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老师精品讲座：《<理想国>和柏拉图的政治历险》录音稿（下）
如果我们看《理想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的引入是非常奇怪的。如果大家读过理想国的话会知道，从第一卷开始，苏格拉底带着自己的一些朋友在比雷埃夫斯港进行了一场关于什么是正义的讨论。这里有一个叫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的人站起来说，你们大家有关正义的各种说法，助友损敌啊，欠债还钱啊，这些其实都是受了别人的骗，其实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而越是不正义的人生活越幸福。整个色拉叙马霍斯讲的最形象的例子是，你们大家以为一个牧羊人去养一只羊，是希望为了羊好吗？难道不是把羊养肥了吃羊吗？不过我们认为，严格来说牧羊人养羊都不是为了吃羊，而是为了卖羊，也就是说好处并不是归牧羊人自己的（当然这个我们不去管他）。这个挑战构成了《理想国》真正的动力。周围的年轻人希望苏格拉底为在场的年轻人证明，正义是一件不是出于给人带来的后果，而是出于正义本身值得选择的生活。所以对正义的赞美，也就是在第七封信里面讲的对哲学的赞美，它指的是《理想国》中全部苏格拉底的努力。这个努力实际上是要证明，一个正义的人，哪怕所有天下的人都认为他是不正义的，他仍然生活得最好、最幸福。这是《理想国》最重要的动机，为了做到这一点，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做了一个尝试。
李猛老师
但是直接的赞美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人的灵魂是不可见的，所以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可见的城邦来帮助我们理解不可见的灵魂。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一起建立了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城邦。我说城邦就是灵魂的“PPT”，它投影在世界上，让人看到人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俭朴的城邦，这个城邦称为真的城邦，或者健康的城邦。但是柏拉图的兄弟，充满了政治热情，在理想国中很像是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描写的自己的样子，格劳孔（Glaucon），柏拉图的兄弟，对这个城邦很不满意，他觉得这个城邦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城邦，他迫使苏格拉底建立了第二个城邦，在第二个城邦中真正有了护卫者的需求，也就是说需要护卫者来保卫城邦和打赢战争。
正是面对护卫者，色拉叙马霍斯的挑战又一次出现了，如果城邦中有一群人并不是具体的各种木匠、农夫、工匠，这些人去统治城邦的话，怎么能够保证不像色拉叙马霍斯描述的那样，利用城邦的力量来谋取自己的好处呢？苏格拉底做了两次努力：一个努力是高贵的谎言。就是要告诉这些护卫者，其实真正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城邦的公共利益。你们不是你们的父母生的，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是希腊非常重要的神话。苏格拉底说，你们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你们的灵魂中有的都是真正的金子和银子，不能要现实中的金银了，这是讲给护卫者的神话。但是更重要的呢，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提出，这帮人一定要有最低限度的私有财产，也就是像希腊人所说的，朋友要一切公有。正是这个主题，使苏格拉底的对话者非常感兴趣，这究竟指的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对城邦的统治者，也就是护卫者阶层要共产共妻。这是《理想国》里非常著名的主张，苏格拉底认为，这个主张其实非常不可行，要让它可行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实中的政治改造成我们理想中的政治，就是让哲学家做王。哲学家做王，是要解决苏格拉底在第二个城邦中所提出的几乎不可行的“共产主义”方案。但是其实这个共产主义，主要讲的不是共有财产，而是“共妻”要重过“共有财产”。如果大家看理想国后面的段落的话，其实柏拉图是想要消除家庭对政治的危险。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对话者的笑话。如果你看过阿里斯托芬（Aristopanes）的《云》，看过《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中的故事，这么一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成天几乎不洗澡，穿着草鞋，经常在街头走在半路上就直瞪瞪看着天上的奇怪的人，说城邦要搞好全要看他来做王，是一个巨大的笑话，即使这不是一个恶意的笑话。