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演讲||变态与回归：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
研究角度：制度史观
阎步克老师首先表明，随后所要讲的，等于是他的《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的一个概述。此书观察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角度，可以说是“制度史观”，意即，偏重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特点及变迁。
具体说来有三点：第一是政治制度变化，如官制、法制和人事制度；第二是政治势力，即各种政治势力、集团、阶级或群体的相互关系、何种势力占据支配。第三是政治文化，它构成了一个体制的运作基础。同一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运作，可能截然不同。从制度、势力和文化这三个方面，比较魏晋南北朝与其他时代，可以让某些历史轨迹更为凸显。
变态的发生：士族门阀的兴起
周代实行分封制，诸侯各自建国，卿大夫则拥有大片采邑。周天子虽然号称天下共主，其实他根本管不到天下每一个农民，因为他不可能到各诸侯国去征税，只能以王畿为生。列国国君也不会到卿大夫的私人领地上去征税。这跟与中世纪西欧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在那里，“The king shall live of his own”。
周代又实行贵族政治，采用世卿、世禄和世官之制。大贵族世代为卿执政，贵族子弟都有爵有禄，某些官职还可能由某家族世代把持，形成世官。世官往往需要专门技能，占卜之官、史官往往是世官。因世代做某官，那官名往往变成其家族氏姓了。如某家族世代占卜，后来便以卜为氏；某家族世代为史，后来便以史为氏；世代负责屠宰，后来就以屠为氏；世代制作毛皮衣服，后来便以裘为氏，等等。这叫“以官为氏”。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史墙盘；其铭文显示，某微氏家族，从周武王到夷王，七代为史官
自秦以降，情况大变。秦始皇凭借郡县、乡里、什伍和户籍制，能让天下四千万农民都向其交税、为其服役。清人赵翼称秦汉间是“天地一大变局”。一个布衣领着一群亡命无赖，几年后便成为天下之主，这都是此前历史从未有过的。一个流动化、功绩制的社会降临。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语，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之辞、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之言，都显示了此时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激发了底层的政治期望。进入汉代，先秦那些古老贵族彻底沦落，不可能靠旧贵族身份在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了。
然而，“世家”在经历了巨大断裂后，两汉四百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积累。相关的世家可分三类，分别滋生于官场、乡里和士林。
第一种是官僚世家。秦汉选贤任能，但也有任子等制度为官僚提供了入仕特权。一些家族因世代居官，逐渐建立了族望。他们可称官族。第二种是豪强世家。汉初年小农队伍可能是比较庞大的。文景之后土地自由买卖普遍化，少数人占据大量土地，拥有大批奴婢、佃客，形成了豪强世家。第三是文化世家。在先秦诸子时代，学术家传的现象并不明显。汉代有所变化。有人做过统计，两汉师传和家传的比例其实差不多。但东汉儒生数量庞大，所以家传经学的“学门”数量，肯定大大增加了。经学家族、名士家族也逐渐建立了族望。
这三种世家围绕着“族”这一轴心，形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循环。乡里豪族凭借着经济优势，令子弟读书、成为士人；士人由明经入仕获得了政治权力，反过来又强化了其家族的乡里势力。士族就是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封闭循环中形成的。所谓士族，就是官族、学门、豪强的三位一体。东汉末年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世代传经、世代三公，就被认为是东汉士族的典型代表。
面对这个官族、豪族、学门“三位一体”的模式，要关注如下几条线索。一是就“官族”而言，这里有个官僚与贵族的关系问题：中古士族在多大程度上是贵族，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官僚？二是就“学门”而言，这里有个文士与武人的关系问题。魏晋士族有一个文化来源，可以说是中国士人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而在晋宋间，是军人势力而非文化世族振兴了皇权，刘宋开创者刘裕系北府将领；北朝振兴皇权的力量主要是鲜卑军功贵族与国人武装，汉族文化士族在这里是被统治者。三是就“豪强”而言，这里存在着一个“士族地主”的问题。较早一些学者，习惯性地把“士族”与“地主”联系起来，强调士族是地主阶级的一种类型，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古老的农村结构”。因读者也会读到那些著述，所以这里要做一提示：在这样的论述中，“官场”和“士林”这两个更高级的活动空间，多少被忽略了。
