡不符合规定”。大红的“中国医保局”的页面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拉着我继续操作，我鬼使神差地填上了那张余额2400多元的中国邮政储蓄卡卡号，随即收到手机验证码，19:10分左右，最后一步提交了验证码，不到一分钟，卡上的2400元不翼而飞。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是中国银联客服打来的，一个女话务员说，我刚刚消费了五笔，苹果支付充值了网络游戏，疑似网络诈骗。此时，我才如梦初醒，恳请中国银联客服帮我追回诈骗款项，但对方说没有权限，建议我即刻报警，冻结银行卡，以免再遭受损失。我还是不相信真的被骗了，在电脑上查了一下【陕政通】，一下子傻眼了，真的被骗了。19:20左右，我拨打了110，说遇到了电信诈骗，话务员给了我辖区派出所电话，让我去派出所报警。我慌慌张张地叫老婆从屋子里出来，给她说了遭遇，本想狠狠地挨她几句训，可她没有怪我，穿好外套，让我发动摩托车，她跟着我一块去派出所报案。冬天的夜晚，寒风凛冽，我一路骑车，一路悔恨，2400元够上大学的女儿两个月生活费，够一家人过年的肉和菜钱，够患有骨质疏松的母亲打一年的止痛针，够给一家人买新衣裳……晚上7:40左右，我们到了派出所。进了接待室，大厅里灯亮着却没有人，我拿出手机拨通了110留下的派出所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男警员，说明来意，他说让我在大厅等几分钟。过了几分钟，从大厅里间的一扇门里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男警员，他先让我们扫了健康码，我简单地给他说了刚刚被骗的经过。他听完后，反复强调警方天天宣传电信诈骗，不明链接短信不要打开，然后在他的电脑上让我看接到的报案，有十多宗电信诈骗案，最多的一个人竟然被骗了70万！他问我手机上有没有装“国家反诈骗APP”,我说有，他接过我的手机打开“国家反诈骗APP”看了看，说我没有注册这个APP，手机还设置了禁止访问，那装了反诈骗APP有啥用？他又让我打开了被骗的中国邮政储蓄卡消费明细，想查一下对方的账号，结果五笔明细仅仅显示的是“消费”字样，查不到对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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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那天，单位的一位保洁阿姨在走廊叫住我，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个小纸包，说是给我娃尝尝。我可从没想到要给保洁阿姨准备点什么，两手空空，一时汗颜，未免千谢万谢。回到办公室打开纸包，我发现里面是四个手工精美的土月饼。月饼白白圆圆的，像是四轮明月。面上是用菜叶子和食用色素拼成的红花绿草图案。下班后我把它们带回家，老婆孩子看了都很喜欢。老婆问我哪来的，答保洁阿姨给的，孩子便问：“为啥？”还没等我张嘴，我老婆便说：“你爸就是跟保洁阿姨、保安大叔什么的关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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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陕南老乡掀开自家屋内的大缸舀出苞谷酒时，你脑海里浮出的第一个画面，应该是“快逃.JPG”。要不然，你只能自求多福。这是很多不知深浅的酒徒，第一次在陕南喝了一顿苞谷酒之后的经验总结。作为陕西最会酿酒的地区，陕南人堪称当代酒神，他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能随时根据作物的成熟期化身仪狄，用最简陋的器具，把柿子、大米、葡萄、甘蔗、拐枣、阳桃、木瓜、糖高粱、桑葚……经过一通化学操作，变成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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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过西仓那些大爷吗？”朋友问我。