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小镇的陕西返乡青年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从2012年到2022年底，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220万人。面对可能发生的返乡潮，那些较早返乡的青年目前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我偶然通过朋友的介绍，来到陕西的某乡镇，在这里展开了十几天的调研。
这是一个以苹果作为区域性经济作物的乡镇，这几年返乡的青年其实并不多，遇到的青年基本上是在2009年至2012年就返乡了，他们的特点是学历普遍不高，其中高中毕业的有2人、初中有3人、小学有2人。他们早早的被教育系统筛选和分级。
他们都是辍学后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在外打工短则几个月，长则十几年。他们在大城市做过餐饮、保安、电子厂、快递员、电子产品销售、洗车店、摆地摊、跑滴滴、股票业务员等二十几种工作。工作不稳定，经常面临失业风险。
在城市打拼过后，因生存成本过高、婚姻或其他问题，他们选择回到农村。可是乡镇就业空间并不大，以我调研的某乡镇为例，只有苹果冷库、餐馆、商店、五金、宾馆、汽修、药店、服装店、农资、文具店、奶粉店、鞭炮店、水果店等。而这些行业多数需求量并不大，只能存活一两家。那么他们在返乡后的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 小镇街景
孙少辉，35岁，已婚，初中学历，4口人，3亩果园。
2006年，他收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但由于向往自己赚钱自己花的自由生活，他选择放弃升学，去到北京的酒店厨房工作，八年间工资从600元涨至一万余元。这几年，他总共赚了几十万元，但由于经常去迪厅、KTV等地方消费，所赚的钱也都花光了。他描述了当时的自己：“爱请客，爱玩，打牌赢钱了就存到会员卡里，天天去KTV、迪厅消费，不赢钱的时候也去玩，一瓶洋酒一千多，喝不完就存下，自己虽然挣的不多，但出去就像大款。”
2012年结婚后就回了老家，他描述刚回老家那年：“苹果一斤卖三四块，苹果一卖，都去西安或县城买房买车了。街上的鞭炮声常常响个不停，鞭炮一响肯定又有人提新车了。镇上的街道一到卖苹果的时候特别热闹，整条街都很火爆，饭馆有20多家，还有好几家KTV、宾馆。”
回到老家后，他在镇上开了奶粉店。当时生意很好，就与人合作把奶粉店扩展到5个乡镇开分店。他们一起经营了5年，后面随着经济下滑，网店冲击加上出生率的降低，开的这些分店又逐渐关闭，这让他亏损了七八万元，最后只留下了他自己最初开的那个店。
在2014至2015年间，一个人经常来奶粉店给他讲一个名为“巨实惠”的P2P消费积分、返现项目。面对这种充满诱惑的项目陷阱，他不知不觉就投入了八万多。刚开始，他积极参与，下载了项目软件，甚至参加了位于西安和江西的培训会，培训团队的宣讲对他颇具吸引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目软件消失了，公司也解散了，他所投资的钱也都无法追回。
在2017年，他雇人开了一家面馆，但不久后因厨师操作不当发生火灾，导致了严重损失。不仅烧毁了自己的店铺，还烧到了邻居家的房子。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媳妇刚怀老二，这边是面馆，对面是奶粉店，面馆着火，火灭不了，我媳妇坐在门口哭，但又没有办法。自己心里也难受的很，也没有办法。一场火烧得几十万没有了。”为了赔偿他人的损失，他不得不卖掉自己在县城的房子。尽管法院判决厨师赔偿他二十万元，但实际上他只从被冻结的账户中得到了八千元，剩下的赔偿难以执行，两名责任人因经济状况一般，法院甚至拘留了其中一人15天，但仍未能解决问题。
这几年他生意更不佳：在西安开滴滴两年，疫情中暂停半年后返乡；2021年开串串店，因店小且疫情频繁封控而亏损停业；2022年又买小货车，往返西安销售苹果和蔬菜，一趟行程需四五天，能赚两三千元。
他在乡镇生活了这么多年，火灾、奶粉店、P2P项目共赔了五十多万，如今还欠账三十多万。他表示：“这么多年也没有啥想法了，就是把生意做好，把家照顾好。不再想挣大钱了，挣些小钱，账还一还。我们挣的起，赔不起，后来想做什么媳妇也都阻拦。我到现在没欠私人的钱，欠的都是银行的钱。”