魏晋以来因政治动荡、皇权不稳，在政治上就出现了很多“退行性”措施，包括私人关系强化，皇帝首先从心腹、党羽的家族中选官，统治集团明显封闭化了。西晋权贵，大多是曹魏权贵的子孙。在其间士族势力便扶摇直上。魏晋南朝的王朝更迭采用“禅让”之法，皇权虽转入了别家，官僚权贵却仍是那一批人。前朝所积累的政治腐化、僵化因素，由此原封不动地带入了下一个王朝。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门阀政治”的概念，指“门阀与皇权共治”，其特点有二：一是“皇帝垂拱”。南朝人评价东晋，说其时“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二是门阀当权。侨姓门阀得以与皇帝共天下的，先后有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吴姓士族朱、张、顾、陆等，构成了江左士族的第二个层次，屈居侨姓士族之下。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魏晋时皇权尚没有如此衰落，南朝时皇权又有复兴之势，北朝则始终就没有门阀政治。那么东晋就呈现为汉唐间专制皇权的一个谷底。
士族政治波及到了制度层面，还造成了一定的“制度变态”。例如恰好出现了一种九品中正制，与魏晋南北朝共始终，构成了时代特色，被认为保障了士族特权。这种选官办法，是在朝官之中选拔若干德高望重者，业余兼任中正，负责品评人才，根据德行才能之高下，把士人评为“上上”到“下下”九品，吏部便根据士人的中正品之高下授其官职。粗看这些规定，似乎没怎么优待士族。但对一个制度，不能只看其法律上、书面上如何规定，制度必须在投入运作之后，其全部意义才会充分表现出来。中正通常由士族头面人物担任。尽管最初有些中正还能恪尽职守，依据德才品评，但西晋后基本上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了，谁家门第高、父祖官大，其子弟就给上品。所以说九品中正制很特别，它在形式上仍是“选贤任能”的，在运作中则被扭曲了，面目全非。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号称“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周代选官是世卿世禄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卿门有卿”的现象卷土重来了。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周代贵族政治的死灰复燃。从政治体制上看，这一段历史走回头路了。南朝沈约曾评述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而“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从文化上看，中古士族是由先秦士人、汉代儒生、汉末名士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是“士人的贵族化”。他们有一个悠久的文化渊源。所以进入魏晋，从“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中朝名士”一直到“江左八达”，“名士”现象非常夺目。
文徵明《兰亭修契图》局部
西汉的创业集团是一群布衣、“亡命无赖”。西汉社会的流动性相当之大，进太学没有任何的身份限制，寒门子弟也可以明经入仕。东汉创业功臣则“多近儒”，显示了时代变迁。魏晋创业者及其子弟，既是最大的权贵，又是当代名士，思想界的前卫，以玄学清谈为特色。汉代经学是开放的社会教育，魏晋玄学则是封闭的贵族沙龙式的学术。汉人习经是为了做官，魏晋玄学名士谈玄，更多出自纯粹的文化兴趣。名士崇尚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超越了儒家礼法，放达不羁成了名士风尚。
变态的幅度
对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殊性，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处理。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者曾有“四大名旦”之说，其中除了周一良先生，其余三位即王仲荦、唐长孺与何兹全先生，都持“魏晋封建论”。以王仲荦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根据唯物史观，他们认为战国秦汉是奴隶社会，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佃客、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庄园经济等，决定了此期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从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来阐释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的。
日本内藤湖南参考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阶段，反观中国史，把中国史也分为三个阶段：东汉以前是第一阶段，相当于西方的古代社会；六朝隋唐算是中国的中世纪，其特点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东洋的近世”。这样的分期，凸显了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把它视为贵族现象。内藤湖南论述说，六朝到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在这时候，君主成了贵族的共有物。周朝的政体支柱，是贵族制和“授民授疆土”的封建制，内藤湖南说魏晋没有周朝那样的封建，只有类似周代那样的贵族制，所以魏晋南北朝不是封建社会。宫崎市定、谷川道雄对此也都有明确阐释。他们把六朝隋唐视为“非封建的中世”。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史的观照。大家马上看到，内藤等认为六朝隋唐不是封建，而中国的“魏晋封建论”恰好相反，以“封建”为这个时代冠名──当然，他们各自的“封建”内涵大不相同。
