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谈学术规范：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作者：葛兆光（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始院长）
原载：《文汇报》，微信来源：海派评论（ID:Thinkerstation)
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体验和想象
我们并不是说，学术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象，其实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象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象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我们以历史研究为例来说明，因为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总是相当实证，不重视体验和想象的，事实上，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象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这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口味和标准。一个是凭感情羼进了对古人的想象，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刺杀赵简子之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杀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项羽垓下自杀之前的别虞姬，也是一个道理，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战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一个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像《资治通鉴》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历史资料来叙述，《经世文编》也是选了一些有关“经世”的文献。
可是，你看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通过阅读当代的报纸杂志，发现有那么多无聊的消息和新闻，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将来写的当代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象，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无条件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
一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二是“精英意识”，
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
三是“道德伦理”，
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
四是“历史编纂原则”，
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
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重新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当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尽可能接近原来的面貌。
再次，由于写作语境而引起的历史扭曲，也需要通过体验和想像来恢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大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就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历史变样子。比如思想史，就会突出唯物主义的一条线，尽管那一条线并不是主流，那也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出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历史就会突出农民起义的位置，像黄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李顺、王小波起义、方腊起义等等，太平天国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比如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历史写着写着就到了台湾，这是要证明台湾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对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加深历史认同和捍卫民族荣誉。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些障眼的东西，仔细剥离开那些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当时的背景，没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旧经典系统加上新的历史叙述，一层一层的，像考古时的地层一样，它遮盖着一些真相，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透过这些地层，看到地下的东西。
柯林伍德说过一段话：“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象古人的心灵活动”。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传心”、“将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这就是要考证，要排比，要仔细地去伪存真，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历史研究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历史研究进入后现代？可以随便想象？不是的，我在这里强调的，还是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那些东西，证据、证据，必要的证据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没有证据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别是它必须符合学术规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当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么，什么是学术的规范呢？
常识是否可以成为常识？
我总觉得，现在仿佛是一个常识失落的时代，因为知识和观念在剧烈变动中间。那么，怎么才是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常识稳定，常识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常识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立，而且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基础，至少这个秩序在一段时间里就稳定了。
可是现在呢？
有点儿常识失落和基础崩溃，常识已经成了非常识。我要强调的是，常识最重要，这就和大米饭白菜萝卜对于人来说，比燕窝鱼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样，谁都懂得。在家里准备阿斯匹林，比准备抗癌新药更重要。
那么，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大道理，只想讲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
第一层，是原始文献。
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
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旧唐书》之外，给我们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
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
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
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解释和引用。找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是独出心裁地乱解释，这就麻烦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
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解释，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
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的，做了又有什么用？
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术刊物，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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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介绍过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
再次，学术研究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表达形式。
比如说，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除了要有前面说的研究史回顾，有引用书目文献目录外，还要有清楚的表达和整齐的注释，这是通过形式表现的规范。也许有人说，论文主要看创见，看思想，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完全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多。
比如说论文后面要有参考书目吧，我曾经看到某个研究所一篇博士论文，表面看上去不错，参考书目很丰富呀，可是仔细一看，就出了问题。很多书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重复开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开列了一个浙江书局本，《周易》开了一个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又开了所谓“阮元校刻本”，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可见他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为罗列书目拼凑起来吓唬人的。
又比如说注释，有的注释，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没有版本，没有页码，甚至有的没有卷数，别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说核对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没有办法相信你，老天爷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这些书，是不是从其他书里面转抄来的？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给《文史》写过一篇小文章，考证干宝的生平，结果一些来自《晋书》的资料没有注清楚，编辑就退回来让重新注，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该注、什么不该注，常常是当注不注、不当注注一大堆。其实注释有三个意义，一是表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出处；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补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畅，所以，有的话可以转在注释里面；三是进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资料，就是给读者提供深入的阶梯。可是，我们很多论文的注释，都不那么合格。
有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学术论文就可以算是学术论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讨论一个让我们很苦恼的事情，有人说欧美日本关于中国学的学术论文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不很同意，但是我们同意的是，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确实有时比别人低。这话怎么说？就是欧美日本的学术论文，有这些规范，保证了最低的底线，起码引文、注释、资料、研究历史可以清楚，而我们因为这些形式规范都没有，所以很多论文就像《水浒》的焦挺，整个一个儿“没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
所以，我总说，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
葛兆光老师作品《宅兹中国》
学术评价的标准如何确立？
很多人都感慨学术不独立，当年陈寅恪写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从基本上来说，要想学术独立，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依据学术的、自我完足的评价体系，不要依照获得经费的多少，不要因为领导的喜欢和表扬，不要因为一时的轰动和迎合时势，不要因为媒体的炒作宣传，不要因为论著数量的量化统计。
特别是不要仅仅依靠得到什么奖。其实很多奖，说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评价尺度，要相信这些外在的标签和商标？以前“郑人买履”的故事里面说的，“宁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还是这样，学术界是否还是缺乏自信？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学术的，而且真的是有意义的？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条标准：
第一，你是否给本领域本学科内提供了新资料新文献？这是起码的，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人用旧文献旧资料，也能够讨论新的意思，不过，文史研究里面，是很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的，但是这新资料并不都是刚刚挖出来的，我们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当独门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如果在新的观念中阅读，它也成了新资料，这就给别人提供了新东西，这些东西，就会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来，否则，别人收藏你的论文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释。
“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
我想，所谓一个重要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结果。
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第三，我们要承认现在的西方强势。在这样的西方强势中，我们不得不考虑，你的研究课题、成果、表达，是否和国际学术界发生一定的关联？它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先得说明，我绝不是说要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潮流风气，我其实一直在讲，要让学术说汉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国》。
问题是，第一，在现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去就不行，因为这些问题也全球化了，学术是天下的学术，你研究别人也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当顾头不顾尾的驼鸟；第二，你不去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别人就永远不接纳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永远不出现在国际学界，你就“自绝于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钱，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免费散发，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谁让你不强大控制话语呢？当然，如果你能够积极参与，这个话题是国际感兴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声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领唱，成为主流。
第三，有价值的问题和有意义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国际承认，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研究成果。可是，我顺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为国际承认的成果，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国际都能理解、接受和欢迎的课题、角度、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今天讲的“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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