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小结——2016年10月
能见善久著 赵廉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
信托法一直是很感兴趣的领域，虽然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多不尽人意，但是未来一旦改进放开，其巨大的爆发力将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资产管理领域的诸多法律问题只能通过信托法的原理才能清晰的予以解释明白。日本、台湾的信托法研究与实务得风气之先，经验积累丰富，因此日本学者的著作大有可观，本书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部。
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受托人的信托违反行为是否对信托财产产生约束力？二是受托人是否产生损害赔偿义务。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的行为以及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一般解释为对信托财产不产生约束力。即信托目的和忠实义务是对受托人权限进行限定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受托人违反不对信托财产产生影响呢？因为受托人对其财产的占有只是名义的占有，信托目的划定了受托人权限的外延（债权性的约束）。那么这种信托行为的法律效力该如何界定呢？违反信托目的的行为并不当然无效。就处分信托的行为而言，受益人可以撤销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的处分行为，不过在被撤销之前是“有效的”。（P141）是否行使撤销权是受益人的自由。处分行为以外的负担行为，以及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被认为是无效的。当然这种认定并非绝对。受托人因信托违反会产生填补损失以及恢复信托财产的责任。那么这种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什么呢？对此，日本学界有诸多讨论。四宫博士认为是“债务不履行责任及侵权责任”。受托人行为有违反实现信托目的的义务的侧面和构成对信托财产的物的侵害的侧面。其出发点是将信托财产作为“实质的法主体”以及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有物的权利这些观点来进行说明的。但是西宫博士没有对“吐出利益”的赔偿方式做出理论的回应。而田中=雨宫说认为，它是信托特有的责任。“复原信托财产”责任是基于“高度的信赖性”而来的责任。这种学说对民法的损害赔偿理论忽略不计，利用普通法的衡平法原理，在民法体系的国家比较难以接受。能见善久教授认为，应该建立包括民法和信托法统一的损害赔偿理论，把“吐出利得”、不当得利与准无因管理的理论也纳入视野进行讨论。
GevurtzWEST
这本书目前读了近200多页。
这本书确实很不错。作者不断的设问，然后条分缕析的解答，就是给你说理，辅之以法院判例。还有就是时刻面对资本市场（公司融资相关的）说话，不至于干瘪。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
通用公司一个亚洲的投资总监说，我在中国投资所得的收益就是每年知道一种赔钱的方法。这本书也简单看了看，有受益。国浩所创始人李淳认为，商业律师的思维和诉讼律师的思维初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定阶段后，差异是很大的。在处理争议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性。对于商业律师来说，风险控制永远是开放的持续的，永远是没有止境的。因此要衡量有没有有没有能力把控风向，有没有能力来承担风险，或者说有没有应对出现风险的这种救济手段和救济能力。要求商业律师对一个商行为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商业律师、一个成熟的律师，搭架构应该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他说执业以来，已经30多年没去过法院检察院了。看这种书，跟听作者演讲差不多，重要的不是知识方法思维方面的提高，而是经验见识的拓宽。
钟延麟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粗略翻过，基本上以材料为根据说话，很少过度引申的，语言平实，态度严谨，总之是很平和的叙述和分析。邓的能力很强很稳，有目共睹，讲话简练扼要，处理问题干脆果断，从不拖泥带水，有政治家的作风，以至于四川省省委书记说：“听小平同志讲话跟吃冰棍一样美”（当然这句话后来在文革中给他带来了灾难）。由于毛的意思，中央书记处组织上直接领导国务院，周邓之间权力分配此消彼长，周主动向邓汇报工作，以示对书记处领导权的尊重。就纵横几十年而言，邓比周还是差些，周的城府更深，处事更周详，这也是后者为什么长期不倒翁，而前者在文革初即遭厄运。
总体的感受是如杜甫所云，百年世事不胜悲。庄子说，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名之外，利权势等何尝不如是呢，更何况关系身家亲友性命，岂有不争之理。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以李作鹏为例，早期“反保守主义”时，他是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在58年“反教条主义”中被彭德怀等人整肃;59年庐山会议会议后，彭德怀受到批判，李作鹏借机报复;至林彪陨落，他作为“四大金刚”之一的命运可想而知。确实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教训也不过是“和光同尘，与时舒卷”罢了。
