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文艺青年，趟过80年代的西安
1983年以前，家住西安的高洺有3个身份：转业军人、钢厂工人和文艺青年；干过属于那个时代的三件大事：偷书、办现代派画展和写诗填词。
那年的一个平凡的上午，警察来到爱人李晓明家，询问她的去向，而后奔赴钢厂，将两人通通带到了劳教所。“高洺，女，犯流氓罪（非法同居），劳教三年。”大门一关，此后的人生，她又多了个身份：犯人。
83严打期间，只要叫上几十个朋友来家里跳跳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型流氓团伙”头目。然而那时候的跳舞之风却蔚为大观，贴面舞、迪斯科……花样千奇百出，因为这个进监狱的被称作“犯花案”。
■ 高洺参加演出的荒诞剧《丘八雾》剧照 | 图源网络
高洺刚被带走没几个月，报纸上就登出了“西安特大流氓团伙被一网打尽”的新闻。锒铛入狱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年轻人，其中有个又瘦又高的小伙子就犯了“花案”，他是一年前上映的电影《魂系蓝天》的编剧，因为这身形，他的真名卢惟后来被叫成了芦苇。
纪录片《河殇》中有着这样一组画面：太阳初升，一道光芒闪过，兵马俑突然活了，转头看着飞往远方的飞机。这似乎成了一个时代的隐喻，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居祖国内陆腹地的西安很少有人真的坐过飞机，然而这并不妨碍这里的文艺先锋们骚动着对于远方的浪漫与向往。
准确地说，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之风在70年代末便已开始酝酿。1978年，当退伍转业至陕钢厂工作的高洺，把一本本书从陕师大一附中图书馆的窗户里扔出去的时候，时间开始了。四人帮已被粉碎，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国内风气顿开。那是一种蓄积已久之后的开放，更有一种冲决网罗的释放之感，许多年轻人都有一种文化焦渴。从这个角度上，今人或许能稍微理解八十年代文艺青年们的喜欢偷书的怪癖。
高洺和朋友约定，由对方引开管理员的视线，故意挑事，和管理员吵架，自己趁机把书从楼上扔下去，然后再跑下去捡。那个年代文艺青年们偷书也分等级，与男青年们相比，高洺这种只能算小打小闹，他们曾用麻袋把图书馆里的书一袋一袋往自己家里搬。
高洺偷书那一年，西影厂伙房里的芦苇已经给厂里的员工做两年饭了，去伙房是因为当时他没得选，只有这个岗位在招人。日子终于熬出了头，凭借着近乎自学成才的手艺，芦苇摆脱了灶台，成为了西影厂的美工。
■ 图源网络
同样是在西安南郊，1979年，在农村干活已经10多年的康正果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从年龄上来说，他比高洺大一点，在师大一附中偷书时，不知二人是否相遇过。不过，这里用“考入”这个词多少是有点不准确的。早在1964年，他就已进入陕西师大学习，但却因“反动学生”的身份被开除，79年才得以平反，继续读书，还一下子考上了陕西师大的硕士。在那个考上大学即为天之骄子的年代里，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道硕士是个啥意思。
这一年，与高考一同恢复的还有集市，在西安城郊的灞桥、新筑及城内的小南门、建国门等地，百姓们纷纷把自家的东西拿出来交易，郊县农民早早赶着驴车进城卖货，换取其他必需品，西安人能够吃到用到的商品种类与花样慢慢多了起来。然而他们那时可能会对十字路口刚刚出现的交通信号灯感到疑惑。
兵马俑博物馆当年正式对外开放，外国领导人们频频将西安选做他们的来华目的地，对于这些“泥人”投去好奇的眼光。八十年代的大门缓缓打开，这一年，大部分普通西安人还住在平房里，上的是公共厕所，水龙头则要多户合用一个，破败的城门楼子往往是一个区域里最高的建筑。
■ 1983年荷兰留学生雍莉（Kattebelletje）在西安旅行时拍下的街景
但一些条件较好的文艺青年家庭以及少数工厂子弟已经住进了民房家属楼，即便如此，大部分房屋也都是苏式筒子楼。
不可否认，良好的家庭环境是他们能够在解冻初期立刻成为时代弄潮儿的关键。50年代初，作为第二野战军文书的高洺父亲在解放之后被分配到了西军电工作，望着田野里的战壕已经被黄土填满，即将消隐，散步中的父亲随口就背起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哀江南》。
芦苇出生在北京，三、四岁时就被带到了陕西，父亲曾是林伯渠的司机，他10岁时就去西北局图书馆里看书，还蹭父亲的车队混进西安人民大厦看戏……康正果的父亲则是西安自来水公司的创始人，抗战中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老牌大学生。
