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汪晖谈音乐与音乐阐释间关系
应《书城》杂志邀请，2002年4月28日，北京大学韩毓海与部分博士研究生对汪晖进行了学术采访。在当代世界发生不断变化的今天，访谈的内容或许依然不失启发意义。该访谈的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于《书城》杂志2003年第6期。
只摘录跟Schoenberg有关的部分：
阿多诺关于勋伯格的评论写得极其精彩，因为他对勋伯格的解读和理解与他关于人生、社会和历史的各种思想，以及对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这些都总合进了自己对于艺术的感觉之中，使得这个艺术评论本身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具有穿透性的东西，一种社会历史思考和理论探索。去年在德国的时候，作曲家利盖蒂（Gyorgy Ligeti）与我同在一个研究所。他是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曲家，在欧洲享有崇高地位，被人称作是“二十世纪的贝多芬”。
他八十多岁了。这个研究所对研究员的日常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中午在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常有机会在一起聊天。利盖蒂不爱跟人聊音乐。对于一个专业音乐家而言，听任音乐爱好者的似懂非懂而又常常很专断的谈话大概有些痛苦。有一次谈话，我还是克制不住肤浅的好奇心，问他一些音乐的问题。他马上说：不，我们不要谈论音乐。我们能够交流起源于讨论阿多诺。他知道我从中国来——他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对于一个中国的读书人知道一点阿多诺的著作感到吃惊。从此以后，我们就能够谈话了，因为谈到勋伯格，所以又反复地谈到阿多诺。
为什么在那里总是谈到这两个人呢？因为在柏林这个城市里随时感受到这两个人的影子。柏林有一个犹太人博物馆，是一个犹太建筑师设计的。它是一个碎裂的犹太标志，进这个博物馆当时要从地下走，象进入地狱一样。它的所有建筑部分，由各种斜面和线条连接着。每一个斜面又都是由断裂的线连接起来的，它构筑出来的是一个连续和断裂的线条，通向死亡的深渊或逃亡的狭窄的小门。我对那个建筑的印象深极了，它的设计师说这个建筑的灵感来自勋伯格的音乐。
丹尼尔·列别斯基（D.Libeskind）设计的“柏林博物馆（犹太人博物馆）”建筑，称得上是浓缩着生命痛苦和烦恼的稀世作品：反复连续的锐角曲折、幅宽被强制压缩的长方体建筑，像具有生命一样满腹痛苦表情、蕴藏着不满和反抗的危机。该纪念馆最具特色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占地2万平方米的露天广场，地面由2711块高矮不等、刻有请愿书的水泥板铺成，远看就像是一片被微风拂过的麦田，而走近了则像是步入一个巨大的迷宫。负责设计纪念馆的美国建筑师彼得·埃森曼表示，他的设计将强迫人们面对过去。广场上还将竖起一个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400万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后来又看一个电影，是伦茨导演的。这个影片近二十个小时叫《家园》，它采用纪录片的风格，从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一直拍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以一个家庭为中心，拍一个村庄，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过程中的德国的日常生活，一直到战后德国和美国的一些事情，全都拍了进去。片子拍得非常好，但对纳粹德国历史的叙述大概会引起不少争议。后来我找了这个导演的材料。导演说，我看了太多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战后对于战争的总结，但没有一个让我满意，我就决定从日常生活里来做。在说到影片结构的时候，他说灵感来自勋伯格的连续和断裂的主题。勋伯格的音乐主题经由阿多诺的阐释而明确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艺术批评、艺术实践、历史理解和理论阐释之间极为密切的联系。
没有阿多诺的解释，这么多不是音乐家的人大概难以清晰地把握他的音乐元素所构筑出来的那种历史感。我提到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艺术感觉与历史感觉和理论思考之间的关系。利盖蒂（Ligety）对阿多诺突然死去而没有能够写出正在准备中的对他的评论充满了遗憾。他批评阿多诺过分重视勋伯格，而忽略了其他的现代音乐家。从这个事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艺术，包括文学、音乐，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一种有待于被发现的实践。艺术的好与不好，当然是与作品提供的丰富性有关的，但即使有了好的艺术作品，能否找到一个眼光来观察它也是这个作品的意义能够呈现的关键。假定没有这一点的话，艺术史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你说有一个硬尺度吗？也不大说得清。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谭佛雏先生给我们讲《人间词话》，我不明白为什么王国维对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这一句评价那么高。这不是很平常的句子吗？我问谭先生，这有什么好？怎么就成了千古名句了呢？那些很精巧的山水诗，难道就没它好吗？谭先生给我的回答，我至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这就是第一次审美发现的价值。对于春天的感觉，第一次有人用这样一个朴素的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了，这就是伟大的发现。当然，有人这样说出来是非常伟大的，但假定没有一个人对这种发现又去发现，那它也就淹没在文学史中了，不会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艺术实践和艺术批评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互动的。这些发现是不能被孤立地说的。你如果一般地说“这句子好，应该是名句！”那别人也不会就相信，你一定得提供对于世界的一个新的文学的表达。人们记住了你的表达，并把这一表达放在艺术史的实践中进行阐释。
何问：您刚才关于阿多诺的例子，是一种审美的结果，还是理论对审美的一种提高呢？
答：阿多诺要是不懂音乐，绝对不能把握住勋伯格的音乐。但要是没有他的历史理解，勋伯格音乐的内含也不会得到如此的阐发。
原题为：历史可能性：想象与实践 ——汪晖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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