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老师漫谈中国传统文化及读书方法丨提问部分之一丨我的特殊机缘在哪儿？我可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

　　我就先讲这些。 

　　主持人： 

　　刚刚张老师把这本书的起源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从最初的记录到最后出版有很多人参与其中。我谈一下我的感想，提两个小问题，剩下的时间同学们可以自由提问。 

　　最初听到潘先生的一些事迹，是从我一个非常敬仰的师长那里。那位师长说潘先生有幸有很好的弟子，大家知道他的弟子就是张文江先生。潘先生很多著作都是张老师整理出版的。潘先生的学术碍于目前的体制，只是在很小的圈子之内大家才知道，用普通话讲“识货”，才知道这是一位大的学者。今天我们能够请到潘先生的弟子以及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张老师，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张老师讲到了这本书的读法，我尤其对张老师提的第六种的读法很有共鸣，张老师说这本书可以作为中国学术的一种入口，而这个学术是什么学术？是中国学术和世界竞争的入口，这个恰恰是张老师刚刚提到的，和我们国际关系学院有一定的直接关系的。今天听了张老师的解释，我更受鼓舞，不是一般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政治的理解意义上，而是更大的作为中国文明的传统的一种智力，一种学术纯粹的或者一种非常高明的表达，这种表达使得我们可以真正自信地面对国际竞争，对我来说是非常受鼓舞的。 

　　我简要问一个小问题，刚刚张老师谈到了两个时间段我非常注意，一个是刚读研究生期间，您提到1986年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潘老师的一些想法、讲话代表了中国真正的学术精华。我不知道您当时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导致的？ 

　　您又提到了2003～2004年，生活中、思想中也有一些类似的事件导致您出版这本书，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们大多数正处在求学期间的硕士生，进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积累式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日积月累。另外一种跳跃式的，一个偶然事件使得你的认识有一个大的飞跃。我想张老师如果给我们介绍一下，对我们的同学会有一些益处。 

　　张文江： 

　　讲一点我见到潘先生的故事，我刚才忘了讲，潘先生生前没有出过任何一本书，他在华师大并不太知名，生后也不太知名，这几年多多少少有些学术界认真读书的人有点知道。如果2000年的时候，我碰到华师大一些有名的人，我问问他们，他们说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教师。甚至于在外边可能知道我的人比知道潘先生的人还多。我在华师大七年，不知道潘先生，他当时没有名气，默默无闻，而且我们跟潘先生念书的时候，1984年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副教授，但是他的东西是中国最好的，真的是中国最好的。 

　　我的特殊机缘在哪儿？我可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我刚才已经讲过，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在同学里还算不错，算比较领先，读书也比较多的。这个时候，我和我的朋友经常讨论一些类似于人生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无知的。随时交流一些书，当时连出一本《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叔本华的，会欣喜若狂跑去买，现在看看这个书也一般性，也并不把它看得很高。而当年就一直在讨论，讨论问题的时候，年少轻狂，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有个同学在这本书里经常出现，叫宋捷，他现在是个律师。我和他经常讨论，我们好像喜欢讨论这些其实自己不懂的，像政治、人生、社会这些大问题，实际上是层次很低的，但是我们很纯粹，就是很认真讨论。我们自以为想出了最尖锐或者最好的观点，结果碰到另外一个朋友，他说这个不稀奇的，这个就是什么什么，我们很惊讶，我们费尽心血、读了好多书想出的观点，对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都不值一提，他一定会想出更好的话来破掉你，就像现在网上掐架一样，就觉得我们拼命读书还不如他。 

　　一直到改革开放那一年，他要到深圳去闯天下——他是个画家，画得非常好，画的动画片都得过奖。走的时候，我和宋捷去送他，大家在一起吃饭，我甚至把我最好的书送给他。当晚他要走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在晚上12点左右，他说你们别烦了，我给你们介绍吧，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我是从我老师那里听课听来的，他就告诉我，这个人叫潘雨廷。原来就在我们学校里边，从来也没有注意到，也不知道。听了他的介绍，我和宋捷就到潘先生那里去，看到那里有一群人，现在在社会上也很出名，其中大部分人出国了，比如现在有点名气的王小慧，也在那边听课。然后就是闻所未闻，相见恨晚，每天都有新的，记得笔记上都是打感叹号，当时记不下来。 

