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丨阅读《水浒传》（上）

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上）

刘小枫撰文

本文原载《江汉论坛》，2016年第10期

小引

明代中期，《水浒传》开始流传肆中，频频获得极高评价。高到什么地步？与《史记》相提并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水浒传》与《史记》一样，是作者“发愤之作”——至清人金圣叹，施耐庵的地位已与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并置，被誉为中国文史“第五才子”。甚至将《水浒传》比附孔子所作《春秋》者，也不乏其人。[1]

如果《水浒传》一致获得如此好评，中国文史就又添一部一品经典。吊诡的是，自流传以来，《水浒传》也不断遭受攻讦：《水浒传》“倡市井萑苻之首”；“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水浒传》“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论者甚至说，编撰《水浒传》者因此“子孙三代皆哑，夫亦天道之报乎！”[2]同一部书得到绝然对立的评价，在中国文史上实属罕见。

如此情形也许表明，中国读书人的智识旨趣正在发生一场裂变——这既非战国时代智识人关于如何重建华夏国家的分歧，也非佛教入华引发的信仰分歧，而是“雅”与“俗”的分歧。据袁宏道记叙，“里中有好读书者”，“捡《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若捧《水浒传》则“不能释手”（同上，页197）。所谓“雅”指的是以《十三经》和正史所代表的“名教”，所谓“俗”则指的是民间趣味——如袁中道所言：虽然《水浒传》俗，“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既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否则，“崇之则诲盗……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同上，页198）倘若如此，推崇《水浒传》岂不是叛逆“名教”意识形态？然而，推崇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恰恰是：《水浒传》传扬的是忠义报国精神。

还有一种折中观点，其基本理据是：问学不可离俗。毕竟，“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学。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同上，页195）。经世必先通俗，所谓通晓俗世就是认识人世本相。好读书者既要读经书，也要阅人世，似乎经书与人世已然了不相涉。因此，即便《水浒传》所记之事琐碎可厌，仍然值得观之——如一位明代读书人所说：

有言看《水浒传》可长见识者，曾借观之。其中皆倾险变诈之术，兵家用诡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也！然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意叠叠而见，亦处世者所当知也。（同上，页190）

贬抑者和折中者的观点都仅仅是可以理解而已，推崇者的观点则让读书人于心难安。毕竟，针对贬抑者的论调，推崇者轻蔑地说，《水浒传》之妙“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村学究见识，如何读得《水浒传》？” [3]这类观点认为，《水浒传》以“俗”见“雅”，“以人情为辞”，“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同上，页200）。换言之，《水浒传》传承了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的春秋笔法，“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同上，页167）。明代沙弥怀林甚至断言，《水浒传》“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同上，页184）。后世历代读书人都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如果你轻蔑《水浒传》甚至《金瓶梅》之类小说，读不出“戏言”中的“持世心肠”，你就成了不“高明”的读书人。怀林之言迄今具有挑战性：我们得有能力分辨哪些是持世之语、哪些是玩世之词！更棘手的是，我们还得有能力从玩世之词中看出持世心肠。

倘若如此，要搞清这种关系，首先得面对自明代以来迄今都没有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水浒传》是否属于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一类春秋笔法。这让我不禁想起整整二十年前（1996）与捷克汉学家高一乐教授的一次闲聊。当时，高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访问学人，有一天他从山上下到我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室，事先并未预约，进门就说，“老刘，《水浒》的确难读……”高一乐比我年长20多岁，却喜欢称我“老刘”。他说话幽默，也懂中国江湖习惯……

一

“昨天我读完我的美国同行浦安迪写的《明代四大奇书》，书中有句话让我不安，所以没打招呼就来打扰您，请多多包涵。”高一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定，回头看看门是否关好，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浦安迪断言，《水浒传》这部‘小说是针对一批想来能透过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写深入领会内在问题的老练读者写的’。[4]我不得不想这样的问题：我是能‘深入领会内在问题的老练读者’吗？谁是这样的‘老练读者’？您能说说看吗……”

