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老师精品讲座：《<理想国>和柏拉图的政治历险》录音稿（上）

时间：2014年6月7日上午10:00至12:00

主办：云南大学儒行社士恒精品系列讲座第二期（总第五期）

地点：在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人文学院一楼报告厅举办。

出处：云南士恒教基金会（http://www.shiheng.org/content/?470.html）

讲座现场照片

云南大学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而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也和读书有关。它在整个希腊传统中具有开创性，而这个开创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起源，它就是当年柏拉图（Plato）建立的“学园”。在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在雅典被判处死刑之后，柏拉图自己开始慢慢采取新的哲学教育方式，并建立了一个日后叫做大学的学术机构，称之为“学园”，我觉得云南大学就是“学园”的一个很形象的代表。在整个学园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这个政治理念通常被称为“理想国”（Politeia, Republic），“理想国”这个说法被中文拿来翻译柏拉图写过的一本影响最大的书。但书名本身在希腊语里面是一个和理想国没有直接关联的词，希腊语称为叫Politeia，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宪法、政治制度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会用“理想国”这个说法来翻译这本书呢？这实际上代表了相当有影响的，对柏拉图的教育和政治理想的理解。我们今天希望用这个机会，结合柏拉图自己的奇特的人生经历，来理解柏拉图所做的教育努力本身的动机、力量和危险。

《理想国》又译作《王制》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问题，实际上是和哲学家本身如何在世俗生活中参与政治、伦理、社会的问题有关。我们通常认为像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过的生活是一个相对比较理论的、脱离人生实际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古希腊的传统看，会认为哲学家和现实政治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这个典型的代表也是柏拉图。我举一个当代的例子，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许多人认为是德国的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海德格尔曾经就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典礼上，他曾经发表过非常有名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这篇演讲在二战后被认为是海德格尔这位伟大哲学家政治上的失足。而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事情，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当年海德格尔在卸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时候，当时纳粹还在台上，他（海德格尔）很快就发现他在纳粹身上寄予的所谓哲学家的政治理想失败了，在他卸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之后，他回到了大学，而他的一个同事在街上遇上了他，就问他说：“你从叙拉古回来了么？”这个讲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指柏拉图的例子。因为柏拉图当年曾三次前往西西里的叙拉古，和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索斯一世和二世有过长达四十年的交往，这通常被认为是哲学家参与政治生活的传奇故事。但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它是一个失败的事例。叙拉古的故事表明哲学家在参与政治的时候，虽然有非常高的理想、健全的政治蓝图和观念，但最后当哲学家真正进入政治生活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却比起一个普通的政治家，比起一个官僚来说更不适应政治。所以海德格尔的人生经历呢，被他的同事看做是哲学家又一次失败的序曲或者尾声。

海德格尔照片

但是伽达默尔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并没有把它简单地当做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我们知道海德格尔这个人，他在二战期间的政治抱负、其后的许多做法在二战之后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他的犹太的学生中间。海德格尔有许多杰出的学生是犹太人，许多人认为他在二战中的表现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不仅是他对抽象的政治，而且是对具体的他的老师、他的情人、他的学生，对待这些具体的人，海德格尔的许多行为都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是伽达默尔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想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去看待哲学家的政治经历的话，哪怕他政治上是失败的，我们能够有理由否定他的全部思想吗？其实伽达默尔顺便问了一句话说“柏拉图自己在叙拉古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遭遇呢？”，以印证海德格尔在当代的情况，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叙拉古，在西西里的僭主的宫廷中，他自己有什么遭遇呢？这是我们回过头把柏拉图自己的政治遭遇与他的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相互印证的最主要的初衷。

刘小枫教授新著

在整个20世纪，学界对柏拉图的政治作品，特别是《理想国》这部作品，其实是有相当严厉的批评的。这个批评背后有非常深的学理上的动机，我们先不去管他，但直接和我们刚才说的海德格尔的经历是有着内在的关系的，也就是说，最强烈地反对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学的人呢，实际上认为，正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影响力纳粹、“东方集权主义”的思想。这里面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写过一本反柏拉图主义的最集大成的书，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特别是其第一卷，题目叫“柏拉图的符咒”。他的意思是说，整个西方哲学、特别是政治思想，受到柏拉图的思想强烈影响，而这个影响其实是柏拉图造就的一个幻觉，是哲学家投身政治的一个诱惑。