　　把这个记下来的觉悟是很晚的，其实也不算晚，一年多。但是在这个之前，我已经开始帮潘先生做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是我们民族的好东西，这个是一般人不懂的。潘先生真的把当时所有看得到甚至于现在的学问，不仅仅是某一家某一派，都谈到了——过了20年，我重新整理这本书也没有觉得它落后。我们现在学术界那些人所做的最好的学问甚至都是不太重要或者不值一提的。从《易经》讲，有一种类似于感应的事情，你心里想的东西、真心想的东西终究会实现，至少对我现在而言是这样。其实我们当时都不懂，完完全全不懂，就是冥冥之中有类似于这样的巧合，我们就是纯粹的，没有其他的杂念，当时也不懂什么杂念不杂念，后来有这种类似的巧合，然而这件事，我相信它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整理潘先生的稿子，做了20年，他生前一本书都没出过，潘先生的书也没什么人读，到现在都出了差不多12本书，学术界的顶尖人物都知道，但是也没几个人读下来。这没关系，我把它保存下来。我的想法是出潘先生的书比我自己出书重要，我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整理潘先生的书。 

　　次要的经历要交代一下：我是在研究机关工作，要完成任务、指标之类，也写了一些，当然相对也算是比较认真的，但是价值要比潘先生书的价值低，潘先生的书是绝学。 

　　为什么到2003年、2004年有个特殊机缘？是我自己生病，住了一年医院，生这个病是威胁到生命的。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悲愤，这个东西不要想，人都有可能不在了，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能让它荒废，还应该把它拿出来让大家来见证一下，或者在里边得到一点益处。当时也有很多巧合，我下决心把我的8本日记拿出来，朋友说别人打不下来，她来打，前前后后一直在医院里打。等把这个整理得差不多，这个病也侥幸地好了，以后才会有这样一本书，这是大的事情，小的还有很多很多。 

　　刚才讲的都是私人的，但是我在这本书里有节制地删去了一些私人的事情，不过也并不多，本身就是要记这些东西。和日常生活——中国的学术和日常生活并不完全脱离，我有意留了一点东西进去，里面讲到上海音乐学院大火之类的，如果有记载的话，那一天真的有大火，这就是实录，但是实录里面并非没有写作技法，现在一般人都不懂的地方，要很深入地才能讨论。 

　　提问： 

　　张老师，我发现潘先生谈过好几次，宋明理学可以破，包括很多人对宋明理学尤其是宋儒的学问有一些意见。但最核心的诚信二字怎么破？ 

　　张文江： 

　　我的理解就是诚、信不破，诚和信不成问题，所谓破都是这些做到了，还有更上面一个层次可以讨论。这本书的入口是宋，我当时所注意的就是邵康节，就是朱熹，就是张载。中国是从宋开始的，所以我不太赞成现在国学大师这些讲法，章太炎这些都是不太重要的，甚至没有什么真东西，章太炎都搞不定，不要谈上面的东西。宋明理学有它的特长，但为什么宋明理学有些问题？就是对现在的时代，只能相应起一部分。宋明儒里面有很多好的，但是他们所奋斗的东西达不到整个社会。而潘先生或者《易经》这种在世界竞争格局下的中华学术，它的力量甚至可以达到文盲。但是你到极高的地方都是理解不了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才是中国最精诚的那些人应该研究的东西，这个才是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如果单单凭宋明理学自强不息，我们现在读的是不够的。但是对我们做人来说，这个不能违反，这个是了不起的。 