“这本书的中译本刚出版，我前不久翻了翻，译笔极佳。”我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又吐到空中，然后说，“浦安迪的观点不仅说的是《水浒传》，而且针对的是明代四大古典小说，首先谈的是《金瓶梅》。据说这四书无不‘反映了晚明那些资深练达的文人学士的文化价值观及其思想抱负’，绝非仅是‘通俗说书素材摘要’（《奇书》，页1）。您知道，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明代就有人说过《水浒传》作者‘诙诡多智’嘛。有意思的是，浦安迪把我们所说的流俗小说称为‘文人小说’，推测其作者与明代制作‘文人画’‘文人剧’的文人学士是‘同一批人’。您对谁是这类‘文人小说’的‘老练读者’感兴趣——我国古人称这类人为‘高明者’，我感兴趣的首先是：这类‘文人小说’的‘诙诡多智’的作者是谁？显然，首先得有‘诙诡多智’的高明作者，才有可能说他们想要通过改塑通俗传说寻求‘高明’读者，对吧。您知道，西方文史上很早就有长篇叙事作品，作者无不是高明的文人学士，您们不会把他们的作品视为流俗写作，而是视为寓意写作。相比之下，中国的长篇叙事作品出现得很晚，但这不等于中国古人不懂寓意写作。明代已经有文人学士将《水浒传》与《庄子》相提并论，表明他们懂得，《水浒传》作者的笔法有来头。我们对《水浒传》作者的身世茫然无知，即便五十年代初发现了他的墓地仍然无济于事，要断定他是否就是‘诙诡多智’的高明作者，唯有凭靠他留下的言辞。可是，要判断他的言辞是否高明，又要求作为读者的我们自己‘高明’。这真是一个悖论，您和我都不敢妄称‘高明’吧……

“老实说，我在20多年前的1974年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水浒传》这样的小说有需要‘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吗？如果有的话，这‘内在问题’是什么呢？您知道，文革后期有著名的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文化运动，当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因此也把《水浒传》读了好几遍。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鲁迅说过，《水浒》‘不反对天子’，‘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鲁迅肯定是‘高明’读者，可您想想看，当时的‘天子’是谁啊？”

我笑了笑说，“所以我说，浦安迪这个外国人提醒我们，与现代批评家相较，明末清初的‘文人小说’批注者‘犹胜一筹’（《奇书》，页4）。不过，这话恐怕仅说对一半。明末清初的文人学士读《水浒传》即便比现代批评家‘犹胜一筹’，也未必等于他们把需要‘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直白地呈露给了读书人。文革之后，我把文革前的《水浒传》研究文献找来看，才知道史上最为‘高明’的《水浒传》读者非清人金圣叹莫属。他不仅仅是读者，除了相当于注疏的‘批注’，竟然还敢损益原作。作为‘高明’读者，金圣叹首先致力于探究作者的高明。在‘《水浒传》序一’中，金圣叹下笔就谈自古以来作者的‘德’与‘才’的区分：‘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人之能事’者仅‘古人之才’——《水浒传》作者传承的是古人之‘才’。金圣叹将作者的‘高明’定位在‘人之能事’的‘才’的范围，为的是让自己有资格理解作者的‘高明’：既然‘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5]

“在‘《水浒传》序二’中，金圣叹进而提出，‘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他的逞‘才’在于明‘耐庵之志’（同上，页211）。在金圣叹看来，作者表面上描写梁山好汉的‘忠义’，其实意在揭露梁山好汉无‘忠’无‘义’。[6]

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同上）

“金圣叹不外乎说，无论推崇还是贬斥《水浒传》，如果把作者的用意理解为视‘宋江等一百八人’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显然大错。的确，今人读《水浒传》若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到，‘义’在书中既是关键观念又是个‘滑溜溜的’观念。在梁山泊人那里，这种德性甚至演变为对自己一伙有‘利’就叫做‘义’。[7]‘义’若如此，‘忠’不过是所谓‘愚忠’，‘起’什么‘义’呢？可是，若要揭示梁山好汉的‘忠义’真相，需要如此琐细的叙事吗？在‘《水浒传》序三’中，金圣叹又进一步说：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行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同上，页215）

