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值得收藏的两本“四月影会”摄影书
“四月影会”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成规模的自发组成的民间艺术团体，1979年4月成立。回顾往昔，“四月影会”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页。
今天为大家推荐两本值得收藏的摄影书，“四月影会”的《永远的四月》和《同年》。
1999年4月，为纪念四月影会成立二十周年，由香港中国书局出版了《永远的四月》，书中涵盖了40多篇珍贵的文章及图片资料。
2009年10月24日，26位当年“四月影会”的骨干摄影家将以“同年”的名义，在798映画廊以展览的形式纪念四月影会成立30周年。并由中国图书出版社出版了《同年》一书。书中收录了这些骨干摄影家的主要作品，还有多达70页珍贵的影像资料（1979-2009年的真实记录）。
金伯宏“同年”展览发起人作品
石志民作品
于健鹰作品
于晓洋作品
李晓斌作品
鲍昆作品
翁乃强作品
附：四月影会创始人之一王志平先生的一篇文章，节选自《永远的四月》
四月传奇
王志平
（一）
四月影会与天安门“四五”运动脱不了干系。
还是从我自己说起吧。
难忘的1976，丙辰清明。中国人在这一年的春天表现出了非凡的情感、骨气与才华。天安门广场上绽放出了由花圈、诗联、人群组成的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观。这一切不可能不吸引我，不可能不打动我。从一月到四月的日子里，我一有时间就带著相机往那里跑，究竟照下了多少个胶卷我不清楚，只知道最后从中选编了约三百幅照片，配上文字序号，装裱在白卡纸上，收进一个半尺厚的木盒里。照片册题名叫《国丧》，为了记录这次全国人民自己为敬爱总理举办的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最隆重的丧礼。
这是我的第一套摄影作品。我实在是低估了这套作品的价值和作用。当时我控制不了它的出借和流传，《国丧》在社会上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我始料不及的。
（二）
以文会友。《国丧》使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其中一些就是以后四月影会的同仁，如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拍下很多很好的天安门广场上照片的李晓斌。他在看到《国丧》后和我见面交谈时，那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动情，使我至今难忘。
另一位当时在定福庄当中学教师，“很不起眼”的王殿贡，在看到《国丧》后一夜之间以欧阳逸冰的笔名赋下了那么多、那么好的配诗，真让我刮目相看。这当是“诗兴大发”一词的一个注脚。
以后，在为这套照片配诗的基础上欧阳逸冰创作了歌剧《护花神》。再以后，他又成了某红火的古典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编剧。
《北京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曾因《国丧》而采访了我几次，我只能跟他讲：不错，我觉得自己骨子里就是个艺术家，也许还能成为一个好的摄影家。但我不是斗士，不是“四五”英雄。当时与我有同样情怀的年轻人何止万千，我与他们不同的仅仅是我手里刚巧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当不错的相机，再加上一点艺术灵感，也许，还该再加上一点天真迟钝：我没有想到这种拍摄有什么非法，也没有感觉到会有什么特别的风险以至危险。那么，又从何谈起什么“英勇无畏”。
（三）
1978年，由一些社会贤达单位出面将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借调出来，编辑摄影画册《人民的悼念》。而我这时已经感到有些累，对此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我实际上在编辑组几乎没有干什么（或说在酝酿著另外干点什么），这暴露出我性格上的一些弱点。画册幸亏有吴鹏及高强、李晓斌等众哥儿们在那里盯著。约一年后终于出版问世，轰动朝野。我却在上面挂了个虚名，一想到这，就汗颜难禁。