苏格拉底当时的对话者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然后苏格拉底就向他们讨论，为什么哲学家做王是整个政治统治的前提。我们不讨论整个《理想国》这段最重要的讨论，但我们把它最重要的想法拿过来。为了解决色拉叙马霍斯面临的统治者的悖论（统治者的悖论是，统治者要想实行统治，需要给他权力，在什么意义上，当统治者拥有权力的时候，他不会通过统治来谋取个人利益呢？这是所有统治从古至今难以回避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其实苏格拉底认为，找到这么一个人当统治者，而这个人他自己根本就不想统治。这样的统治者，因为在他看来，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是更高的生活，是哲学家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他不得不承担的，一个迫不得已的必然的结果。而并不是他的主观愿望。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人，这个政治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统治者的困境，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
这个就是我们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描述的洞穴的故事，他讲所有人都被牢牢都束缚住面向墙壁看“PPT”，其中有一些人在放PPT，而所有人都以为PPT就是他的现实。其中有一个人站起来，转过头发现世界不是他原来看到的那样。他以前看见的所有真实的东西，包括财产、权力、金钱、甚至外面的树和楼房，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逼真的PPT，是洞穴墙壁上的幻影。当他转过头走到洞穴外面，才看到真正的树木、阳光、太阳。问题是这个走出洞穴的人（当然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哲学家）只有当他回到洞穴里去统治的时候，这个政治才是好的。这是整个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走出洞穴的人还要回到洞穴里面。这是整个柏拉图的故事和他自己叙拉古故事一样的东西，柏拉图为什么要去叙拉古的宫廷，他为什么想把他哲学生活的理想传递给一个僭主？这个与为什么哲学家走出洞穴以后要回到昏暗的洞穴一样。这就好比有一个人，以前视力非常差，他发现所有他看的东西都是模糊不清的。后来他配了一个漂亮的眼睛，看到了原来有这么美的绿色，然后让你选择选择看模糊的东西。这个关于洞穴的故事，从古代开始就有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学者还在争论，哲学家为什么要回到洞穴之中。当然有人认为一个重要的理由，我认为是中国式的解释，认为哲学家的幸福生活是包含了作为城邦统治者的一部分。我想这是中国式的回答，但不见得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回答。因为按照这个回答，实际上意味着哲学家是真的想要去统治的，而我们看到的《理想国》里面反复讨论的真正好的政治一定是哲学家不想去统治但又不得不统治的政治。这个“被迫”，或者“被必然性驱使”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回过头看第七封信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第七封信后面，柏拉图在描述完自己年轻时候经历之后，开始讲自己第一次在叙拉古结交了狄翁，在第二次老狄奥尼索斯死后，他收到了狄翁的信和狄奥尼索斯周围的人，劝他去西西里实现所谓的理想。柏拉图这时候是非常犹豫的，因为他觉得年轻人对哲学的热情是稍纵即逝的。这封信写的故事，如果说与普鲁塔克写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普鲁塔克故事是说，当柏拉图去到西西里宫廷的时候，小狄奥尼索斯确实很喜欢哲学，所以有一段整个宫廷就像是数学学校，所有人都在那里算几何，这个宫廷简直成了真正的学园。所以我经常让同学们想象一下，在这个宫廷的奴隶包围的环境下，柏拉图和他的学生算几何的图景。但很快在僭主周围的吹捧者的鼓动下，小狄奥尼索斯疏远了柏拉图，而普鲁塔克的故事证明，小狄奥尼索斯确实是有哲学天性的。只不过在第七封信里出于各种理由，我们看到柏拉图并没有对小狄奥尼索斯抱有过高的希望。真正促使他去的是什么呢？是他想象中的一个对话。假设有一天，狄翁犯了错误，被僭主驱逐出了西西里的宫廷，然后他会来跟柏拉图说，当时只有一个人，你说服了他就可以让政治获得一个命运的安排、天赐的良机，而你是善于教育和说服人的，你没有去，所以你不仅背叛了你的朋友，即辜负了我（狄翁）对他的希望，而且你背叛了哲学。然后柏拉图在第七封信里面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说我之所以带着这个想法去冒险，离开了我的家，离开了我在学园中的研究，是怕我只是一个空谈者，永远不可能有行动。他用的这两个词，是他的书信和理想国中最重要的一对概念，也就是说，柏拉图最后前往叙拉古僭主宫廷，接受狄翁的劝告，真正的理由是一个极大的顾虑，哲学是不是只是一番道理，而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这对范畴是希腊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我们也许有必要检讨一下这对概念。