“这里所说的‘神理’是什么呢？金圣叹并无隐瞒，他在文前已经明言：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之君，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馀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同上，页213）

“可见，所谓识‘神理’指的是识人之性情、人之气质差异，也就是辨识人性之幽微。由此才能够说，《水浒传》堪称《论语》、《庄子》、《史记》之余流。倘若如此，通过阅世而知人性之幽微或通过知人而阅人世之幽微，才是《水浒传》作者希冀读者‘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但问题仍然在于，作者为何要化用民间‘起义’的历史传说来展开这一‘内在问题’呢？您们欧洲人阅读中国的人世远比中国人阅读欧洲的人世要早，休谟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所知不多，他却敏锐地看到，中国历史中的‘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

如果有人问，我们怎么能把上述幸福和富裕的原则同中国人的优良文化协调起来呢？中国人一直由君主统治着，几乎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自由政府的观念。我想可以这样来答复：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但确切地说，它不是绝对专制。这是由于中国有如下特点：除了鞑靼人之外它没有什么邻国；对鞑靼人，中国由于建造了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安全保证，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总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些最差的国民军，无力镇压广大乡村中人数极其众多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们或各级统治者必须按照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我们从历史知道，在这种政府治理之下，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如果这种纯粹的君主政权能抵御外敌并能保持王权和国家的稳定，以及民众集会的平和与自由，那么它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政府了。[8]

“休谟这段关于中国的议论大多不靠谱，但他的如下说法倒像是在总括《水浒传》的‘内在问题’：‘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们或各级统治者必须按照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明清之际，《水浒传》成了遭严查毁禁的‘教诱犯法’之书，可见君权确实畏惧《水浒传》教唆‘起义’。何况，中国历史上‘起义’频繁，的确堪称中国文明的一大‘内在问题’——民间的“自由”是否太多？金圣叹自己也说，‘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9] 倘若如此，施耐庵以民间‘起义’的历史传说来展开他所看到的中国文明的‘内在问题’，恐怕自有其道理。金圣叹略去‘起义’行迹，又何以能自称‘善读’《水浒传》并能‘伸其神理’呢。”

二

高一乐听过这番话后仰头朗笑，然后说，“让我学着点《水浒传》的腔调儿说：老刘您是‘仗义疎财’之人哦，说得甚是……至少，金圣叹的‘善读’留下太多需要进一步‘善读’才能获解的疑难。比如说吧，他认为施耐庵对‘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同上，页219）。但他并没有深入解释，为何这种人却能如天都外臣所言，各色好汉，‘江以一人主之，终始如一’。用‘仗义疎财’或‘奸诈’作解，都难有说服力。不过，我们不谈金圣叹，还是直接看文本说话吧。

“您刚才说到的‘起义’，在金圣叹和好些文人学士看来是‘作乱’。‘起义’也好‘作乱’也罢，都有缘由，也就是通常所谓被‘逼上梁山’。作者繁笔累纸写这个主题，占了《水浒传》近半篇幅。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否定传统君主制，您们中国的学者更多关注‘招安’问题，似乎‘逼上梁山’不是问题，不外乎因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您知道，当年延安评剧院排演过《逼上梁山》的戏。可是，我总觉得，‘逼上梁山’是个不仅极为含混而且颇为可疑的概括。小说一开始讲述的林教头和鲁提辖的故事，一个发生在京都，一个发生在县镇——如今所谓的中央和地方都有了。但是，林教头的事由虽然来自高俅骄纵儿子，恐怕说不上是‘官逼民反’，毕竟，御林军教头林冲本人算得上中央级别的官吧。鲁提辖的事由来自拳打镇关西，但镇关西是个‘有钱有势’的‘抄刀屠户’，如今所谓地方恶霸也，既非官亦非吏，鲁提辖自己倒是官府中的吏。金圣叹说，作者在第一回‘先写高俅’为的是表明‘乱自上作’，还由此引申出对作者的理解：

