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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丨阅读《水浒传》(下)

刘小枫 书影乐言 2020-08-24


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下)

刘小枫撰文

本文原载《江汉论坛》,2016年第10期


“宋江故事越读越像谐剧——作者叙述说,由于宋江‘为人最好’,‘上下敬爱’,阎婆在县政府门前高喊宋江杀了她女儿,竟然没谁相信。市井含义上的‘好人’,我们大致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不外乎‘仗义疎财’,为人粘粘糊糊。作者却让知县说,‘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其实,知县知道宋江生性胆小怕事,不相信他够胆儿杀人。这时,张三这个人物派上了用场,他也是押司,只有他为了婆惜死揪住宋江不放,带领一帮民众取尸验证。知县得知真相后,仍然‘一心要救宋江’,揪住唐牛儿不放。即便现在看来,这样的知县也算得上有违‘法度’,可谓‘官吏污滥’。倘若张三不是押司,这事就不了了之啦。

“宋江真的是‘君子诚实的人’?县府上上下下都在庇护他时,他却已经‘自在逃去’。作者接下来的讲述更能说明宋江的‘君子诚实’:公人奉命到宋家村找到宋江老爹,要他协助抓捕宋江归案,宋太公却说,自己的这个儿子从小不听话,几年前已到县公安局‘告了他忤逆’,户口早已不在本籍,老汉与这不孝之子多年‘水米无交’,根本不知道宋江在哪里。知县用这个说法搪塞阎婆,阎婆马上一针见血地说:‘谁不知道他叫做孝义黑三郎’,宋太公所谓告了宋江‘忤逆’,肯定是假的。阎婆给知县出了难题:要么宋江的‘孝’是假的,要么,这父子俩欺骗政府是真的。作者随后说明了真相:宋代朝政‘为官容易,做吏最难’。做官容易是因为,‘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做吏最难是因为,稍有不慎,‘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于是,凡做吏的都会先做两件事情:第一,‘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第二,在家里挖个藏身地窖,以便万一有事时躲藏。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与他老爹一起蒙骗政府——这就是宋江的‘君子诚实’。如果说作者揭露了‘官吏污滥’,那么,宋押司本人也属其中之列。毕竟,宋江用这地窖藏身,并非因为遭受‘奸臣当道,谗佞专权’的迫害,而是自己身为县府官员意外杀人后畏罪藏匿。

“宋江家的地窖就挖在佛堂底下,县公安局刑警队长朱仝果然在宋家的藏身地窖中找到宋江。朱仝劝宋江赶紧出逃,不可久留。然后,朱仝对刑警队副队雷横说,找不到宋江,干脆把宋太公逮去县府交差。雷横听他这样说,就知道是‘反说’:朱仝明明与宋江好得不行,他要能下手逮宋江已经不可信,这会儿却说要逮宋江老爹。于是,雷横说,‘宋押司他犯罪过,其中必有缘故,也未便该死罪’。既然宋江老爹有告忤逆的官方凭据,‘又不是假的’,没必要逮宋江老爹。朱仝听了也明白雷横是在‘反说’,便继续‘反说,要他不疑’。于是,这两个执法人员相互‘反说’一气,回去后对知县也‘反说’一气:‘搜遍了两次,其实没这个人。宋太公卧病在床,不能动止,早晚临危’。随后知县也跟着‘反说’……宋江犯事之后,从知县到下面的执法人员乃至宋江父亲,都在‘反说’。从文脉来看,‘反说’的意思是:说话人知道真相,为了不说出实情,编一套说法来搪塞视听,说法固然全是假话,却向不同的人传递了不同的信息,有的人会听得出假话的真实含义。读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作者本人会不会也经常‘反说’,甚至整部《水浒传》就是一套‘反说’?

“甚至张三也知道朱仝雷横的说法是‘反说’,但他‘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作罢。朱仝花钱让阎婆不要再闹,又花钱‘教人上州里去使用’,再花钱判唐牛儿‘故纵凶身在逃’,‘刺配五百里外’。这算得上‘官吏污滥’吧,但这种‘污滥’恰恰是在为宋江开脱,而非逼他上梁山。作者的叙事让我们看到,朱仝公然违反‘法度’,知法犯法,这一回的标题却用了‘朱仝义释宋江’这样的句子,是不是‘反说’啊?难道作者认为知法犯法是“义”?如果是的话,这‘反说’说给谁听呢?在《水浒传》中,所谓‘仗义’就是知法犯法,这样的事例太多。我们是否可以说,金圣叹虽然看出作者笔下的宋江‘仗义’是假,因此反对给《水浒传》书名添上‘忠义’二字,但他与那些真的以为宋江‘仗义’的人一样,没有看出作者的‘反说’笔法?