■ 小镇上的门市
沈志勇，34岁，已婚，初中学历，4口人，7亩果园。
他的社会生活从技校学习厨艺开始，2005年在陕西关中的燎原技校学习厨艺，还未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去西安学习韩式烧烤，烧烤店倒闭后又去了火锅店。他积极性很高，但事实上在后厨工作薪资并不高，刚开始仅为800元每月，这对于刚起步的青年来说，经济压力巨大。
转变发生在2008年，他投奔了在北京当警察的亲戚，从事了一年协警的工作，月薪4500元。尽管收入有所提高，但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情况不允许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于是，他不得不再次转行。
2009年，他回到陕北，从事门窗安装工作，每月工资上万。然而，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极大，经常需要他将门窗搬运到十几层楼。因此，2010年他又一次选择了转行。
那几年，正值房地产行业的爆发期，加上城镇化浪潮。他在老家尝试创业，经营自己的门窗安装生意，但由于竞争激烈和雇员不稳定，合伙人和他共同亏损了十几万元。之后，又在老家学习理发，那时候他留着长发，比较喜欢染发、烫发，还打着耳洞。在此期间，因情感问题与人发生冲突，他描述当时的情景：“对方叫了四五个人提着马刀来找我，掐着我的脖子，打了我两巴掌，打第三巴掌的时候，我实在没忍住，拿出别在后腰上的菜刀就砍到了对方脸上。”事后，他家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关系花了三四万元才解决此事。他回忆：“我回到家里，父亲都跪在我面前，我心里愧疚的很，不断的打自己脸，把脸都打肿了，用凳子打自己的头。我给家人保证以后人家哪怕把我打死，我也再不动手了，再不能给家里动乱子了。咱们是农民的儿子，没有钱，也没有实力，很愧疚。”这段经历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2013年，分家时他分到了7亩正处于盛产期的果园。起初，这片果园给予了他很大希望，尤其是在2018年果园获得了七八万元的收益。然而，这种收益并不持续。
从2019年开始，他的果园连续遭受冰雹和冻灾的冲击。为了保护果园，他不得不投入两万多元安装防雹网，但这些网只能使用三四年，连年的灾害，使得果园几乎没有过收益，投入又打了水漂，到现在已经亏损了近20万元。
种植果园的同时，他还开了一家烟酒商店。尽管起初几年经营困难，经常需要从家中筹集资金维持运营，但通过不懈的努力和积累客户，他说：“这个生意必须要熬过五年，即费钱又费力还费脑子，需要大量压货。”这几年，他的商店开始扭亏为盈，能承接到红白喜事的用烟、用酒和烟花爆竹。生意逐步稳定下来，每年的利润有十几万元。
说起后面的打算，他认为果园肯定干不下去了，这几年果园基本都没有收入，乡镇上人也少了，很多人都去县城果库打零工、跑出租。鉴于此，他正考虑在县城开设一家小型超市。同时，他强调现有的烟酒店不能放弃，因为关闭店铺将会失去大量客户，从而前功尽弃。在谈及目前的经济状况时，他说：“现在贷款虽然基本还完了，但还是刷着信用卡，欠了六七万元，主要是用在商店的压货上。”
曹博文，30岁，已婚，高中学历，4口人，10亩果园。
2005年，曹博文离开老家，到西安的一所民办学校读高中。那段时间他经常逃课去网吧，与同龄人一起打游戏，就这样度过整个高中阶段。高中后，他尝试上了半学期的高职，但很快因缺乏兴趣放弃，转而开始务工赚钱。
他的人生转折点在于他的父亲去世，那一年是2007年。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极大，也迫使他不得不提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西安尝试了各种职业，组装过电脑，卖过mp3、mp4等电子产品，修过电动车，当过股票业务员。给我描述干股票业务时他说：“我每天要登5个QQ，一直给人群发消息。两个月只开了一单，那人一次性投了30万，我提成3000元。后来那人的钱被套住了，亏的太多了，我感觉这是骗人呢，就辞职了。”后来又用上大学女朋友的生活费400元去摆地摊卖袜子，还是没赚到钱。最终，他决定回到老家，希望能够稳定生活。