　　提问：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这个还不够吗？ 

　　张文江： 

　　还不够，这个是起点，这个东西可以来扩大自己的心胸，扩大心胸然后到一个具体的做法，具体的有特殊性的地方，这几句话不够，用这句话可以励志，把志提上去以后还要再变化，这个是励志的。 

　　提问： 

　　就是三十而立？ 

　　张文江： 

　　这个时候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后边还有更深入的内容，张载是宋明理学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但也不是宋明理学的全部，宋明理学的制高点在朱熹，朱熹的思想很难理解，有些地方很深很深，但是朱熹的思想还能再提高，就是中华民族的学术——《易经》的精神永远是自强不息，永远不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可以和世界其他最精华的学术互相比较、衡量、取长补短。但也不用说我们的东西才算好。我不反对有人提倡国学，但是我不愿意加进去，提倡国学的人就是我们的东西才好。当然面对现在大家都是崇洋的，“我们的东西才好”也有点平衡的作用。但是本身我不太赞成，最健康的不是这个。而我们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好，确实用不着宣传，确实要碰到西方甚至是非常高级的人和他们谈谈——这些话一般人理解不了，这个跟博士、学历没有什么关系。那些贵族性质的、几十代沉积下来的东西，这个地方你胜一点，那个地方我弱一点，互相欣赏，彼此一笑。 

　　从这个角度来讲，宋明理学至少不是中国的总体，是中国在某一个阶段发展出来一个特殊的东西，这个本身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尤其要提倡社会的道德品质的那一类。但是现在提倡不起来，与其到最深入的地方，没有关系，他坏不了，不用来提倡道德。 

　　孔子自己也不大谈。我读《论语》，会研究《论语》里面有些什么问题，孔子的言外之意是什么，他里面有没有密教？还有编纂者是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加了进去？《论语》能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这些都可以探讨，一般人做不到。孔子自己读些什么书，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当然我们不知道。 

　　提问： 

　　潘先生的东西我一直都有个困惑，他晚年是在科学易领域里的，这样说对不对？但是科学是西方近三百年发展出来的东西，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潘先生是不是这样想的：以科学作为一个真理的标准，好像《周易》和科学相契合了？ 

　　张文江： 

　　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一点问题，这个是当时时代的原因。潘先生讲的科学和我们现在讲的科学，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你刚才讲的这些他都明白。潘先生为什么这么讲？潘先生到这样的程度，我相信还可以更高，但是在我们很难看出他的破绽。潘先生的说话方式是根据你来的，你现在的想法是怎样，他就根据你的想法讲，就是这样，比你的想法提高一点点就好了。这个时代的想法是这样，他就根据时代的想法讲。我们五个人跟他谈话，问同一个问题，他五种不同的回答。我觉得当时的时代就是强调科学的，他把科学也讲成《易经》了，他也明确说过，这些科学会过时，但是《易经》还是《易经》，这个《谈话录》里面有记载：《易经》还是《易经》。但是能把《易经》和科学讲得近乎于水乳交融很不容易，这是他的成就，他当然知道科学也可能对《易经》造成限制，这个限制可能就是我们的限制。 

　　我自己的意思，潘先生讲过科学易，科学和易凑起来可以成为科学易，但是科学易本身很难再产生东西。你觉得潘先生讲科学易可能有点问题，这个问题还能再思考下去，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结论慢点下。因为潘先生把科学最后的根，推到柏拉图学院的五个伯拉图体系上，这个很难破。他就是把《易经》的东西和柏拉图学院的五个正多面体结合起来，这个有点难度。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否定，我觉得潘先生必须自己作调整，如果这个东西还是否定不了，那么他的某些讲法调整一下那是几秒钟的事情。 

　　主持人： 

　　我不是很清楚，当潘先生讲到科学的时候和当下所理解的科学有距离，我们对两种科学概念没有足够认识，会拿我们一个非常低的水准试图去分析潘先生。 

　　张文江： 

　　你要知道“科学”这个词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但是“科学”这个词本身也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洞穴，柏拉图所谓的洞穴，比方说连政治指导思想都要讲科学发展观，但是科学没有定义，这是一个政治维权的词汇。科学本身是什么？ 

