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文摘01|蒋介石如何熬过中国抗战三大艰危时刻?
本文节选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作者：杨天石，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中日战争，是国力、军力相差悬殊的两国之间的战争，因而艰难异常，险象丛生。本文特举出其中三个时刻，简略陈述其艰危之状，以见前人之竭蹶应对与最终取得胜利之不易。
一、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
自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七十余万军队，与日军血战三月，终以敌强我弱等原因，被迫撤退，又以决定匆促，指挥无方，形成溃败。日军违反军事常例，在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攻南京。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首都沦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内部的主和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司法院院长居正此前就表示：“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16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立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12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正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12月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认为“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
12月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而非英明”。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方针。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及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其日记称：“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再次决定，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应该承认，南京沦陷，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蒋介石的抗战精神表现得最坚决、最热烈、最焕发的时期。
1938年1月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17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
早在1937年11月20日，蒋介石就发布迁都重庆的命令，宣示进行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蒋介石这一时期拒和，是因为他明白，日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之际，谈和，其屈辱条件，只能超过“城下之盟”。由于蒋介石的清醒与坚持，中国抗战度过了第一个艰危时刻。
二、广州、武汉沦陷，汪精卫出逃
1938年10月12日，日军3万人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占领广州，迅速控制邻近地区。自此，中国南方自海外获得物资的补给线被切断。27日，在东、南、北三个方向被包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南京沦陷之后形成的中国行政、军事中枢被迫再次转移。
武汉会战期间，汪精卫虽被选为国民党副总裁，但其求和、妥协之心依然如故。南京沦陷时，他向蒋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此时，则背着蒋介石，暗中联络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广东张发奎等人，谋划组织第三势力，取蒋自代，与日本谋和。武汉失守之后，汪精卫对抗战更加没有信心，认为“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他派亲信与日本代表在上海密谈，决定联合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四省反蒋势力，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
日两国国力、军力悬殊，对此，蒋介石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和汪精卫分道扬镳，力主抗战，其原因之一在于他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援助存有期待。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曾指望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他甚至企望“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为此，他在撤出武汉后，迅速于11月4日召见英国大使卡尔，长谈4小时，次日，再谈1小时余。谈话中，蒋介石为卡尔剖析日本侵占广州，其主要目的在于“打击英国”，“完全夺取英国享有一百年来历史的地位，而一跃为东亚之盟主”。他要求英国切实援助中国，并和美国一起在“远东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任凭蒋介石说得口干舌燥，卡尔或推托美政府不愿参加，或仅表示“彼个人对华尚有深切之同情”。国际援助无望，加强了主和派与日本妥协的决心。12月9日、16日，汪精卫两次在重庆与蒋介石辩论。汪力主“和平”，而蒋介石则力言：“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汪精卫见说服蒋介石无望，于12月18日自重庆出逃，企图经越南河内，转赴香港，与日本谋和。
日本原来态度顽硬。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骄横狂妄地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放软调子，声称“国民政府果能放弃过去之指导政策”，则日本“当亦不予拒绝”。12月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甜蜜的语言提出“互相善邻友好”等“三原则”，企图诱引抗战阵营中的动摇分子。汪精卫立即发表《艳电》，拥护近卫声明，要求蒋介石把握“不可再失之机”，蒋介石则逐条揭露近卫的“三原则”，号召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国策，“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
汪精卫出逃河内，计划动员龙云等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附从。这样，重庆国民政府就面临着外有强敌，内有反侧的艰危局面。幸赖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掌控、处理得宜，汪精卫的出逃未能引发出更大、更多的连锁反应，山西阎锡山等也未敢公然叛变，一直保留在抗战阵营内部，并为抗战做了部分工作。
汪精卫发表《艳电》时，抗战正处于低潮时期，在国民党和重庆国民政府内部，同情《艳电》者颇不乏人。据记载，蒋廷黻、陈之迈等都“起相当的共鸣”，陈之迈甚至“大赞汪先生的胆量”。汪精卫也自认他的主张“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但是，这些人震慑于蒋介石的威望和他当时所代表的民族抗战精神，都不敢公然表态。关于此，国民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充分肯定蒋介石“战意之坚决”后写道：
凭心论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坚决不挠者，亦似只有彼一人，自余之文武大员，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比比皆是，终以蒋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绝对服从，忍耐痛苦，坚持到底。