2011年回到老家与家人一起种苹果。在此期间，他还摆过地摊卖拖鞋，给果库苹果箱封口，装车打零工。在自家果园上，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包括购买了农业保险，希望能够保障果园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然而，自2019年以来，果园连续五年遭受自然灾害。他感慨道：“19年冻绝收了，树上苹果熟了之后，我妈把所有的苹果弄到一块卖给果汁厂，卖了80块钱，就连一袋面都买不下来，一袋面是100。”最初两年，保险公司还提供一些赔偿——第一年12,000元，第二年5,700元，但从第三年开始，保险公司就不来了。
这一连串的不幸让他深感生活的不公，没有了保险公司的保障，他更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和挫败。他曾经抱怨，"从种苹果到消费者嘴里，只有种这个环节是不挣钱的，剩下的每一个环节都比种苹果强。”
■ 果汁厂苹果代收点
在老家的这几年里，他参加了县上组织的电商培训，开始通过微信朋友圈贩卖当地苹果。他觉得年轻人还是要拼一下，于是2020年在县上开了一家苹果销售店。他想再拼十年，通过销售苹果增加收入。
他给我列举了现在生活的各项开支，有两个孩子上学，苹果店房租和一家4口的正常开支，一年在12-14万。房租水电3万，家里4口人的保险2万，车一年消耗2万多，除了正常开支，还需要还银行利息。当提到利息时，他突然说：“我现在欠银行40万左右，咋欠的我都不知道。”
刘志军，34岁，已婚，初中学历，6口人，11.8亩果园。
高中时，他因不感兴趣及家庭经济压力仅读了一学期便辍学，以支持弟弟继续学业。同时期，他父亲从事苹果倒卖，却因果商欺骗损失超过60万元。
2010年，刘志军与五个同样辍学的发小在廊坊当了保安，每月工资仅1800元。在廊坊期间，他的生活重复且单调，基本是工作、睡觉和上网。不久后，他带着积蓄7000元回到老家，并在离开时特意去了趟北京，看了鸟巢、水立方、天安门。
两年后，他跟随一位亲戚进入夜场工作。在夜场，他见识了高额打赏、肆意挥霍的夜生活。他描述："我们的夜场每晚就是喝酒、表演、撒钱。有专门的‘佳丽’表演唱歌、小品、泳装秀，也有专业的钢管舞演员。她们在台上表演，大哥们在台下打赏，礼物有花、皇冠、银披风、金披风......来消费的都是台面上的人，每晚消费四五万，光打赏就一两万。有一次，两位大哥为了一个‘佳丽’拼上了，共打赏16万多。这位‘佳丽’来我这拿分成就拿了8万多，我们跟这些‘佳丽’五五分。我也经常会收到打赏，有的大哥高兴了，全场每人100元，不管是清洁工还是打扫的阿姨，只要是场子里的人，全部打赏。都是大老板。"
尽管那段时间他收入不菲，但也没存下钱。他觉得这工作，管吃管住，钱像废品一样花不出去。在这些场子待的时间长了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花钱大手大脚。据他说,那时候他看直播刷礼物每天200元，每次回老家都会邀请二三十人吃饭喝酒，最高一晚消费9000多元，吃饭、唱歌，宾馆开房13间，仅在烟上的花费就接近4000元 ，烟都是整盒的发。这种挥霍的生活方式直至遇到他媳妇，之后便没再去夜场工作。
2018年他回到老家结婚。当年他父亲被骗的60万还未还清，又遇到了自然灾害，果园没有收入。他向银行贷款5万，又东拼西凑了15万，才勉强结婚。其中彩礼7万，没买房，买了辆面包车，首付了1.2万。不料，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果园收入锐减，为维持生计，他开始给卖菜的人开车，后自己摆摊卖菜。目前在农资门市工作，月薪近6000元，但目前还欠款12万元。
对于未来的打算，他想在孩子上初中的时候在县城买个房子。他不想创业，觉得自己文化程度有限，也没有经验。尽管这几年果园一直遭受自然灾害，但他认为唯一的希望还是种果园。然而，他又说：“种果园的成本还是挺高的，这就跟赌博一样，天占百分之五十，我占百分之五十，看谁能把谁吃住，天没吃你，你就赢了。但是天吃了，赔的就不是一年两年，天敢吃一年，你最起码要两年倒腾，不好就是三年。前年被冰雹打的那树，今年才恢复好，树都打烂了。”
尹志飞，29岁，未婚，高中学历，4口人，17亩果园。
曾有机会进入专科学校，但他选择留在家乡，未去报到。如今他感叹道：“出来一年多就后悔了，找工作人家首先看你的文凭。”
高中毕业后，尹志飞加入叔叔的苹果收购和销售业务，他们将苹果从当地收购后发往广州等南方市场代卖。在当地有大量农民从事这种工作，这条路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价格波动巨大。尹志飞解释道：“苹果定价格跟农民关系不大，前期由产地决定，后期则由市场决定。价格通常围绕优质产区形成，由此设定标杆。”