　　潘先生的科学是什么？就是事件内在的真实里，而中国正好缺少这个。缺少了这个，跟儒家的发展有关系，中国发展都是人体科学，人的精神的科学，如果可以用“科学”这个词，那么对易学有一个维度可以和科学有关系，就是中国一直有的制器尚象，卜筮很盛行，“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言，中国的话很薄弱，但是只有这个制器尚象，是中国一直有的，中国的技术文明不发达，而技术文明不发达跟汉以后儒家的过分发达有关系，过分发达造成了很多好的东西，但是会把有些工匠、中国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消去。制器尚象传统如果发展下来，中国不落后的，现在还是在出卖一个很低的劳动力，就跟制器尚象这个科学研究的精神不发达有关系，而这个不发达，学术统治者对学术的某种扼杀也有关系，和一个民族性也有关系，这个就是所谓在当时提出科学易的时代背景。 

　　主持人： 

　　张老师，我问一个小问题，我对于科学的理解，对于易的理解纯粹是外行。对科学的理解，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本源，最基本的一些现象和概念，比如说重力、万有引力在牛顿里面作了明确的解释，比如说力是什么？是有解释的，但是它有一个预设，我理解的科学是种观念，这种观念可以用一种外发的形式表示出来，比如说数学的公式，它非常非常好用，可以把自然的很多现象精确刻划出来，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力的本质是什么，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自由落体运动。 

　　我想问，假如《易经》是一种可以和科学同等性质的学问，那么《易经》是一种描述，还是对本质的刻划，还是其他什么？《易经》的什么地方可以和现在的科学思想进行对话或者融合，或者产生对抗？ 

　　张文江： 

　　按照潘先生的理解来说，中国的这套以《易经》为主的思想和牛顿的力学确实有冲突，和工业革命的那一套确实有说不拢的地方，但是爱因斯坦把时间这一维放进去，就水乳交融了。中国人考虑问题，都有一个时间维度。《易经》本身是一套象数系统，它本身什么都没说，它是一个解析的逻辑象数的系统。它说什么是因为你触动它了，它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理解中国古人或者是原始文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天地人这三层关系的一个象数系统。而力学在《易经》里面是属于地，如果加入时间，那就是加入天。研究重力问题，这是地的范畴，把时间引进，这就是天。另外还有中国人自始至终最为重视的人本身的问题，难免就会把地和天忽略。人本身也有生物性，也有社会性，儒家把社会性研究得很深透，它的生物性、和天地的关系，在孔子那边是没有断掉的，他知道而不谈。但是后来一点点把它隔绝了，这个就会产生问题。从社会层面看问题本身没有错，但总是从社会层面看问题，那么它的本源斩断了——一般人没有这么长的思想链。 

　　提问： 

　　您理解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据我所知，中国是一个防守的民族，像修长城。但是历史上中国其实是一个蛮扩张的民族，向北基本扩张到西伯利亚，向西到了荒漠戈壁，向东到了海，向南到了高山密林。您刚才也谈到宋明理学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您理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什么？ 

　　张文江： 

　　现在我们的民族性失去了，所以要读经典，读经典不是虚骄（张老师用的原词是什么？），我们的民族性怎么怎么好，有四大发明……那都是错的，而是反思认识自己的民族性。认识自己的民族性，是对少数极其优秀、有大志向的人而言。如果你看《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就会知道，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在这个根源上是非常值得自豪的，而我们口头上讲为什么中华民族这么差，甚至是差的民族，这么笨，这么愚蠢，这么贪婪。我想这也算是平衡，我相信中华民族如果都是像它的核心那样好，而且整个民族能团结好——那是整个天下的问题——即便给你乱七八糟的东西，也能生存，否则早就应该毁灭。我们的民族性本身是好的，鲁迅反思了一部分，我的想法是他没有反思到根本，而这个根本上是好的，从古到今一直在传，这个根本的源流非常清楚，而且这个传承可以说没有断过，甚至老子当时也一直在发展，和其他民族，同样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现在自始至终没有断掉过这些。 