吕振羽、侯外庐等很重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从土地国有、中央集权、共同体形态等方面认识中国史，这样政治体制在决定社会形态上的作用，就得到了更大强调。而在“二战”之后，若干日本学者也从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概念出发观察中国史。滨口重国认为自耕农构成了秦汉专制君权的基础。西嶋定生申说“皇帝的个别人身支配”，倾向于把社会政治结构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矢野主税提出了“寄生官僚”的论点，认为中古贵族因国家权力的存在才得以成立，门阀只是国家政权的“寄生官僚”。这样，前面曾加提示的那个问题，即中古士族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律贵族”，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寄生官僚”的问题，就凸显了。比较之下，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学者主要是把士族看成“士族地主”的，所以对这个“官僚 vs.贵族”的问题并不关心，而且至今仍然很不敏感。
不过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已正面触及这一论题了。1902年，不到30岁的梁启超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这篇文章运用了很多政治学原理，例如相关的各种政体理论，例如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此消彼长的规律，等等。以此为基础，梁启超对历代政治体制变迁，提供了一个通贯的阐述，为从制度史观理解中国史，确立了很多基本认识。他确认周代政治体制是贵族制和封建制；战国至秦用客卿，贵族政治遂受裁抑；汉统治集团出自草泽，不带一毫贵族性质，为专制政体又一进化。至于魏晋南北朝，梁启超认为“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
青年梁启超
梁启超的这一看法，与日本学者的六朝贵族论相当不同，却跟田余庆先生的看法非常接近。田余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总体上仍是皇权占据主导，这一时期虽出现了门阀现象，但门阀政治仅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可以说百年以来，只有梁启超、田余庆强调了汉唐间历史的连续性。沿田余庆先生的思路继续推论的话，阎步克老师认为，中古士族也可说只是“官僚的变态”。从“官僚vs.贵族”的角度看，士族门阀一度扭曲了官僚政治，令其出现了“变态”；但其扭曲的幅度，没有达到整体上转型为贵族体制的程度。魏晋南北朝使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些可能性展现出来了，但是最终，它又回归于中国史进化的中轴线，即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
回归的动力
田余庆先生曾指出，东晋末刘裕以北府将领的身份终结了门阀政治，南朝皇权得以振兴，“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刘裕的身份是次等士族──次等士族是沿用了陈寅恪的用语，我们也可以说是军人势力──而非文化士族，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军人中崛起了又一代皇帝。刘裕的赫赫武功几百年来除了曹操无人与之匹敌。这再次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皇权的军事来源。南朝皇帝“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恢复了对各个行政机构的支配，随后还采用了武将执兵柄、寒门掌机要、皇子镇要藩等措施。
南朝龙纹画像砖
北朝政治复兴的势头更为强劲。十六国以来，“五胡”君主就拥有重大的军事专制权威。也就是说，在东晋皇权陷入谷底之时，十六国皇权却呈截然相反的变化。尽管在这里也经常出现民族冲突和各种动乱，然而各政权也随即开启了汉化进程，如采用汉式官制、编制户籍、振兴官学、建设法制等。孝文帝时迎来了一个汉化高峰，政治体制有了重大进步，甚至还出现了若干制度创新。可以说，自孝文帝以来，北朝的行政水准就已决定性地超越了南朝。编户齐民体制全面重建，官员考课经常化了。周齐两朝的制度建设，斐然有成。陈寅恪评价魏律、齐律“取精用弘，成此伟业”。唐律这个重大制度成就，是源于北朝的。科举制也是唐代制度史上的一座丰碑。若以考试选官说，北朝曾有八百余人、甚至三千人的公职考试，这个规模不仅远过南朝，甚至超迈秦汉。考课、监察、官阶、学校等制度有重大发展。唐代六学体制，就是上承北朝的。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编户齐民体制完善了。北朝多次大规模括户，往往一次就把几十万人纳入户籍，显示了强大的国家能力。相比之下，南朝国家能力就是较弱的，有学者估计，南朝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四五分之一。
敦煌北周壁画中的角力画面
从政治文化看，南朝尚清谈文学，北朝尚武功吏治。南朝学术深染玄风，而北朝恪守汉代经学。钱穆便认为，北朝的复兴来自以儒家经学（例如北周用《周礼》）治国。若依此说，则从儒家政治精神说，北朝反而是沟通汉、唐的。
从政治势力的结构看，南朝士族虽已屈居皇权之下，却依然高居于其他各阶层之上，压制着寒人、武将，使他们无法发展为新兴政治力量。但北朝不同，其政权主干是鲜卑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因同族原因他们高度凝聚，带动了整个政权的振作，并给予了皇权重大支持。（梁启超的前揭文曾触及了这样一个规律：异族政权中的贵族反而是强化专制的。）南朝最有权势的势力是文化士族，北朝最有权势的势力是军功贵族。就此而言，南北朝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南朝文化士族同北朝军功贵族的竞争史。
最终，北朝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历史是由齐、周、隋，走向隋唐盛世的。隋唐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来自南北朝的民族融合；隋唐专制官僚制的复兴动力，来自北朝的民族压迫。
