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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数字政府应用、信息获取与政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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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研究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赵金旭,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傅承哲,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孟天广,男,通信作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
摘要：伴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应用蓬勃发展并已成为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途径。基于"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全国性网络问卷调查,从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两个角度考察数字政府应用对公众信息获取及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进而探讨数字政府应用的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应用促进了疫情专业信息获取且可以有效抵制谣言扩散,传统数字政府应用比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更能发挥积极作用;公众使用数字政府应用获取公共服务显著提升了政府信任;疫情专业信息获取促使公众提升对政府信息和能力的信任。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应同时强化其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功能。
关键词：突发公共危机;国家治理;治理现代化;疫情防治;数字政府应用;信息获取;政府信任;
2019年终，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不但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给全国公共卫生系统造成空前压力，而且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严峻考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最终取得抗击疫情的决定性胜利。疫情期间，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专业视角，对疫情防控迅速展开深度研究。现有研究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从医学、公共卫生学等视角，对病毒的基因结构、发病机理、传染途径、防控机制等细致探究；一类是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反思这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研判、决策机制、危机管理、舆情应对等方面的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法律建构、国际关系等产生的深远影响。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数字政府建设，各类数字政府应用得以快速扩散并逐渐成为政府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开、提供公共服务的最重要载体。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到数字政府应用在疫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数字政府应用与信息获取，以及更深层次的政府信任之间的有机关系。疫情期间，确诊人数急剧攀升，公众医疗服务需求膨胀，加之疫情相关信息真假难辨，社会恐慌情绪弥漫，这都迫切需要政府服务和防控能力提升，数字政府应用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以凸显，成为政府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提供政务服务、调配社会资源和强化风险沟通的全新载体，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聚焦数字政府应用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从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两个角度探讨治理技术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具体研究以下三个问题：作为政民互动、风险沟通、信息传递和政务服务重要机制的数字政府应用，在疫情治理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它是否有效地抵制了谣言扩散，促进了疫情专业信息的传播？数字政府应用的信息获取效能，又会对政府信任产生何种影响？上述问题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是辨识出公共危机状态下，数字政府应用在治理现代化中的独特角色；二是基于实证研究理清数字政府应用如何通过调节公众信息获取，进而塑造危机状态下人们信任政府的内在机制，这不但有利于未来数字政府应用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可以推动危机治理、政府信任等研究的理论演进。