“你意思是说，当我们大多数人老去之后才会发现，自己既成不了长安步行街广场上的健身老汉，也不能成为环城公园单杠上旋转跳跃的大爷，只能是跟更多普通老头一样，逢周四、周日，去西仓晃荡，就像毛姆说的那样，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都28岁了，还没有西仓那些逛街的大爷们会穿搭。”“对不起，这次是我肤浅了。”无论你是谁，只要你到过西仓，你就会发现，一些西仓大爷注定与别处的大爷不同。在我看来，世上所有的秀，都没他们拿捏的那么自然。他们个个都是穿搭鬼才。有人甚至放话，时装周要是没这些西仓大爷，他可不看。他们总是与周四、周日的晨光以及无数人同时出现在西仓。但无论在哪个摊位，在巷子的任何一个处，在哪一处拥挤的人群中，那些大爷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像眼眶里荡漾而未曾流出的泪水，像忘不掉，像留不住，像浪子们举起酒杯时刹那间涌上心头的如烟往事。浮躁的时代，打开互联网社交平台，到处都是教你如何穿搭，千万不要沦落为普通人。看个视频，从北京的三里屯，到成都的太古里，再到宇宙中心小寨，处处都是千篇一律腿长两米四的炸街潮人。但西仓大爷们会告诉你，不要去尝试模仿他们，这是对时尚的亵渎，你去追逐时尚，最终会泯然众人。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写到，你是你自己的塑造者，有着选择的自由和尊严，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把自己变成某种形象。所以，你要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选择什么生活方式。我坚信，你已看过无数篇关于西仓的文章，以至于一想到市井、一想到烟火，脑海里就会不由自主的浮出西仓。但那并不是西仓的全部，就像你看到一座冰山，但那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我就这么给你说吧！无论什么情况，只要周四、周日还开市，那么一场秀便无可避免的开始了”，朋友点了一根烟，提醒我，“你要认真的去观察，去体会。”没有炸街潮人那假装散步然后无意中发现镜头时的做作演技，没有小视频里盆骨病理性后撅，大爷出手就直接开始整活儿，别看其他，穿搭上分高低。

我到政府挂职第一周，就听说这里要建一个图书馆，归我负责。西北五省核心城市西安市的中心城区——碑林区，以前没有图书馆？没有。你再难以置信，也是没有。这是今年的硬任务，必须完成。一个图书馆从无到有，一个书生进公门逢此事，正是机缘。地段很好，在南大街。北望钟楼，南见城墙，人来人往。可是，读书的地方最喜阳光大窗，为什么要选择地下室？墙皮破损，电线裸露，没个好模样。后来知道图书馆对建筑物承重要求高，前期选了一些阳光通透的地方，都不符合承重标准。这个地下室只是过渡馆，三千平米而已。未来碑林区要新建一栋大楼，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健身房于一体，数万平米，尚在规划蓝图中。既然那个大饼还没画好，我们先把这个小饼做好吧。书商纷纷发来书目，没有一家让我满意。我要人民文学中华书局上海译文，你们发来的是什么三流出版社？他们说，您可能不懂，“馆配”就是这样做的，批发书籍2.5折起。您要好的出版社，进价在5折6折以上，书的数量就少了。少就少。从前在别的图书馆，见到书架被一排排无聊书籍霸占着，我心里堵得慌，现在才明白这叫“馆配”。今天该我建图书馆了，我怎么可能容忍这里被“馆配”占领？走在里面多扫兴？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就算装修家具再漂亮，倘若书目烂糟，前功尽弃。我们经费固然有限，也不能让“馆配”书充数。我希望读者走进来，能说，哎哟，这个图书馆的书没糊弄人。你们弄的书目不过关，我弄。过去我在高校讲课，每年只面对三五百人。但为图书馆反复淘选修改书目，将触及未知数量的读者，这份工作的责任似乎更大。人文社科书目是我的专业，没太费劲，最难的是自然科学，既要征求专家意见，又要照顾群众偏好。因为不是大型图书馆，我们选书的原则是“经典+畅销”，不要太晦涩。我在电脑前坐了整整一周，搜索豆瓣、微博、知乎的书目帖子以及各大图书馆的借阅排名，兴奋捕获千余科普书，看样子难度适中还有趣，等开馆了，我也想借来看。我这个文科生，期待踏进这些盲区：数学，云彩，植物，宇宙……忙完纸质书，又忙电子书。来了一个商人，极力推销他们有几百万册书几百个出版社。我在他的书库里顺手搜“东野圭吾”，一本也没有