在这本书里面，卡尔·波普尔曾经讲到，柏拉图存在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并不只是一个热心的真理追求者，而且也是一个强烈的真理的占有者。当然波普尔在这个方面的讲法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在这个方面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是不同的。苏格拉底从来不认为自己真的知道真理，所以苏格拉底总说自己是“无知之知”，自己唯一和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而其他人都认为自己很有知识。换句话说，按照波普尔的描述，苏格拉底最伟大的学生恰恰犯了苏格拉底所批评的那个错误。

刘小枫教授新作

但这个在解释上是不是成立还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卡尔·波普尔描述的苏格拉底形象，其实完全来自于柏拉图自己的作品。其实是柏拉图把他的老师描述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波普尔并不能够很好地解释，柏拉图为什么把他的老师描述成这个样子，而他自己却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很成问题的。紧接着波普尔说道，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之所以把自己当做真理的占有者，是因为他想用真理来为自己获得统治的资格。这是波普尔在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身上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对人类的经验世界毫无知识（柏拉图式的哲学家都是高高在上的，他们认为经验世界人们获得的常识的观念都是意见，而真正的知识是关于永恒秩序的，而他们自己对人们的经验世界却毫无了解）另一方面这些哲学家反而认为自己拥有站在真理的角度来统治世界的真正资格。这就是他发现的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的第二个重大的问题：和苏格拉底不一样，柏拉图式的哲学家有强烈的统治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强烈统治欲望的突出代表。

但其实《理想国》这本书的主人公也是苏格拉底，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个问题。我念一下波普尔这段话：和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其实《理想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作者经历了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及与此相伴的失望和悲伤。也就是说，柏拉图《理想国》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苏格拉底的故事，其实是作者自己想要投身政治，却遭受了失败，而这次失败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所以作者一方面认为哲学家非常了不起，差不多可以够得上天上的星星（这是波普尔说的，在文本上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只能认为他用的是修辞手法），但是他其实最后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统治。我再念波普尔的另一句话，他说：哲学家很有意思，哲学家尽管注定要统治，他却是最不想统治的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柏拉图给哲学家的理由是，他的地位太高了。实际上他要去统治，他就要从能够接触神、能够接触星星这个高位上走回到洞穴里去，和那些凡人接触。但其实哲学家并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要靠城邦来强迫他做这件事情。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勾勒的他的形象。而波普尔认为其实柏拉图真正想的就是统治，只不过他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位置上，所以柏拉图式的哲学家自己兜售了这样的符咒，这也是波普尔第一卷的标题的由来：哲学家把自己秘不可传的本领作为自己统治的根据。波普尔这个讲法当然有许多修辞上的攻击，但他也包括对《理想国》这部著作最重要主题的非常精确的理解，他甚至比我们在二十世纪看到的某些对柏拉图思想的辩护和阐释更准确地把握到了《理想国》这本书里面最核心的主题。

波普尔漫画

在《理想国》这本书里面描述的“理想国”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理想的国家，或者理想的政治？在这样一个理想的政治中有一个最核心的要素，被柏拉图概括为“哲学家王”的主题，哲学家要做统治者，但是为什么哲学家要做统治者呢？因为哲学家最不想去统治，正因为他不想去统治，所以他最适合做统治者。这是《理想国》这本书非常奇怪的地方，而波普尔认为，哲学家其实心里是想统治的，但是他又不好说出来，所以希望所有人去强迫他。在这个背后呢，是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整个政治哲学的非常根本的批评：脱离经验现实，但又想要去干预现实；不了解人的生活，但却想要支配人的生活。这是哲学家最大的毛病，既是哲学的弱点，更是政治的危险。他认为整个20世纪所有的政治灾难，都是源于这些哲学家王真的下凡了，来到人间实行统治。所以20世纪之前，如果人有真正幸福的政治生活，就是因为人没有幻想让哲学家来统治，20世纪真的让哲学家去统治，结果带来了灾难。这是波普尔的看法。