与之相比，1975年已经从西北大学毕业的贾平凹就没有那么显赫的家室，虽然有时仍会被退稿，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于文学的热爱。而“前辈”陈忠实则凭借着小说《信任》拿到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加入了中国作协，想必没少用稿费请大家吃饭。
与今天的青年们喜欢通过飞盘、潮玩交友相类似，1980年代的西安街头，若能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留着长发，写点诗，聊点存在主义哲学，并当众玩玩吉他，这样的青年无疑将变得“炽手可热”。
■ 80年代青年 | 图源网络
然而仅从人群整体数量上来说，文艺也确实还只是以地域为划分的小圈子里的事儿，彼此联络也因此相对容易：高洺、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组成了群木文学社，那时大家约定，谁的作品投稿投中了，就拿稿费请朋友聚餐，平日里则凑在一起聊文学艺术，颇有些魏晋玄学家们的清谈之风。
在众多偷来的书中，高洺对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印象最深刻。“填词作诗成了我的兴趣，形式是古体诗，但内容又非常的新潮。”在回应朋友责问她为何不关心政治时，那句大胆的“骚人队里，我是女登徒”更是让她在西安文艺圈里名声大噪。
■ 高洺（左4）与朋友 | 图源网络
办杂志，对于总想抒发点什么的80年代年轻人而言司空见惯。高洺等人主办的油印版《视野》杂志在80年代初的西安文学艺术圈里小有名气，从时间上来说比西北大学的《我们》、《希望》杂志都要更早，后来她又参与了省科技协会官方主办的《视野》杂志的编辑工作。为此她常常需要给杂志的插图配诗，为内容找插图。
有些时刻，只有在与其拉开了一段距离后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意义。为了给杂志找封面，1980年，高洺来到了西安美术学院，准备在当年的毕业画展上找找合适的素材，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个人际遇由此将开始进入旋涡。
■ 高洺参加演出的荒诞剧《丘八雾》剧照 | 图源网络
浏览一圈下来，高洺并没有在当年的毕业画展上找到自己欣赏的作品，还在美术学院就读的大四学生李晓明遇见了她，于是邀约去自己宿舍看看没被学校看中的“落选”作品。高洺一眼就看上了她想要的东西。李晓明等人提议，不如办一个“落选画展”，高洺觉得主意不错，二人一拍即合。
高洺将办“落选画展”的想法告诉了好友，而后，听说此事并前来“投稿”的社会上的画家和艺术家越来越多，1981年第一届西安现代艺术展在东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小礼堂如期举办，作品不光有绘画，还有诗歌，雕塑等等。那是西安文艺圈和高洺自己的高光时刻，与北京的星星画展一样，参与其中的女性都只有一位。后来的许多美术史著作中都对这次展览有过记录。著名编剧张光荣、画家付强等人那时都曾参与其中。
■ 西安首届当代艺术展 | 图源：B站up主“乍聊”
据高洺自己撰写的纪实文学回忆，李晓明在她选画时大胆地跟她表白。二人你来我往，在刚刚解冻的西安街头走到了一起。
然而在那个改革但尚未开放的时代里，这样的离经叛道极为大胆，难以被大众所接受。据当代艺术评论家彭德的记录：画展那几日，李晓明、王甦川、高洺等主办人经常要面对种种质疑，不得不在展厅里给观众解释，而后演变为辩论、争执。展览最后都不像展览了，更像是一个借题发挥的业余美学与艺术学辩论场所，赞成的人和批评的人自发地辩论起来，意见簿写了一本又一本。
■ 西安首届当代艺术展 | 图源：B站up主“乍聊”
当时的意见多以批评为主，从某种层面上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于先锋艺术接受起来的困难。署名“太原工人”的观众留言：这难道是艺术，这乱七八糟的东西能代替中国艺术的发展吗？希望文化部门的同志立即禁止这些宣传，不然有害无益。署名“哈尔滨工程师”的观众留言：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是放进垃圾箱里为好。
当然也有正面评价，不过大多来自文艺圈内。如《黑炮事件》的导演黄建新曾到场留言：在北京我看过“星星画展”它使我激越、冲动，原想这样的东西可能只出在首都，不料今天，这座惯于沉睡的古城也开出这样艳丽的花朵。距离他从西北大学新闻进修班毕业已经两年了，他在西影厂里，他先后担任过编辑、场记等职位。
刚刚解冻的时代经常要面对寒潮的“光临”。那时的许多行动都时常会被错误地赋予荒诞的政治隐喻。展览还没结束，就已经有相关部门过来调查，质问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到底想隐喻什么，含沙射影地在表达什么？李晓明则被要求给学校写检讨……在高洺等人主办的现代派艺术展中，许多作品被贴上了政治反动的标签。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之后这些都成为了她的罪状。