　　提问： 

　　这个根本是什么？ 

　　张文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五四以后把君子这个系统破掉了，有了君子就有伪君子，有伪君子也说明了真君子，但是五四以后把君子这个系统破掉了，就变成执政党，里边没有对自己有自觉要求的人。对自我有自觉要求的人、一个士大夫阶层的真骨血那一个阶层给破坏掉了。君子其实程度并非很高，是能够学习，能够自觉学习。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秉性，不要学习，不喜欢这些东西，他就是只在生存层面。到君子就是有一个精神层面，要努力理解天地人，尽管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解。 

　　提问： 

　　您觉得君子的破掉，或者开始破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什么时候？ 

　　张文江： 

　　19世纪、20世纪之交，打倒孔家店，当然孔家店本身并不好。 

　　提问： 

　　如果只是从20世纪开始破的话，您又怎样理解三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 

　　张文江： 

　　大变局就是把君子这个东西破掉了，就是西方的学术进来了。西方的学术进来，我们现在横向移植。他们尽管有众多问题，但好的东西还保留着。我们通过移植，往往坏的东西请进来，好的东西没进来。现在所谓和国际接轨，好的东西不接轨，符合利益集团的先接轨，文化也如此。 

　　提问： 

　　中国的近代史在这里面又怎样给一个解释？我所看到的有分歧，说中国从明朝开始的，也有从1840年开始，也有1949开始的。如果是在20世纪，怎么给近代史一个交代？ 

　　张文江： 

　　我的时代划分是万历十年，万历十年以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的时期，那一年是张居正把权力交给明神宗，从这一年开始，明代的气一点点要换清代的气了，当时还是努尔哈赤刚刚出生。这一年在西方换了一个格里历，就是用到现在的公历，当时换的时候差了二十多天，这是一个大调整。这个气，从开始的那一点一直到现在铺天盖地。 

　　如果要讲近代的标志性事情，明末清初，文化的气象有一点变了，前面的佛教还占主流，万历十年以后，佛教没有第一流的大师出来，后来出来的大师都是伪大师，最后的大师是明末四大高僧。万历以后编的书就是一套《四库全书》，这套书价值不高，没有人念，念也没有用。 

　　孔家店之所以能打倒，和孔家店本身不好也有关系，精神的面貌也一点点地失落。这个失落要从哪里开始数起？是从西汉初年开始，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中国最后的一本好书就是《史记》，后边的书是好的，但是第二层次的好，你要跨到第一层次里面去。在第一层次里，再差的书也有第一层的气，后边的书再好还是有局限的。 

　　主持人： 

　　第一层次的书，先秦对于天人之际有一个传承，后来佛教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很大的改变。您怎么看待佛学的普遍的东西？是否可以在某个意义上说，用它可以解释一点真？如果从易的角度来说，易可以解释佛教，这是否即中国传统学问当中某种没有看到的、或者自我中心的观念理解？ 

　　张文江： 

　　这个很难讲，因为易是变化的。到唐代《周易集解》的序言是讲“权舆三教，钤键九流”。中国的文化主要是三套书，第一套书《汉书•艺文志》，当时对整个图书系统的所有学问作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有一点点问题，还不是先秦的真貌，但是存下来的最好的一段。它是以《易》为首，《汉书•艺文志》里面没有佛教。第二套书是《隋书•经籍志》，这里面已经有三教了，把佛教和道教收进去。第三套书是《四库全书》。这三套书的质量，《汉书•艺文志》最好，《汉书•艺文志》上面有两本书一定要知道，一个是《史记》非常之好，这是当时学术的总结。再上去还有一篇文章最好，是先秦学术的总结，就是《庄子•天下篇》。《庄子•天下篇》很难懂，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教。后来因为都是清代人解释的，都是在文字上解释，没有把它里面的精神提炼出来。 