波普尔的看法并不是特殊的，我们找到了一个表面上跟波普尔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知道波普尔是二战中跑到英国，支持经验主义的一个立场的哲学家，他目睹纳粹在德国的面貌，反过来把20世纪的政治灾难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起源处，追溯到柏拉图那里。但是我们看到，波普尔这些批评，惊人地再现了另一个德国人很久之前作出的批评，那就是尼采。尼采在他的著作中同样对柏拉图提出过非常类似的批评，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波普尔几乎是在抄袭尼采的观点。而尼采通常又被认为是纳粹的政治理想的重要的来源。

尼采在他的书里面怎么说的呢？尼采在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其实柏拉图这个人呢，是强烈统治欲望的化身，什么样的统治欲望呢？即成为最高的哲学立法者和国家的奠基人。但是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欲望恰恰因为自己在本质上不能实现而痛苦万分。这个说法听起来跟波普尔说的一模一样：柏拉图的灵魂啊（尼采经常能够非常刻薄地把一个批评写的非常精彩）因为充满了这种欲望而充满了忧郁的黑胆汁。尼采认为，柏拉图代表了希腊哲学衰败的一个阶段。希腊哲学越是因为它丧失真正的权力，就越是在这种黑胆汁和诽谤欲的作用下心如刀绞。与修昔底德和荷马相比（在尼采看来，荷马和修昔底德代表了希腊思想中更强有力的自信和力量，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即柏拉图和修昔底德——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的），柏拉图在现实面前完全是一个懦夫，所以他退回到自己所谓的理想之中，柏拉图的整个思想实际上（用尼采的著名的表达是说）是生命的大诋毁者，柏拉图其实是一个不敢真正生活的人，他的全部哲学都是对生命的诽谤和诋毁，但实际上在这个诋毁背后是一个政治鼓动家的形象，这一点，你看《理想国》就是这样。然后他接着批评（这下面的政治批评几乎和波普尔是一样的），柏拉图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继承者，完全试图消灭个人，追求大把的国家权力，而柏拉图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老社会主义者，就出现在西西里僭主的宫廷之中，这是他全部哲学和政治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幕，但是最深刻地暴露了希腊哲学中丧失真正力量的地方。而关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树立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理想，尼采做了一个非常奇怪、在文本上看起来甚至是非常不成立的表达：整个这本书代表了最害怕精神的发展，也最害怕教育发展的东西。整个柏拉图的《理想国》追求的完全是精神和教育的衰退。

这个和《理想国》表面上的讲法恰恰相反。我们看《理想国》，如果这本书作为一部政治哲学作品有非常奇怪的地方，我和我的同学讨论的时候说过，你仔细看这本书讲的政治，这个国家就只有一个最重要的部门，教育部是最重要的部门，其他的部门都不重要。但是尼采恰恰在这一本完全以教育作为政治最核心的著作中发现的，恰恰是希腊人对教育理想的丧失，发现了柏拉图对整个教育的恐惧和贬斥。当然尼采对柏拉图的阅读构成了他思想中非常复杂的线索，其实早期和晚期他对柏拉图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不过在《人性的，太任性的》这部著作里面，我们看到尼采对柏拉图政治理想，特别是《理想国》里的政治理想的批评，和我们刚才说的卡尔·波普尔的批评构成了非常好的呼应，它所代表的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怀疑，实际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个传统我们可以上溯到希腊化时期和柏拉图的这个学园还在的时刻。柏拉图当年在叙拉古的宫廷中和僭主的关系成了早期柏拉图传记中广泛争议的主题。而我们今天想看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确实像这些批评者所说的，代表的是哲学家想要从天上统治人间的一个幻想。第二点，柏拉图自己的政治经历在什么意义上证明了这种幻想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柏拉图自己的经历非常少，柏拉图成功地掩盖了自己。我们知道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形象是苏格拉底，而关于苏格拉底的形象，波普尔在这点的理解并没有尼采更一贯、更彻底，尼采在批评柏拉图的时候，会把他与苏格拉底这个希腊思想衰败的开端放在一起批判，而波普尔却认为苏格拉底不错，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其实我们了解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完全是柏拉图对话所塑造的，而柏拉图把自己完全掩盖在对话的背后，柏拉图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对话里说过一句话。我以前经常说，我们芝大有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做《柏拉图说了什么》，然后我的一个老师经常说，这本书的题目就写错了，柏拉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怎么知道柏拉图说了什么呢？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里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苏格拉底的申辩》这篇对话里面，是说柏拉图愿意出钱替苏格拉底来赎罪；在另一次对话里面，在《斐多》这篇苏格拉底死前重要的关于灵魂不朽的对话里面，很奇怪柏拉图没有来，有人说，因为柏拉图病了。这是柏拉图在他自己写的所有对话里出现的唯一两次，某种意义上，柏拉图非常奇怪的、完全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性格就来自于他在作品中，完全把自己掩饰在苏格拉底的面具之后的做法上。