北朝政治复兴的动力，可视为“部族武力的体制化”。王朝崩溃后的战乱，某种意义上也是王朝循环的自我更新，其时军事活动、军事组织、军人集团吸收了各地涌现出来的暴力，使之体制化了，由此恢复了秩序，一个新的集权体制得以重建。所以王朝初年往往都会出现专制强化。异族征服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暴力，而且游牧民族把主奴关系带入了新体制，所以中国历史的几次北方族群的入主，都强化专制集权。又如北宋政治开明宽松，出现了“士大夫政治”，还有学者认为出现了“皇权的象征化”。假设继续下去，中国政治制度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无论怎样，辽金元等异族政权扭转了这一趋势，使之回归于历史中轴线了。北方族群对中国史的影响，不仅是造成了民族问题、国防问题，也在制度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
总结：历史连续性
从制度史观来看，中国是两千年一贯制。虽然魏晋南北朝出现了门阀士族──北朝还有军功贵族，但总的说来，其政治体制的变态幅度，并没有达到形成一种全新体制的程度。以前的部分论述可能含有一个偏颇：只看“人”，低估了“制”。“人”就是政治势力，士族门阀势力吸引了众多视线，显得非常耀眼；但如果从“制”的方面看，此期秦汉留下的专制集权体制虽有锈蚀扭曲，但依然健在，甚至依然在进化之中，宛如“冰层下的潜流”，并且成为唐制的先声。唐律、科举和三省六部这三大制度成就，都是以魏晋南北朝的相关发展为基础的。尽管从“人”的方面看，唐代士族还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然而去看体制：统一帝国再现，以上述三座制度丰碑为代表的制度发展，都标志着专制官僚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如果魏晋南北朝的“变态”幅度，并不如“六朝贵族论”所夸张的那么大，则“唐宋变革论”所谓唐宋间发生了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制度的重大转型的论点，便应予修正。因此，阎老师并不采用“六朝贵族论”的认识，因为从制度史观来看，唐不应该与魏晋南北朝，而是应该与两宋划入同一历史阶段。
田余庆先生认为，“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这就是由“制度史观”视角所看到的历史景象。制度史观强调中国史的连续性。强调政治体制的“二千年一贯制”。王国时代、帝国时代和近现代，分别构成中国国家体制的1.0版、2.0版，及正在升级换代之中的3.0版。之所以使用1.0版、2.0版、3.0版版本的措辞，就是刻意表明中国史有自己的逻辑、规律、节奏和道路，是同一事物连续发展、升级换代。
最后阎老师再次说明，本讲所述，不过是一些老问题的再次梳理而已。当今的中青年学者非常强劲，不断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课题。本讲的论述并不算学术前沿。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期历程——《波峰与波谷》序言
一、官僚帝国体制的观察视角
本书叙述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前期发展历程。由于整套丛书的分工，本书被安排承担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制度的写作，所谓“前期”指的就是这两个历史段落。
夏商周的国家，有的学者称为“方国”，也有的称“王国”。“方国”之“方”，显示了那些形成了“国”的各个政治实体各据一方，“王国”之名则突出了此期的君主称“王”，存在着王权的情况。此阶段历时约十六七个世纪。自战国变法以降到秦汉王朝则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候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呱呱堕地了。这种政治体制，从政治学上说应属“官僚帝国”。战国到秦汉的这个历史转型，确立了两千年各王朝的基本政治架构。帝制的终结，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呢。
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一般是要通过官僚组织来贯彻的。就历史上大多数情况看，在存在专制、集权的地方，往往也存在着一大批官员。官僚组织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若干骑马民族出现过若干以严酷著称的首领，但不好说那是一种“专制体制”吧，因为那里不存在官僚行政组织。当然，对传统中国政治是否是专制和集权的，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传统中国存在相权、存在科举考试、存在士人，皇帝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帝制中国不是“专制”的；还有人认为，技术条件限制了传统皇权，使其达不到专制和集权。这问题该怎么看呢？我们觉得，概念的界定，应以能更好地区分事物之间的差别为原则。不必过分拘泥“专制”一词在西文中的原初所指，它在中国史研究中使用已久，约定俗成了。从世界史的范围看，中国皇帝的巨大集中化权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现象。这种政治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邓小平也承认：“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甚至认为，由于儒学传统影响，东亚社会走向一种“亚洲新专制主义”。不同的“专制”用法虽所指各异，但总归折射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治集权传统是最具典型性的，它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部分人不愿采用“专制”一词，出于对祖先的“温情和敬意”。但那也如林达先生的《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一文所说：“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象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是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方应断然拒绝专制。从历史的比较和现实影响看，把传统中国政体称为“专制的”，由此与其他与之不同的政体区分开来，在研究上是比较便利的。