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同上，页227）

“诚哉斯言！问题是，作者在书中更多记叙的是‘乱自下生’。明显的例证是，自从宋江上了梁山，便与吴用联手采取种种非常手段逼官府的人入伙。浦安迪甚至认为，种种‘强迫人入伙’的故事堪称《水浒传》的‘一种结构要素，把梁山泊崛起过程中的许多分散情节连接起来’。他觉得这反映了施耐庵‘资深练达’的笔法，‘对通俗素材中梁山好汉形象进行反讽性改写’（《奇书》，页321）。我倒觉得，宋江吴用采取种种‘设计’逼人入伙未必不好理解。毕竟，一个政治军事团伙要扩大自己的势力，理所当然会采用这类手段。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实际上让我们看到，所谓‘逼上梁山’的缘由其实相当复杂，大多并非因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举例来说，宋江这个中心人物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缘由绝非如此，也与高俅一类中央级高官不相干。宋江自己是县府科级官员，没谁迫害他，相反，‘上下敬爱’他，是他自己惹事最终被逼上了梁山。如果说梁山一百八人‘被逼’上梁山的各色故事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那么，细看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缘由，对领会施耐庵所要表明的内在问题应该算有必要吧。我相信，尖起眼睛细读宋江被逼的故事，能把我的阅读眼光磨练得‘高明’些。所以，我请求您别嫌我无聊，竟然细究流俗得不能再流俗的叙事。

“作者用了差不多三回（第20至22回）篇幅讲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最初缘由。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杀婆惜的时机恰好被安排在吴用利用林冲血刃王伦让梁山泊第一次换主之后。林冲虽然带罪在身，毕竟是御林军教头，灭掉王伦这样的‘贼人’，可以说是分内事。随后晁盖做了寨主，梁山泊山寨由‘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小人做主，变成了由‘仗义疎财，智勇足备’的豪杰做主。由于宋江后来接替晁盖做了寨主，宋江出事的故事被安排在晁盖做寨主之时，想必是金圣叹所谓的作者‘书法’。在我看来，如此‘书法’涉及的是王者德性问题：如果晁盖取代王伦的正当性在于有‘仗义疎财，智勇足备’的德性，那么，宋江得有更高的德性或至少得有与此相当的德性才有资格当王。

“倘若如此，作者把宋江出事的故事安排在晁盖做寨主之时，想必是要让读者自己去琢磨这样一个问题：宋江有何德性。作者明确说，宋江与晁盖一样‘仗义疎财’，但没有说宋江‘智勇足备’。如果民间把‘仗义疎财’理解为‘仁’德，那么，孔子说的‘仁智勇’三德，宋江仅有一德。即便如此，在宋江身上，这个‘仁’德也显得十分含糊。由于乐善好施济人贫苦，宋江接济了从东京流落县城的阎婆和她的女儿婆惜。阎婆见宋江尚无家室，便起心将年方18岁的女儿送给宋江当外室——婆惜在东京是歌妓，只配做外室。阎婆的动机是感恩还是攀附，很难说，姑且说两种动机都有吧。宋江“初时不肯”，但经不住王婆反复劝说，就答应了。一个未来的准君王，经不住市井妇人三言两语劝说，轻率答应这事儿，让人匪夷所思。我们既可以说宋江心太好，也可以说他心太软——无论哪种情形，都让人看到他的‘仁’德含含糊糊。