苏格拉底之死

但是柏拉图传统留下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书信。在古典语文学的传统中，对书信到底是什么性质有很大争议。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就是所谓柏拉图的第七封信，这封信谈的是柏拉图自己在西西里叙拉古的僭主宫廷（他去过三次叙拉古的宫廷）经历的整个的僭主和他在政治和哲学上结盟的可能性，如果说柏拉图有什么东西真的接近《理想国》呢，那就是在第七封信里描述的柏拉图在叙拉古的经历。当然整个古典语文学史，对这封信究竟是真是假一直有持久的争议，这个争议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但是在这封信里，似乎柏拉图第一次露出了他真正的面目，好像是讲述了他最重要的人生故事。所以说，在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在第七封信中里描述的，即柏拉图自己所讲的（假设这确实是柏拉图的信）一个政治历险中的动机和考虑到底和他的政治哲学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在详细讨论这封信之前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

叙拉古的雅典异乡人:柏拉图《书简七》探幽  彭磊编

非常麻烦的是，如果第七封信是假的的话，其实我们对柏拉图到底在叙拉古做了什么就几乎知道的很少。因为关于这个故事的最主要的或者最戏剧性的描述是出现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狄翁（Dion）的这篇传记，普鲁塔克把希腊的狄翁与罗马的布鲁图斯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比较的传记，把狄翁看做是所有的哲学家曾经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这个最好的学生真正试图把“理想国”的理想付诸实践的失败的尝试。但是普鲁塔克的这个传记除了少数地方，主要是柏拉图的第七封信的基础上写的。而其他的古典学的传统，比如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里对柏拉图的三次叙拉古之行就语焉不详，谈的很少。当然我们知道，在古代还有其他的历史著作谈过类似的东西，但是今天都已经佚失掉了，所以我们所能知道的就只是第七封信中讲的。

这个故事本身非常清楚。柏拉图曾经去过三次叙拉古。最早去的时候，大概是在柏拉图四十岁的时候，叙拉古是由狄奥尼索斯一世统治。狄奥尼索斯一世是希腊著名的僭主。许多人认为《理想国》第九卷著名的有关僭主的形象描述很大程度上就是依照这个僭主为蓝图的。我们知道关于他的非常著名的故事，比如他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从来不肯让外人给他理发，只让他女儿给他理发。在他女儿成年之后，甚至都不允许他女儿拿刀给他理发，因为他唯恐立法者把他的头交到一个陌生人的手上。这个故事表明，僭主这样的一种表面上最有权力、最为所欲为的生活，其实是人世间最悲惨的生活。这样一个故事讲的就是狄奥尼索斯一世的形象。

柏拉图到了叙拉古之后，和他建立了类似友谊的关系，这导致在柏拉图传记传统中，一直有一股人对柏拉图进行“恶意”的诋毁。当然是不是恶意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比如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柏拉图非常嫉妒德谟克利特的作品，所以他把德谟克利特的所有作品都买来烧了，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读不到德谟克利特的书，是因为柏拉图采取了一个私人焚书坑儒的办法。这个是古代的一个传统。但是关于他和僭主的关系，在柏拉图传记中，好像是最具有政治污点的部分。很大原因是因为狄奥尼索斯在希腊代表了非常糟糕的政治形象，人们通常认为狄奥尼索斯压榨了整个西西里，这种僭主政治代表了希腊统治里面最糟糕的一个政治形式。