在观察面对两千年传统官僚制度时，我们的基本视角有三：第一、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复杂的行政组织一旦演生出来，那么行政的合理化，就必然作为一种内在规则而发挥作用。比如说，它推动人们采用科层式的分官设职架构，依照选贤任能的录用程序，严格遵循法律和充分利用文档，等等。古代政治家在“分官设职”的时候，逐渐体察到那些规则并日益娴熟地运用着它们。那些规则也常遭破坏，比方说在皇帝超越法制而狂悖专断，或官贵们出于私利而要求特权等时候。但从长时段看，它们仍是支配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则之一，并构成了制度进化的动力。理性化了的行政还是官僚组织之相对自主性的来源之一：皇帝个人的为所欲为，不能过分损害理性行政，他不能自拆台脚。宰相所谓“相权”的背后，就是官僚行政的相对自主性。
第二、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因素。皇帝和各色官贵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安排行政功能的架构，也是一个安排身份、分配权势的架构。权势的分配一般采用“官本位”、是通过品阶勋爵来实现的。官僚的位阶有如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资本。从理论上说，皇帝至高无上，集政权、法权和军权于一身，在权势和利益的分配上皇帝占大头儿，同时各种政治势力也各有其份额。君权不仅仅存在于保障其“作威作福”制度条文之中。现实政治中的君权是动态的，其贯彻的强度和运作的空间，是受各种政治势力制约的，是君臣“博弈”而达到的动态平衡。周代贵族世卿世禄，拥有重大的传统权势，这时的周天子就不好说是专制君主；战国变法中君权的强化，便以削弱和打击贵族为先声。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官员的形态及其与君主的关系，也是塑造君权的因素之一。
王朝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官僚权贵，如文法吏，士人，士族，军功官僚，外戚，皇宗，宦官，在异族政权中还有部落贵族，等等。他们所来自的社会阶层不相同，其向皇帝分割权势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各色官贵的政治角逐会造成不同的政治形态，如文吏政治、士人政治、门阀政治、军功贵族政治、宗王政治，还有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异族统治等。文法吏与皇帝的结合，很容易导致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儒生士大夫与皇权的结合，则将促成一个弹性的皇权。在王朝初年，军功集团可能拥有较大势力，但随后又可能被文官群体逐渐取代。皇宗、外戚、宦官都是皇权的附属物。在历史前期，外戚、皇宗拥有较大参政空间，到历史后期则大受限制。宦官势力有助君主独裁，但也会导致皇权的恶化，并使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出现裂痕。异族政权中存在着民族冲突的张力，这时部落显贵通常是皇权的坚强支持者，部落因素也会造成政治斗争呈现出无规则性。士族门阀具有“贵族化”的性质，而在官僚“贵族化”了的时候，皇权往往就比较低落，二者呈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说，当门阀只凭门第就能占有官位之时，皇帝予取予夺的权力就被分割了。这里所谓“贵族化”是一个过程。一些时候官员在趋于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这种演化最终结果是贵族化，但现实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种程度上，或浓厚或轻微。在皇权与不同政治势力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会呈现不同的面貌。甚至，当官员发生贵族化时还会出现专制和集权的弱化。
说到士人，轮到第三个因素了，即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因素。在传统中国，大多数时候官僚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或说士人。士人拥有古典文化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帝国统治所需的文化知识，维系着正统意识形态；他们还发挥着制约皇权(通过谏诤等活动)、整合社会(通过教化等活动)的特殊功能，这些特殊功能使帝国体制较富弹性了。由此中国官僚政治，就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士大夫政治”。当然，士人的行为模式也不仅仅取决于其文化观念，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其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甚至演化为封闭的政治集团，例如中古时代的士族门阀。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是灼然可见的。例如，它催生了那些培训和录用士人的制度，如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他们的文化理念也影响着制度的样式。王莽的“复古改制”就是一个好例子。总之，“士大夫政治”，是传统中国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
