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政治哲学公开课丨圣经中的政治丨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旅途。
海顿清唱剧《创世纪》选段
耶鲁大学公开课 丨政治哲学
第6章 圣经中的政治（选读）
为什么一门政治哲学课会有一部分讲圣经【编者注：就基督徒而言，这本书翻译成翻译成圣经可能不那么恰当，毕竟圣经之圣，乃是基于基督信仰的产物，所以这里的圣，我们不妨理解成中性的圣，恰如儒家圣经便是四书五经等】呢？提出这个问题既有必要，也属正当。政治哲学是西方知识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一传统由两大要素构成：一部分源于希腊的哲学传统，而另一部分源于圣经，源于东方。圣经的影响力，就是东方影响西方的明证。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要素或两股思想称为雅典与耶路撒冷。单凭其中一个不足以描画出整个西方。西方包括了两者之间持续了数世纪之久的交流、对话和论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很久以来人们相信，信仰和神圣之城耶路撒冷与哲学之城雅典，它们处于整个西方传统的两极。传统上，雅典精神被理解为理性、民主和科学这些范畴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化身；耶路撒冷精神则表现为爱、信仰与道德同样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化身。对许多思想家来说（我想到的是伟大的德国哲人黑格尔），现代性就奠基于耶路撒冷与雅典、伦理与科学的综合之上。现代性及其进程，只有在综合这两个伟大思想潮流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但两者是否一致？我们要再问一遍若干世纪以前基督教教父德尔图良提过的问题：“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
表面上看，耶路撒冷与雅典似乎代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道德准则或生活方式。希腊哲学将理性，即人的理性，视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这个人身上达到极致，他说：“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只有将生活置于独立自主的人类理智的教化之下，这样的生活才称得上是人的生活。然而，圣经并不认为自己是一种哲学或一种科学，而是一套律法，一套要求无条件服从的不可更改的神圣律法。事实上，圣经的前五卷在犹太传统中被称为托拉（Torah），而托拉的字面翻译就是“法”。圣经教导的立场不是某种自我反思或批判性省察的立场，而是对上帝的服从、信仰和信靠。如果说雅典人的典型就是苏格拉底，那么圣经英雄的典型就是亚伯拉罕：他服从了一个不可理解的命令，而准备献祭他的亲生儿子。
面对这两个选项，问题就在于如何做出选择。每一方都要求我们的拥护，但双方似乎也相互排斥。如何选择？
一个答案是：我们要对二者持开放态度，要首先倾听，然后决定。但这就暗示我们要基于自己最佳的判断而做出选择，这看起来是选择了支持雅典而反对耶路撒冷。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任何对“谁是对的，希腊人还是犹太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基础都是某种信仰行为。这样一来，耶路撒冷似乎就胜过了雅典。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哲学不再会是真正的哲学。那么，如何选择？
开端
阅读圣经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为最困难的人生问题提供永恒教导的书来读；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处在一个从未中断的传统中，由上帝交给摩西、又由摩西传给历代族长的圣书来读；你还可以把它当作一本为近东地区的古代世界提供考古学和人类学信息的历史著作来读；或者像我打算的那样，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政治著作来读，它就下列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解释：人类起源、最初的家庭的诞生、文明的兴起，以及人类最终分散为各不相同的民族和国家。之后，圣经叙述了一个特定的民族，即以色列人。这些叙述包括：首先，他们从相互竞争的各个民族中崭露头角、遭受奴役，并最终获得解放；然后是他们的律法，以及他们获得的一份土地；还有他们为自治所作的各种尝试，以及最终一个由唯一君主支配的统一国家的出现。但在考虑这些之前，我们还是回到开端吧。
圣经吩咐我们回到开端。一切开端的开端，与《创世纪》的开篇有关。这本书开篇就用了一个著名的词语：“太初”（In the beginning），某些译本里就翻译成“起初”（In beginning）。谁说的这句话？上帝吗？也许是，但在别处，上帝之言总是以“神说”开头。说这句话的是某个人吗？也许是，但我们也知道，当时不可能有人见证这个开端。上帝在太初就创造了天地，而“大地无形，一片混沌，黑暗笼罩深渊”。这是不是意味着，早在上帝创世之前，大地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存在了呢？或许，上帝充其量只是为大地赋予了形式，就像一个雕塑家为雕像赋形，而不是从无中创造出它。
众所周知，上帝在六日之内创造了世界和一切在世界之中的事物。祂是通过一系列划分来推进这项工作的。第一日，祂造了光与暗；第二日，诸天；第三日，陆地、海和植物；第四日，日、月和星辰；第五日，水里的动物和鸟类；第六日，陆上的动物，以及人。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划分，而它们又象征了什么呢？
最显而易见的困难就在于，白昼是在太阳之前引入的，而太阳直到第四日才被创造出来。我们是根据地球绕日运动来记录日子的，那么，太阳被造出来以前怎么可能有白昼或晚上呢？当然，我们都听说过创世的六日不等于地上的日子，有可能创世一日就持续了数十亿年之久。尽管如此，创世的秩序却遵循着某种合理的计划。一切在头四日被造的存在物都没有自我运动的原理。太阳、陆地和海洋或许遵循了某种固定的模式，但它们决不能自我运动。最后两日创造的存在物，包括水里的动物、陆上的动物和人，都包含了某种行动主体的原则。这里就引入了某种等级秩序，它以发起行动的能力为基础。这一点也得到了下述事实的佐证：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并被授予了支配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权力。不止如此，上帝在结束每一日时，经上的描述都是“上帝看了，觉得很好”，但只有在创造了人之后，上帝才对他的作品“觉得非常之好”。