陕北，地处中国黄土高原中心部位，包括陕西省的榆林市和延安市。这是一块储藏着丰富矿物的土地，基本地貌类型是黄土高原经过现代沟壑分割后留存下来的高原面，沟壑纵横，丘陵起伏、梁峁相嵌。陕北靠近内蒙古的市县，是汉蒙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区，在历史岁月中孕育着神秘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大部分乡镇、村落、居民点、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受蒙古族影响较为明显，从地名用字来看，地方色彩极为浓郁，留下了独特的自然地理地貌、方言文化、边塞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并反映出当地的地情与民风乡俗。从这些地名中，可以透视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圈”“圈”是个多音多义字，读音有juàn、quān。在陕北，不少的村镇地名用“圈”时，当地人读juàn，作名词，即四周用墙围起来的区域、范围。这种地名用字现象，与陕北地理气候以及人们形成的生活习惯有关。因为常有风沙袭扰，陕北当地人想了个办法，将居住区域或田地果园修建围墙围起来，用以阻拦风沙施虐。了解了陕北人这样生产生活习惯以后，用“圈”作村镇名，也就不难理解了。此类地名，有多种组合形式。一种是，村民姓氏＋“圈”。例如：定边县地处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处，地处鄂尔多斯草原向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为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定边县有砖井镇任圈、石圈、王圈，贺圈镇郑圈、梁圈、张圈、辛圈，红柳沟镇贺圈、高圈、蔡圈，盐场集镇马圈、贾圈、王圈，横山区石洞沟镇薛圈等。也有以两个姓氏＋“圈”组成的村名，例如：田倪圈、许连圈。另一种组合形式是：村民姓氏＋“圈”＋自然地理地形特征。例如：王圈梁、范圈梁、赵圈梁、牛圈塘、牛圈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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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阳人张中东干了一辈子水利，没有去过郑国渠景点，他想起应该去看一下。他能记起小时候，泾阳属于“拍一拍就有水”的地方，因为恰好在泾惠渠的灌区范围，家乡的玉米长势格外好，总有蓝田人推着自制平板车用豆腐换玉米。张中东大学读的水利专业，毕业后他的师傅曾参与过泾惠渠的修建，而他前后参与黑河水库、引汉济渭工程两项饮水工程，半生都在为西安人的饮水源奔波。1一条穿越秦岭底部的隧洞正在艰难掘进。长320余米的TBM硬岩掘进机抵在距离峰顶2012米之下的掌子面上作业，活像一条钢铁巨龙，工人们又叫它“穿山甲”。这只巨兽直径在8米多左右，与隧洞内径的宽度相当。饶是这台来自美国号称“通吃硬岩”罗宾斯TBM，面对秦岭底部石英含量高达96%的花岗岩，也有些吃不消。■

现在周六周末，常和小姐妹们约饭，我们口味都偏重，火锅串串麻辣烫，有时候不过瘾，甚至跑去成都专门吃辣找刺激。对此，父母一辈都不以为然，认为这种重口味追求极其不健康，是年轻人的习惯。这些年感觉不论哪个地方的年轻人口味都趋于统一了，连喜茶打西安本土风味都有了油泼辣子喜拉朵，韩城有了花椒酸奶。那么，陕西人口味是真的变重了吗？重口味简单来说，就是吃辣椒和吃花椒的能力。和全国来对比，陕西食辣的水平并不一致，陕南汉中与四川相近，属于长江中上游中辣区，这是最能吃辣的地区。而关中及以北是北方食辣区，吃辣能力稍弱。辣椒是很晚才进入我们的饭桌，而辛香料的重口味刺激自古以来就有。辣椒进入中国的四百年，以席卷之势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调味品。这使得人们忘记，我们祖先几千年来关于辛香味道的获取都来自本土原产的椒、蒜、姜等，而花椒本就产生在秦岭一带，最与陕西有关。陕西人在古代的重口味体现在对花椒的执著上。花椒最早是男女传情的芳香之物，又有“椒聊之实，蕃衍盈匊”的生育象征含义。