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你要是相信了，你就变成了它的囚徒、它的俘虏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历史学家的美德
罗新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和前面的老师们比起来没有什么趣味的题目：历史学家的美德。
我们都知道，过去是我们此刻时间之前的一切，过去是一团混沌，没有秩序，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可是我们在这一团混沌当中抽取某些内容，赋予它意义，赋予它秩序，把它讲出来，这个就变成了历史。跟过去比起来，历史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过去中选择原料、组织模型、生产出历史来，是我们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力活动。而对这个生产过程，对历史的生成、演变、发展和应用进行考察的学科就是历史学。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呢？
一般人都会回答说是求真。我们想说求真不是一种美德，求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本质，是一种本性。没有人讲历史的时候会说“我这个历史不是真的”，没有任何人这样讲。不管他讲的是不是真的，他都会说是真的。
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本质必须是真的。讲述真实的过去、忠诚于事实，这是历史唯一的特性。许多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些历史，现在我们已经逐渐逐渐地不把它算是历史了，而被归入神话、归入伪史、归入编造。
人类历史上各个文化、各个时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要求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忙着求真，至少他们宣称他们求真。可是他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制造神话、制造伪史，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制造谎言。有的时候是自觉的，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所以求真其实应该是历史学的职业本身，这个职业要求求真，所以它不是一种品德。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呢？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我们举一个例子。我去年从北京步行走到内蒙古的正蓝旗，也就是从元代的大都走到元代的上都。我在准备行走读材料的时候，读到了元代很多诗都记录上都附近，主要是在今天的内蒙和今天的河北北部有一种常见的鸟，这种鸟叫白翎雀。
白翎雀，即“蒙古百灵”
我当然很感兴趣，我就想知道在路上能看到多少白翎雀。当然很遗憾，我一个都没有看到，这当然是现在生态变化的一个结果。可是跟这个白翎雀有关的历史，跟我自己的专业有关系的历史问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成吉思汗的。成吉思汗的人生当中有一些他一辈子大概都很难说得清楚的灰色故事、黑暗故事，是关于背叛的，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难以交代的事情。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是和他自己的结义哥哥扎木合之间的关系。
他们本来亲如兄弟，但是后来两个人互相背叛，他后来把扎木合杀死了。等到他胜利了之后，他要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要解释是扎木合先背叛他的，他必须这样讲。
所以现在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关于他，也许不是成吉思汗本人，但是是成吉思汗这一方的人所讲的关于扎木合如何先背叛了他的弟弟成吉思汗，那个时候成吉思汗还叫铁木真。
这个故事出现在三种文本里面：汉文、波斯文、蒙古文。这三种历史资料讲同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的源头一定都是蒙古语自己的。但是在元代就形成了三种文本，这三个文本讲的故事不一样。
我们先看第一个文本，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元史》所讲的这个故事：
扎木合言于王汗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
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意谓帝心不可保也。
——《元史·太祖本记》
扎木合对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义父王汗说，我对于您来说是个白翎雀。“他人”，说的就是铁木真，不敢说出名字来，说他人是鸿雁。
元代的历史学家马上在后边做出解释，说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白翎雀无论寒暑都住在北方，它是一种留鸟，不是候鸟。鸿雁，就是大雁，它是一种候鸟，天冷了就往南飞，天热了就往北飞。
这个意思是说我对您是忠诚的，任何情况下我和您在一起。有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会像鸿雁一样来来去去。用汉文写的这个故事很容易理解对吧，我们觉得用鸿雁和白翎雀来做这个比喻很准确。
可是我们再看波斯文的这个材料，波斯文的材料我们用英译本的权威本来翻译成汉语：
……扎木合认出王罕的大旗，飞驰而至，说：“汗啊汗啊！你看到了，我兄弟（走了），如雀儿（sparrow）从夏营地迁到冬营地一般。”
他的意思是：“我的亲人成吉思汗已决定逃走，而我总是说：‘我是你的雀儿’。”
——拉施特《史集》（ Thackston 英译本 ）
它说扎木合跑到王汗那去，跟他说汗呀汗呀，你看到了，我兄弟他走了，他不跟着我们，他就像雀儿一样。这里用的是sparrow，麻雀，说铁木真像雀儿一样，从夏营地迁到冬营地一般，他跑了。
我们再看蒙古文讲的这个故事：
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
——《蒙古秘史》明代总译
《蒙古秘史》明人做的汉文的翻译是这么说的，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这是翻译扎木合的话。铁木真呢，他是散归的告天雀儿。两种雀儿，一种是白翎雀，一种是告天雀。
那么用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来翻译明代的这个翻译，意思是什么呢：
王汗啊王汗，我是与你在一起的白翎雀，我的安答是离你而去的告天雀。他已到乃蛮人那里去了，他是要投降乃蛮才故意落后的吧。
——《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本
是说王汗啊王汗，我是和你在一起的白翎雀，我的安答，我的兄弟，是离您而去的告天雀儿，他已经到乃蛮人那里去了，他是要投降乃蛮才故意落后的吧，所以他在后边迟迟不过来。
这三个文本都说同一件事情，源头也应该是一样的。你看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讲起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因为在三个不同的文本里边细节很不一样。