一 、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政府信任通常是指公众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它不但是政府施政结果的晴雨表，而且是政府公信力的微观基础和施政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因而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历来在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产生了大量的理论学派。总结这些研究，不难发现，其大体围绕“治理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和“政治文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然而，鲜有研究关注科技革新对政府信任的冲击。与此同时，有关技术治理的研究近年来日益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反复讨论“技术赋权”[2]和“技术赋能”[3]等对政府和社会治理结构的深刻重塑，而同样鲜有研究深入探讨信息技术和能力与政府信任间的关系。两者都说明，数字政府应用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的研究问题，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重要的学理价值，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窗口期”，基于一手的实证数据，探究上述问题的特殊答案，更加突出了研究的独特性、创新性和必要性。数字政府应用具有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天然差异性功能，由此形成其影响政府信任的两条不同的因果路径：一是通过影响政治传播和公众信息获取影响政府信任；二是通过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和公众服务绩效感知影响政府信任。进一步讲，政治传播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尤其是疫情期间，大量谣言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微妙而复杂的影响。所以，第一条因果路径需要进一步区分谣言和专业信息两种不同的信息属性，并阐释清楚其可能在公众信息获取和政府信任间的影响机制。（一）数字政府应用的概念、功能和分类所谓数字政府应用是指政府借助各种信息化技术手段，推进政府自身治理及社会治理整体水平的现象。它既包括公众、官员等微观个体接触、采纳和使用各类数字政府应用，通过个体与技术间的不断互动和持续磨合对个体认知、态度和行为等产生影响的过程；又包括政府根据环境需要不断做出决策、计划和执行，以保证数字政府应用供给的过程。一方面，从数字政府应用的功能看，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基本形成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两项基本功能[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门，对数字政府应用（e-government）的概念界定是：“政府或相关公共部门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为公众、企业或其它主体，提供信息（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的现象。” [5]从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大体也围绕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供给两个基本维度展开。具言之，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供给，其实就是数字政府应用驱动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通过信息公开、公民参与、政民互动等形式，提高政府的开放性、透明度、廉洁性和社会广泛参与性[6]，即通过信息技术对社会进行“技术赋权”，进而促进“数字民主” 的发展。而后者则是在官僚科层组织范围内，通过数据的融合贯通，打破横向职能边界，压缩纵向职能层级，构建起“以公众为中心”的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流程[7]，即通过信息技术向政府进行“技术赋能”[8]，进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另一方面，从数字政府应用的分类看，其大体可分成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两种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应用得到长足发展，并先后经历微机政府、网站政府、移动政府和智慧政府等不同发展阶段[9]。随着发展阶段的不断更替，数字政府应用的供给形式也日趋多元化，逐步从传统的政府单方面供给，变成多元资本介入、多方主体建设、多种机制运营，数字政府应用也相应地出现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与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的分化。前者以政府官方网站为代表，多由政府独自承担投资、建设、运营任务，这既使发布的信息更具权威性、公共性和政策性，又便于直接嵌入于政府科层体系，使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标准化和平等化。后者则以政务微博、微信为典型，政府的日常管理维护需要搭建在商业化运营的技术底层平台之上，尽管借助商业平台提升了渗透性和便捷性，但权威性、政策性和问责性也相应削弱①。（二）数字政府应用通过政治传播影响政府信任数字政府应用通过政治传播影响政府信任的因果路径，是文化塑造政府信任的体现，包括数字政府应用影响公众信息获取和公众信息获取影响政府信任两个阶段。首先，从数字政府应用影响公众信息获取来看，丰富多彩的数字政府应用，如政务微博、微信、 APP、小程序等，凭借可及性、便捷性、互动性和权威性等优势， 不但成为公众获取疫情专业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成为政府主动向公众传递正面信息和主流价值的“管道”和“桥梁”[10]，尤其在数据挖掘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借助各类数字政府应用和大规模政民互动，能够提前识别出公众信息需求的兴奋点和风险感知点， 进而积极引导舆论动向，疏解舆情压力，化解谣言恐慌[11]。因此，从理论上讲，数字政府应用会影响公众信息获取，即会促进公众获取专业信息，并抵制谣言。从公众信息获取影响政府信任来看，传播学的研究认为，报纸、电视、网络等各媒体传播会深刻影响公众的政府信任[12]，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渗透，已经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数量、质量、渠道、环境等发生深刻变革，公众的政治认知、态度和政府信任等也受到深刻冲击[13]。而所谓政治信任，本质是公众基于获取的政府信息，借助自身价值观念，对政府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目标等的能力或动机做出判断，进而产生的政府可信性的心理认知。