风险在这一行业中无处不在，尤其是资金的紧张。刘赵飞指出：“苹果成熟时，我们会大量存货。资金多就多存，少则少存。风险大是因为没本金。”他的叔叔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十几年，但仍亏损严重，2018年亏损达100多万，目前还欠债二三十万。
2020年，尹志飞自筹10万元本金尝试独立做苹果生意，第一年亏损1万多，随后两年赚得两三万。他坦言：“风险还是很高的，没有资金保障。如果有的话，我肯定会继续做，但现在还是玩不转。”他们目前的经营模式是借钱收购苹果，通常在收苹果的时候，他们要从各种渠道找钱，主要通过冷库、银行贷款和私人借贷。据他说：“银行贷款需要人脉，其他渠道的利息最少也要1毛多。我们就属于那种可以挣10块，但是不敢赔1块的那种，这1块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坑。”
除了苹果生意，尹志飞还尝试了养殖业。“还是想把养殖事业搞上去，不敢将苹果当成主业，附带着能挣点就挣点”他本想养牛，但因资金和场地问题转而养兔。在一个废弃20年的学校院落里，他花钱建设围栏，尽管面临村里的压力和村干部的干涉，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养兔计划。这一决定在当地并不被看好，但他认为这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
29岁的尹志飞，除了事业以外，还面临紧迫的婚姻问题，他想近两年把婚结了。“村里说闲话的人太多了。我是月光族，无欠款，稍有一些余额。我就想先把养殖事业搞起来，因为做了就要做出样子。”他最后说道。
张伟杰，30岁，已婚，小学学历，4口人，2.5亩果园。
他初三便选择了辍学，尽管这一决定令他父亲极为失望，以至于不止一次与他发生争执。后来，他去西安学习汽车装潢，工资一个月两三千。学了一年时间，感觉自己学的差不多了就回到了老家，在镇上的自建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2014年，他开设了一家洗车店。最初，由于当地车辆数量较多，生意还算可观，年收入达到三四万元。然而，随着洗车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加油站提供免费洗车服务，他的洗车店逐渐失去了竞争力。两年后，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店。
2017年，他尝试经营农村淘宝，店面自己出，公司配设备，发一个人的基本工资。但由于高库存压力和重销售任务，最终一年亏损了三万多元。农村淘宝采用的是代买模式，类似快递驿站。他感概：“任务太重了，比如这次任务是卖面，几吨面就给拉来。卖化肥，直接给你拉来几吨，不管你卖动卖不动，不管淡季旺季都要支付货款，不能欠钱。农村淘宝本来是便民，米面油杂货到了店里，农民来了就能买，弄到最后变成强行销售，几个月就要把货卖完。”在当地，农民通常在买化肥农药等大额支出时先赊账，等卖了苹果之后再付钱，如果遇到灾荒之年，农民可能没钱还款，这种情况只能先欠着。尽管政府推广并提供电商培训，但由于无法赊账而难以适应农村的实际情况，导致销售困难。他的店铺处在农村淘宝系统的最底层，佣金少，种种情况导致他难以为继。
2018年，张伟杰在亲戚的影响下，又开设了串串店。第一年赚了七八万元，这段时间，他购置了私家车。然而，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因同类竞争店铺的增加和原材料成本上涨，他形容一条街上就有五六家串串店，这导致他家店的生意也在2019年迅速衰退。
他回忆关闭串串店后的想法：“还是想做生意，可是想不到能在乡镇能干点啥？当时的乡镇上也没有什么人了。去城里开店成本又太大，还不一定能赚钱,太难了，也划不来。”
于是在2020年，他购买了一辆价值18万元的大货车，并开始了货车司机的生活。初始投入5万元的首付，随后每月还款5200元。他是疫情期间买的货车，庆幸的是没受封城影响而被困在外地。他回忆，在淄博、重庆和西安时，刚上高速离开就封城了。第一年，他行驶里程超过了十万公里，并赚了约十万元。然而，随着竞争加剧和运费的压价，到了第二年，收入就减半了。第三年生意特别差。在线平台的压价行为加剧了货车司机之间的恶性竞争，大多数司机通过贷款购车，每月的车贷迫使他们不得不频繁接单，即使面临亏损。