我们当然知道它的总意是想说扎木合先背叛了自己的兄弟，跑到王汗那儿去挑拨离间，想离间王汗与成吉思汗之间这种义父义子的情感。但是这中间为什么故事会讲得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当然已经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事情性质的理解，但是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我们就应该去质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有可能是最接近原来的本意的？
经过分析我们当然知道应该是蒙古文的最接近，因为蒙古人对自己身边的那些鸟是最熟悉的。告天雀跟白翎雀的不同是白翎雀的窝是比较稳定的，在一个树丛里面；而告天雀的窝是经常移动的，虽然它也是一种留鸟。
告天雀 白翎雀
所以作为蒙古人，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没有讲那个遥远的鸿雁，因为鸿雁跟白翎雀之间不成比例，一个大一个小，他讲的就是身边的两个小鸟。
而汉人在写《元史》的时候，他对这两个鸟不清楚，特别是对告天雀不清楚，所以他就主动把它改成鸿雁，改成鸿雁太容易理解了，所以做了这种改动。
而波斯人在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两种鸟对他来说都没有听说过，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只好就说是雀儿雀儿，用了这样一种改称。这样的话这个故事的原型就被打散了，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说史学家在读历史、研究历史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不同，但是不要忙着说哪一个是对的。如果你说这个是对的，如果你采取这个说法，你得说出个理由来。我们要对它做一个非常细致的分析，看到一个材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形成。
刚才举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很小的例子，在身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读书当中会有更大的例子。因为历史非常有用，我们随时都在用历史，越是有大的事情的人，越是有更高的目标的人对它的依赖就更大。
生产假的历史、篡改历史、制造一些遗忘、不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这样的都是在做历史。这种滥用或者错用历史，就是我们应用历史的基本形态。
比如说我们看到没有朱德的井冈山会师，这是“文革”时期一个小漫画书上的图片，把井冈山会师画成是毛泽东和林彪的会师。
以及我们刚才在片头看到的那个《开国大典》里面，没有刘少奇，没有高岗。不仅没有他们，后来有很多人都从这张图片里面消失。
这个图是记录历史的、是反映历史的，可是我们看到它因为时代的需要、因为当前的需要而不停地要改变过去。
所以我们学历史的都知道，过去当然是确定无疑的，是已经发生的，是唯一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总是因为现在的需要而把过去那个唯一的改成多种历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过去的历史就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的，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需要、因为我们未来的需要而不停地改变的。
从古至今已经积累了巨量的历史知识库，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做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写历史的人，主要是面对这个巨量的历史知识库重新选择素材、组织史料、阐述意义，这就叫写出新的历史。
通过对已经知道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确认或者否定前人的某些讲述，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下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历史不是在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我们总是从已有的历史当中生产出新的历史来。
当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的时候，首先需要的就是批判、是怀疑。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基础，我们总是在怀疑过去、批判过去，才能够生产出新的有意义的历史。
所以有的学者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这样才是历史。对已有论述、对已有的别人讲的历史进行质疑，对它纠正、提升，改变它，甚至是和它抗争。
我们的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在过去的混沌当中重新发现或者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这样才能够形成新的历史，才能讲述出新的历史。
可是更多的情况下，不仅是普通的读者，就是历史学家自己都沉浸在已有的历史论述当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这些人就是历史的囚徒。而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囚徒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
历史学家要创造新的历史知识，永远都在怀疑现在的东西，和主流抗争，反对主流，质疑主流，质疑现实，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新的知识。我们举一个例子，讲怀疑和批判的重要性，这是我自己研究工作当中的一个例子。
大兴安岭北段有一个著名的山洞，叫嘎仙洞，在今天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这个地方。一千五百年前，那个时候的历史书里面就已经写到了这个地方。
历史记载说，北魏太武帝的时候，在东北有一个小的国家，这个小国家就派人来报告北魏的皇帝，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山洞，几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曾经住过这个山洞，你们是从这儿迁出去的，这个山洞是你们家的。
太武帝听了当然很高兴，就派了两个人，代表北魏官方去这个山洞，在那做了一番祭祀，祭祀完毕还在石洞的墙壁上刻下了一篇祝文，这个就是祭祀的文字。
这篇祝文在《魏书·礼志》里边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说有这么一个事，这个事的确发生了。后面人们也再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个洞的其他的材料。
可是有些学者始终相信这个事情发生过，所以有的人就一直矢志不移地一再地在那一带寻找，而且不负有心人，真的还找到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叫米文平的学者带着一些朋友跑到那儿去找到了这个洞。
在他撤出的时候，正好傍晚的太阳光斜射进来照到墙壁上。当然那个墙壁已经覆盖了厚厚的各种各样的沉积物，但是他看到好像有字，就上去把那个石壁弄开，看到了这个祝文。这个祝文的铭文是真的，跟魏书上的记录只差几个字。
这当然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个发现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鲜卑学就此成立了，这是鲜卑学的一个重大的、划时代的事，怎么吹捧都不为过。