它不仅表现为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工具选择或理性评估，而且表现为公众价值与政府理念间的互动建构。概括而言，信息获取影响政府信任的原因有二：其一，媒介信息塑造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影响政府信任的深层理念；其二，媒介信息又是理性个体做出正确政府信任判断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公众信息获取会影响政府信任，即公众获取专业信息和谣言会对其政府信任产生不同影响。（三）数字政府应用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政府信任数字政府应用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政府信任的因果路径，是绩效影响政府信任的体现。一方面，从技术治理相关研究看，何（Ho）等[14]很早就观察到，数字政府应用正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传统的“官僚制范式”向“公众需求范式”转变。另一方面，从政府信任相关研究看，公共服务质量历来是影响公众对政府机构信任的重要因素。因为只有优良的公共服务体验，才会激发公众对政府合理性和公正性的感知。针对我国“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政府信任格局”，李连江[15]认为其原因是公众在政策评价、制度绩效等方面，对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期望或判断标准不同所致。从理论上讲，随着数字政府应用的发展，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流程会得到重构与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会更加符合公众的个性化、多元化和情景化需求，也就会更容易激发公众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政府信任也会随之提升。（四）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基于以上所述，本文试图更深入了解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治理的影响机制，即通过选取政府信任作为衡量疫情治理效果的关键代理变量，探讨数字政府应用、信息获取与政府信任三者间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数字政府应用通过两条因果路径影响政府信任，如图1所示。一是“数字政府应用—信息获取—政府信任”路径，这是数字政府应用政治传播功能的体现。作为政府话语的重要载体，数字政府应用发挥其公共性、权威性和价值引导性特征，积极向社会传递疫情专业信息，并设法抵制疫情谣言。然而，虽同是数字政府应用，但相对于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因运作机制的差异，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难免混杂传播更多疫情谣言。同时，从信息获取端的公众看，不同信息会产生差异化的政治信任后果，疫情专业信息会提升政府信任水平；反之，疫情谣言则会降低政府信任水平。二是“数字政府应用—政府信任”路径，这是数字政府应用公共服务供给功能的体现。数字政府应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性、便利性和高效性，使公众更易获得公共服务的良好体验，尤其疫情期间，诸多公共服务难以在物理空间直接办理，而必须通过数字政府应用等虚拟载体获取，也容易使公众切身体会到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从而提升政府信任。总之，数字政府应用，既因其政治传播功能，间接建构政府信任；又因其公共服务体验绩效，直接触发政府信任。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本文进一步结合疫情发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信息获取、信息差异、信任辨识和数字绩效四个紧扣理论模型又内在逻辑统一的研究假说。信息获取假说、信息差异假说、信息辨识假说重在验证数字政府应用通过政治传播功能影响政府信任。其中，信息获取假说、信息差异假说验证数字政府应用对公众信息获取的影响；信息辨识假说验证公众信息获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数字绩效假说重在验证数字政府应用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政府信任。（1）信息获取假说。与常态社会治理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紧急、预测难度大，容易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引发社会恐慌，进而激发出公众对疫情信息的强烈需求。一方面，因数字政府应用的公共性、政策指向性、权威性和价值引导性等特征，政府往往积极运用数字政府应用进行危机管理，从而保证数字政府应用承载疫情专业信息的质量；另一方面，因疫情专业信息和谣言信息存在相互替代关系，越多使用数字政府应用的公众，越容易充分获取疫情专业信息，也就会挤压谣言传播的空间。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人们越多利用数字政府应用，获取的疫情专业信息数量越多（1a）；相应获取的疫情谣言信息数量相对越少(1b)。
（2）信息差异假说。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与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的信息供给机制、信息供给质量均存在差异。传统数字政府应用的建设、管理、运营等由政府独立承担，其公共性、权威性和政策性更强，更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传播原则，因此疫情专业信息的承载数量比重更大。而与之对应，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受商业利润最大化动机的制约，一方面难以保证同等比重的疫情专业信息承载，另一方面政务信息与商业平台上的其他信息混合传播，公众在接触疫情专业信息的同时，也容易同时接触疫情谣言信息。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促使公众获取更多疫情专业信息(2a)，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无法避免疫情谣言(2b)。
