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张巍：我进入古希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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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教授。求学时代负笈美国十余年，分别获得康奈尔大学古典学学士学位与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文学与古希腊思想史，尤重古希腊神话、早期希腊文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
如今回想起来，令我倍感庆幸的是，我的读书生涯始于1980年代后期。那时，我正在沪上一所寄宿中学就读高中，经历着人生至为关键的“自我发现”期。且不说当年的“文化热”、“美学热”，如何像无形的兴奋剂弥漫在空气当中，波及那座僻处一隅的校园，激荡着那群“有志于学”的青年人，使他们为之心醉神迷、乐而忘返。仅就个人而言，那个年代对我最大的馈赠之一，是与“书”结下了非同一般的缘分。当时的我怀着虔诚的心，像访求圣物那样，在平凡俗常的世界里寻找赖以超凡脱俗的书籍。
这主要有两个途径。首先，是形形色色的新旧书店。记得那几乎每周一次的书店“巡礼”，往往演变成“如获至宝”的惊喜。在1980年代的沪上，我最偏爱的一条路线，是从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走到河南路福州路口的“科技书店”，再到福州路上的旧书店、外文书店和古籍书店。这样一路下来，每次总能找到几本让自己兴奋莫名的新书或旧书。当时关注最多的是几套学术与文艺丛书，其中许多新书的首印和旧书的再版，都成为我青春岁月里的一个个“事件”。
访书的另一个途径为“阅览”，尤其是西文书籍，这在当时还算稀有之物，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获取。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偶尔觅得一两本心仪的英文旧书，印象最深刻的是，办理各种繁复的手续终于登临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旧址）四楼看外文书。正是在那间轩敞明亮的阅览室里，我神游在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精神世界里，看着窗外的日光由明转暗，暮色降临华灯初上的夜色，心中洋溢起一股无法言说的陶醉感。若是读书读倦了，就到毗邻的人民公园漫步，仍旧徜徉在书中的境界里。
这两种途径而获致的刻骨铭心的读书体验，成为我对1980年代青春回忆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因为，在这种读书体验里扎下了我最幽深的精神之根，引领我一步步进入古希腊。
最初，我迷恋上了“心理学”，浏览了不少打着“某某心理学”旗号的读物。我的想法是，如若掌握世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心理，岂不是获得了进入他人内心的万能钥匙，而我自己不就像披上了隐身衣那样，能够随意启开他人的“心扉”而一览无余了么？不久，我便发现，所谓的“心理学”止步于人的心理状态，并不关心个体的内心生活领域。要从个体的内心生活臻至人类精神最高迈的境界，那其实是文学以及部分哲学作品的领地。
于是，我开始悠游文学与哲学的浩瀚天地。中外古今的名著一概不拒，尽情翻阅。不过，使我免于沉溺在泛滥无归的境地的，是我循着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及其主编的《诗人哲学家》等几部“启蒙书”的线索，发现了德国的“诗化哲学”与“诗人哲学家”。“诗化”的哲学，按我当时的理解，是一种诗与哲学的亲密结合，两者达到高度地相互补充与制约；于是诗欲求成为思，思也欲求成为诗。在“诗化哲学”那里，诗在最高的意义上成为哲学活动的方式，成为赋予个体生命其本真状态的哲学生活方式。基于这样一种诗与思的关系，“诗人哲学家”既阐发了一种精微的哲学义理，又描摹了处于该精神世界里的人的生存境况，甚至于用戏剧手法来展现各种精神和生存境况里的人的冲突，令观者从冲突当中寻得更高境界的超越。在“诗人哲学家”当中，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德国文化圈内产生的璀璨群星：高古的如歌德与荷尔德林，浪漫的如弗·施莱格尔与诺瓦利斯，桀骜的如叔本华与尼采，玄远的里尔克，沉郁的特拉克尔，深思的海德格尔，丰赡的伽达默尔，等等。这些诗人流露出哲学的眼光与深邃，哲学家则洋溢着诗人的灵性与激情。
在所有德国“诗人哲学家”里，我对尼采情有独钟。除了之前提到的周国平的《尼采》一书，他用绝妙美文迻译的《尼采诗集》和《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两书皆初版于1986年）带给我内心巨大的战栗。经由这几本书对尼采的发现，成为我个人精神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这几本旧书我至今珍藏，虽已纸张泛黄且有斑斑霉点，却时不时取出捧读，以启遐思。