从此对这个发现的解释一般都是说我们现在终于知道鲜卑人的老家在哪里了，原来就在这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他的发祥地，好像他们一群人就在这里生活，从这个洞出去就变成了后来的北魏。
根据这个还模拟出来了一个北魏拓跋鲜卑的迁徙图。我们看这个迁徙是从嘎仙洞迁到了呼伦贝尔，从呼伦贝尔再迁到了今天的河套地区，河套地区包括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从河套地区最后迁到洛阳。把拓跋鲜卑的历史说成是一个三阶段。
大家都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因为现代考古学把它重新发现了，所以就更加相信在一千五百年前太武帝派人去过，以及那个小国家向太武帝的报告都是真实可靠的。
但是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够说太武帝的确派人去这个地方做了祭祀，但并不能说明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武帝他们所真心相信的老家。没有任何材料、没有任何逻辑说明这一点，这中间有重大的缺环。
事实上，我们要看这个时代就知道，实际上北魏从来没有统治过这个地区，直到太武帝时期，太武帝把这个地区的一个统治政权北燕打垮了才对这个地区拥有了新的统治权。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国家就要去讨好他，不管是具体情形如何，总之这个国家的人就派人向他做了报告。
这个报告的核心意思是说你们家早就在我们这里，你们对我们具有先天的统治权。这个故事又跟拓跋鲜卑的史诗里面已有的关于迁徙的故事挂上了钩。鲜卑人很有可能是从大兴安岭地区走出来的，或者早期有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一定要跟这个石洞挂上钩，这是非常困难的，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我们不在这里做各种论证，我们从当时的周边环境、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历史上鲜卑和周边其他人群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来分析，他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做了这件事情。后来的考古发现只不过论证了当初他的确这么做了，并不因此能够说明这个地方就是鲜卑人的发祥地。
所以从研究上来说，我们永远要处在怀疑状态，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个。你要是相信了，你就变成了它的囚徒、它的俘虏。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在近代中国史学里边最成功的最了不起的例子是《古史辨》。很多朋友都知道《古史辨》，这是由以顾颉刚先生为主的一大批中国学者在20年代到30年代所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
这些书把中国传统历史进行了反复地清理，把大量不属于历史的那些传说、神话从中国历史里边划出去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历史教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过去可能要从什么伏羲、神农讲起，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夏商周讲起，甚至夏都很难讲起来了，夏存不存在到现在还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可是在他们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都相信有伏羲、女娲这些，在中国历史里边都是要讲的内容。是他们做的工作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有怀疑、有批判才能重建中国历史的系统。
很多人都说让材料自己说话，但是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不是无辜的，史料都是在特定的情形下由特定的作者有特定的目的为特定的读者所写的，所有的材料都是这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开国大典》它是有特殊的情况，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特殊情况，你一定要去理解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有批判和怀疑的品德，才能够帮助你质疑过去的各种说法，提出一种抗辩、一种论辩。而只有抗辩和论辩才能够创造出改变的机会，这不仅是在我们的学术里面，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最宝贵的地方。
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就是揭破各种历史神话，要知道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在揭破神话的同时，囿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又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制作各种新的神话，我们写的历史里边有很多是新的神话。
可以这么讲，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和假的历史，有一些将会被揭穿、被剔除、被取代，有一些会因为史料匮乏、证据单一，没有办法去证伪或者证实，就像刚才嘎仙洞这个问题，我们质疑它，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证伪证实你都做不到。
但是只要你具有了怀疑和批判这种美德，不仅可以勇于揭破那些神话来创造新的历史知识，而且还使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我们可以不相信它，对它保持警惕，不要忙着成为它的俘虏。
我刚才讲的是批判与怀疑，现在我们讲想象力，想象力是我们历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美德。
历史是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经验，替代性经验就是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个想象力，我们是无法理解前人的。
比如说这是秘鲁考古学最近的一个重要进展，他们找到了一个1200年前的贵族墓葬中最重要的贵夫人的头骨。他们用了各种技术、各种办法，把这个头骨复原为旁边的这样一个人的形象。
这当中当然用了很多技术，专家们也认为这些技术是靠得住的。但即使是这样，专家们也一再说这个中间我们还是用了许多想象，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一个秘鲁印第安人的头发来做她的头发。
所以这个复原当然很重要，如果我们整天看着那个头骨的话这个历史显得没什么意思。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立刻变得亲切起来，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想象力。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里边是两个学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一篇文本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的研究。