这当然是公元前五世纪下半期，希腊思想最繁荣时期的一个对立，它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我们可以说这是语言（logos），这是言辞，是空言，所有这些都表明，柏拉图当时想的是，哲学是不是一个不能落到实处的东西，只是一番悬在空中的道理，而不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的真正力量。这对表达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两个文献，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会看到这两个词的重要意涵。早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非常关注logos和ergon这两个词的对立，希罗多德在具有史诗色彩的开篇中，描述的是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伟大神奇的事迹。希罗多德看来这个词是事迹的意思，希罗多德把自己与荷马（Homer）相比，他想要创造一个不朽的声名。这个到底是“事”还是“迹”？这里面讲了两类，一类是古代的遗存、神庙，像今天还有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古代人留下的ergon。另外同样重要的是人的行为。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真正的主题并不是金字塔，是希波战争，是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打仗。希罗多德认为，人的行为才是比所有的神庙、金字塔更重要的遗迹。即使我们考察金字塔这样的东西，我们觉得它神奇，是因为我们想通过它来了解建造它的人，所以这个遗迹是负载这样一个值得纪念东西的功绩和传奇。因此，希罗多德认为，所有称之为事迹的东西，是一些伟大的、神奇的、能够融入历史传统的、能够被记忆的东西，它并不是单纯的世人所能做的事情。它是能够给公众展示的，让所有人看的。而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东西，是永远展示希腊人德性的历史的事迹。所谓历史的事迹，是指能够融入历史传统的人的伟大的行为。因此ergon这个词并不是一般的私人的行动，而是类似于公共纪念物的、值得纪念的、具有声名的东西。我们的历史传统要记住的不是一些小事，而是这些东西。这当然也正是尼采说的作为“纪念碑意义上的历史”。所谓ergon就是作为纪念碑意义上的历史，这样的东西是希罗多德讲的最有价值去谈的东西，相比于这个东西而言，logos是次要的。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的重大的不同，在于他强调logos的重要性。根据美国一个非常重要学者亚当·帕瑞（Adam Parry）的研究（当然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研究荷马，不过他当年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修昔底德的道理和事迹的对应》（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在修昔底德这本书里，这对对立出现了四百多次，几乎整本书都是以它为主题的。读过这本书的同学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整个主题可以说是雅典的一个悲剧，它从最高的高峰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丧失了对希腊世界的教师和领导者的地位。最初大家都是听道理的，但最后大家发现logos还是比不过动手的力量。雅典的悲剧就是希腊精神中道理的力量被ergon打败了。而这本书中最辉煌的地方，是体现在伯里克利（Poricles）的演讲之中，这是所谓最辉煌的一刻。如果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讲完这个演讲之后，雅典就发生了瘟疫。瘟疫之后，雅典的力量就直线下滑。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笔下的ergon丧失了希罗多德的ergon所具有的历史纪念物的值得珍视的事迹的价值意涵，而变成了人的赤裸裸的力量和权力，而logos是他（修昔底德）真正抬出来的东西。