“无论如何,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是这样被‘逼’得弃官出走的。宋江让朱仝放心,他自有去处。宋江提到三个去处,其中并无梁山泊,可见他即便别逼出走也不至于‘被逼’直上梁山。宋江最后决定投奔‘大周皇帝嫡派子孙’柴进,因为他‘仗义疎财,专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宋江见到柴进时说,自己做了万不得已的事情,特来投奔——柴进根本不问犯了什么事儿,直接就说,即便做下‘十恶大罪’也‘不用忧心’。作者的‘书法’搞笑时不动声色,水平实在高超。听说宋江杀了自家外室,柴进更不当回事儿,竟然笑着说,‘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说这种话的人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哦,是不是在拿您们中国的传统圣王开玩笑啊?如果是的话,这玩笑开得太离谱了吧?

“总起来看,我觉得啊,在作者笔下,宋江的这出戏是谐剧,搞笑的地方太多。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谐剧嘲笑的是人身上低劣的品性。宋江身上的关键词是‘仗义疎财’,作者让我们看到,他并无任何过人之处,仅仅是个‘仗义疎财’的‘好人’。严格来讲,‘仗义疎财’是民众看重的德性。在作者看来,这其实是低劣的品性:好坏是非优劣不分,烂施仁慈——所谓‘无般不好’,常人就喜欢这样的人嘛。作者怎样展现宋江身上的这种品性呢?他首先让我们看到,‘仗义疎财’让宋江身为官人‘私放’晁盖吴用一伙打劫犯,又让宋江对阎婆母女烂施仁慈惹出意外杀人的刑事罪,最后又让他凭靠平时‘仗义疎财’的积德逃脱法网。这就是作者让这个未来的‘替天行道’领袖出场时的表现……”

“您读得真细致,我比不上”,听过高一乐对‘宋江怒杀阎婆惜’这场戏的析读,我一边给他冲茶一边说。“金圣叹已经说过,在施耐庵笔下,宋江是‘狭人’‘甘人’‘驳人’‘歹人’‘厌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凡用得上的贬人字眼儿差不多都用上了。看来,这些品质在宋江的出场大戏中已经展现得差不多啦。在金圣叹看来,‘《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11]然而,这样一个谁都不如的人,竟然做了他们的王者,要说的话,这真是最大的‘反说’。不过,如果要说宋江在作者笔下显得谐剧兮兮,又该如何理解作者笔下的武松呢?武松的出场戏紧接宋江的出场戏,也有三回篇幅(第24-26回)。这两场戏都涉及命案和追凶,金圣叹已经说到两出戏的表面描写有明显对应,尽管案情差异很大。尤其是金圣叹还说,梁山泊一百六人,‘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武松天人者’,梁山泊英雄中‘第一人’(同上,页254)。似乎作者把宋江和武松的出场戏安排在一起,为的是让读者比较‘天人’和衰人。倘若如此,宋江的戏是谐剧,武松的戏就是肃剧?您恐怕得比较一下,才能对作者的‘书法’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吧。”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做的”,高一乐笑眯眯地对我眨眨眼说。“金圣叹仅看到这两场戏的一些表面上的对应,并非全部。而且,我觉得他并没有深入体味这两场戏的异同所隐含的意味。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武松的出场戏说到底仍然是谐剧,只不过笔法更为高超……

   

“武松出场时,作者首先让他演了一出打虎戏,占整整一回篇幅。金圣叹看到的是作者‘写虎能写活虎’,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作者展现出武松有过人的男子气概!宋江首先缺乏的是这种男子气概——换言之,武松有‘勇’德。在随后的故事中,作者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武松身上有过人的‘仁’气:他视兄如父。金圣叹说得好,‘武松视兄如父,此自是豪杰至性,实有大过人者’。更有意思的是,金圣叹甚至认为,‘武二之视兄如父,是学问之人之事’(同上,页251)。接下来作者还让我们看到,武松有过人之‘智’:他出公差行前用‘篱牢犬不入’约束潘金莲,可见他对持家有周全的考虑;他追凶时有条不紊,冷静地取人证取物证,录下潘金莲和王婆口供,然后把状子上交县府;县府中人上上下下袒护西门庆,就像先前作者让我们看到县府中人上上下下袒护宋江,武松告状无门,但他并不大闹县府,而是不动声色地设局取证——让潘金莲把左邻右舍请来饮酒答谢;左邻右舍几乎无不是软弱的常人,唯恐沾边,武松暗中安排自己手下的警员‘前后把着门,都是监禁的一般’;果断干脆地替兄‘报仇雪恨’时,武松并没有杀掉王婆,而是事后押着这个教唆犯到县府告状……凡此可见,武松行事何其审慎周密。