《桃花源记》是一个文学作品当然没有问题，也是一个带有哲学寓意的作品，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来说，这个文本可能还具有历史意义。也就是说，陶渊明写这篇东西应该有现实的依据，不然他没法想象出这样一个世外桃源。
很多人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在这个领域里边最重要的学者，他们都分别勇敢地面对了这个话题，一位是我们都熟悉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1890-1969）
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是在今天的三门峡南边的山区里边，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函谷关再往西，在洛阳和长安之间的这片山地里面，就是古代的所谓的桃林塞这么一个地方。当然他有很多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那他的这个研究是不是准确呢？因为这是带有很大的想象，没有那么多直接的证据，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把一个重要的话题引入了。他说因为桃花源的一个特点是世外桃源，是现实当中的人进不去的，是可以躲避现实政权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是逃难的地方。
从东汉后期到十六国前期，在中国北方偏远的山区，有大量这种因为战乱年代逃难而形成的居民点。他说这一类的东西是《桃花源记》这篇文章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
由于他的这个研究，后来的学者就对这一类话题非常有兴趣。从此以后，研究北方坞壁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领域，过去没有什么人做这个工作，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相信他说的那个桃花源在哪里是对的。
另外一位学者是唐长孺先生，他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在过去数十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者。
唐长孺（1911-1994）
他说我读了陈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对他提出质疑。我认为他说桃花源在那个地方不对，桃花源应该在哪呢？就是《桃花源记》所说的这个地方——武陵。
武陵就是今天湖南的常德，今天我们有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常德的桃源县。唐先生说桃花源就应该在这一带。当然并不是说就在今天这个桃源县，而是说在洞庭湖以西这一带的山地里面。
但是不像故事里边所写的是一个从秦朝跑出来躲避秦朝统治的难民区域，而是当地的土著人民。这些人不愿意加入到汉人所统治的社会里面，而向山区逃跑，跑到山里面躲起来。唐先生说是这些人。这些人就是蛮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
两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两个人都举了很多的例子，但是两个人都举不出直接的例子来，都是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就是没有证据，所以这部分靠想象。
陈先生的想象时间是1936年，是知道马上就要发生大的战争，虽然不知道哪一天但是知道要发生，也知道中国很可能是打不过的。所以大家是要逃难的，所以要考虑一个逃难的地方，所以就联想到了1500年前人们是怎么做的。
唐先生写这篇文章是1956年。我们知道1956年刚刚完成民族识别，改变了后来中国历史以及未来的历史的民族政策刚刚实施，所以他要考虑少数民族问题。
所以两个人的研究结论决然不同，但是两个人都应用了各自的时代，两个人的研究都充分地发挥了想象力，而且都为未来的学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比如说南方政权到底是怎么对付这些蛮人，这些蛮人如何逃避国家的统治而跑到山区里面去。我们今天看到南方到现在仍然在高山顶上还有大量的瑶寨、羌寨，那都是逃避国家统治留下来的一些残存的印迹。
这里边就需要巨大的想象力。我们不敢说他们的研究是对的，但是我们说他们的研究很伟大，都很棒，都是很美的。
我们知道有一句著名的话，是英国的一部小说上的，但是后来的学者们，特别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特别喜欢这句话：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我把它翻译成往昔乃是异乡。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我们访问过去就好比是访问外国或者是异乡，那儿的人跟我们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观察他们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讨论人性，而是通过让我们在想象中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这个过程当中想象力至关重要。
批判、怀疑、想象力这些美德，在什么意义上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当面对那么多陈旧的历史论述，那些论述说“只能是这样”“历史从来就是这样”，当面对这些教条式的论断的时候，我们如果具有这些美德，就会知道历史是让我们提出抗辩的，我们根本不相信你们说的这些。
因为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路、多种结局，并不是只有一个。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抗辩和异议的工具，而抗辩和异议是改变现实必不可少的一步。你首先要从这里开始。
历史学家为了现实、为了未来才去研究历史，并不是只有一种嗜古的兴趣。为了确保我们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历史学家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是为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这样历史学家以回到过去、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参与现实，保护我们的未来。
20多年前刚留校在北大历史系教书的时候，我当新生班主任，给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里面也是提了这个问题。我那篇文章主要是讲这个冬天会不会下雪。
历史是有意义的，前年、去年是不是这个时候下了雪？但是不取决于那个东西，有可能去年下了今年不下。那什么有用呢？是我们今年的期望会有意义。我们期不期望它下雪、我们想不想它下雪，这就是我们在参与它。
也就是说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影响未来的、决定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期待。
所以我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为此，我们就应该珍视、保护、培育这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谢谢大家。
来源：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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