　　提问： 

　　《庄子•天下篇》好像没有判儒家？ 

　　张文江： 

　　好的书有缺点。《庄子•天下篇》其实有儒家，但没有明提。为什么不提儒家？一提儒家，信徒就出来，庄子对儒家有一个特殊的看法，和孔孟的弟子不同，他不愿意谈。如果一谈儒家，孔孟弟子会讲，你提的正好是我们提倡的国学，我们才是主流，你是偏流。我相信庄子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儒家。从《庄子》整个书来说，他对《论语》、对孔子的言论熟悉至极。当然他当时所看到的《论语》还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论语》，现在的《论语》是到汉代才形成的。 

　　提问： 

　　他不提肯定是故意的。 

　　张文江： 

　　当然。 

　　提问： 

　　刚才说到中国的文化好像是从汉初才越来越狭窄。我注意到潘先生有一个用意，他有几句话好像试图把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梳理出来，还有一个梳理是孔孟弟子的好学。我最感兴趣的是，潘先生提到孔子，好几个地方都谈到曾子，还讲到了曾子的重孝。这样说来，潘先生是非常重视曾子的。 

　　张文江： 

　　潘先生非常重视的，曾子也重视，这个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这两个层面都可以，最后选哪个层面，不知道，这个不去管他。潘先生说，晚年孔子最重视的弟子不是曾子，是子贡，当时我不理解，后来理解了。潘先生不是为了凑时代而讲的，确实如此。一般人会孤立去理解问题。潘先生读的很多书，他都化掉了。当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重视子贡，一个做生意的人？潘先生当时说，孔子有很多东西晚年是对子贡讲的，我一看果然如此，他不讲我不知道，我读《论语》，脑子里都是框框的东西。另外子贡最后在孔子墓旁守丧六年，别人都是三年。一个做生意的人在那边守了六年，反刍老师的教导。所以说孔子之道能够推行于天下，子贡出了很大的力。而且《论语》里为子贡辩护，《论语》里赞扬孔子，两段话最好，一段是颜回的，但是颜回死了，这是最好的一段话，其次就是子贡，在第十九篇。我的看法，颜回讲的是事实，子贡还低一点，但是也非常了不起。 

　　主持人： 

　　有个日本作家就是以子贡的身份去回忆他和他老师的相见，他对老师的理解和体悟，我觉得完全从另外一种视点描写出来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提问： 

　　潘先生的意思是《论语》最终出自曾子一派之手，他对曾子有没有一些详细说法？ 

　　张文江： 

　　他说曾子有点傻，但是傻人也好，他把《论语》都保存下来了，如果大家都不傻，《论语》就保存不下来，所以个人的性情不一样，就有个人的作用，它是根据你的性情来的。 

　　提问： 

　　有没有曾子的一些东西？ 

　　张文江： 

　　这个没有太讲。我觉得《论语》里面，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描述的孔子是一个和统治者持温和合作态度的形象，但他不是一个好好先生，他有自己的原则。《论语》里边孔子的形象，第一句是蛮好的，但是第二句就是“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以下犯上则鲜矣”。 

　　提问： 

　　但是这里潘先生明确说，曾子以孝能，孝这个东西，易在礼中。 

　　张文江： 

　　最好的孝是修道，就是大孝，不但是孝自己的父母，而且要知道生命起源，才是真正的孝。最后要孝到生命起源那一点上，由孝自己的父母开始，到孝生命起源，把这一条线贯通，那才是最好的孝，所以说孝的这一点并非是封建迷信。 