“武松显得‘仁智勇’三德俱全,血性十足,仿佛天生是个王者的料。如果要说‘忠义’德性,武松也并不缺乏。按金圣叹的说法:

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同上,页211)

“武松视兄如父不就是‘忠’的体现?他追凶取证和挟持左邻右舍当见证,不就是‘义’的体现?武松搬到兄长家后,随即‘取些银子与武大,教买饼馓茶果,请邻舍吃茶’,又‘取出一匹彩色缎子,与嫂嫂做衣裳’……他多么善于‘使其下’啊。潘金莲引诱他时,先是灌酒,然后‘将酥胸微露,云鬟半亸’,三四碗酒后,易醉的武松不仅没醉,反倒对潘金莲‘閧动春心’的闲话‘也知了四五分’,开始保持警觉……潘金莲引诱未逞,诬陷武松调戏兄嫂,武大问起,他并不辩白,‘自去便了’;武松出公差前给兄嫂定行为规则,潘金莲直言抗拒:‘我当初嫁武大时,不曾听得说有什么阿叔!’武松则说一不二,并不与妇人多言,自是吃酒。凡此可见,武松何其善于‘处乎己’,与宋江真判若两人。

“我不得不说,武松有‘宰相之材’尤其见于他善用暴力。武松追凶时既懂得行贿——用五两银子从郓哥取得证言,也懂得使用暴力:他‘握着尖刀’询问‘面色青黄’的何九。武松把左邻右舍的民众骗来饮酒,有人来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想溜,武松亮出尖刀说:哪个敢走就休怪翻脸‘吃我五七刀’再去。武松不仅用暴力强制左邻右舍民众亲耳听潘金莲‘从实招说’,也让民众亲眼看见他扯开潘金莲‘胸脯衣裳’,‘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然后‘肐察一刀’割下人头,‘四家邻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脸’。不妨想想,这样的人当宰相,还愁国家没有稳定秩序?作者让我们看到宋江杀人,王婆教唆潘金莲杀人,然后是武松杀人,乃至官府‘凌迟’王婆……作者展示了各种暴力,却并没有掩饰人世真相:实现‘忠义’需要凭靠暴力——用休谟的话说,‘自由政府’也离不了用暴力约束民众。何九殓尸时临场假装‘中了恶’跌倒装死,他怕的是什么?怕武都头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可是,武松并不像宋江那样在惊慌失措中或‘一肚皮气正没出处’的状态下杀人。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武松的出场戏就整体而言是谐剧,或者说是一种更为高妙的‘反说’。让我举出几个例证,看能否让您信服。首先,我啊觉得,作者好像也在提醒读者把武大与宋江联系起来想。虽然宋江不像武大那样‘人物猥獕’,毕竟也‘身材短矮’,而且是个黑脸。甚至武大的‘懦弱本分’,宋江也占一半:他并不本分,但多少有些懦弱吧。最重要的相似在于,宋江和武大都‘无般不好’,却‘不会风流’……总之,就男人而言,宋江和武大都不讨如今所谓靓女喜欢。王婆怂恿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时引古谚‘骏马却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第24回),武松用暴力维护古谚所说的这个道理,宋江后来用自己的权威让一丈青配矮脚虎,同样如此……这意味着什么呢?