尼采思想的魅力在于，诗的精神贯穿始终。这不仅体现在横跨尼采创作生涯的数百首诗歌，而且还见诸其特立独行的哲学写作风格。他使用了包括对话、格言、警句、譬喻、象征等各种富于诗意的方式，传达幽深精微的哲学思想，不愧为德国哲学家当中最卓越的文体大师。严格说来，尼采的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较为凝练的格言诗，另一种是较为激昂的抒情诗。前者极富哲理，自不待言，而后者更是融哲理于抒情的杰作，其中尤以一束《酒神颂》为最高成就。诚如译者在前言里所说：“他（引者按：尼采）力图用他的抒情诗完整地表现他的哲学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追求古希腊酒神祭颂歌那种合音乐、舞蹈、诗歌为一体，身心完全交融的风格，其代表作是《酒神颂》。”如若我们再联想到尼采的思想自传《瞧！这个人》的最末一句、可视作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嘱的那一声绝笔呐喊：“你们了解过我吗？狄奥尼索斯反对基督”，可以说，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酒神精神，不啻为“诗人哲学家”尼采的最终归宿。不过，这种精神为何要以酒神颂歌的诗体形式表达，而且唯有这种诗体才能完整地加以表达？我慢慢体悟出颂神诗歌的深义：当人的此在被某位神明的存在所激荡，而感领其特质之时，必然以致献此位神明的颂歌来展现其精神状态。缘此，颂神歌乃诗歌的最高形式，亦为人类心灵活动的最高形式。酒神颂成为尼采哲学的归宿，实质上达致了思之为诗的实现与完成，或曰“思向诗的羽化”。
沉醉于尼采的诗境当中，我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令尼采如此神往于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与酒神文化？加之我又发现，酒神精神不仅是尼采思想的归宿，而且还是它的最初源头：那便是以《悲剧的诞生》为名发表的这部通常被认为断送了学者尼采的生涯，却造就了哲学家尼采的成名作。关于《悲剧的诞生》，学术界至今仍然褒贬不一，但我很快意识到：这部书其实并非对古希腊思想的历史重构，而是以天才的直觉触摸到其精神，并力图以一种与之匹配的、受其滋养的风格来使之“复活”。这实质上是一本信念之书，一本“艺术形而上学”之书。它以生命最根本的两种艺术冲动，即“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结合，来赋予生命最高使命和意义。它试图创立一种“艺术宗教”，一种艺术创造者的美学；相形之下，作为学术问题的“古希腊悲剧的诞生”，便成为次要的引子。（全书从“古希腊悲剧的诞生”到其“消亡”再到“悲剧在德国的再生”，此中寄托的寓意可谓昭然）数年后读到的另一本尼采早期著作《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的中译本，与《悲剧的诞生》可谓双璧。两书共同缔造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圣地。后者高扬渗透了悲剧精神的悲剧艺术，而前者主张返回浸润着同样的悲剧精神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在尼采笔下，那些伟岸的古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前苏格拉底哲人、三大悲剧家以及一切的源头——荷马——跃然纸上，构成一幅与德国“诗人哲学家”交相辉映的不朽群像。
至此我才恍然，原来“诗人哲学家”尼采的奥秘深藏在古希腊（尔后我还发现，另外两位“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么，我急于知道答案的问题是：如何进入那个辽远的古希腊世界？我透过追寻尼采的人生历程发现，他早年接受了十余载的“古典”教育（文科中学）和“古典语文学”训练（大学）；此后，在他生命中最富创造力的二十年，恰好又可划分为前后十年，前十年担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后十年因病退休，漂泊于欧洲各地。后十年尼采哲学的重要思想，例如“超善恶”“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之类，都可在早年的“古典语文学论著”（philologica，直到并包括《悲剧的诞生》）那里探得端倪。后期以“酒神哲学家”自居的尼采，虽然对“古典语文学”屡有微词，甚至频频攻击古典语文学者，从他个人所受教育的历程来看，我执拗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要进入古希腊，舍此别无他途（至于要“复活”古希腊精神，或许存在“隐秘幽径”，则又当别论）。“古典语文学”究系何物？当时的我不甚了然。多方打听才明白，在西方“古典语文学”从属于“古典学”学科，为其核心科目。如此一来，我便下定决心，负笈海外，在“古典学”系里专修“古典语文学”。这一志愿不久便在1990年代初期，幸运地化作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