（3）信任辨识假说。疫情爆发情境下，公众基于各种媒介获取的多元化信息，往往成为其认知和判断政府行为并产生政府信任感的基础[16]。相对而言，疫情专业信息更容易使公众客观理性地审视政府行为，形成对政府的正向认可和政府信任。而谣言信息则会引发公众消极情绪，并随着信息传播的进一步放大，导致政府不信任危机的发酵。更有甚者，公共危机状态下的信任沟通本来就比常态社会更加困难，所以疫情谣言容易消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获取的疫情专业信息越多，对政府越信任(3a)；获取的疫情谣言信息越多，对政府越不信任(3b)。
（4）政府绩效假说。政府绩效是决定政府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理性选择视角下，公众对政府所持的态度往往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若政府能够及时有效满足个体的公共服务需求，公众就会对现有制度和政府抱有较高的政治信任[17]。信息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使用，保障了提供服务的个性化和精准化[18]，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沟通成本，能有效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4。假设4：数字政府应用程度越高，公众越会感知到政务服务的便利性、透明性和高效率，因而对政府越加信任。
二、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问卷调查”，该调查由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旨在了解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疫情的看法、态度、诉求，以及对疫情防治的评价和建议。该调查于2020年2月3日至9日通过网络调查平台实施，采集到6046位受访人的数据记录，经过数据清理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982个用于本文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并非来源于随机抽样调查，但考虑到疫情蔓延期间开展随机抽样的不可行性和时间滞后性，因此本文研究所利用的调查样本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总体上，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4个省市区（含港澳台）的406个地级市单元，具有较好的地区代表性，表1也显示，调查采集到来自不同性别、年龄、教育②、职业等社会群体的样本，能够较好反映各个社会群体的差异。（二）变量测量（1）数字政府应用：测量公众对对各种数字政府应用的使用程度。调查询问受访人“您接触、访问或使用下列政务公开及公共服务等应用的情况如何？”并利用李克特量表测量公众对政府官方网站、政务服务大厅等的使用程度，详见表2。因子分析显示，数字政府应用呈现出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与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两个维度，具体将在第四部分详细分析。（2）疫情知识水平：测量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以及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措施的认知。调查通过两组测试题目，并加总受访人的正确回答测评其疫情知识水平，详见表3。即通过“您同意下列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吗？”来测量疫情相关的专业知识水平。通过“据您所知，以下哪些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测量疫情防控知识水平。（3）疫情信息获取：测量公众在疫情期间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专业性等。调查通过特定情景下，受访者对真假不同信息的信任态度来衡量公众获取疫情信息质量的能力。通过表4两组问题来测量。第一组问题是人们对“中科院某研究所已推出快速治疗新冠肺炎药方”等三则信息的信任度。第二组问题是对专家为居家市民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三则建议“市民出行无需购买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即可有效防护”等的信任度。两组问题采取李克特量表提问，因子分析显示疫情信息获取包括疫情专业信息和疫情谣言信息两个维度，具体将在第四部分进行详细分析。（4）政府信任：测量疫情期间公众对政府发布之疫情信息和政府抗疫能力的信任程度。政府能力信任通过问题“我认为政府有能力遏制疫情，您同意这种说法么？”来测量；政府信息信任通过五个问题测量，包括人们对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和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发布的信息的信任度，此外还涉及人们对“中央媒体披露的信息是真实情况”“地方政务媒体披露的信息是真实情况”两个态度题的看法，通过因子分析提取政府信息信任变量。探究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信息获取、政府信任的影响，本研究也控制了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变量、疫情关注度、信息需求特征、知识水平、网络去政治化等变量。（1）疫情关注度：测量公众对疫情来源、病因、扩散和防控等相关信息的渴望程度，通过问题“过去一周内，您每天大约花多少时间关注疫情相关信息？”来衡量。（2）疫情信息需求：是指公众偏好不同类型疫情信息的优先性，调查中询问受访人“关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您最关注下列哪些信息？”并列举三大类8项信息内容，主要涉及疫情应对政策（Policy）、风险及防范(Risk)、防治资源及分配(Resource)。（3）疫情了解度：通过“您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病因、预防方法、严重程度等方面）的了解程度如何？”来测量。（4）网络去政治化程度：通过人们在网上主要从事网上购物、听音乐/玩网游/看电子书/看直播、看电视/电影、在网上做生意/炒股等行为来衡量[14]。此外，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地域空间异质性。表1是控制变量的简单描述性统计。