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写出了当时的情状。
三、日军进占贵州独山，美、英、苏准备撤侨，蒋介石决心与重庆共存亡
1944年4月，日军调集当时在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拔除建设在中国南部、可以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国机场。在此后的七八个月时间内，日军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大片土地和一百四十多个城市。攻克中国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其间，最为艰危的是11月间的桂柳会战。当时，日本攻入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广西。为了保卫桂林，蒋介石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但不幸与日军交战不到两日，即告失败，被蒋介石视为“抗战以来未有之败绩”。他本来设想，日军会到此为止，但日军并不停步。11月24日，日军占领南宁。12月2日，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独山，这就使仅距60公里的贵州省会贵阳受到威胁，重庆因之震动。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将领魏德迈向蒋介石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蒋介石答称，对此问题绝未考虑。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集中于缅甸北部的远征军战场，他已征得美英联合参谋团同意，拟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不过，由于天气不良，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蒋介石的这一计划无法实现。他在日记中慨叹：“情势至此，前途等于绝望，苦痛悲惨，未有如此之甚者。”蒋介石的计划是，如日军继续进攻，则放弃贵阳，固守乌江，等待来自东、北、西三方面的主力部队集中，再图反攻，其日记称：“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策略既定，蒋介石自感“精神倍觉奋发”。12月3日，蒋介石召集军令部、军政部、卫戍总司令、宪兵司令等各方会议，查询重庆防务情形，决定集结兵力于贵州北部的黄平、乌江等处，如日军进攻贵阳，将在“尽力抵抗后引其深入，予以严重之打击”。
这时，蒋介石的意志出奇地坚定。12月4日晨，蒋介石与魏德迈谈话，告以昨日所订计划，表示决不退却。魏再次向蒋介石询问政府迁离重庆的准备情况，蒋介石答称：“此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民族志节关系，不能讨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表示，蒋既然不离开重庆，他也不离开蒋，愿与蒋共患难，但他不以蒋的死守重庆为然，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不注重现实”。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在日记中写道：“彼并未了解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也。”当日，他核定《贵州作战大纲》，数次与奉命到贵阳指挥的何应钦、自河南来援的汤恩伯等将领通话，反复叮咛，虽“自觉琐碎，但总使此心之安，而不致前方偶有疏失耳”！
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蒋介石那样镇定。12月4日，蒋介石得悉，驻渝美国使馆将于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这将严重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蒋介石十分意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民族之浮躁，不顾联盟利害及其对我战局之影响如何，思之沉痛，益感交友之难也。”他立即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撤销此举。
继美国使馆之后，英国驻重庆使馆也准备下令撤侨，苏联使馆则准备与英国使馆一致行动。这使蒋介石更为痛心，日记云：“呜呼！所谓盟邦，所谓友军者，其推波助澜，不惟对我失败与困迫之时不稍加协助，凡不急要之举于彼无害者，而亦不愿一为顾及，任令我民心更为动摇，社会更现恐慌也。”又云：“情势至此，诚历人生未有之奇难矣。寒天饮冷水，点滴在心头。世之子孙，若不知自强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他立即命人和英、苏两使馆联系，中国政府负责保证其安全，两国使馆表示暂不撤退。
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基地，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实行远距离进攻，千里奔波，消耗过度，至进入贵州，兵力不足，已成强弩之末。独山沦陷后，中国军队迅速反击，日军决定后撤。6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北面的八寨。当日夜，收复三合。8日，收复独山，日军退出贵州。中国军队继续追击。13日，克复广西南丹。14日，日军反扑，双方在广西车河一线对峙，战局遂趋于稳定。
日军侵占贵州独山意味着侵略势力攻入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根据地，这是中国抗战的又一个艰危时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如果日军继续西进，中国必然垮。12月9日，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八年以来抗战艰危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然而自信心如常，毫不觉有危险。即使敌寇深入贵阳，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亦不受中外逼迫形势恐慌之影响。”
以上三个时刻，都是中国抗战的艰危时刻。蒋介石能处变不惊，履危不摇，坚持抗战，应该给予足够的肯定。
中日战争，不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日本都处于绝对优势，而中国则处于绝对劣势。处此情况下，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对内联共，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外联苏、联英、联美，倡议组织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终于在8年之后，取得对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这是蒋介石为中华民族所立的一个大功。胡绳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写道：“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二百万军队，国民党当时政策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胡绳当时是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此书经过胡乔木逐字逐句的审查，给予高度评价。因此，蒋介石为中华民族立有“大功”这一说法具有权威性。
早在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曾经代表中国人民红军20万人写过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要求他“停止内战”，和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保证，届时“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并且保证：“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签名同署的有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张云逸、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董振堂、罗炳辉、邵式平、郭洪涛共19人。可见，这封信当时不仅代表中共，而且是代表了当时的红军将领及其广大战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