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治学经历（六）：儒家与现代化

我研究中国史采用比较史学的观点，注重中、西之间的异同，特别在文化价值方面。我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客观地求得历史的真相，但同时我也希望借此认识一下，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得失。西方文化的长期侵蚀早已把传统的中国改变得面目全非，仅就语言的层次说，我们今天所用的名词、文法、语气等等已经彻头彻尾地“西化”了，如果戴震、钱大昕等人忽然复活了，他们恐怕一句也读不懂，他们最精深的训诂、名物、字义等，在此也毫无用处。所以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被迫或自愿，中国早已接受了数不清的西方文化成分。这大致相当于胡适所谓“长期暴露与逐渐渗透的文化反应”，也就是说，中国接受现代西方文化最初并没有一个整体计划，而是西方种种观念和事物慢慢传播渗透的自然结果。正如胡适所指出的：“从穿皮鞋到文学革命，从口红到推翻帝制，一切都是自动的。”皮鞋和口红传来也许一时看不见有多大威力，但“推翻帝制”和“文学革命”却非同小可，其影响之大，更不必说。

　　事实尽管如此，中国人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中国为了现代化是否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问题。这是相当荒谬的问题。谈这个问题的人，各种立场都有：全盘西化派、中国文化的基本教义派、中西调和派……我们不妨略举一二例。最著名的一个早期构想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是因张之洞的提倡而流传全国的，但最早揭示这一想法的则是冯桂芬（1809-1874）。冯擅长数学，很早便认识到数学是西方科学的基本，所以主张充分采用“西学”。他的“西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而言。但是他认为就整体政治社会秩序而言，中国仍然应该维持本有的一套名教纲常。这就是张之洞的八个字的意思，不过没有用“体”、“用”二字而已。“体”、“用”说是非常不精确的提法，清末严复首先对“中体西用”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虽未能立刻奏效，但已在严肃的读者心中留下了怀疑的种子。

　　另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所谓“全盘西化”。这一口号是人类学家陈序经在1930年代正式提出的，当时便得到胡适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全盘西化”的语病太大，与陈、胡的本意相差很远：第一，“全盘”如作数量解，是不可能的事；第二，“西化”不过是指英、美一系的现代文化，重点在“现代”而不在“西方”。因此胡适很快便改口，用“充分现代化”代替“全盘西化”。但“全盘西化”虽然喧腾人口，却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实际作用，这个口号一出场便遭到同时学人的驳斥，如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等，而且都是美国留学生，他们赞成“充分现代化”，但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提法。所以这四个字后来变成了一个嘲笑人的话头，1950年代初陈寅恪和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共事，同游时前者便用这四个字开后者的玩笑。

　　但是另一种思潮，起始“五四”之后，虽不用“全盘西化”之名，却形成了一股最强大的力量。这股思潮建立在一个假定上面，即世界所有社会，不管是哪个“民族”或“国家”，都必然循着同一道路进行。西方先走了一步或两步，其他非西方社会，包括中国，都远远落在后面了。根据这一思潮的历史判断，西方世界已跳上了一个新阶段，即从资本主义上升到社会主义而以苏联为最先进的代表。反之，中国则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时代。所以历史必然性要求中国破除一切“封建”残余，以为引进新社会开辟道路；“破旧”和“立新”成为一体的两面。换句话说，中国必须全面拥抱这一源于西方的最新体制。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运动，不过这个“西”已从北美与西欧转移到东欧了。近来西方学者称之为“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

　　这一思潮今天虽已在消退中，但它所造成的长期文化破坏却不是容易恢复的。这正是为什么现在有不少人再提出中西文化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对西方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应该怎样看待？由于儒家一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流，而近五六十年来又成为激进思潮的主要攻击对象，那么儒家今后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应占什么样的地位呢？这也是很多人极其关心的一大问题。对于这些大问题，我不可能在此展开讨论，更不能轻易提出我个人的解答。我只能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从旁作一点历史的观察。

　　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现在很有些人向往着回到西方入侵以前的“纯”中国文化中去。这在事实上已毫无任何可能性。一两百年来，如前面所指出，中国早已成一中西“混杂”之局，即使上帝也没有去“杂”还“纯”的能力了。这一民族主义的向往尤其集中在“儒家”身上，让我以儒家为具体对象，表示一下我的看法。