　　提问： 

　　我很想知道潘先生既然提到孝和礼，他有没有对礼或者孝的研究？ 

　　张文江： 

　　古代所有的都是礼。 

　　提问： 

　　他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张文江： 

　　《易》一开始是礼的一部分，《易》是后来抽出来的。本来就是民俗的一套规范，就是法律，这和希腊是一样的，礼就是法律这一切的行为规范，成为定式，我们就是世世代代靠这个东西生活的。礼的一部分，有一个包括赞美的东西。《易》和《春秋》是心经，其他的有一种顺序，至少在经今文学派那里——过去没有——《诗》、《书》、礼、乐。只有礼、乐两样东西，礼就是行动规范，我把它成解释成舞蹈，乐解释成音乐，你就是要互相踏着，都有节奏控制的，不是虚伪的，是内心流露的，你的尊重，这是礼，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这个是礼。 

　　为什么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周礼就是保存下来的文化规范。礼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后来都僵化了，一开始礼就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部落，或者一个从古传承下来的生存体、一个人类集合体的生活方式。礼，后边还有敬。礼，后来只有形式，有形式只是义，是义也非礼也，我形式上做到，我心里不到。礼是心和身一致，礼甚至是一种养生术，你做到礼的话，你的身体情况也会比较好，这个能明白吧？所以说《左传》判断人，这个人不按照礼来规范自己，这个人或许过几年会死，因为你控制不住。所以《左传》就是一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判断。你吟一首诗，就判断你的志向，你吟什么诗就说明你这个人怎么样，用作者老辣的眼光就能看出来，你这个人活多长时间，你的官位到多大，官位多大跟你的心胸有关系。 

　　提问： 

　　这个是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 

　　张文江： 

　　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董仲舒的，董仲舒有伟大的东西，但是和先秦的东西已经有点偏离了，就是拿了一小部分，把它钳持住，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当时文化就是在这些高层知识分子里面传，各国之间互相争斗，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一个国家的生存。和生存有关系，不是我作一个虚礼的，不是的，和生存有关系。 

　　提问： 

　　其实任何时代都还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张文江： 

　　对，那个规范还潜在里边，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我们现在的春节，为什么春节要回去，人就是受这个驱动，看起来你换个时间也可以，家人何时不可见？这个看出我们民族现在的无奈，也可以积极看出还有一个礼的形式在，这一层如果再破掉，那人的亲情就更没有了。《易经》就是你以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它还可以看到一丝没有散掉的东西，这是真国学。我们现在脑子里以为有一个对的东西，其实我们没看到对的东西。你要把脑子想的对的东西加上去，并不是真实所在。我们社会加了这么多东西，假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 

　　提问： 

　　要从这个“机”里去探讨。 

　　张文江： 

　　这个一要探讨《易经》的想法，但是这个机也不能探讨的，因为这个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或者你都没有这些问题的人，自然看的出来，不用机这个词也可以用。所以《易经》这个东西不能学的。你到这个程度自然而然就知道，如果你有幸碰到高明的老师，但是这个高明的老师几乎没有，有的都是假的。他会跟你讲原来这个东西，你原来知道的东西，他再给给你一点，而不是先教你一个机，那样就已经坏掉了，那就是一个坏人。你总有看不出的机，天地的机远远比你大。你看很多学《易》的人都坏掉了，下场都很惨。 

　　提问： 

　　知道天地人的境界。 

　　张文江： 

　　境界就是他的知识系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把这个《易经》全讲完了，一点点去对照，“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提问： 

　　这就是“五十而知天命“？ 

　　张文江： 

　　这个比五十知天命高，五十知天命是知道了一个社会的大趋向。五十知天命就是知道现在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六十而耳顺”，里面的气通了，朱熹的解释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你说的话他听得懂，他也不会生气，他也不会随便生气，他就是听，他没有好坏的，只有你是什么意思。如果里边的气场不通，不会没有好坏的反应。他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然后七十，然后八十。因为我把孔子、老子、庄子这些书都看做是读《易经》的体会书，是最活的解释，他们在天地人的关系里面悟出来的东西，根据特定的场合举一个例子，举一反三。为什么中国的经书可读？它可举一反三，传授给别人。但是加上这一句话不放，那么这个经，《论语》是一万多字，怎么会读不完？《老子》五千文，孔子一两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