在伯里克利的演讲里面，在最重要的段落里，我们都知道，他讲道，雅典的生活方式是全希腊的典范，雅典是希腊的学校。我们雅典人爱美但不奢华（当然这里的美是广义的，希腊人说美指的是高贵、典雅），我们爱智慧但我们不软弱。我们使用财富，但更多是用在实处。然后接着说，我们从事政治的人照看城邦，同时也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所有其他的人，当他们去关注自己私人事务的时候也从来不忘了参与政治。对于那些完全不参与政治的人，我们不认为他们是不管事的人，而是无用的人。他讲的是雅典民主政体中所有公民的参与对于德性的塑造，然后他说我们从不将logos看做是行动的绊脚石，而是看做明智行动的准备。而这个是雅典在最高状态的时候，伯里克利描述的雅典的力量。雅典的哲学为什么不会让他们过上软弱无力的生活呢？是因为他们的logos从来都是明智行动的准备。在雅典看来道理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logos本身慢慢会带来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著名的密提林（Mytilene）的争论，我不详细讨论这对对立这本书的过程，雅典民主政治有过一个非常大的的辩论，当时雅典的一个重要的城邦叫做密提林（Mytilene），在战争最紧迫的时候背叛了雅典，投奔了斯巴达。但是密提林不幸又被雅典人打败了，而斯巴达的援兵一直及时没有赶过来。然后雅典人就召集大会处置密提林人。在第一天进行民主制投票的时候，雅典人都非常愤怒，表示一定要惩罚他们背信弃义的盟友（密提林人），决议是：所有的男人都要处死，所有的妇女儿童都要卖为奴隶。决议做出以后雅典人就派使者到前线通知将士执行处置。但第二天他们就幡然悔悟了，民主政治心软的一面就来了，于是他们又展开了争论。当时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克里昂（Cleon）说，雅典的后悔暴露雅典政治的弱点，即过多的Logos会破坏政治行动。如果你去看修昔底德描述的过程，你会发现logos越来越成为对于行动而言不再有利的、明智的部分。因此我们看修昔底德对这个概念的描述，展现了这样一对概念对于雅典生活方式的意义。尤其是来自哲学的道理，在面对政治的现实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面临力量对抗时的困境。如果我们接着去看，这对概念一直延伸到普鲁塔克时代，普鲁塔克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亚历山大的命运与德性》，在这部著作里面，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谁是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把整个希腊哲学带到了全世界。我们不详细去谈整个这个故事。
这两个概念，道理（logos）和事迹（ergon）不仅在希腊历史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是理想国和第七封信共同的主题。柏拉图第二次前往西西里，他真正对小狄奥尼索斯进行哲学教育，最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如果不去的话就意味着他对哲学的背叛，在什么意义上意味着对哲学的背叛？是因为这个行动割断了Logos和政治行动的关系。哲学家是不是只是在学院里思考道理而不能把这种道理转变成实际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本身有双重的含义，既指流芳千古的英雄事迹，也指获得政治权力来改变人的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力量。这样两个历史性的主题，在柏拉图的作品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张力。一方面恰恰是因为政治行动必然会牵涉到的权力使我们看到的这个教育面临失败，狄奥尼索斯宫廷中的这些小人，也就是希腊人说的谄媚者或者吹捧者，恰恰是在这里挑拨了哲学家和僭主的关系，使得僭主猜忌哲学家进行哲学教育的动机：你让我从事哲学难道不是为了让我放弃政治权力来让你（狄翁）谋求自己的政治权力吗？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哲学的权力，也恰恰是把《理想国》中要把哲学家和王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在第五卷面临重大的麻烦。因为我们要承认哲学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希腊语里头是同一个词，这些都是某种权力的力量。其实都是权力的意思。哲学知识、智慧是一种力量，它是让我们看到存在本来秩序的力量，而政治权力是另外一种力量。理想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洞察力就是，承认哲学的力量不必然是政治的力量。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政治的权力与哲学的力量怎么才能结合在一起？它不是必然结合在哲学家那里，而需要靠命运的一个偶然的原因给结合在一起。这个东西能否取得要靠命运。这个词我们今天还用，只不过近代哲学的奇怪的一些做法使得它变成了动力学，动力学其实就是力量的物理学的形态。所以我们看到柏拉图最初前往叙拉古（回到洞穴的动机），恰恰是为了通过教育造就二者的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存在根本矛盾的。这个矛盾早在《理想国》里就有。很多人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前往叙拉古宫廷之前写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恰恰表明了柏拉图对于哲学的力量与政治的权力结合的危险有敏锐的洞察。