“宋江对钱财不在意，并非因为他钱财多得不行，而是因为他对好些事情都不在意。他让阎婆和婆惜穿戴焕然一新，丰衣足食，显然不是出于什么感情或同情。作者说，宋江起初‘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这是不是有点儿像寻常的新婚男女，头三个月黏得紧，见识过床笫之后，渐渐回归常态？正好作者在这里暂停叙事问了个问题：押司为何‘向后渐渐来得慢了’？作者给出的回答是：‘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我们应该对这个说法当真么？我们何曾见过宋江‘只爱学使枪棒’？林冲倒是这样的人，但他同时也深爱自己的妻子，或者说於女色上十分要紧。他被逼上梁山，最初的缘由恰恰是属于自己的‘女色’遭人劫持后不肯罢休。我们显然不能说，林冲於女色上十分要紧就不是个‘好汉’。严格来讲，真正的好汉恰恰看重属于自己的‘女色’：谁敢染指老子的‘女色’，老子跟他拼……何况，爱学使枪棒与於女色上十分要紧，并不矛盾啊。您可能会说，作者在这里用的‘女色’一词颇为含混。但我觉得啊，这里的‘女色’大致相当于我们西方人所谓的自然爱欲：喜欢自己所喜欢的女人。宋江‘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表明他对任何女性都没多大兴趣，与‘只爱学使枪棒’没关系。由于他毕竟是个男人，所以起初‘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至于‘向后渐渐来得慢了’，恐怕是因为觉得床笫不过就那么回事，没什么好玩。总之，宋江的自然爱欲并不饱满。如果作者有高明的‘书法’，那么，这个笔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宋江很少回来‘与婆惜一处歇卧’，婆惜与宋江在县府的同事张押司好上了——我要提请您注意，作者说的是宋江先冷落婆惜。张押司别号‘张三’，‘生得眉清目秀’，与宋江的黑脸相比，自然会讨女人喜欢，除非黑脸汉子有让女人迷拜的优异品质。作者说此人‘风流俊俏’，‘平息只爱去三瓦两舍’。这种人竟然也是县府科级官员，我觉得呵，不仅您们中国人见惯不怪，我们西方人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他有旺盛的自然爱欲而已。您们中国人喜欢用‘张三李四王麻子’泛称世人，‘张三’的‘风流’兴许寓意的是人世常态。这会儿作者才说，婆惜虽‘是个酒色娼妓，一见张三，心里便喜，倒有意看上他’。作者提示读者，没必要看重‘酒色娼妓’这个标签，婆惜其实是个平常女人。她‘有意看上’张三，是因为张三对她有自然爱欲。如果天性上就是‘酒色娼妓’，哪会真心喜欢谁或‘有意看上’谁啊。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婆惜的确真心喜欢张三。婆惜首先看重的不是男人是否有钱财或‘仗义疎财’，而是看重男人是否‘风流俊俏’像个男人。我们不能说婆惜因此是个坏女人，倒应该说她很女人……

“婆惜与张三好上后，两人‘夜去明来’‘如胶似漆’——作者说宋江起初‘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却没有说两人‘如胶似漆’。宋江和婆惜相互对对方都没有‘半点儿情分’，显然是因为宋江‘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我注意到，宋江得知婆惜与张三有情的风闻后，并不在意，婆惜甚至也没掩饰自己对宋江没‘情分’，‘只把言语伤他’，尽管宋江实际上养着她。宋江心里想：既然不是‘父母匹配的妻室’，此女‘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让自己过不去。于是，宋江干脆‘几个月不去’。作者说，这进一步证明，宋江是个不以‘女色为念’的‘好汉’。我们看到，宋江不以‘女色为念’是真的，至于是否是‘好汉’，还要看接下来的故事。

三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接下来的意外，事情就这样下去了：宋江照旧‘半月十日去’婆惜那里‘走得一遭’，就像去单位划个卯。恰好在宋江‘几个月不去’婆惜处的这段时间，梁山泊易主，晁盖吴用不忘宋江这个‘仁义之人’当初通风报信让他们逃脱追铺，遣刘唐送书一封‘并黄金百两’找到宋江谢恩。作者说宋江‘仗义疎财’‘爱使枪棒’，又说在晁盖吴用等人眼里，宋江是‘仁义之人’。您知道，能担得起这个名称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事实上，宋江‘私放’贼人，身为‘贼人’的晁盖吴用才视宋江是‘仁义之人’。我们需要在脑子里打个问号：作者真的认为晁盖吴用懂得什么是‘仁义’？