二、波峰与波谷
本书题为“波峰波谷”，大致秦汉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秦汉是它的一个波峰，其帝国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晋南北朝则陷入波谷：帝国面临着动荡、分裂，在体制上也出现了变态、扭曲。
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先秦政治制度经缓慢发展，所逐渐累积出来的转型和质变。周朝的官员体制就已颇具规模了。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史的“王国”时代，就已蕴藏着专制、集权和复杂政治组织的萌芽了。战国时经济文化的繁荣，引发了剧烈政治转型。小型简单社会发展到了大型复杂社会，那么更复杂、更高级的管理方式呼之欲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法家学派，其法治学说跟现代的官僚制理论竟然有很多契合的地方。西周春秋时诸侯国天各一方、各自为政，而战国以来各国政权都在走向集权，君主不仅公然称“王”，甚至尝试称“帝”。先秦还出现过一部规划官制的古书《周官》，其成书年代虽不怎么清楚，但其中“分官设职”的精心安排，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精密整齐的官员组织，很早就兴趣盎然了。另一些民族在同一时期就没出现类似文献，可见《周官》是个很“中国特色”的东西。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帝灭六国，出现了皇帝一人君临四海的局面。周代实行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汉代一变而为“布衣将相”、“选贤任能”之局；那些“世卿世禄”的古老贵族，到汉代就没什么特殊政治影响了。秦汉行政中充分利用文书档案，严格遵循法规故事，其组织架构所达到的复杂完善程度，被认为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帝国。一批训练有素的“文法吏”承担帝国政务。君主通过郡、县、乡、里，有效统治着广袤的国土和千万小农。汉武帝登基后决意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儒家的“礼治”精神开始和帝国的“法治”结合起来；“经明行修”的士人源源进入政府，与文法吏并立朝廷。士人与文法吏后来逐渐融合起来，由此确立了“士大夫政治”。这种“士大夫政治”，在历史早期已有其萌芽形态了：周代的贵族士大夫不仅承担着国家行政，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文化的阶层，他们受过“六艺”和“礼乐”训练。这种“礼乐文化”具有调节政治和维系身份的双重功能。
在这个时候，中华帝国初步奠定了它的“常态”。“常态”指什么呢？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夏商周政治发展的涓涓细流，在秦汉汹涌澎湃，掀起了第一个巨大洪峰。一座权力高度集中化的等级金字塔，初具规模，矗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了。
魏晋南北朝就不一样了。东汉帝国在重重危机中解体，其后是三国分裂，皇权低落，政治动荡，出现了法纪松弛的情况。统治集团封闭化了，若干大官僚的权位家世蝉联。在东汉已逐渐壮大并取得了文化支配地位的士人群体，此期演变成为一个士族门阀阶层。儒学低落，玄学清谈和佛教、道教流行开来，它们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皇权的独尊和神圣。西晋的短期统一，被北方民族打破。东晋偏安江左、皇权微弱，门阀显赫，获得了与皇帝“共天下”的门第特权。由此所造成的政治“变态”，使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由此显露出来了，例如学者所说“封建化”、“贵族化”等等。而“五胡乱华”和十六国林立，又使中国北方陷入了动荡；少数族的部落显贵活跃于时，部族因素导致了政治制度的扭曲变形，从而造成了另一种政治的“变态”。凡此种种，都使这个时代呈现为一个帝国的低谷或曲折。
然而低谷和曲折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政治制度的进化迹象，像三省制的进步，察举制的进步，位阶制度的进步和法制的进步，等等。在走出低谷之后，隋唐大帝国来临了。隋唐政治制度上承秦汉，同时又更上一层楼，像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唐律》等制度方面的重要成就所显示的那样；而魏晋南北朝的制度进步，就构成了汉唐间制度进化的阶梯和环节。是什么力量最终抑制了政治“变态”，并使魏晋南北朝不仅仅呈现为一个曲折，同时也呈现为进化阶梯呢？是秦汉遗留下来如下政治遗产：官僚组织及其行政传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和中国皇帝顽强的专制意向。由此，所谓中国的“中古”，并没有重复蛮族南下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经历。蛮族南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
三、常态、变态与回归