从方法论上，此书只能说是个人传记，围绕着邓小平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措施展开，对其他有关的重要人物如毛刘周等着墨不多。没有达到写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的高度，只看到”树“而未见到林。比较有感触的一点是，政治组织的调整、人事的变动都是权力关系的再分配和权利格局的变动，这点古今一致。了解古代有利于明白今天，同样知道了今天的情况也有助于读懂古书古人古代。
某党的战斗型、富于宣传色彩的语言已经深入骨髓，各种会议讲话中表现尤其突出。
套用鲁迅的话，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政客（把政客视为成正人君子“包青天”实在是一种意淫的想象），他们不过时时刻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罢了。
司马迁著中华书局2014年
本月不小心把这本书读完了，原计划读其中十篇呢。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同为外戚势力集团的代表人物，窦婴田蚡争宠斗权，不明白武帝集权的一番志向，私结宾客门庭若市，“不知时变”，“贵而好权”，最终“命亦不延”。相对来说，窦婴投身赴国，皇帝赐金千斤不私于己，强谏谢病，有古大臣之风;而田蚡完全是小人嘴脸，狗马玩好，未厌其心，私通诸侯，仗势骄恣。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使气任侠，干人主之权”，尤其是外戚的身份，是为武帝眼中钉也（窦太后王太后对武帝权力影响很深）。那是武帝早年的事，及至中年，卫青以奴虏为外戚，以边功自奋，不敢招贤纳士，有识有体有权机有情实，处盛满之术，功臣中鲜有可及者。霍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从叙述上来看，司马迁明显褒扬卫青而贬抑霍去病，认为后者的成功是来自“有天幸，不至乏绝”，有不平之意，因为后者对士卒不知道体恤， "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在太史公眼里就更等而下之。主要是司马迁对武帝开边生事，恩幸滥宠的作风很不满意，两者皆因外戚而封侯拜将，太史公颇有微言，于他们的功劳在叙述过程中也轻重有别，大大折扣，“传卫青若不值一钱”。反而是对功劳一般“常败将军”的李广，太史公极尽表扬不平之能事，各种洗地，其实论将略比之卫青差距甚远。从文章上来说，大鸣不平自然有一股抑郁偏鸷之气，读来荡气回肠;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司马温公说，效李广，鲜不覆亡，“遇大敌则覆矣”，李广只是裨将之器，而卫青霍去病年纪轻轻建立的赫赫武功，却足以为千古名将。
钱穆著三联出版社
有很多通达的平情之论，也有诸多非常怪异的看法。当然不得不说，书里面所讨论的都是大关节的真问题，结论或不可靠，但提出问题本身是有意义的。从制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无疑比从简单的人事变迁要深刻的多。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史不甚了了，读这样的书只能说引发了深入了解的兴趣，下一步找更多的书去阅读，因此对本书谈不上评价。 根据阎步克对“制度史观”的定义，除了强调政治体系、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的巨大权重、强调中国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波动性之外，其又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回归于中国史自身的发展逻辑。那么，本书算不算制度史观早期的尝试之作呢，仓然之间不敢遽下断语。
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离开人事单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 某一制度之创立，必有渊源，其消失，必有流变和变质。制度有其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
考试和选举，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其用意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
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政治，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为什么？因为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下辖十个到十二个县，县数总在一千到一千四百之间。汉代从贵族世袭被推翻，谁该从政？首先想到军人政治，其次想到富人政治，但汉朝实行的是太学和乡举里选。汉代的做官人因选举制度的推行渐渐都变成读书出身。钱穆这些观察很有说服力。