“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撞见刘唐之前，刚接到州府下发的文件，通报梁山泊起‘贼人’，要各县防范——宋江看到文件后心里想的是：

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饶不得。（第20回）

“作者称晁盖吴用一伙为‘豪杰’，官府则称‘贼人’。与此同时，作者又让我们看到，晁盖吴用一伙不仅剪灭官军，也打劫‘客商’——似乎究竟是‘豪杰’还是‘贼人’，让读者自己去辨别。按照常识，劫犯打劫时不伤害客商性命，不等于不是‘贼人’。宋江毕竟是县府官员，懂得‘法度’，尽管如此，他丝毫没有觉得晁盖吴用一伙做的事情不义。宋江没有想到，接下来他自己也会虽‘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饶不得’——他该怎么办？

“宋江与刘唐吃酒到晚上，仅收了晁盖的谢恩信和一条金子，慌忙别过刘唐。在回‘下处’的路上，宋江不免害怕起来，心里想，‘早是没做公的看见！争些惹出一场大事来！’作者的‘书法’真会搞笑，宋江自己就是‘做公的’，他竟然没有看见自己！整个后来的事情都基于这个‘做公的’没有看见自己。不仅如此，我相信，作者还想让读者看到，宋江天性胆小怕事。与其说他懂‘法度’或守法，不如说他胆儿小，与梁山好汉都有的胆儿大不沾边。作者在结束这一回时下的评语颇有意思，‘有分教宋江：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做恶心’。如果这就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开端，那么，宋江就是被自己的‘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做恶心’逼上梁山的。

“阎婆撞见宋江，非要拉他去见自己女儿，希望两人重新和好。阎婆的想法与起初一样，用自己的女儿换取日常安乐：‘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都靠着押司’。被晁盖吴用视为‘仁义之人’的宋江竟然不肯去，但他又‘缠不过’阎婆——作者说‘宋江是个快性的人’。宋江真的‘快性’？作者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的分明是宋江起初接纳这母女俩时的情形：经不住女人‘缠’，处事漫不经心——作者说他‘快性’，意思很可能是轻率。

“宋江跟着阎婆到下处时，婆惜正躺在床上受寂寞折磨，听见老娘在楼下喊‘你的心爱的三郎’来了，她以为来的是张三郎，一边‘掠云髻’一边嘴里骂‘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作者的笔调真幽默，不是吗？尽管我知道您们中国人的俗话说‘打是亲热骂是爱’，这里的记叙让我觉得，您们的中国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并非那么低下哦，至少有发脾气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哪有什么‘三从四德’的‘名教’约束——用金圣叹的话说，婆惜属于能‘压伏丈夫’一类女人。倘若如此，‘名教’在民间有多大效力，殊为可疑。婆惜‘飞也似跑下楼’，瞧见来的不是白张三，而是黑宋三，马上转身回去，倒在床上摆谱。阎婆不是强制自己的女儿婆惜下楼哄宋江，而是通过纠缠强制宋江与她一起上楼哄自己的女儿：作者第三次让读者看到，宋江经不住阎婆的言辞纠缠。我不得不说，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这人实在太含糊，没一点儿男子气概。如果宋江不想被纠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嘛。绝妙的是，作者还写到，宋江想趁阎婆去买酒食时溜掉，没想到阎婆出门时把门锁上了。作者岂不是在告诉读者，宋江不仅没男子气概，只会打主意溜，而且脑筋也不如阎婆这类市井女人周密。要是今后还指望宋江指挥一伙人打仗，怎么得了！