专制集权官僚体制自秦而始，皇帝─官僚─编户齐民的三元体制，官僚行政组织和法律，士大夫的支配地位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等，作为基本或经常性的特征，连续发展直到明清。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法”的说法，表达的都是类似的“两千年一贯制”的观感。所谓“连续性”的提法，必然是就一个主体而言的。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是什么呢？除了种族之外，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了。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从“连续性”考虑，其变迁主体是包括思想文化的，当然这是以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态虽然重要，但那不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而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影响因子。经济关系和经济形态的变迁虽很重要。不过在传统中国，“政治”这一块儿的权重很大，皇权、官僚组织和士人在支配社会生活上举足轻重，这使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大为减小了。好比一幅图画，若某种色彩太重，则其他颜色的几笔涂抹，就不大容易改变整体的色调。对秦始皇的事业古人有“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之赞，近代的历史变动也被称为“古今一大变局”。然而帝制两千年，今人所认定的某些“变革”、“转型”，如租佃制的成熟，商业的繁荣，城市发展，技术变革，文化的繁荣，理学的思想等，却没能让古人生出“变革”、“转型”感觉来；他们依然作为编户齐民，生活在皇帝、官府之下。毕竟是古人而不我们直接面对那个时代，他们对生活变迁程度的真切感受，必定有其道理在内的。总之，帝制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体制，在发展中保持着若干基本特征，可以将之看成“常态”。也许有人会认为“常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是用主观标准剪裁历史；其实恰好相反，这里“常态”不是先验的预设，而恰好就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两千年的历史结局最终显示出来的。它既是古人的观感，也是后人的观感。
在思考“连续性”的时候，前述“变态─回归”视角，有什么理论价值呢？价值在于，它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对“连续性”的认识，一种把“变态─回归”考虑在内的认识。其实，中国历史本来也蕴含着多种其他可能性的，各王朝、各时代，都经常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态”。有中央集权也有，有割据分权的因素；相对于官僚政治，有贵族政治的因素；相对于士大夫政治，有军人政治、文吏政治；相对于正统的纲常名教，有玄学“无君论”及道教、佛教等最初形成“异端”的因素，等等。尤其是帝制早期，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就展示得更充分一些，或说起伏波动就会来得更大一些。所谓“两千一贯制”，并不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进程，然而在各种事像的沉浮动荡中人们看到了一条“轴线”，它最终呈现为各种上下波动、左右摇摆所围绕和趋向的东西。这个变迁的“中轴”，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态”。这也意味着，“常态”其实是“动态”的，它不应按下述方式理解：强行认定某皇帝的统治时期就是“常态”。
秦汉王朝是官僚帝国、或儒学帝国的奠基时代，它确定了中华帝国的各种基本特征。此后两千年中，那些基本特征，在制度形式上不断完善、不断精致化。当然秦汉王朝统治之时，各种其他可能性，或说“变态”也是同时存在、不断发生的。而魏晋南北朝，更呈现为一个多方“旁逸斜出”的段落。以致在“分期论”的视角中，它被若干学者视为一个特别的开端或特殊的阶段了。但本书不仅参用了“分期论”视角，也在“变态─回归”的视角中观察它。这就是说，有两个评价的尺度：第一个尺度，是着眼于它与前朝后代的差异，尽量突出它的特殊性，这是“分期论”的尺度；另一个则是“变态─回归”的尺度，即在观察特殊性的同时，也在辨析那些抑制“旁逸斜出”，并最终使历史步伐回归于“中轴”的力量和条件，及其造成“变态”与导致“回归”的机制与过程。后一叙述模式，与“分期论”的叙述就不相同了。
思考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历史，“治”、“乱”的传统概念是有新的启示意义的。比如，从经济关系看魏晋是“封建”时代，从权势集团看六朝是“贵族政治”的时代；但换个视角，魏晋南北朝又有一定“乱世”性质，某些特征性现象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即令在“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士族宣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南朝，“尊君卑臣”、“选贤任能”仍是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论说；制度的运作发生了扭曲和松弛，但制度架构本身依然是保障“尊君卑臣”、“选贤任能”的。而权臣当政、官贵世家现象，在其他王朝也存在着。再拿五代十国做个类比：能否因为其分裂割据、军人当政，以及私属、庇护和恩主关系的普遍化等等，就把五代十国单独划为一个“封建时代”呢？大概不能吧，因为这50多年是“乱世”，其暂时性、过渡性太明显了。十六国北朝与辽金元等异族政权的部落因素，最终也没有成为中国制度史的主导，其主导的方面“汉化”现象体现出来的。为此对“乱世”就需要区分出两个层面来：第一、中央政权是否在稳定运作，对较大疆土与较多人口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假如不是这样，则属动荡和失序；第二、体制本身是否在保持基本特性的情况下继续进化着，否则就是发生了扭曲和变态。两个层面显然不是同一问题。中国史的后期，照样有动荡、有失序、有王朝崩溃，但体制本身的波动幅度，明显地是越来越小了。反过来说，历史前期的体制波动幅度大得多，周期性衰败后再度复兴需要的事情长一些，魏晋南北朝这个波谷也长得多。但历史最终穿越了扭曲和变态，向其“中轴”回归了。