此外，近年国家对尾气排放标准的提升使得车辆要求更为严格，许多司机在还贷期间遭遇了车辆不符合新标准、无法上路的困境。他用这几年赚的钱加上从父母那里借的，提前还清了车贷。他说：“没有车贷的压力，看着能赚就跑一下，不会像前两年没日没夜的跑了。”
对于未来，他也没有长远计划，他表示目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他暂时不考虑外出打工，还是希望继续开车或重新做生意。他回忆说：“打工现在成本高，物价也涨，也赚不下啥钱。这么多年最困难的是23年，太难了，纯粹没钱，啥都弄不动，没法干。人民币贬值，挣下的钱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前几年挣十万块钱能买个房子，可刚挣下钱，房子又涨到20万了，钱越来越难挣。孩子年龄也大了，消费也高了。现在还欠银行差不多有十万，在农村每家基本上都有贷款。”
陈永强，33岁，离异，小学学历，4口人，10亩果园。
陈永强上初二的时候就辍学了，那时候看到很多同龄人都在社会上，就比较向往，觉得校外的生活会更美好。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后悔了。
2007年离开学校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天外天”的餐厅。起初，他的工资只有四五百元。后面他换过三个餐厅，每个差不多都干了半年，月薪涨到了800元。在北京待了不到两年时间，就离开了。
此后，他去了西安当保安，月薪1000元，干了一年。那时，他姐家买了一辆货车跑运输，他就跟着去学习，后面也想自己买车跑运输。但是，当他去考取驾照的时候只有19岁，因年龄太小，受到了限制，不能考取货车驾驶证，就放弃了。
他在2012年结婚，婚后的这几年，他一边种着果园，一边干着各种零工。期间，他给亲戚家开过一段时间铲车；也在长庆油田干了两年，工资每个月2000元。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年，直到他的婚姻发生变故。
离婚后，他想换一个环境，就去了西安的一家商场当消防员，工资每月4000多元。他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既轻松又稳定。但是，想要继续从事这个工作就必须考取《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资格证》。可是，报考这个证书需要高中以上的学历。他因学历受限，不得不离开。
2021年，他去了南京电子厂工作，每月7000元左右。在这里他的开销比较少，吃住都在厂里，也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他说：“那时的工作就是在生产线上，主要就是上夜班，每天必须干够10个半小时，算上中间吃饭时间一共12个小时。没有单双休，累了想休就休，反正每个月人家固定给你4天假。这个习惯了，我感觉没有啥。工厂离城市也远，去城里比较浪费时间，我基本上不去。吃住，就在厂子里面，住只掏个水电费。花钱的地方就是偶尔跟朋友一块吃个饭喝个酒。”2022年底，他回到老家，把在电子厂工作一年攒下的几万块钱和父母的帮助凑了十几万，全款在镇上买了一套楼房，方便自己的孩子上学。
由于这几年的苹果行情不太好，他对于果园不太抱有希望，正在到处打听找工作。工资低的不想去，工资高的又比较危险。他最近联系了几个朋友：“一个朋友在煤矿上班，工资也比较高，一个月有一万四五，但是风险比较大，要下煤井挖煤。还问了一个当海员的朋友，他说一年出一次海，有二十五六万的收入，这个也是风险比较高。家里人不让我去。”
他不想创业，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创业失败了，欠了很多钱。他的钱全都用在房子和孩子身上了，没有启动资金，再加上创业的各种风险，使他非常畏惧。他觉得电子厂的工作还比较适合他，开销少，工资相比其他行业还能高一些。
对于未来他说：“没想过自己打工能坚持多少年，干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反正出去打工学历低的都这样，你就只能卖体力。如果我学历高的话，我就一直干消防了，不考虑其他的工作。”
作者 | 贾友田 | 陕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