而花椒真正成为调味品，则是在魏晋之后。唐宋时最常用的烹饪佐料是酱、酢、油、盐，花椒的主要作用是与其他调料搭配以去除腥膻。唐代诗人寒山写“蒸豚揾蒜酱，炙鸭点椒盐。”蒜酱椒盐搭配的重口味追求在唐代已经在长安流行。唐人刘恂的《岭表録异》记载的食用水母的菜谱也写，“先煮椒桂或荳蔻生姜缕切而煠之”。宋代陈元靓也在《事林广记》中记载了炙鸡鸭法，首先做好准备工作，将鸡鸭洗干净，要研磨花椒和姜葱混在一起。制作美味的螃蟹羹，“大蟹四个……水二大碗，葱二枝，椒少许同煮五七沸并漉去……别用生姜、漪萝、川椒、胡椒各一钱”。可见，唐宋时期的辛香料重口味，常把花椒、姜、葱一起搭配。这种重口味调料的嗜好，很可能与食羊风气有关。唐宋的肉食消费都以羊肉为主，唐宋时期北方中原地区的养羊业很发达，食羊之风也随之兴起。唐代时，中原地区还培育出一批优良品种的羊，如同州羊、河东羊等。最著名的是同州羊。同州羊就是在今天的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羊肉之腥膻自然需要花椒以其辛香麻味来调和。花椒地位受到冲击是在四百多年前，一种当时被称为“番椒”的植物被引入，刚开始也是以其外形的明艳作为观赏植物。之后首先在贵州打开了缺口，辣椒正式进驻了食物领域。因为秦岭的阻挡，光绪年间，辣椒才进入了关中的饮食体系。其标志性的就是培育除了适合秦岭以北寒冷地带种植的秦椒，随着攻克秦岭，辣椒也开始在坦荡的西北高原上一路狂奔。十九世纪下半叶完成了从陕西向甘肃、新疆的扩散。从这时候开始，陕西人的口味从单纯的椒香向麻辣发展。为了进入关中饮食，辣椒的食用方式也进行了妥协。陕西是面食区，此前的辣椒传播则在米食区为主，主要做成辣椒酱。而在面食区的陕西，辣椒一般做成了辣椒粉来搭配面食，比如油泼辣子就是在辣椒粉中加上热油。在陕西人童年时熟悉的晒辣椒的场景，后来也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代表陕西风情，就与辣椒加工的方式有关，这些口味的巨大变化草蛇灰线影响了地区景观。南方家家自制的辣椒酱，变成了关中平原集体的晒辣椒，磨辣椒粉场景。“油泼辣子”正式成为陕西人的一道菜，这背后正是清淡口味与花椒调味转变为对麻辣的热爱。从辣椒本身来说，辣味是一种痛感，而嗜辣是对痛感的一种享受。辣椒引起身体的防御警觉，而在理性认知看来这并不会带来威胁，身体反应与理性认知的差异产生了兴奋感。在建国之前，中国传统贵族尤其文人对菜肴的审美依旧是“清淡”，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使一物各献一性，一碗各成一味”。讲究是获得食材的原味。正儿八经的陕西大家庭依然是不屑于吃重口味的。而麻辣口味的之兴起，正是平民趣味代替贵族审美的表现。由于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廉价的栽培方式，辣椒成为了经济实惠的调味品。一是代替食盐，同时也能取代饮食结构中其他调味的功能，比如在北方取代了葱蒜的辛辣。二是用来遮盖不够好闻的食材气味，比如羊肉的腥膻。三就是下饭，在缺少蔬菜的年代，来搭配主食。油泼辣子最早搭配面食也是因为蔬菜的不易得，“辣子一道菜”也是无奈之举。

那些在健身房里，通过挥汗如雨的锻炼浇筑出来的肌霸们，看到这个场面都会退避三舍。夜幕覆盖的长安广场，健身老汉静默地站在草地上，身姿挺拔，双脚与肩同宽，双手擎天，然后双拳紧握，猛地交替向下，对着脐下三寸处，就是一顿天塌地陷紫金捶，被击中部位与天地共振，发出阵阵雷鸣之音。两个年轻人站旁边看了很久，约莫有个三十分钟，抽了半包烟，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问另一个，你说这老汉练的是什么功夫？另一个沉默了半天，小心翼翼地给出了答案，我猜是自功。都用不着去怀疑，这个缺乏时代注视的广场健身区，是比全西安健身房还要可怕的地方。在强身健体这条路上，活跃在长安广场的人们，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跳舞的、踢毽子的、打羽毛球的、打猴的，舞龙的……你随时都能见得到在此锻炼的人。但矗立着单杠、双杠的区域，尽管还不到十平米，却是整个广场最神秘的区域。其他区域可以是任何人的，但只有这里，是独属于老汉们的。总有误入这片神秘区域的普通人为之沉迷，有时候是被老汉们的那一身线条分明的肌肉给迷住，有时候则是他们大胆而又奔放的健身动作。不由自主的对夕阳红这三个字产生尊敬和更深刻的理解。很少有人去想象自己以后会成为这样的老汉，毕竟他们的健身动作难度太高了。