若从“治─乱”角度观察，“连续性”还应把“周期性”考虑在内。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官僚组织存在着“僵化周期”(rigidity cycle)，传统专制官僚政权也有类似的“王朝循环”，传统王朝都存在着“盛衰”情况。王朝在初创期往往富有活力，但随后就积累着僵化、老化、腐化的因素，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所谓“循环”，所谓“周期”，其起伏的波形当然不一定很规则，其中包含着很多律动的叠加。我们知道，不规则的电波波形，其实是由很多正弦波叠加而成的；与此相似，影响历史轨迹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民族甚至环境等各种因素，它们各有自身的律动，在观察时是有可能将之解析开来的。问题在于，王朝衰败后经历了一段混乱动荡，它们又以类似的样子建立起来了。这其间就存在着“连续性”。即令动乱时分，看上去也存在着一块“模板”，它跨王朝地传递着基本的制度和文化信息。古人把王朝更替表述为“一治一乱”、“一分一合”，一些朝代是“乱世”，另一些是“治世”。今人可以自居于历史的最高点，轻视那种治乱分合的传统历史观的简单肤浅。不过那种史观依然不是没有意义，因为其中隐藏着衡量“治”、“乱”的尺度：一些稳定强盛的王朝被认为代表了“常态”，其间又存在着一些过渡性的“乱世”。衡量与评价“治─乱”的尺度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推动君主、官僚和士人们去寻求“常态”，从而影响历史进程。那种历史观念，也承载着帝国体制的“模板”。
在王朝周期性地僵化、老化并因而解体之后，士人阶层的活动及其承载的政治思想，无疑发挥不可或缺的继往开来功能。然而军人也有其特殊贡献。李开元先生对“马上天下”有论，他认为，中国历史的通例是“由政治军事集团通过战争建立政权”，这是一种缺乏创造性的改朝换代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马上天下”也是维系和强化旧有体制的特殊机制。梁启超早已指出：“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军事和战争既是摧毁王朝的手段，但也是激活旧体制的途径。军队的暴力性质、集权结构、严峻法纪和功绩制度，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有天然的契合性。在历史上常能看到，血与火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的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了，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新的政治能量。
那种“马上天下”也可能来自外部，即异族入主。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北方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在异族政权中造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在其与汉式的官僚组织结合之后，能够孕育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的低谷，是以北朝作为“历史出口”的。十六国北朝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必要的曲折”。异族入主既是造成体制“变态”的动因，但也含有另一种振作帝国体制的“回归”动力。类似的事实提示人们，北方民族的存在及其历次入主，不仅仅是给传统王朝造成了外交和国防问题，也是影响帝国体制及其变迁的重要因素。由此，“从民族史看中国史”的相关研究，就呈现了更大的开拓空间。
若把“变态”、“回归”和“周期”考虑在内，“连续性”的概念就丰富宽阔多了。对两千年的政治进程，综合考虑其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和周期性三者，就可以得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轨迹。进程的两端战国和清末则是断裂和转型期，进程本身则出现过各种波动和失序。具体到本书，对秦汉我们将主要叙述帝国体制的“奠基─定向”，当然是将之处理为一个动态进程的，也要考察其间的各种起伏波动；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则参用“变态─回归”的叙述模式，这“回归”是指“回归”于发展的轴线，是包含进化和发展的，而非全盘复旧。
中国政治文化体制的连续性，几乎是举世无双的，它显示了吸收异化因素的巨大能力，历经变迁而保持着其基本特征和深层结构。四千年的中国史，夏商周的早期国家可以说是其政治文化体制的1.0版，两千年儒教帝国可以说是其2.0的升级版。直到今天，世界这五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一种独特体制之下。它在多大程度上，将继续保持其制度文化的独特性，或在多大程度上，逐步与世界潮流一体化，已是其所面临的最重大选择之一。历史考察的主题，总是与时代主题相关的。中国近代的变迁，以往是用“传统─现代”模式来解释的，这也是“分期论”在20世纪占据主导的原因之一。而21世纪的“中国崛起”，以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等等却暗示，近代的变迁和转型，也可能是一种吸收现代因素或消化异质因素的自我更新过程，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一个3.0升级版。是否真会如此呢？这反过来为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即通过对其漫长进化中的常态、变态、周期等等的考察，来探索其“连续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