三、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信息获取的影响（一）数字政府应用特征因子分析显示，公众对数字政府应用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两个维度。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包括对政府官方网站、政务服务大厅、政务热线（12345热线等）、政务APP（移动政务终端）、网络问政平台/网上信访大厅和互联网法院9个方面；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包括政务微博/微信/政务抖音、支付宝城市服务/政务钉钉、微信城市服务/政务小程序3个方面。在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中，使用程度最高的是政府官方网站和政务服务大厅，分别有57%和39.9%的被访者经常或有时使用。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3个方面的使用程度均较高，分别有57.4%、50.5%和47.2%的受访者经常或有时使用。总体上看，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的公众使用程度高于传统数字政府应用。
（二）公众疫情知识水平特征公众防疫知识水平包括疫情专业知识水平和疫情防控知识水平两个方面，两维度的公因子占比分别为39.4%和21.6%。其中，疫情专业知识水平中，认知到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和空气传播的受访者，分别占91.7%、84.8%和68.7%，三者的答对率相对较高；然而，对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的认知水平却较低，只有67.2%的受访者答对。疫情防控知识水平中，受访者对肥皂洗手和口罩使用的认知水平较高，答对率分别达96.8%和79.1%，而对84消毒液的认知较低，只有47.6%的答对率。综合来看，测试问题难度从低到高，能较好测试出受访者的疫情知识水平差异。
（三）公众疫情信息获取特征因子分析发现，公众疫情信息获取包括疫情专业知识和疫情谣言两个维度，两维度的公因子占比分别为44.9%和36.9%。其中疫情专业信息，包括口罩使用、抗病毒药物、医院就诊3条信息；疫情谣言包括中科院推出快速治愈新冠肺炎药方、新型冠状病毒是境外势力针对中国的生化武器、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猫狗传染给人类3条伪造信息。总体上看，大多数受访者能够识别3条谣言，对其非常不信和不太相信的受访者分别占到88.2%、75.5%和68.8%；大多数受访者也能够识别3条疫情专业信息，对其非常相信和比较相信的受访者分别占到85.5%、78.1%和77.7%。
（四）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信息获取的影响首先，假设前提的验证。影响公众疫情信息获取的首要控制变量是认知能力，其测评结果前文已述（表3）。同时，数字政府应用可能首先影响公众的疫情知识水平，进而间接影响疫情信息获取，所以在表5的OLS回归模型中，一方面，对疫情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在模型（1）中加入疫情关注时间、频率、了解程度、信息需求特征、网络去政治化程度等网络行为变量，以及年龄、性别、流动群体、自评社会地位、党员、职业等人口学变量，并控制住省份虚拟变量后，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会显著提升疫情知识水平，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知识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将疫情知识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模型（3）（5）显示，疫情专业知识会显著提升疫情专业信息的获取，但疫情防控知识对疫情专业信息获取影响不显著。模型（7）（9）显示，不管是疫情专业知识，还是疫情防控知识，都会显著降低疫情谣言的获取。这说明前提假设的确起作用。其次，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信息获取的影响。在表5的OLS回归模型中，加入认知能力控制变量后，得到模型（2）（6）作为基础参考模型。与之相对比，模型（4）（5）显示，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会显著提升公众对疫情专业信息的获取，但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却会显著降低公众对疫情专业信息获取。同时，模型（8）（9）显示，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会显著抵制疫情谣言，但是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谣言的抵制效应不显著。这说明假设1a得到证实，但是假设1b并未被证实，即数字政府应用促进疫情专业信息、抵制谣言的作用仅限于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商品平台数字政府应用甚至会降低疫情专业信息获取。假设2得到证实，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与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对公众疫情信息获取的影响存在差异，传统数字政府应用更易使公众获取疫情专业信息(假设2a)，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更易使公众获取疫情谣言(假设2b)。
四、数字政府应用、 疫情信息获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一）疫情期公众的政府信任特征疫情期公众的政府信任包括政府能力信任和政府信息信任两个维度。政府能力信任通过问题直接测评得到（前文已述）；政府信息信任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公因子占比为63.5%（详见表6）。政府能力信任方面，30.6%和44.8%的受访者非常相信或比较相信政府有能力遏制疫情，只有3.7%和6.4%的受访者完全不相信或不太相信，这说明公众对政府能力有很高的信任水平。政府信息信任方面，公众对中央媒体发布信息的信任，高于对地方媒体发布信息的信任，对前者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受访者占比为51.6%和40.2%，而后者仅有26.8%和57.7%。公众认为中央媒体发布信息的真实性高于地方媒体，即认为前者非常真实和比较真实的受访者占比为19.3%和44.9%，而后者仅有11.5%和35.5%。总体而言，公众对政府信息有很高的信任水平。