年轻人类的想象力只允许他们想象自己到老年的时候，会成为广场舞队伍的领舞，当一只花花世界里酒醉的蝴蝶。健身老汉们一般选择在夜晚七点半之后降临此处，然后彼此之间简单交流一下新闻联播里看到的世界局势，给出简单看法，之后便不再多言，迅速投入到健身之中，享受着燃烧卡路里所带来的愉悦。降临广场的时间显然是精心挑选过的：儿女们都已下班返家，小孙子在家有人照顾，新闻联播也播放完了。他们抬头看看窗外，起身换好衣服，然后随着逐渐笼罩大地的暮色，迈步往长安广场的方向走去。距离健身器材区往西北方向754米外的夜市上人声鼎沸，店里的伙计脚步轻快，端着一盘接一盘的烤肉以及花毛，黄家驹的歌不知从哪家店里传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但很快又很快被食客与伙计的声音盖住。100米外的广场边角上，是对着陀螺用力挥鞭的老头以及其他奇怪的运动器械玩家，紧挨广场的长安西路上的司机们，正心照不宣的展开一场“到底谁的车喇叭声音大”的角逐赛。50米处是跟着音箱里的舞曲舞动的广场舞舞者们，怎么也逃不出，这花花的世界……总之，世界在傍晚的七点后半陷入一片巨大的嘈杂之中，各种声音如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但只有在这方天地里，除了因为做花样俯卧撑时候的呼吸声，一切都是静默的。健身区的老汉们像隐没在深水之中的礁石一样沉默，仿佛没什么能值得他们多看两眼，包括六米之外，跳舞的女性都不行。老头们才喜欢跳舞，但那是这片广场50米之外的要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健身区的老汉们不需要，他宁愿把自己的胸肌练的更大，或者探索开发更多关于健身的姿势。在这片广场之上，如果你仔细的观察，就会懂得。老头与老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物种。老头太常见了，不止此处，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广场上看到无数的老头，体型放纵，发型随意，手里牵着舞伴。他们需要陪伴，需要舞曲，需要被人注视，需要掌声。但只有在长安广场，你才能看到老汉，这个词意味着对身体的绝对掌控，能随时吃得下一大碗油泼面，能在单杠上翻飞，有着脱掉上衣就能吓到人的体型，随时散发着老骥伏枥的荷尔蒙，才能有资格被称作老汉。一开始，不是所有人都会献上尊敬。广场上，总有些不服输的愣头青，想要趁着年轻跟老汉较量一下，到底谁能做更多的俯卧撑。“这能有多难？不就几个俯卧撑嘛，简单的跟个怂一样！”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好几个年轻人想要在老汉们跟前展示一下后浪的力量。直到看见老汉们默不作声地拿出了腹肌轮，才会忽然反应过来，老汉们刚才喊着八拍做的十组俯卧撑只是在热身。“牛批！服了。”每当听到这种赞叹，老汉们嘴角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跳广场舞的老头，跳完一支舞曲，都得停下来缓一大会儿。而老汉们在十组俯卧撑，四组腹肌轮之后，来个倒立就能脉动回来。老汉们的眼中，人生的美好，从来不是挽起一个人的手，轻旋快步，跳了一支舞，而是在人生还没有抵达终点之前，握紧单杠，来上一组引体向上，或者几个大回环。“家里的合疗本，打办下来，我就没用过”，健硕的身体给老汉们驾驭单杠、双杠以及腹肌轮的底气。在这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里，城区边界越过城墙，然后不断向外蔓延。撤县改区的18年后，虽然依旧有人称呼这里为长安县，但长安区的土地上生长最多的不再是庄稼，而是越来越多的高楼。时代的浪潮，城市化的进程，像极了一场无可反抗的驯化过程。人们乐见于高楼替代庄稼，渴望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少年沉迷蹦迪、中年流连夜市、老年奔赴广场舞，人生总是在不同的年纪，在城市化的迷途中学会妥协。但时代的风再如何吹拂在长安这片土地上，都没有驯服这群老汉。时间只是让他们变秃，但阻止不了他们变强。就连卖保健品的骗子们，见了他们的肌肉之后，都会绕道而行。过去，他们是生产队里的强者，现在他们是冲锋在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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