他在那里面讲了一个哲学的堕落的故事，苏格拉底讲道，最好的天性是适合从事哲学，并且从事政治，以完成哲学和政治的结合，但是呢，拥有最好天性的人也最容易堕落成糟糕的人。为什么在希腊城邦哲学家的名气这么糟糕？阿德曼图斯（Adeimantus）说，你（苏格拉底）还让哲学家统治，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哲学家是非常糟糕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说，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最好的天性也最容易败坏。怎么败坏，这是《理想国》第一次论述这个东西。因为这些最好的天性，周围也有一大帮人希望抓住这个天性，他们希望他去统治。
我们在苏格拉底身边看到的最好的例子是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最重要的理由，一个是不信城邦的神，一个是败坏青年。所谓败坏青年是指苏格拉底有一个最好的学生阿尔西比亚德，阿尔西比亚德是整个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失败的关键性的人物。当然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看历史的话，雅典人因为阿尔西比亚德不遵守城邦的礼仪，做了一个很坏的选择，又听信了阿尔西比亚德的建议远征西西里，派他远征之后，军队出发以后，却在城邦里审判前线的军队，导致阿尔西比亚德毫不犹豫地跑到了斯巴达这边，告诉斯巴达怎么打败雅典。斯巴达迅速采取了果断的军事行动，打败了雅典。从此之后，雅典再没有机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翻盘，因为它的全部的青壮年都死在了西西里的战场。阿尔西比亚德似乎代表了哲学教育最糟糕的结果，哲学家教育了一个好的青年，但他不遵守城邦的任何法律，教育他拥有无限的才华，而他起初在雅典，后来跑到了斯巴达，后来又从斯巴达叛逃到了波斯，他在每一个宫廷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按照当地人最好的方式生活。他在雅典过得非常奢华，在奥林匹克赛会上他自己就可以出几匹马，一家出几匹马。而他跑到斯巴达可以像所有最艰苦的战士一样去生活。他跑到波斯的宫廷，又完全可以按照东方君主的宠臣去生活。按照普鲁塔克的话说，阿尔西比亚德就是一条变色龙，能够适应所有的生活。而这是哲学家教育出来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做一个辩护，这个不是哲学的问题，而是哲学天性自身的一个堕落，因为这些最好的天性，周围恰恰有人劝告他不要过哲学的生活，而要过政治的生活。越是最好的哲学天性，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有一种强烈的统治欲望。这个欲望是某种自然的东西，它会自然地转向这个方向，转向政治的方向，背离了哲学的生活。小狄奥尼索斯的故事，不过是阿尔西比亚德的故事的更加糟糕的版本。在他甚至没有怎么接触到哲学好处的时候，他就回到了对政治权力的迷恋之中，这是柏拉图所描述的故事。在他第三次前往西西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点表现的更加突出，这更加展现了这样的统治会造就什么样的人。他第三次去西西里的时候，小狄奥尼索斯表现得更加爱哲学，他想要表现自己比柏拉图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柏拉图非常恼火的是，他还写了一本书，把他道听途说的柏拉图的观点拼凑成了一本自己的著作。他想要像柏拉图证明，我不需要你，同样可以成为一位更好的哲学家，而且你连“学术专著”都没有，而我还有一本学术专著。以至于柏拉图专门在信里写了很长的一段证明，真正的哲学就是没有著作的，哲学家是不利文字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哲学教育的失败。我们看到，当把道理的能力和行动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个哲学家王的故事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
这个故事并不是第七封信里全部的信息，第七封信里一开始就讲，狄翁的那个朋友在他去世之后，希望柏拉图给他这两个方面的帮助，在道理和行动中的帮助。柏拉图在信里给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告诫，他其实检讨了整个在这个故事中完全被作为正面的形象——狄翁。大家都觉得狄奥尼索斯一个愚蠢的僭主，是一个糟糕的、因为童年教育受到创伤的一个（因为老狄奥尼索斯在他小的时候经常把他一个人关在一起）君主，所以他长大以后很难信任另一个人，很难成为另一个人的朋友，这是哲学教育不能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我们不详细讨论。甚至柏拉图也因为两次去僭主的宫廷而被怀疑，但是狄翁，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好的。但是其实第七封信隐含着柏拉图对狄翁的批评。