《人民的悼念》编辑组以及画册中一些主要作品的拍摄者大家成了走动很近的朋友，这其中起码有吴鹏、高强、罗小韵、李晓斌、任世民、王立平、王苗、李英杰、许涿、赵介轩、张炬、刘世昭、任国恩、黄云生、凌飞、马建刚（马建）、贺红宁等。作为一代热血青年，我们通过画册表达了我们的不羁和反叛；作为一伙自视甚高的业余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我们更为不满的是当年摄影界的说教、粉饰、虚假、平庸、因袭的现状。
一个想法应运而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另起炉灶，不拜神佛，组织自己的影会，举办自己的影展。
（四）
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谁（是不是我？）提名叫“四月影会”的了，不过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不同意几个人提名的“四五影会”。这一回，咱们光玩艺术行不行？别老拉扯上别的。
展览的题目赵介轩提出叫《自然·社会·人》，我马上同意。我想到了我在初中时开始读的苏俄作家爱伦堡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我很爱这套书，也很喜爱这个书名的节奏感。在第一回展览的前言中，我将《自然·社会·人》的含义做了阐述：“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
现在很多人（影会以外的人）想当然地顺嘴而出就是“四五影会”，似乎“四月影会”这几个字对他们来说太拗口了。而在二十年前的那一段岁月里，四月影会这几个字对于我们来说就几乎是一切（为此我已忙得没工夫上班，没工夫过日子了）。
四月影会是当年北京，或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大规模民间艺术团体之一。如果说不是第一的话。
有了“四月影会”这面大旗，下一步就该招兵买马了。
（五）
有一次，我的一位玩相机但不照相的朋友对我说，他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个外号叫“金大头”的人，据说相照得很好，据说住在建工部大院，他打听了地址后就带我去了。我们冒昧地敲开了门，少东家出来相迎，虽然他也姓金，但却既不是朋友认识的“金大头”，也不认识“金大头”……
一阵尴尬。
很明显，我们弄错了。我们忙不迭地道歉后就想开溜。少东家却很大度地将我们让进了客厅，一阵攀谈后，知道他竟既玩相机也照相。相片拿出来后，又很是让我暗暗吃了一惊，有些作品让我自叹弗如。
之后，金大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开创四月影会的重要人物之一。很多作者送来的业余级底片都是经他自告奋勇赔工夫搭纸而制成了影调鲜明的专业级的展件。
金大少名叫金伯宏。和金伯宏的相识是“歪打正著”一词的一个注脚。但我至今仍纳闷那另一位金大头是位什么样的高人隐士。我们这么闹腾，也不见他现身显形。
以后，金伯宏留洋回来后成了北京世界公园的奠基人。在一次正做著梦的乘车途中，他被撞断了脊梁。从此，他将不可能再从轮椅上站起来。但是，除此以外，我却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变化，金伯宏还是金伯宏，金伯宏就是金伯宏：他依然那么精明，能干。不久前，《中国摄影报》用异常（长）的篇幅登载了他的回忆《我在美国学摄影》。我上次回国，他送给了我他的出版不久的中篇小说《红旗下》，又跟我畅谈了他筹建“中国民居园”的计划和实际进展。
（六）
北影、新影、科影都有家属宿舍坐落在新街口，那里麇集著一群清狂的演艺界子弟。听说其中一些佼佼者结了一个摄影团伙，经常聚会，展评作品，切磋技艺。我很想去探一探虚实。