（二）疫情信息获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一方面，获取疫情专业信息利于公众提升政府信任。在表7的OLS回归模型中，模型（10）（14）中均加入和疫情关注时间、频率、了解程度、信息需求特征、网络去政治化程度等网络行为变量，以及年龄、性别、流动群体、自评社会地位、党员、职业等人口学变量，并控制住省份虚拟变量，作为基础参考模型。与之相对比，模型（11）（15）显示，公众的疫情专业信息获取，既与其对政府的能力信任显著正相关，也与其对政府信息信任显著正相关。假设3a得到验证，即获取疫情专业信息越多，对政府越信任。另一方面，疫情谣言却不会降低公众的政府信任。模型（11）（15）同样显示，公众的疫情谣言获取，与其对政府能力的信任无显著相关，且与其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假设3b未得到验证。（三）数字政府应用对政府信任的直接影响数字政府应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其政治转播和公共服务供给两项不同功能，而有两条不同因果路径。首先，数字政府应用通过政治传播影响政府信任的因果路径，上文已述；其次，数字政府应用通过公共服务供给直接影响政府信任的因果路径，也得到验证。表7的OLS回归模型中，与模型（10）（14）两个基础参考模型相比对，模型（12）（16）均显示，不管是传统数字政府应用，还是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都既与政府能力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又与政府信息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同时，进一步加入疫情专业信息获取作为控制变量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假设4得到验证，即数字政府应用程度越高，数字化公共服务便利性体验越深，公众对政府越信任。
五、结论与讨论新科技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因此我国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近年来， “智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 等各类数字政府应用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性公共卫生事件，既是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严峻考验，又是对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的实践检验。从实际情况来看，丰富多样的数字政府应用，在此次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发挥着信息发布、公共服务、社会沟通、舆论引导等重要功能，成为公共部门进行疫情防控决策、执行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因此，系统研究数字政府应用与公共危机治理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以政府信任为疫情防控期国家社会关系的关键特征，以信息获取作为关键机制，基于数字政府应用的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供给两项基本功能建构理论假设，最后利用大规模网络调查数据进行假设验证。本文研究验证了数字政府应用对人们获取疫情信息的正向筛选机制，以及数字政府应用与信息获取共同塑造着政府信息和能力信任。从政治传播功能来看，一方面，数字政府应用能够促进公众获取疫情专业信息并抵制谣言传播，但这仅限于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并未发挥该作用。其原因是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多由政府独立承担投资、建设、运行任务， 深度嵌入政府科层体系， 发布的信息更具权威性、公平性和政策性；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由市场力量运营，尽管借助商业平台提升了渗透性和便捷性，但权威性、政策性和问责性也相应削弱，尽管其应用广泛，但未有效发挥其政治传播功能。另一方面， 疫情专业信息获取能够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既包括政府能力信任，又包括政府信息信任。从公共服务功能来看，数字政府应用会直接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不管是传统数字政府应用，还是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都既会提升政府能力信任，又会提升政府信息信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等前瞻性概念，更将数字文明提升到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的高度。本研究的结论证明形式多样的数字政府应用，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纵观公共行政发展史，在后公共管理时代，数字政府、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回应政府、智慧政府等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19]，而这背后正是新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同时，又不能简单的认为技术治理必然跟随着善治。正如本研究的某些反常结论：（1） 疫情谣言并不会侵蚀政府能力信任，还会提升政府信息信任；（2） 疫情期间公众展现出很高的政府信息信任水平，而各种网络谣言却屡禁不止，等等。这说明技术、个体、社会处于高度复杂而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中，未来需要通过系统而扎实的实证研究认识和把握其内在规律，方能趋利避害地促进技术治理健康发展。
注释
① 两种数字政府应用与一般信息技术应用，或是信息化传播媒介等，还都有明显差异。两种数字政府应用均更加突出权威性、公共性、政策性、问责性、公平性、公益性和主流价值引导性，并集中体现在其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功能之上。② 从被访者的收教育程度来看，研究样本更加偏向大学以上的高学历群体，这一方面受到本研究的研究问题限制，因为使用数字政府应用者，本身偏向于高学历群体；另一方面，受到研究方法的局限，因为参加网络问卷调查者，亦本身偏向于高学历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