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治学经历（五）：历史的研究

我的历史研究取向大体上是现代一般的方式，即以专题研究monograph为重，目的在于取得新的历史知识。中国史学现代化开始于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夏曾佑等人。他们受到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开始大刀阔斧地为中国史研究建立起新的架构，为后来的人开辟途径。一直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出版，还是属于这一阶段的风格。这些早期史著的贡献和影响，人人都知，不必多说。但史学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写贯通全程或概括一代的史书上。接下来当然便是走专题研究的路。唯有如此，研究才能逐步深入，不断创获新的历史知识。典型的例证可举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大家的论著为代表。

　　所谓新的历史知识是指史学家辛勤研究后的原创性结果，是以前的人所不知的。现在有一个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必须有新材料才能得到新知识，如胡适、傅斯年等人都持此论。这话并不错，但只说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新观点可以将人人都知的旧材料转化为新材料，并从其中发掘出新知识。时代不同，人的关怀也随之而变，譬如少数民族问题、妇女地位问题之类在传统时代已有持久而稳定的观点，代代相传，没有人会忽然提出意外的异见。但二十世纪以来，以前梦想不到的观点都一一出现了。新观点逼出新问题，旧史料中过去完全受忽视的资料便相应而取得新的意义，成为回答新问题的基本根据。克罗齐（B．Croce）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便表达了这个意思。每一时代出现不同的新问题，要求在历史上找解答。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每一新时代都必须重新研究历史、重新写历史。《资治通鉴》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至今不能废。但是我们今天已不能满足于它的内容。因为司马光是从他的“当代”宋代，为了“资治”的目的所写的通史。他当时所提供的是北宋君臣及士大夫所需要的历史知识，而且其中充满了最新的创获。《资治通鉴》在二十世纪以前一直是中国人的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因为一直到清朝，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未变，乾隆有《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即是《通鉴》的一个通俗简本。但清亡以后，进入民国时代，《资治通鉴》便不够应付新时代了。

　　现代史学研究的常态是专题论文，而不是写笼罩全面的通史或断代史，所以中国传统中最受尊重的“通史”观念也随着改变了。自司马迁《史记》一来，传统史家都以“通史”是“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著史者人人向往的最高境界。但今天我们提到“通史”，则只能指一般教学用的教科书。作为教科书，“通史”或“断代史”是综合前此无数史家的研究所得而成，决不可能是“一家之言”。这种教科书每隔几年便必须修订，甚或完全改变，因为新的历史知识不断因研究而增加，不能不让学生知道。当然，教科书式“通史”中也有不少名著，可以在史学史上占重要地位，但是作为读本，它的生命大约很难在著者身后继续流传。

　　我讨论过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但重点是试从历史变化中去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系统，另一相关取向则是和西方文化试作比较。上面提到论中国上古“天”与“人”的关系便是这样进行的。对于秦汉以下各时代文化转变的研究，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分析方式。一般读者多少抱着一种急迫的心理，总希望在一两句话中便可抓住中国文化的精要所在。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历史专业的一员，我不敢作此想。我也在追寻中国文化的精神，但在我而言，这是一个无穷的过程。即使偶有所得，也只当作暂时的结论，尚有待于将来的修正和补充。我知道，哲学家往往是有勇气的，例如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先生1958年的“中国文化宣言”便十分肯定地宣称：“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这话只能代表一部分陆、王学派中人的中国文化观，恐怕不是多数知识人所能接受的。我研讨中国历史和文化从不敢运用这种“一言以蔽之”的方式。

　　谈到历史和文化价值之间的互相关联，我想借用孟子关于《春秋》的话，作为讨论的起点。孟子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起头一句，“诗亡然后春秋作”即是后来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根据，暂且不说。孟子把《诗》和后起的史书如《春秋》都看作同一类的作品，这是很明显的。可见孟子已将写历史书分别为三个因素：第一是“事”，即历史上发生了的事实；第二是“文”，指写作的方式，“史”指当时记录“事”的人，不是“史学”的意思；第三则是“义”，孔子所“窃取”的“义”当指《诗》上的“褒贬”，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价值”了。