在柏拉图四十岁左右第一次去西西里的时候，他结识了狄翁，狄翁是老狄奥尼索斯家族里面非常有权势的年轻人。柏拉图发现狄翁和所有西西里人的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样，柏拉图自己讲到意大利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似乎两千年来一直没有变化）从来都是每天欢歌宴饮到深夜，晚上从来不会一个人睡觉。只有一个人和所有周围人生活方式不一样，他就是狄翁。他性格非常严肃，肯去过一个哲学家建议的有德性的生活。所以柏拉图第一次去西西里，建立了和狄翁的长达三四十年的友谊。在这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在柏拉图六十多岁的时候，老狄奥尼索斯死了，狄翁给柏拉图写信，说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你的理想。老狄奥尼索斯的儿子，就是狄奥尼索斯二世，我们叫做小狄奥尼索斯，他非常喜欢哲学，非常适合成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你想要教导一个人既能做哲学家又能做统治者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他力劝柏拉图来到西西里，实现其哲学和政治的双重理想。

柏拉图在各方的劝服下，同意到西西里。这次出行是非常失败的，去了以后发现不仅哲学教育没有成功，甚至狄翁本人也受到小狄奥尼索斯怀疑，小狄奥尼索斯周围的人告诉他，狄翁之所以把柏拉图请来，是想让你去搞哲学，他自己去搞政治，而你成天去搞哲学，把权力交给了狄翁，岂不是正好遂了狄翁的愿？结果小狄奥尼索斯就把狄翁驱逐出境，流放到了雅典附近。整个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甚至柏拉图自己都不能幸免，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离开了西西里。问题更加糟糕的是，过了几年之后，小狄奥尼索斯再次邀请柏拉图。柏拉图的朋友告诉柏拉图，这次小狄奥尼索斯是真的喜欢上了哲学。柏拉图又一次去了西西里。

这个故事非常奇异的地方是在于，难道哲学家失败一次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尝试第二次失败？这一次很重要的理由呢，是狄翁也劝告柏拉图去。狄翁希望柏拉图在他和小狄奥尼索斯之间做一个调解人，希望小狄奥尼索斯把狄翁的财产还给他，然后把他从流放中召回到西西里的宫廷。这一次的结果当然也是极端糟糕的失败，不仅狄翁没有被召回，而且小狄奥尼索斯把狄翁的所有财产都充公了，当然所谓充公就是完全归小狄奥尼索斯自己。这直接导致了过了几年之后，狄翁召集一批军队反攻西西里，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小狄奥尼索斯的统治。但是在推翻了僭主的统治之后，狄翁也没有在西西里建立他所希望的德性和法律的统治，他自己被两个朋友刺杀了。整个信呢，是狄翁的朋友在狄翁死后写给已经回到雅典的柏拉图，希望柏拉图能够在道理和行动上帮助他们，给他们建议。整个故事在任何地方看来都是哲学家的失败，它不仅是现实的失败，某种意义上，也让我们要么怀疑柏拉图自己对世事的见识，要么怀疑柏拉图三次（尤其是后两次）前往西西里的真正动机。而且这个失败呢，因为后面的成功而更加糟糕。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过了几年之后，整个西西里被一个叫提麦隆的人统治，而且这个人呢，在八年时间内成功地在西西里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政治秩序。所以我们知道英国著名的研究希腊史的大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就说，事实证明柏拉图主义者，即政治理想主义者，花四十年搞不定的事情，一个经验主义者可以花八年搞得非常好。这无疑证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实践上，其实都是赤裸裸的一个失败。而且甚至我们会看到有更深的麻烦，刺杀狄翁的两个人，根据文献证据来看非常可能就是来自于柏拉图的学园的学生，是他在雅典结交的朋友。