　　陈寅恪曾指出，两千年来儒家学说具体实现在法典方面，所以通过制度、法律而全面影响到中国人的公私生活各方面。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化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但自1912年帝制废除以后，整个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的基本结构都不得不随之而变，儒家学说已无法在民国体制中找到容身的空间了。儒家作为一个全面安排人间生活秩序的理论系统，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复原了。但是必须郑重指出，我并不因此得出结论，说儒家已经“落后”、“过时”甚至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我的意思只是想呈现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儒教的整体确是被现代的大变动打散了。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打散之后，儒家所包含的个别价值观念却依然健在，存活在很多现代中国人的显意识或潜意识之中。不用说，这些价值观念是数不尽的，其中有的已不适用于现代中国，但仍然十分有用的更不在少数。总之，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精神资源，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做出创造性的运用。我不敢妄测儒家的现代命运，不过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若借用《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划分法，修、齐是私领域，治、平则是公领域。儒家必须退出公领域的理由是很清楚的，1912年共和体制取代了帝王体制之后，“政”和“教”便正式分离了。儒家只是中国好几个“教”之一，自不能独占公领域，建立一个“儒教国家”或“儒教宪法”，因为其他教的信徒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民国成立后有人曾提出以孔学为“国教”的建议，但立即遭到当时知识界领袖的反对而不得不作罢论。另一方面，儒家的价值观念对于个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还是影响巨大的。所以在修、齐的层次，儒家还拥有广大的空间可以开拓。

　　把治、平的公领域和修、齐的私领域分开，不自今日始，谭嗣同在清末便指出：古人认为齐家可以直接导向治国、平天下，是因为当时在封建与宗法体制下，王、侯、卿、大夫的世袭之“家”掌握了“国”的大权，但这种世袭贵族之“家”在秦统一之后已不存在；一般所谓“家”不过指“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而言，如何能从“齐家”直通“治国”？因此它的结论是：“国与家渺不相涉。家虽至齐，而国仍不治；家虽不齐，而国未尝不可治……”后来顾颉刚的研究也完全证实了谭的说法。我相信儒家价值观念的实际运作在帝制废除以后从公领域移至私领域，其主要根据便在这里。然而这并不是说，儒家在现代已与公领域之间完全没有关系了，儒家在传统时期的重大教育功能之一便是向初学者灌输一种担当政治社会责任的精神。这一担当精神便是“五四”以来学生运动背后的真正动力所在。由此可见儒家价值仍可以通过个人的教养而影响到公领域，而且学生运动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现代公民精神在中国的出现是得力于儒家价值的接引的。儒家还有很多价值观念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类似的接引作用，我以前已讲过一些，这里就不提了。

　　最后我要说一两句关于接受某些西方现代价值的问题。前面已提到，“五四”时期正式揭出的“科学”和“民主”两大纲领确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而这两大纲领首先出现在西方启蒙时代前后。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往往将“现代化”和“西化”混为一谈。其实这里面涉及相当复杂的因素，不是一两句简单的话所能应付过去的。胡适一直强调中国也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不过没有用在自然世界的研究，而是用在人文和经典文本的考证方面。但这一背景则使中国人接触到西方现代科学时，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李约瑟约集多位专家，且多是华裔学者，编写了十几册的《中国科技史》，其中一个主要论点是说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科学”，不过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而已。至于“民主”，孙中山在讨论他的“民权主义”时，也接受了晚清学人如王韬、康有为、章炳麟等的影响，认为古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观念已显出“民权”，即“民主”思想早已出现于中国，不过“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罢了。此外胡适1941年在美国演讲，也特别选了《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这一题目，很引起听众的兴趣。

　　这样看来，“科学”和“民主”对于中国人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只是中国没有正式发展出这两个明确的概念而已。清末《国粹学报》曾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源出西方而为当前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学术，也应该包括在“国粹”之内。虽然如此，我却认为“五四”运动所揭橥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毕竟是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我们应该把两者当作西方文化的最新成就而虚心学习。“科学”的精义在于求真知识。“民主”的精义则在于以渐进的方式满足大多数公民争取最大福利的要求。更重要的，民主体制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一切必要的改变与革新都在和平过程中完成，可以避免传统改朝换代所必然带来的暴力。只有民主社会才是长期稳定的真实保证。科学和民主的普遍价值在今天已没有怀疑的余地。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和民主的实现是名符其实的现代化，而不是所谓“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