　　现代史学研究中也具备“事”、“文”、“义”三个层次。“事”指事实，这是史家最基本的工作，但不是人人已知的事实，而是根据新旧材料而建构出来的前所未知的新事实。史家原创性的贡献的大小首先便看他所建构的事实之多少及其重要性的高下。这是历史知识的基础。“其文则史”在今天应该理解为治史方法和撰史方式之类，不过都是多元的，与春秋各国纪事方式大体一致，并不相同。最后，“义”则相当于现代史学中所谓“意义”。今天史家从事历史专题研究并不止于“为考证而考证”，而往往归宿于寻求研究所得对于整个时代有什么重要意义。不过现代史学的“义”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不是史家个人的主观投影。这和古代史官以“褒贬”为“义”的主要内容，很不一样。孔子《春秋》之“义”仍然在史官传统之中。“褒贬”史学西方也有，大致叫做“道德评判”，一直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都还存在着热烈的争论。我们可以说“道德评判”仍为现代史学的一种成分，然而却是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的上面。史家不用说任何“褒”或“贬”的话，在他的客观叙述中，人的“善”或“恶”、事的“是”或“非”便已自然而然地透露出来了。

　　这里我想附带提一下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褒贬”的问题。中国传统的“褒贬”最初主要是放在政治领袖，如王、侯、将、相的个人身上。但唐、宋以下史家已从个人的“褒贬”向一般的历史评论转移。司马光《通鉴》中的“臣光曰”和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呜呼”便是显证。所以后来章学诚更将孔子所谓“义”的涵义扩大，称它是史家的“别识心裁”。这一发展显示出史学观念的趋向成熟。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人物“褒贬”的风气又开始流行，因此常见到某皇帝、某宰相在历史上的功过应该“三七开”或“四六开”之类。这是相当幼稚的作风，从客观评论又堕退到主观投射了，而且以思想水平来说，比早期的“褒贬”更为低下。这是必须引以为戒的。

　　中国文化价值，整体地看，自成一独特系统，但从历史角度作观察则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不过虽变而不离其宗罢了。这就是说，中国价值系统“常”中有“变”，“变”中也有“常”。这是需要同时运用综合与分析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能力，才能察觉出来。所以我不愿，也不敢，轻率地用一两句话概括它。造成价值变动的因素很多，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学术思想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侵入，如佛教传来等等都在长时期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以我个人的专题研究而言，如魏晋以下的个体自觉、清代“道问学”运动的展开、明清宗教伦理与商人兴起，及《朱熹的历史世界》关于宋代儒家新政治文化的探究，都说明价值系统的演进必须通过历史的探源与溯流，而且一定要建立在客观可信的事实上面，然后才能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

　　我早年便佩服顾炎武所倡导的治学方式，他说做学问像铸钱一样，应该到山上去开铜矿，采山中新出的铜作为原料，而不应把旧铜钱重新铸出。这样旧钱重铸，钱的品质低劣，可想而知。我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对他的观点也理解得越深，更增加了佩服之心。用现代的观念来说，他是要求研究者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去发掘问题，得到全新的知识。他所说的“旧铜钱”重铸，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二手资料，即早经前人一再用过，产生不了新东西。所以我们应该不怕辛苦“上山”去寻找铜矿，而不应偷懒在市场上收旧钱。我觉得顾的观点已是现代的，间接反映出儒家转上了重知识的一条路。龚自珍说，清朝已从“尊德性”转变为“道问学”，确是一针见血的观察。我在研究过程中一直奉行顾的指示，十分得益。我写《朱熹的历史世界》，因为所涉范围特别广阔，更觉得非“上山采铜”不可，决不能左右采择前人早已用过的材料，说一些人人耳熟能详的常识。尤其在这部书的第二部分，即下篇专论，论理学家群体进行实际政治改革，以致在权力世界中与官僚集团发生直接的激烈冲突，最后以著名的“庆元党禁”告终。这一段南宋政治史，即十二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八百多年来从来没有受到过史家深入的分析和考察。一般人都觉得“庆元党禁”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事件：为什么朝廷和官僚体系要用全力摧残“坐而论道”的理学家呢？为什么朱熹的“道学”被定为“伪学”，而朱熹本人也差点性命不保呢？我为了清理这段极关重要的历史，发愤依顾炎武“采铜于山”的办法，遍读当时的一切相关的史料，包括正史、私史、笔记、文集、官文书，如《会要稿》、日记等等。这次我在文集中找到了数不尽的第一手文献，包括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来往谕旨和奏札，如周必大集中所保留的档案，而且是八百年来没有人引用过的。因此我才能系统地建立了许多全新的事实，解答了我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我的论点也许会有人争议，但我相信我建立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推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