狄翁因为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夺走，就召集军队去反抗自己的父邦。对这个问题，柏拉图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他虽然赞美狄翁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但也看到了狄翁行动中非常糟糕的部分，这个部分是狄翁在和他的朋友征求柏拉图建议的时候，柏拉图反复告诫的。当你面临一个政治不好的境况的时候，可能有两个可能性的选择，一个是力图劝告统治者改变他的做法，就像你的父母做了不好的事情，而你对父母的劝告并未被听从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只能祈祷，而不应该将暴力施加到你的父母之邦。这个暴力最终会导致连锁的结果，并最终败坏你的行动本身。这是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给出的表面上非常反《理想国》的政治的建议，许多人根据这一点认为第七封信是假的，因为这好像和大部分著作是不一样的。但这恰恰是柏拉图对他所谓的“理想国”的重要的线索。无论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还是在亚里士多德讨论古代的最佳政体的著作中，经常会把这样的最佳政体叫做祈祷的政体。所谓祈祷是说，这个最好的政治能不能实现，某种意义上听凭某种天意的安排。但是哲学家有一个巨大的诱惑和动机，是希望用自己的权力，自己从政治上得到的权力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自己的国家。这是最好的哲学天性面临的最大的危险，这也是《理想国》中谈到的另一个哲学的堕落。在《理想国》中，除了谈到，最好的哲学天性因为统治的原因中断了哲学学习，因为成为一个政治的统治者，从而败坏了自己的灵魂，他还谈到了另外一个危险，所有希望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他的灵魂有一个巨大的无法无天的欲望。他举了一个例子与第七封信是完全呼应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对格劳孔说，你不觉得这样一个人，他有一个养父母，所有人对自己的养父母都很好，但他呢，很快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真正的父母。在别人都还把他当做自己真正的父母来看待的时候，只有他，在知道他的父母不是自己真正的父母的时候，当他发现他只是名义上、习俗上把他当做父母的时候，难道他不最容易被周围的人劝告去为所欲为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吗？难道他不是最容易把暴力施加到自己的父母的头上吗？当然他举得例子不是所谓父母的问题，而实际上是说，一般人会觉得习俗和传统非常值得尊重，而哲学家的天性呢，恰恰发现这些只是洞穴墙壁的幻影，所以他觉得根本无所谓，你做的幻影和我做的幻影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他认为最好的天性背后隐含的一个哲学家和僭主，最好的生活和最不幸的生活，最好的人和最不幸的人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种无法无天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容易导致最大的危险，其实就是屈从于政治暴力的一个诱惑，然后希望通过暴力，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朋友和生活慢慢去改变现状。这正是狄翁采取的政治方案，这个方案在两个方案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是他带领军队反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父母之邦施加了暴力；第二点他借助的是非哲学的友谊。他为什么会被刺杀，因为他采取了世俗生活结交权力的方式来结交的朋友，替代了真正哲学的友谊。这是柏拉图对整个狄翁悲剧的理解，这个理解包含了他对《理想国》中的理想的深刻的反思。这并不是第七封信中才有的，这是《理想国》中有的，《理想国》在第九卷全部讨论正义赞美结束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奇怪的话，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你看每个人都要看自己灵魂中的那个政治，那个最好的政体是什么样子，而这个政体就是出于道理的城邦，这个城邦并不是就在地上一样，而是好像在天上一样。这是《理想国》里最接近理想国的地方。当然是不是有一个天上的城邦是非常奇怪的地方。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它在任何地方落实到实处，但是我们可以使自己的灵魂更接近城邦。这是《理想国》中教育最后的动机。而把这个教育最终转变成政治的方案，这恰恰是第七封信和《理想国》这本书告诫的持久的东西，这是对哲学家来说最大的危险，而且是对于哲学灵魂来说最可能的一个败坏。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