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弼先生復禮堂文鈔 述學、經學文鈔序

曹元弼先生復禮堂文鈔

述學

愛敬天下之道在經，則治經者不可不審所從入，以確得其旨。苟誤解經文，是誤天下蒼生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自七十子後學以至今日，凡說經之家，其篤信好學、平心實事以求是者，皆任重道遠，扶植綱常，膠固王道，愛敬聖人之所愛敬者也。其矜奇炫異，不求真是，不顧流弊，好為大言，博辯以求勝者，皆欺世盜名，將釀天下離經叛道莫大之禍，以惡慢聖人之所愛敬者也。治醫者欲活千萬人，必先審方書之得失。治經者欲道濟天下，必先知經說之是非，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往者元弼嘗舉各經傳，述源流，定治經者不易之途徑，以告兩湖書院之士。今重為此堂同學言之，其辭曰：

學莫大乎經，經之所重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辭也。所以成其辭者，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也。局於聲音訓詁名物制度而不求道者，陋也。求道而不由聲音訓詁名物制度入者，亦非也。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延及於今，二千餘年，即聲音訓詁名物制度，已聚訟紛紜，莫可究詰。師法淆亂，古義淪亡。苟不審別是非，確明宗旨，好學深思之士，亦何由致力於其間哉？然則如之何而審別之？曰：得孔氏之傳者爲是，背孔氏之傳者爲非。

《易》自商瞿，傳至田王孫而有施、孟、梁邱之學，京氏出於孟氏，費氏獨得古文，施、孟、梁邱、京、費，得孔氏之傳者也。虞氏傳孟氏學，荀氏傳費氏學而出入孟氏，鄭君先通京氏，後傳費氏。則鄭、荀、虞，亦得孔氏之傳者也。唐李氏《集解》以荀虞爲主。國朝惠氏棟《周易述》，精發古義，張氏惠言獨攻虞學，又于鄭荀各通其要。姚氏配中，會通諸家，據象推義，尤多至理名言。李氏、惠氏、張氏、姚氏，紹孔氏之傳於既絕者也。王弼以老莊言《易》，背孔氏之傳者也。今治《易》當由李惠張姚以達鄭荀虞。

《書》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得孔氏之傳者也。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古文有衛、賈、馬、鄭之學，皆孔氏之傳也。偽孔氏臆造經傳，虛言亂實，背孔氏之傳者也。宋吳才老、朱子，元吳氏澄明，明梅氏鷟，國朝閻氏若璩、惠氏棟，辭而辟之。江氏聲、王氏鳴盛（四字原脫，據補）、段氏玉裁治古文，孫氏星衍兼治今古文，陳氏壽祺父子專治今文，胡氏渭獨精《禹貢》，皆紹孔氏之傳於既絕者也。今治《書》當由胡江王段孫陳以達伏孔鄭氏。道光、咸豐之間，治今文學者往往蔑棄古文家，因而蔑棄經文，倡狂怪誕，流毒無窮。惟陳氏為善。

《詩》齊、魯、韓、毛皆孔氏之傳，而毛義尤正。鄭《箋》宗毛為主而兼采三家，又能溯四家之說所自來，善推明孔氏之傳者也。王肅名為申毛，實以私意難鄭，背孔氏之傳者也。幸鄭學之徒辭而辟之。孔沖遠兼疏毛鄭，不為邪說所惑，善守孔氏之傳者也。其書廣大精微，沈懿雅麗，後之學者，莫之能尚。國朝陳氏啟源、戴氏震、段氏玉裁之書，發疑正讀，亦信多善。陳氏奐訓詁致精，而言禮多誤。夫禮是鄭學，言禮不本鄭氏，非孔氏之傳也，當分別觀之。胡氏承珙、馬氏瑞辰，瑜不掩瑕。陳氏喬樅，則存亡繼絕，有功矣。今治《詩》當以孔《正義》為主，以各家輔之。

《周禮》杜子春創通大誼，先後鄭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紹孔氏之絕學者也，賈《疏》確守鄭氏家法。國朝江氏永、戴氏震、鄭氏珍之書，雖非訓釋全經，而剖疑析惑，發揮旁通，可謂能致其精。今治《周禮》當以《疏》為主，輔以諸家。他若沈氏彤之考祿田，甚難而非；王氏鳴盛之說軍賦，墨守而誤；而程氏瑤田考工創物小記，故與鄭立異，尤失平心求是之旨，以子尹之法箴其膏肓可也。

儀禮、禮記《注》《疏》，孔氏之正傳也，賈擇精而孔語詳。國朝張氏爾歧、江氏永、淩氏廷堪、張氏惠言、胡氏匡衷、培翬之學，精且博矣。當與注疏並治。元弼亦嘗不揣固陋，覃精研思，為十七篇《校釋》，於初學不無小補。其他通說三禮之書，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氏永《禮書綱目》，徐氏乾學《讀禮通考》，秦氏蕙田《五禮通考》，金氏榜《禮箋》，孔氏廣森《禮學卮言》，及段氏《考周禮儀禮漢讀》，胡氏承珙《疏儀禮今古文》諸書，皆當玩索服膺者也。

春秋《左氏》、《公羊》、《榖梁》，皆本孔氏之傳。張蒼、賈誼，得《左氏》正傳者也。後漢賈景伯、服子慎治之尤精。服《注》半本鄭《注》，杜預因賈服而增損之，雖有更定，大旨無不殊。觀各書所引賈服舊義，多與杜同。洪氏亮吉《左傳詁》輯賈服注，每云杜本此，可證也。孔氏《正義》，發揮詳明，杜《注》時有乖謬，光伯規過，多見《正義》。國朝顧氏炎武、惠氏棟、沈氏欽韓、劉氏文淇、李氏貽德，辨正尤多。今治《左氏》宜以《注》《疏》為主而以各家疏通證明之。