钱穆认为西方是民主精神，少数服从多数，中国传统政治则常求取决于贤人，《左传》有“贤均从众”之说。他进而推论到，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大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这些话看似光明正大，但是经不起推敲。首先是贤的标准，如何确保这些贤人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贤人”，“举秀才不知书”的多有。其次，如何能保证这些人一直“贤”下去，每次做决断都从公众利益出发呢？贤人亦有私欲， 他们做出的决策未必尽出于公心。再次，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贤人政治违背了这条基本原理。钱穆自己也承认他的解释，“这是理论，至于事实之不能合于理论，则属于另一问题”。
本书的亮点很多，钱穆讲历代政治得失高屋建瓴，每有启人心智破人迷惑的高论。但是限于篇幅和体例，具体人事方面几乎没有例证，他没有做到自己所说的“人事与制度互动”。
严耕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严耕望此书是他往昔授课的讲义，去世后有其弟子编辑出版，“于青年学子之认识国史政制，至为便捷”。读后的感受是先生这本书很好，朴实简明，但言之有物，所引用的材料都有出处，正好可以补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纵论历史大势之不足（当然钱先生的宏论也非一般人所能把握）。二书对读可谓相得益彰，引发很多思考，需要细细体会后再说。有一种感受，一个王朝能延续几百年，在制度的设计方面有诸多可观之处。
在秦朝，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考选、监察之权于一身，一个真正尽职的皇帝如秦始皇极为辛劳。此时皇帝权力受到如下的相对限制，如前朝所著律、朝议制度、天谴等。因皇帝制度产生三种权力，宗室（如秦之公族，汉光武帝宗室不得在公卿位者，宗室不得典三河）、外戚（因后宫太后而产生，太后临政，惟恃父兄辅政）、宦官（出入禁中，最能与皇帝接近，故得用事）。东汉外戚与宦官之争，实际上即皇帝与太后之争，而基本原因是东汉皇帝多短寿，致多幼主与外立者。组织或者制度是对权力关系的一种反映。
严先生认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历代多为三级制，或参以二级，或参以四级，有时同时参以二级、四级者;惟秦汉为郡县两级制，且无参差，区划等级最简明，上下行政易于贯彻，少承转之弊。第二，无论等级与名称如何变动，但恒以县为最低行政区，二千余年迄今不变。第三，县之幅员虽少变动，而上层区划则变动极大。
秦汉时中国第一次走上统一之途，能维持四百年之久，察举制度（后演变为科举制度）起到了相当的功能。
田余庆去世前一天还在伏案工作，摊开的书中，左边是严耕望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右边是先生自己的《拓跋史探》。虽然是偶然，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严耕望治史的成绩。严耕望的书确实耐读，扎实，这也是我最近的感受。
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火车上粗略翻过一遍，这套灰色封皮的书，对于当年的自己颇有启蒙之功。这本书真正写钱穆的也就三篇而已，写作时值钱先生刚去世几天，多褒扬发挥，其他多是关于现代中国学术不同侧面的述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读来尤令人唏嘘不已，思想上的激进再激进，传统政治伦理秩序得到破坏，而新的政治伦理秩序不能深入人心，思想的激进没有止境，民族主义被政治力量有效利用，以至于到了文革，古今中外一切的社会秩序都成为被诅咒的对象。百年世事不胜悲。爱因斯坦说过，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好东西，是经过许多时代所积起来的。这些辛苦得来的东西现在都放到你们手中了。你们要好好接受这份遗产，珍惜它，并且对它有所增加。有一天你们可以再把它交给你们的孩子。但是，在激荡的时代，守先待后谈何容易，所有一切不合时宜的都要被粉碎掉，以至于“一无所有”。这里面引用杨联陞的一句话，也很有启发，足以破人对“外来和尚”的迷惑。美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往往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
还有两点也可以反映出钱穆的为人与治学。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躺在教室养病。这时余英时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没？钱穆说:他要读王阳明的文集。余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
另外，钱穆的《国史大纲》确实集众家之长。“我渐渐明白原来他多年在北大等高校讲授中国通史的过程中，读遍了同时史学专家在一切重大关键问题上的研究文字，然后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这点也适用于读钱穆的其他著作，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清姚文田自撰堂联，见《楹联续话》卷二。文史类的书应该少看些，多增加些经济类的读物，当然本月还看了其它一些书。写这个总结，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种积累，督促自己认真读书而已，别无他意。文字写的有点多，肯定有错别字，懒得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