“武松戏中的两个女人显然是宋江戏中的两个女人的升级版,但潘金莲的来历是大户人家的使女,与婆惜来自三瓦两舍有质的不同。您肯定会说,她们都属于‘压伏丈夫’一类女人。用我们西方现代文化的语汇来讲,这两个市民女人下意识地具有女性的自然权利意识:敢于喜欢自己喜欢的男人。我说‘下意识’,因为您知道,这种意识是天生的,不是什么哲学教出来的。潘金莲一见武松就禁不住喜欢,甚至可以说一见就一往情深:‘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武松身上处处显出男子气概,与武大(还有宋江)判若两人。潘金莲拿‘武松这表人物’与自己的丈夫相比,太自然不过啦。她实在想不通,这对兄弟竟然是‘嫡亲一母’所生。潘金莲从武松打死大虫联想到‘他必然好力气……’,金圣叹对这联想的批语是‘绝倒’,想必要提示读者,她联想到的‘好力气’未必是用来干活儿的。潘金莲出自本能地喜欢武松的‘撒泼’性格,因为她自己‘平生快性’。如金圣叹的批语所说,潘金莲觉得‘自己与武二一合相处’。我有一种感觉,作者在记叙潘金莲初见武松时的情景,笔端流露出对潘金莲的同情理解。武松戏后,紧接着是武松遇张青和孙二娘夫妇的戏。由于刚经历过兄嫂悲剧,武松不免感叹世间也有这天造地设的一对。从金圣叹对武松的感触所下的评议中,也不难看出他对潘金莲的同情理解:

夫天下之夫妻两个,则尽夫妻两个也,如之何而至于松之兄嫂,其夫妻两个独遽至于如此之极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于生松之兄,是诚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与松之可以不舍兄而远行,是皆人之所得为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财主又必白白与之;松之志可以不舍兄而远行,而知县又必重重托之。然则,天也非人,则断断然也。嗟乎!今而后,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尚有夫良妻洁,双双两个之奇事。而今初出门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张青一对如此可爱。松即金铁为中,其又能不向壁弹泪乎耶?(同上,页256)

“一番何其深切的感叹!金圣叹就差点儿想说,如果武松娶的是潘金莲……算啦,不必进一步去想金圣叹怎么想,还是回到文本吧。在记叙潘金莲引诱武松的过程时,作者的笔端更多呈露的是潘金莲对男子气概出于女性本能的自然爱欲。王婆用计诱骗潘金莲出篱,利用的是潘金莲的质朴‘好心’,这表明潘金莲并非精于心计之人。武大让潘金莲不白吃王婆的酒食,潘金莲照做,可见潘金莲并没有不听武松行前的警告。有不少论者认为,《水浒传》有‘歧视女性’之嫌,我看未必。王婆的谋杀‘设计’,不可谓不精细。她看到‘最要紧’的是,殓尸人何九‘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绽’。但王婆设计让西门庆行贿何九,反倒留下破绽。何九老婆给陷入困境的何九出了一个两全的主意,何九听了也禁不住感叹‘家有贤妻,见得极明’。果然,何九妻的‘设计’让另一个女人的‘设计’归于失败。可见,作者清楚知道,正如有各色男子,也有各色女子……

“武松戏是一个大‘反说’,其隐含的真相是——我说出来您不要吃惊哦——武松的确‘雄壮’‘必然好力气’,但他很可能是性无能,或像宋江那样缺乏饱满的阳气。在孙二娘店里,武松吃了下蒙汗药的酒后昏睡,孙二娘让手下将武松扛进里屋再收拾,手下扛不动,二娘亲自动手:脱掉‘绿纱衫儿,解了红娟裙子,赤膊着’一把提起武松……您想象得到,二娘这时身上仅剩下内兜儿,胸脯涨得满满的……‘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把两只手一抱抱将拢来,当胸搂住;却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只一夹,压在妇人身上’(第27回)。作者的笔端透露出孙二娘身体的性感,甚至笔调让人觉得色情,同时却让我们看到武松对孙二娘的性感身体完全没感觉……”

“胡扯,胡扯,别来这套”,我连连摆手,“您们西方人就喜欢用弗洛伊德那套来解读文学作品,牵强得很……”