造物的次序似乎确立了一种造物的等级秩序，它们包括日、月、星辰和大地这样的客体，以及各式各样在造物次序中位处较低等级的客体，还包括了各种动物，最后是据有最高等级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人就是造物的顶峰。圣经明确禁止崇拜日月。这种对天体的贬抑，正是圣经的宇宙论最鲜明的特征。人被授予了某种根本性的统治权力，去统治上帝不曾予以命名的地上万物。万物得到了名字，从而也就得到了自己的身份；命名是人的特权。我们没有被告知，语言的力量究竟是我们天生固有的，还是后天发展出来的。但正是借由语言，人对各种各样受造的客体宣示了他所拥有的统治权力。
众所周知，《创世纪》第一种创世解释在第一章里，而第二章给出的第二种创世解释却使前者变得更加复杂。在第一种解释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而在第二种解释里，人是从地上的尘土而被赋形的。在第一种解释里，男人和女人是一起被造的；在第二种解释里，男人先被创造，而女人是后来被造的。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创造女人的全部事情就是，男人孑然一身是不好的。男人本不该过孤独的生活，相反，男人活着就要成为夫妇或家庭的一分子。
到第二章末尾为止，人类历史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上帝造的人不知晓善恶。上帝告诉亚当：他可以从伊甸园中的任何树或植物那里自由地获取食物，但唯独不能动知善恶之树；如果他吃了知善恶之树的果子，他必死。对于一个对“人必有一死”毫无经验的人，这样的死亡警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想要独占关于善恶的知识，为什么唯独这种知识是禁止人所知晓的呢？
蛇，所有造物中最狡猾者，用“你就会像上帝一样”的许诺，诱骗女人去吃了知善恶之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女人不理会上帝的命令？首先要记住，上帝只亲口告诉过亚当：知善恶之树是禁区；亚当显然也把这命令传达给了夏娃。夏娃违逆的似乎并非上帝的命令，而是亚当的命令。她只是间接地听到了神圣的禁令，也可谓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听到的。其次，女人表现出某种自然的好奇心，这是亚当完全没有的。亚当差不多就等于零：上帝命令，他就傻乎乎地遵行。唯有夏娃表现出某种哲人的品质：她有一种自然的好奇心，一种对经验的开放态度，一种求知欲。她在想，“像上帝一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最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源始处境是一种没有道德知识的单纯状态（simplicity）。道德知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道德知识，即关于善恶的知识，使得我们成其为人。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前，缺乏人性的这一本质性面向。吃下知善恶之树的果实，象征着我们向人性的实现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我们最初的父母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就是发现道德知识的故事。显然，我们最早的祖先的生活并没有关于善恶的知识，这种知识的获得是引起人性大幅度转变的原因。这就是圣经上“两人一吃，眼就开了”这句话的意思。他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赤身裸体，羞耻感油然而生。你也许会说，羞耻感就是《创世纪》中真正的人的最初时刻。一个感受不到羞耻的人，就像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在“人”这个词的全部或恰切的意义上是不成其为人的。只有具备羞耻感的造物，只有能作出道德区分的存在物，才完完全全称得上是“人”。基督教神学常常援引的“堕落”，其实是用词不当。我们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上升到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自觉意识。因为，如果人感受不到羞耻，区别不了善恶对错，那么人又是什么呢？
从这段文字中引申出来一个核心问题，差不多成了许多世纪以来《创世纪》注解的主题：
吃下知善恶之树的果子，究竟是象征了人对神圣律法的首次反叛与违逆行动，还是象征人首次向自己人性迈出试探性的一步？蛇究竟是诱惑者和败坏者，还是恩人？为什么上帝要垄断这种知识？
确定无疑的是，这种知识是我们人性与众不同的特征，那为什么祂不愿意将善恶知识赠予亚当及其子孙？还是说，上帝像任何好的教师一样为人准备了某种“可教的时机”（teachable moment）：先是给了亚当夏娃及其繁衍的整个人类一个机会，好让他们运用选择、意愿和深思熟虑这些标志了我们自我认识之成熟的能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蛇对亚当夏娃的诱惑并非诅咒，而是迈向我们与众不同的人性的第一步。
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什么作品比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更有说服力了。路西法的格言non serviam（“我不伺候了”），表达了一种大无畏的新兴冒险精神和操劳不息（restless）的个人主义，我们会在之后霍布斯和洛克的哲学中看到这种观念的类似形式。
当然，对亚当夏娃反叛的惩罚就是流放与失去家园，但它也使旅行的经验和前所未见的新鲜机遇得以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从一种永远无忧无虑的青春状态中毕业，而迈向一种成年的责任。想想《失乐园》结尾的几行诗就可以了，耶鲁毕业生在每年的学士学位告别训辞上都会听到它们：
世界整个放在他们的面前，
让他们选择安身的地方，有神的意图作他们的指导。
二人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
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