狄翁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政治和哲学结姻的最糟糕的结果，证明了哲学不仅无益于政治，而且无益于人的信赖和友谊。这是整个这个故事背后隐含的东西。但是这封信实际上是非常特殊的文本，无论他是出于柏拉图自己之手，还是出于他人之手。尤其是我认为，即使它不是出于柏拉图自己之手，也是出于一个非常熟悉柏拉图传统的人之手。这是非常早期的属于柏拉图传统的文献。这封信写的非常有意思，在这封信一开始，作者回忆了自己第一次前往叙拉古之前思想的变化。这段文字不长，我觉得它非常重要。无论它是不是柏拉图本人写的，我觉得都代表了对柏拉图政治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柏拉图自己描述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和所有人一样，都有一个强烈的统治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一旦到了成年人，就一定要进入公共生活。但当时城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当时城邦的政治已经非常糟糕了，传统的那个上一辈人所相信的原则和基础都已经完全崩溃了。这很像是中国今天的情况，就是说老一辈人相信的政治理想在年轻人这里头已经不再有效了。大家如果读《理想国》的话，这也是《理想国》第一卷一开始描述的，当苏格拉底下到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遇到一帮年轻人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政治很糟糕。最重要的是，不仅是现实政治的实践很糟糕，而且是传统上支持政治的法律和习俗已经没人相信了。这个时候，在所有人都在骂政治时候，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希腊人说发生了变动，我们今天就会说发生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上台的是三十个人，通常被称为“三十寡头”的政治。日后正是由于这个巨大的政治变动，也构成了苏格拉底被审判的原因，因为这“三十寡头”上台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些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你经常会看到的。通常古代是把柏拉图的《理想国》、《蒂迈欧篇》（Timaeus）、《克里提亚篇》（Critias）放在一起，一共有四篇对话，这叫做四联曲。柏拉图的作品一共有三十六部，一共是有九个四联篇。与《理想国》一起构成四联篇中的《克里提亚篇》其实就是由三十寡头中的一个“克里提亚”命名的。另外一篇《卡尔米德篇》（Charmides），也是以“卡尔米德”命名的，而“卡尔米德”也是三十寡头之一，而他是柏拉图的朋友。克里提亚是柏拉图的叔叔。用柏拉图自己的话说，当时的主事者，也就是三十寡头，其实都是他最熟悉的亲人、他自己的朋友。柏拉图当时还很年轻。他想，我看着这些人上台，相信他们一定会将雅典的政治加以刷新，把那些不正义的生活改造成正义的生活。但不久就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寡头做的事情比之前的统治更加糟糕，他们做的事情更加不正义。其中一件不正义的事情，是柏拉图对话经常描述的，他们强迫苏格拉底去逮捕一个根本没有做过非法事情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苏格拉底牵涉到这个统治之中。这个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垮台了。这个时候，柏拉图的描述自己的想法说：三十寡头垮台之后，再次激起了我对公共政治生活的热情，但是这时候已经减弱了很多。

新的政治家上台了，雅典转化成为一个比较偏向民主的政治。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柏拉图的一生影响很大，这件事就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遭到诉讼，理由是败坏青年和不信城邦的神，苏格拉底被城邦判处死刑。这件事情对柏拉图的影响是所有读过柏拉图对话的人都会看到的。我们在第七封信里看到，柏拉图有这么一个表述：我观察这件事情，以及在政治上做事的人，以及所有的政治和法律、习俗，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发现以正确的方式处理政治是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你不可能做事。但是因为城邦习俗很糟糕，所有人都生活在糟糕的习俗和法律之下，你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正确地管理政治对于一个败坏的城邦，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后柏拉图自己讲，最初我虽然充满了统治的热情，希望在政治上做事，但是现在尽管我还在考虑怎么去扭转这个事情，怎么去改变这件事情，但是我真正的统治热情已经很小了。柏拉图通过观察政治，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经验的成熟，以及经历了两次政治变动中和他直接相关、并且都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有关的事件，他做出了一个结论说：所有的现有的城邦政治都完全是败坏的，它的法律几乎完全不可救药，除非有某种命运的神奇安排才能将它扭转过来。所以在我现在赞美正确的哲学的时候，我被迫宣布，只有那些真正从事哲学的人成为政治事务的统治者，或者那类在城邦中掌权的人出于神意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可能脱离坏的政治。

苏格拉底在“败坏青年”

这是第七封信描述他第一次前往西西里之前的感受。这个结果当然指的就是《理想国》中最重要的“哲学家王”的观点。但这个结论是非常奇怪的。在柏拉图这封信中，在柏拉图自己看来，这是他从20多岁渴望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经历了两次政治变动的影响，在对所有希腊城邦政治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除非有某种神意的安排，使政治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否则政治根本就不可能改变它不可救药的恶的状况。所以在我们去检讨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之前，我们要回过头看一下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是如何从道理上论证，“哲学家王”何以成为现实政治的最重要的治疗方案。

李猛老师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