“阎婆买酒食回来，非要宋江与婆惜把酒言欢，婆惜却‘只心在张三身上’。作者让我们看到，阎婆教宋江这会儿哄哄婆惜，‘装些温柔，说些风儿话耍’，与她亲热，婆惜未必不会将就。婆惜这时心里嘀咕的是，‘你不来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闲常时来陪你话，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却不耍！’可见，婆惜并非因为有了张三就绝不会让宋江碰自己，她毕竟是从三瓦两舍出来的。宋江心不在焉，一心只想如何脱身：起初在路上撞见阎婆时用‘公事’推脱未成，唐牛儿闯进来后，又想借‘公事’脱身，仍然没有成功。宋江见夜已深，转念想‘只得权睡一睡’，看婆惜是否会主动前来温存。整个这段记叙让我们看什么呢？看婆惜是个怎样的坏女人？显然不是！作者要让我们细看，宋江是怎样的男人。必须记住，后来他将成为准君王！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不仅是个极为含糊的男人，而且对日常困境毫无办法，既缺乏男子汉的勇气，也缺乏日常智慧。阎婆起初缠住宋江接纳婆惜当外室，宋江当时想的恐怕就是‘只得权睡一睡’，在眼下的处境中，他想的仍然是‘只得权睡一睡’。宋江既无‘奸诈’能力，也无‘齐家’能力，无论从性情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说，都是个不咋地的男人。奇妙的是，作者却一再说他在江湖上名声大得很，真幽默。

“宋江实在睡不着，五更就起身离开，走时骂了一句‘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婆惜也没睡着，回了一句‘你不羞这脸’——像不像寻常两男女怄气吵架？我注意到，在作者笔下，婆惜并非可以想象的那类坏女人。当发现宋江的金条，她马上想到的是拿来与张三‘做夫妻’，可见她心底里有常人的幸福愿望，并非天性喜欢三瓦两舍。发现来自梁山贼人的书信后，婆惜一下子变得有恃无恐，甚至向宋江坦陈自己‘和张三有事’，但这是私事，张三算不上‘该一刀的罪犯’，宋江却是犯了政治罪。尽管如此，婆惜也仅仅打算用贼人书信换回自己的人身自由且趁机敲一笔巨款，并非有‘政治觉悟’真的要告发宋江。事实上，如果宋江当初不是仅留下一条刘唐带来的金子，他也就躲过一劫。由此看来，接下来的事情其实是宋江习惯‘仗义疎财’惹出来的祸。我觉得，作者的记叙似乎要告诉我们，宋江出事的根本原因是他‘仗义疎财’。倘若如此，作者的笔法意味就不仅仅是幽默。

“宋江杀婆惜可以说是意外杀人。按作者的记叙，宋江抢夺招文袋时一方面惊慌失措，一方面‘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听见婆惜乱喊‘黑三郎杀人也’，反倒提醒他干脆用刀抹婆惜脖子，还怕婆惜不死‘再复一刀’。作者让我们看到，这两刀来得干脆，与宋江被阎婆缠住以来一直含含糊糊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这两刀展示的不是宋江的临事果断。无论惊慌失措还是‘一肚皮气正没出处’，这两刀仅仅表明宋江毫无自我节制能力，更谈不上急中生智。在近乎白描式的叙述中，作者让读者如实地看到，即便在常人中间，宋江也算不上哪方面有什么出色，与什么‘勇’啊‘智’啊之类的德性毫不沾边，倒是离得如水浒那样远。在后现代的今天，正常的女人谁也不会喜欢上这样的男人，不是吗？不仅如此，甚至宋江的智商也远不如阎婆——她见‘血泊里挺着尸首’，假装哀叹‘老身无人赡养’。阎婆知道，当场高喊‘宋江杀人’，惊慌失措且‘一肚皮气正没出处’的宋江准会让自己搭上老命。阎婆再次利用宋江的‘仗义疎财’和经不住三言两语说服这两个弱点，把宋江骗到县府，然后才突然高喊‘有杀人贼在这里！’作者的笔法仅仅是幽默或反讽吗？

“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宋江杀婆惜与梁山泊无关，而是因为撞见婆惜与自己的相好‘正在偎倚’，于是将两人一并杀了。[10]作者将宋江这个原本传说的‘酒色粗人’改写成‘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难道不会有什么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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