高一乐见我不想听他把这个话题说下去,笑了笑说,“换个例子吧……您可能已经注意到,第24回篇幅特别长,几乎是所有其他章回的一倍。这一回的重点是‘设计’引诱,然后是践行引诱:王婆用言辞‘设计’引诱,西门庆用行动践行引诱。作者让笔下的王婆向西门庆详细交代了十步走的引诱步骤,后来还亲自出面总结说,‘凡世上妇人,由你十八分精细,被人小意儿过纵,十个九个着了道儿!’(第24回)不知怎么的,读到王婆的‘设计’,我禁不住想到后来宋江和吴用设计的一系列‘逼’人入伙。王婆不仅‘设计’了引诱,还‘设计’了谋杀,对自己的‘好手段’颇为得意。不过,王婆的前后两个‘设计’性质完全不同,转换的关键是暴力的返回——现存秩序是靠武松的暴力来维持的,他与朱仝一样,是县公安局刑警队长。由于暴力不在场,就有了王婆的第一个‘设计’。武大极为软弱,这类常人需要靠亲近的暴力来保护。面对暴力的返回,王婆让出于自然欲望想要破坏秩序的西门庆选择‘长做夫妻’还是‘短做夫妻’。西门庆选择了前者,于是引出谋杀的‘设计’。我们都知道,‘长做夫妻’成了另一部长篇叙事《金瓶梅》的主题。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情节旁衍出另一个大故事,那里所隐含的‘内在问题’与《水浒传》的‘内在问题’是什么关系?什么是人世间的自然秩序?我啊觉得,这里的关联在于,梁山泊英雄缺乏潘金莲所渴望的‘火’……潘金莲对武松说,‘叔叔不会簇火,我与叔叔拨火;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第24回)。她哪里知道,世上竟然也有根本就没‘火’的男子气概——您可以再想想卢俊义和杨雄的故事……

“反过来看,武松替兄长‘报仇雪恨’时手刃潘金莲其实太过分,甚至乎变态:割下人头已经替兄报仇,为何还要残忍地剜心掏腑?作者的笔端难道在暗示:武松的变态之举是因为他没有自然能力回应潘金莲的‘火’?他剜心剜的是自然爱欲?作者后来不是还让读者看到:在吴松岭的秋高夜色中,武松看见一个道士先生正‘搂着一个妇人在那窗前看月戏笑’,不禁‘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去腰里掣出那两口烂银也似戒刀’(第30回)。武松生怒真的是因为‘出家人’在‘山间林下’的月色中‘做这等勾当’?作者难道会不知道,道士不是和尚,道佛两家修炼方式不同?就算‘出家人’不该‘做这等勾当’,武松拿‘道童祭刀’难道不是变态?无论如何,武松在吴松岭的月夜中杀死道童和道士,并非失手杀人,而是与杀潘金莲一样,属于报复性杀人。但这次他报复的是什么呢?情形难道没可能是,就像爱使枪棒不耽误於女色上十分要紧,读书修道的男人也有本事享受自然欲火,武松却没有这本事,于是见到这番情景便‘怒从心上起’?他要证明自己也有过人能力:‘我的本事,不要箱儿里去取!’——‘箱儿’指道士读的书本,武松拿自己的武功来藐视道士的读书功夫,岂不失态且变态?作者在前面说宋江杀婆惜是‘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做恶心’,这里说武松杀道士和道童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好一个相同的‘心’字和‘恶’字连用,连起来就是‘心恶’!用现在的话说,这心之‘恶’指的是宋江和武松因自己身上的某种自然欠缺而内心极为龌龊。值得庆幸的是,两人都不好读书,智性也不算太高,不然的话,这样的‘心恶’不知会衍生出什么文字或邪说。

“算啦,不谈这个。其实,我哪里是在用弗洛伊德那套来识读《水浒传》哦,王者或僭主与自然爱欲的关系,是希罗多德《原史》的开篇主题。缺乏这种自然爱欲,无论王者还是僭主都是假的,但巨吉斯的故事表明,的确有性变态的僭主……有个台湾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论梁山泊英雄,文章的副标题是‘论水浒的悲剧嘲弄’。老实说,整篇文章没一点儿看头,结尾时将《水浒传》与荷马的《伊利亚特》以及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相提并论,[12]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扯。但‘悲剧嘲弄’的说法还是靠点儿谱,当然,按我说应该是‘谐剧嘲弄’……

“我的观点是,武松的出场戏整体而言同样是高妙的‘反说’。看来您仍然不信,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吧。您应该注意到,武松最初出场时,并没有显得‘仁智勇’三德俱全。作者首先让我们看到,武松在柴进庄上做客,下人照顾不周,他醉酒后就‘下拳’打人,‘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谈何‘仁智勇’三德俱全啊。作者随后写武松与宋江相识:两人都是犯下意外杀人罪的逃犯。奇妙的是,武松在柴进庄上本来喜欢酒后无理打人,‘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第23回)。接下来作者就安排了打虎戏,让武松展示‘勇’气。更绝的是,打虎之后,作者就说,阳谷县长见武松有‘忠厚仁德’……真幽默,即便大虫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打死大虫怎么就成了‘忠厚仁德’的体现啊?武松好酒,而且醉了就毫无自我节制。但作者随后却让我们看到,武松非常有自我节制。宋江真神奇,仅仅与武松‘饮酒相陪’就改变了他的性情和气质……金圣叹说武松是‘天人’,恐怕看走眼了吧,不然就是‘反说’?武松在柴进庄上初遇宋江时,柴进问武松是否认得宋江,武松说还不认得,仅听说(!)宋江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又问,‘如何见得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武松说,‘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老刘啊,您不觉得这是作者的‘反说’笔法么?他明明刚刚让我们看到,宋公明做事情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如果武松真的是块“天人”的料,但让这块料成器的却是金圣叹说的梁山泊第一衰人宋江。这应该算是‘戏言’吧,但其中透露了怎样的‘持世心肠’呢?我想起李贽评《水浒传》的一句话:

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资料汇编》,页172)

“要么这话是‘反说’,要么李贽没看懂《水浒传》中的‘反说’。要说《水浒传》的主题是‘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倒还靠谱。作者让宋江一心想的是‘招安’,难道不靠谱?”

“您的意思似乎是说”,我打断高一乐,“‘大贤役于人’就是《水浒传》需要读者‘深入领会的内在问题’,甚至就是中国文明的‘内在问题’?可是,这不过是人世中的常态,未必仅仅是中国文明的‘内在问题’吧,西方文明同样如此,从而是人世的基本‘内在问题’,不是吗?遇到真正有君王德性的君主,他能让国家稳定,抵御外敌,民众生活得安宁和富足,从来就是‘奇事’,就像武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尚有夫良妻洁,双双两个之奇事’。休谟以为‘自由的政府’靠民主方式让君主换得很勤就会天下永久太平,结果只会是‘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

高一乐像赶蚊子似地挥挥手,“那是您说的意思,不是我说的。还是回到‘逼上梁山’这个话题吧……武松的血性行为让知县觉得他‘是个义气烈汉’,又念及他押运行贿品有功,把武松的刻意杀人改为宋江式的意外杀人,送交上一级州府发落。随后,作者让我们看到一连串‘聪察的官’——从府尹到京师刑部官,他们从轻发落武松,‘脊杖四十,配刺两千里外’。武松后来与政府作对,没道理啊……毕竟,他哥哥的悲剧是王婆和西门庆导致的,甚至如金圣叹所说,是天地间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导致的,与无论君主制抑或民主制的政府有何相干!与宋江一样,政府对他们都蛮好啊:运城县府上上下下袒护宋江,阳谷县府上上下下袒护武松。县府大人没有严守‘法度’,“官吏污滥”恰恰让宋江和武松这两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而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何况,宋江和武松本人都是县府官员啊!如果能从‘通俗素材的表面描写’看出政治法理,就是怀林说的‘高明’读者,那么,我想说,作为欧洲人我读《水浒传》获得的最大启发是: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自由政府的观念’,并非是休谟说的那个原因。毋宁说,真正深谙儒道的‘高明’者对世之‘俗’有极为深透的理解,所以才不会像我们那样相信民主政治。说到底,民主政治才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起义’……今天中午我请您吃饭,咱们走吧……”

这次闲聊虽然过去20年了,我仍然在想,高一乐的读法真的“高明”?未必吧……


注释

[1] 朱一玄、刘毓枕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增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以下凡引此书均据此版,简称《资料汇编》);《水浒传》比《史记》,见页167,171,200;金圣叹语见页210;《水浒传》比拟《春秋》,见页170,209。

[2] 《资料汇编》,页201,199,203。

[3] 《资料汇编》,页169,175。

[4] 浦安迪,《明代四大奇书》(英文版,1987),沈亨寿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页333(以下简称《奇书》,并随文注页码)。

[5] 《资料汇编》,页206-211。

[6]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突然返京,在丰台车站召见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和卫戍区司令吴忠。两人开口就检讨自己在庐山会议时的表现,毛泽东打断他们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参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朱元石访谈、整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128。吴德在1966年“516通知”后突然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调任北京市代市长和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少将在“九大”后由驻锦州的40军军长调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毛泽东选中两人先后出任京畿首长,兴许与他们的名字寓意有关。

[7] 孙述宇,《江湖上的义气》,见氏著,《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页273-288。

[8] 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杨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页47。

[9] 《资料汇编》,页211。

[10] 聂绀弩,《水浒五论》,见氏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今见《聂绀弩全集》第七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页57。

[11] 《资料汇编》,页253-254。

[12] 乐蘅军,《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论水浒的悲剧嘲弄》,见氏著,《古典小说散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76,页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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