■ 西安首届当代艺术展 | 图源：B站up主“乍聊”
1983年如一个分水岭般隔开了很多人的道路。严打期间，高洺和李晓明双双入狱，公开罗织的罪名是流氓罪（非法同居）。事实上，两人都已见过对方父母，两家人也拍过了全家福，单位甚至也已经为他们开了介绍信。只是在申领结婚证之时，派出所民警拒绝办理。“女的比男的大这么多，其中一定有问题。”
昏天暗地的牢狱生活在这样的荒诞中开始了。“我那个时候就是不服气，检讨书，认罪状什么的，我都不愿意写。”直到1985年，在历经一年零九个月的铁窗生涯后，高洺案发回重审，改判无罪，她终于重获自由。“85年对于很多严打中的案子都进行了平反，跳舞也不再成为禁忌，我甚至还在监狱里教会了狱警跳舞。”出狱后她并没有回原单位工作，而是选择下海经商，向外国人倒卖字画，后来还倒卖过打火机。
芦苇比她幸运一些，经历了11个月的牢狱生活，他因为肝炎被放了出来，平反后他继续在西影厂工作，逐渐在编剧届崭露头角。时任西影厂厂长的吴天明后来还常以“他蹲过号子，黑白通吃，别随便招惹。”为理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应许多人对于芦苇的质疑。
康正果一年前因为一篇写艳情诗的论文被暂时取消了答辩资格，整日和诗人胡宽以及芦苇混在一起，恰因如此，他有了大把时间去跳迪斯科，在文章《诗舞祭》中，他形容芦苇的动作气度恢弘，而胡宽则有一种沉溺感，与他的诗作一样。自己与马燕秦的二面舞则是场“温柔僵持的‘摔跤’”。
后来几经辗转，他得以从陕西师大毕业，于西安广播电视大学任教，接着转会去了西安交大。和那些读完古代文学专业就当古代文学老师的同龄人不同，在刚刚成立不到5年的广播电视大学里，他教的是“语文课”而后在西安交大也教“大学语文”的他还兼职带教“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等课程。
这种信马由缰的读书为他后来研究女性主义和西方文论打下了基础。那时在广播电视大学读书不用脱产，一下子引来了求知若渴的工人们的报考风潮，1979年刚刚成立时，报考人数就达到了普通大学的3倍之多。
即便83年的严打挫伤了蓬勃向上的元气，但开放的大门一经打开便再也无法关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思想解放的风气都在年轻人里蔓延。1985年考上大学的户县青年梁斌也对那种时代氛围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奇怪的自信，即便一无所有，但赤手空拳也不忘摩拳擦掌。突然发现自己能做很多事了，有机会改变很多局面了。”他在高中时就经常和同班同学高谈阔论，组织各种学习小组。“现在的青年中我很少见这样的了，可能如果你这样会被人当做迂腐。”
80年代的种子在90年代结出了果子，毕业12年后，1994年，康正果从西安交大前往美国，成为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师。贡布里希那本著名的《艺术的故事》就是他早先翻译到国内来的……90年代的《霸王别姬》、《活着》、《西夏路迢迢》等电影让芦苇的名声走出了国门。
■ 《霸王别姬》海报
1990年，《河殇》里兵马俑复活的那一幕真的在电影里实现了，穿越剧始祖，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正式上映，饰演主角蒙天放的陕西人张艺谋此时已小有名气，他将在后来的日子里越发为人所熟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退过稿的贾平凹也在90年代及之后迎来创作高峰，在千禧年之后，终于凭《秦腔》拿到了茅盾文学奖。
然而仅从数量上来讲，很难说八十年代以及那时的西安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除了芦苇、康正果等少数为人所知的学者、艺术家外，大多文艺青年们也都归于平淡。梁斌从东北读完大学后回到了西安的一家国营公司工作，与所有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一样，经历了国企改制、下岗，自己做生意等等变迁，到今天已年过半百。高洺则在90年代经历了丧子之痛后于兴善寺皈依，而后隐居山里。
然而那个时代的印记又鲜明地写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那种自信、张扬的力量足以让老迈的民族为之一振，也足以让今天的我们与这座城市怀念、尊重。
1999年，已皈依佛教5年有余的高洺在《古今传奇》杂志上发表了纪实作品《上帝无言》，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她从入狱到出狱的始末经过。此时她已经50岁了，给自己取的法号叫“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