《公羊》漢世最盛，何氏《解詁》，雖病專己，要其大義，得孔氏之傳者也。國朝孔氏廣森《通義》，推而廣之，約而精之，有功經傳甚大。陳氏立以禮說《公羊》，尤為平實。今治公羊當以《注》《疏》孔陳為主。國朝為《公羊》學者惟二家無弊，餘率詆訶周禮，譏訕康成，侮慢宋賢，目無法紀。群不逞之徒，或借漢人，推衍依託黜周王魯等語，文其奸言，冒上無等，非聖無法，蓋經學之敗類，聖世之賊民而已，今宜一切屏絕之。

《榖梁》尹更始、糜信等《注》久亡，范書是非互見，要其立心甚公，可師也。近鍾氏文烝《補注》，雖淺近亦復名家，可並及之。他若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綱羅群言，體大物博，雖家法不甚謹嚴，而議論多正，且可推以致用。惠氏士奇《春秋說》，發揮經義，亦多心得。通說《春秋》之書，斯為善矣。

《孝經》有今古文,許君為古文說,鄭君為今文《注》,皆孔氏之傳也。鄭《注》久亡，近儒左右采獲，十得五六。惟《群書治要》所載，不足信。明黃氏道周有《孝經集傳》。國朝阮氏元論孝經多創通大義，其子福《補疏》，采輯古說，亦略可觀。

《論語》包氏、鄭氏《注》，《孟子》趙氏《注》，得孔孟之傳者也。朱子《注》本古《注》，而益致其精，尤學者所當深信篤好。《論語》近有劉氏寶楠《正義》，《孟子》近有焦氏循《正義》，勝於舊《疏》。

《爾雅》，孔子門人所記。漢魏人訓詁至精，景純之《注》不減樊孫。國朝邵氏晉涵《正義》，郝氏懿行《義疏》，遠勝叔明，當依據。

《說文》所載字多本孔子壁中書，段氏《注》體大思深，讀段《注》而後可以通字例之條，而後可以讀經，而後可以讀周秦漢古書。王桂兩家皆不逮也。

此外通說群經之書，若顧氏炎武《日知錄》，首數卷維持名教，通達治道，經學如此，方為有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深通文字假借，因聲得義之源，學者知此，方能遍讀古書。陳氏澧《東塾讀書記》，提要鉤元，指說各經要領，囊括大典，義據深通，立心純粹，立言矜慎，讀書如此，方可守先待後，永無流弊。

經學源流，大致如此。總而論之，則漢之許鄭，宋之程朱，得孔氏之傳者也。背許鄭程朱者，背孔氏者也，由許鄭程朱以通孔孟之大義。實事求是，身體力行，為子則孝，為弟則弟，為臣則忠，為友則信，則儒者之能事畢，而宇宙之患氣無不可消矣。

經學文鈔序

六經之道，與文至矣。《易彖》、《象》、《繫辭》、《文言》，《詩序》，《春秋傳》，《禮》七十子後學之《記》，皆所以發明前聖制作精意，其文章之懿，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窮高極遠而盡精微，溥博淵泉而道中庸，見天地之心，著人情之實，是用六經之道，昭炳光明。夫子之文章永億，萬世可得而聞。所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者，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孟、荀二儒，吐辭為經，迨乎漢師，賈、董、許、鄭，以王道聖法、羣經精理為文，微言大義，不絕不乖。魏晉而斯道稍衰，儒風凌替，文薄之弊，意爲辭掩。幸有言明且清之義疏出於其閒，雖辭訓古質，或傷煩瑣，而清深透達，實開昌黎起衰之先，唐宋至今，學術文體，悉以此為大路之椎輪，雲門之土鼓。國朝稽古右文，崇尚經學，風氣精博，超軼汉唐，名儒蔚起，著作極盛。道咸以來，考據之學漸流破碎，小言害義，耗心絕氣於一名一物。既於先王大道、經世之務，扞格不入，迷惑無聞，而巧說騁辭，變本加厲，遂以猖狂怪誕之言，蕩眾心而召世禍。近復雜以支離鄙倍之名詞，奇衺不衷，生於其心，發於其言，文義亂則古訓亡，經術晦是非無正，三綱五常，無不可橫決倒懸。揆厥由來，未始非分文析字、說不急之言，不能使学者因文見道、明體達用階之厲也。光緒戊戌，元弼應閣師南皮張相國聘，主講兩湖書院經學，與執友梁節盦先生慨論此事，不勝斯文墜地之懼。節盦以爲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造就人才自正人心始，正人心自明經術始，明經術自深通文義、好之樂之始，因撰集自漢以來經師指說大義之文，足以羽翼聖經、扶持名教、感發人之善心者，彙爲一編。淺闇一得，亦蒙采錄，復屬元弼更加蒐補。其明年，元弼以南皮師命編《十三經學》，辭講席歸，杜門著書。去年又以師命總教湖北存古學堂。至鄂，與節盦商量舊學，重將此編審定。今年我省中丞陳公先各省放立存古，朱竹石師主持其事，以紹吳中鄉先輩之絕學，挽近來士習之披猖，元弼復承乏為總教，因將此編就蘇學印行，印成以授鄂學。俾吳楚英髦，咸誦習焉。孟子曰：“經正则庶民興。”又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延叔堅之說讀書曰：“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爛兮其溢目也，芬芳欣欣兮其獨樂也。”因文辭之美，以歆動其慕尚經術、希聖希賢之心，覃精研思，優柔饜飫，仁義禮智生於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藴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聖道之明，人才之盛，將於是基之文辭云乎哉！光緖戊申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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