某天下午，我拉了晓斌给我壮胆（这当年也是个打架不要命的主儿），我俩摸进了新街口……屋里光线很暗，墙上挂满了照片。房主池小宁是个黑黝黝、脏兮兮、头发乱蓬蓬的大孩子。一个中年人埋坐在沙发里，并没有因为我们进来而起身，另外三、四个小伙子脸上的气氛似乎也看不出轻松和友善。我们没多说什么，在他们目光的注视下，屏住呼吸仔细地观看了这些照片：有些很有些想法和技巧，但他们毕竟岁数小，有些作品看来还是“ 嫩”了一些。我们心里有数了，这才将想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办影展的来意说明。“等等。”教父狄源沧(埋坐在沙发里的中年人)这时不紧不慢地发话道：“你们看了我们的片子，也让我们看看你们的片子再说吧。”
之后，我们约了时间。
之后，这一伙年轻人来到了我家和晓斌家。
之后，大家都成了四月影会第一回展的参展者。
之后，我们越来越熟，我才知道这伙年轻人原来是如此地善良可爱和才气横溢。
之后，我才逐渐了解了教父狄源沧那广采博收的深厚学识；精辟不群的艺术理念；谆谆诱导，诲人不倦，言之有物的治学精神而越来越敬重他。
新街口这一伙子弟的名字是：池小宁、张岚、吕小中、范生平、李恬等。
和池小宁一伙的相识，是“一场虚惊” 一词的一个注脚。
张艺谋的那部在欧美叫好又叫座，在香港却没人看的电影片子《秋菊打官司》，以及上映时弄得京城万人空巷的四十集大型演义电视剧《雍正王朝》就是由新街口的大孩子池小宁掌机拍摄的。
（七）
参加过四月影会展览的，差不多都去过东四三条三十五号。那是影展收稿，议事的地方，也是那时我的家。这是个四进的北京大四合院，想当年住一家人时肯定齐整辉煌过（有人说这里原是个王府），现在住进八十几家人就面目全非了。
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在天井院子里。在西耳房地区有14平方米的“屋子”是我的，每月房租1.9元。我的房门隔著一条窄小过道正正对著公共女厕所的门，上厕所的大妈大婶小姐小妹妹都必须从我的门口经过，所以我的门上总垂着一扇厚布帘子。这种老宅子是没有暖气的。我一个人住，每天早出晚归，从不在这里做饭吃饭（那时我的生活还没有奢侈到每天要吃早饭的水平），我哪里有本事和工夫伺候蜂窝煤炉子。所以冬天屋内“非一日之寒”，我经常不脱毛衣，戴着棉帽子睡觉。早晨心一横钻出被窝，脸盆里剩水结冰了，牙膏冻住了挤不出来......
我屋子里没有炊具餐具茶具。有太多的瓷器，但没一件能用，全是为了摆架子上挂墙上看的。
收稿的日子多是在春寒料峭的二月、三月。每星期二的晚上，一张张熟面孔、生面孔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东四三条三十五号的这间西耳房，真不知当时街道居民委员会是怎么研究这个“情况”的。
屋里经常满满腾腾地挤塞着二三十个人或更多，大家穿著大衣，搓著手，跺著脚，各自捉对儿熙熙攘攘地谈着与影展有关无关的各类话题。带来的照片摊在床上，我则坐在床边埋头看照片，节奏很快地与一个接一个的朋友谈有关展览展件的正事，每当感觉到有人敲门时就头也不抬地大喊一声：“请进！对不起，屋里人太多，请自己先找地方站！”
记得有一次的话语是这样的：“咦，吴鹏说他今晚来一块商量点事怎么还未到？”“我早到了，只是挤到现在还没有挤到你跟前！”
（八）
四月影会送展的照片，绝大多数来自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之手，很多照片的题目不痛不痒，可有可无或根本就没有题目。无法就这么一杯白开水似的端出去。我决定越俎代庖，对此进行加工：该加（改）题目的加题目，能配诗文的配诗文。我想让展览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标题，每一句诗文，每一个字，都带有强烈的四月影会的“味”。而这一切，我认为没有时间，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征求照片原作者的同意。
这个工作，一开始是我自己做，以后发现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赵介轩比我更胜任。以后她又引荐了浓眉大眼的福州军区诗人叶文福（他的一首长诗《将军，你不能这么做》引起了社会和批评界很大的注意和非难）。
在我工作单位农业出版社那密不透气的摄影洗印暗室里，叶文福和我开著灯反复翻阅著成堆的作品，时而吟诵，时而疾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着。中午我去食堂给他打一份饭，买上一个半肉菜，算是对诗人的犒劳或酬劳。就著定影药水呛人的酸味，我们边吃边干......
现在很难想象会有人不署名，不拿钱，去为别人的作品呕心沥血地润色；也很难想象没经过作者的同意就由着性子在别人的作品上涂抹增删（这事现在回想起来我有些后怕）。
也许，这就叫四月影会吧。
（九）
办展览得有个前言。谁来写？政要首长？社会名流？文艺界大腕？摄影大师？（中国有摄影大师吗？）......似乎都不合适。
我一想到如果在四月影会的展览上先看到的是某位知名大人物的前言，就觉得这事实在太滑稽。如果真这样就不叫不拜神佛的四月影会了。这个前言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写。
那么我们之中又由谁来执笔呢？
环顾四周，似乎舍我其谁？
四月影会连续三年展览的前言，都是以“王志平”三字署名。我倒觉得这无名之辈的“王志平”以及那扭扭歪歪不见帖谱的“书法”（有人称其为四月体或王志平体，主要不是属于我的，它们本身就是四月影会的风格和组成部分，是四月影会不同于以往官办展览或其它展览的重要标志之一。
（十）
第一回办展览总得要有个像样的场地。先是有人说西城区文化馆展厅不错。于是我们找到了在文化馆画画的江大海，江大海毕业于美院附中，当时算是个不太熟的朋友（后来很熟，大海现也移居法国），我觉得这事应该没什么问题。没想到江大海说：办影展借场地可以，但是我们预先要审查照片。
我心说：大海是不是吃错药了？别的都好商量，审查照片没门！
又有人介绍到中山公园，我们的原则依然是：艺术上的的事我们自己负责，你们不用审查。这一回没想到他们说：我们是园林局，不是文化局，你们挂什么我们不管，但我们要考虑经济效益。
好！拍板成交，签字生效。事情走到这一步了，赔点钱算什么！
中山公园将平时养花的兰室出租给我们，场租500元（或是800元，我记不确切了）。影展门票三分钱（0.03元）一张，由公园派人来兰室门口卖（他们便于控制），门票收入的一半再归公园，我们得到剩下的一半。
如果平均每天卖不出1000张门票，我们的门票收入就不够交场租，看来我们是稳赔不赚。而中山公园是稳赚不赔的，要知道，所有专程来看影展的人都还需另外买一张更贵的公园门票入园。
公元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中国摄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掀动了，对以后中国现代摄影起到催生作用的四月影会第一回《自然·社会·人》影展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开幕，兰室被挤个水泄不通！
展览的盛况我想一定会有人津津乐道（也确实难以忘怀），我不再赘言。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居然没有赔钱！
记得有一天在兰室外的草地上，我大学的同学张亚利过来跟我说：“我可是买了五张票来看你们的展览的。里面人挤不动，兰室里汗味熏人，看一会就得出来透透气，然后再花一张票憋一口气进去。你们真缺德，就不能找个大一点的地方吗？！”
（十一）
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大家正在布置第二回展，手忙脚乱。突然我眼前一亮：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地走过来一个爽净帅气的现役军人。鲜红的帽徽领章，英武高大的身板，白里透粉的面皮好像永远带着微笑，微笑永远带着两个甜酒窝。而二十年前，据说我瘦得不像样子，那些日子里不用说洗澡，我一定有好几天没有好好洗脸了，反正我也从不照镜子，不知头发胡子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与这位光鲜的军人相比，我自惭形秽。
“请看看这些照片，我很想参加你们的展览”。他脸上的笑容让人感到十分熟识。我在衣服后襟上狠命地蹭了蹭手，小心翼翼地翻开了他带来的夹子，这些黑白照片洗得像他本人一般干净帅气，我选了几张，说：“真帅！快，自己找框子，找地方挂吧。”
当然，这是王文澜，以后摄影界的京城大腕，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影视闻人倪萍的“孩子他爸”。
王文澜的那一笔钢笔书法也很帅，记得以后在美术馆的第三回展布展时，我俩推着一个能滚动的小几，上面摆着白卡纸和黑墨水，在已挂好照片但还没起名字贴标签的镜框前巡行。电光石火间我脑子里会迸出一个词、一句话或一首诗，我俩再一合计，他手起笔落，唰唰唰，一张张展品的正式标签就这么轻易而隆重地诞生了。
（十二）
我不是四五英雄，但有人是，比如说贺延光。
初次见面，他又瘦又黄，脸上结构突出，明暗交接线清楚，白眼镜上架着副浓黑的眉毛。说话尽管谦恭而诚恳，但我不会走眼：这是一条汉子。一个念头总在我脑子里转：他刚从大狱里出来。
我对他有些肃然起敬。但不是因为照片。
他拿来的作品我记得有张老干部合唱团之类的黑白剧照，照片上有一股凝重感，然而却看不出有什么才气和技巧，实话说，这片子如果是王苗，晓斌拍的，我就扔一边去了。但当时我说：行，挂吧。
与贺延光我始终没有来得及深谈和深交，但他最后还是让我走眼了：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能将新闻照片拍得这么有角度，有力度和有深度。
（十三）
王立平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电影乐团团长......以及一大堆官衔。即使二十年前，仅靠一曲红遍全国的《太阳岛》，他也是我们这伙人中名气最大的角色。
因为我不懂音乐，不识简谱，所以才始终对他敬畏不起来。我只把他当作一个朋友和兄长。
他的事业很多，但四月影会无疑也是他心上的事业。
他是四月影会重量级的谋士。他那精细周全、过于稳重的逻辑，款款而道、咬钉嚼铁的口才，确实为四月影会建树多多。
好像常有人在说：王立平掺和四月影会图的是名利。我却总有些不以为然，利是不用去辩说的；名呢？大名鼎鼎的王立平还犯得着以四月影会谋名吗？相反，如果仅考虑自己的名声，我想他在这些肯定也曾风闻的风言风语前，也许早就金盆洗手，一推六二五，图个耳根清净了。又不是闲着没事干。
他没有避走，这正是王立平的可敬与可爱之处。
没办法，好（第四声）的就是这一口，什么事上瘾了就无可理喻。
（十四）
我对政治和政治人物从来提不起兴致，无欲，无能，也无权进行什么评说。但就对四月影会而言，在那最初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一些父辈曾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他们或曾仔细地看过我们的作品，或曾善意而中肯地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他们是胡耀邦、邓立群、王任重、何康、周巍峙、冯牧、刘迅......
（十五）
广军（画家，后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四月影会后他与朋友组织了五月版画会）带着他的弟子和女朋友之一、金发碧眼肤色白得异常的瑞典女郎章凯莲来看我们81年的第三回展。章凯莲兴奋雀跃，两眼放光，找到我用汉语结结巴巴地问能不能购买作品。我当时并不认为照片是可以买卖的东西，觉得她的要求很奇怪，回答说不卖，但我可以挑选照片送给她。
不久以后，我和张艺谋说了这个事，他很痛快地答应并很快原汁原味缩小复制了一组他的参展作品：象征意味很强的黑白人像《难忘的年代》，并附了一封诚挚热情的信，信中大加赞扬四月影会的事业。我记得照片上和信上“张艺谋”三字的签名都是一笔连写的，有点奇怪。可惜此信这回我没有找到，而章凯莲不久前也已在北欧不幸香飘魂逝。
这一组经大导演亲手制作，亲笔签名的照片现在不知流落何方？
（十六）
书要出版了，书的编者已经来过三次国际长途电话催稿子，没有时间再写了。而我觉得四月影会还有太多的故事没有说完。很多朋友，甚至是一些更为亲近的朋友我还没有开始去说……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十七）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仔细清楚的人，二十年又是一个不短的岁月，如果上述文字有什么出入和不当之辞，我愿意更正，并向被涉及的朋友致歉。
1999年3月31日 于法国普罗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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