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诗人专题】在我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当属罗扎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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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全两册）

[俄] 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 / 郑体武 / 商务印书馆 / 2015-1 / 75.00

Vassily Vassilievich ROZANOV

 (20. 04. 1856,— 23. 01. 1919)

落叶（全两册）新版中译本序

随着近年来陆续有几部罗扎诺夫作品的中译本行世，这位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而在俄罗斯，已经持续了20年的罗扎诺夫热，在学术界、出版界乃至社会上仍可说是方兴未艾。且不说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的各类罗扎诺夫单卷本或多卷本文集琳琅满目，由著名学者尼古留金主持出版的三十卷本《罗扎诺夫文集》，更是工程浩大，引人注目。文集第一卷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印，最后一卷预计明年（2014年）付梓，中间历经多年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和出版困难而终能大功告成，这固然说明俄罗斯文化界同仁的坚忍不拔，也足以证明罗扎诺夫的非凡魅力。

罗扎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

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1856-1919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集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教育家于一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化和宗教思想复兴的主将之一，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

罗扎诺夫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生前的名震四方、死后的默默无闻，形成一种强烈的“不相容反差”。

同时代人对罗扎诺夫的评价极高。吉皮乌斯认为，罗扎诺夫“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现象”。勃洛克说：“读一下罗扎诺夫的杰作《落叶》吧。里面有多少对书刊、对文学、对写作，而更主要是对人生的深刻见解啊”。茨维塔耶娃在给罗扎诺夫的一封信中写道：“除了《隐居》，您的东西我什么也没读过，但我敢说——您是个天才。”普里什文坦言：“对我来说（我想对别人也一样），在我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当属罗扎诺夫。”高尔基称赞罗扎诺夫：“极有才华，胆识过人，思维敏捷，但与此同时，还可能是一个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富悲剧性的人物。当然，是个被搞垮和可怜的人。经常显得讨厌，有时甚至愚蠢，但归根结底，还是俄罗斯当代最有意思的人。”就是在西方，罗扎诺夫仍然颇受推崇。作家劳伦斯指出：“罗扎诺夫惊人地具有当代性，可怕地具有当代性，他的作品仿佛就是今天写的，现在读来依然清新，依然充满活力、充满现实意义。”学者兰珀特认为：“他几乎就是俄国的劳伦斯，但要加上一点戏谑感，减去一点社会热情。”

如果读者不厌其烦，类似的评语还能列举出很多。这里既有俄罗斯一流的思想家，也有一流的文学家，既有罗扎诺夫的朋友，也有他的论敌。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弗罗伦斯基、舍斯托夫和蒲宁、契诃夫、列米佐夫、别雷、什克洛夫斯基等。他们一致认为，罗扎诺夫不容置疑地属于20世纪初俄罗斯最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之列，是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品格的塑造者之一。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是，罗扎诺夫死后，他的作品似乎也随即被盖棺论定，打入冷宫。整整70年，这位始终不肯离开故土的人好像是从俄罗斯本土消失了，被人遗忘了。对于罗扎诺夫身后的几代人来说，他们无缘直接接触他的著作，因而对他的认识，充其量不过局限于百科全书上过于简略并且有失公允的词条。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罗扎诺夫才宣告“解禁”和“回归”。

1856年4月20日，罗扎诺夫生于旧俄科斯特罗马省的一个小城维卢加。三岁丧父，14岁丧母，靠长兄抚养成人。曾先后辗转就读于科斯特罗马、辛比尔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在罗扎诺夫的记忆中，他的童年是在极度贫困、互相吵架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度过的：“我从一片荒漠中走来。”18岁那年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一个比他大16岁的女人苏斯洛娃为妻。这是一场失败和不幸的婚姻，一边是凶神恶煞般的半老徐娘，一边是多愁善感的柔弱少年。罗扎诺夫从她那里既得不到母性的爱，也得不到一个健康女人的爱，他能得到的只有自私和病态的占有欲、没完没了的跟踪和监视、无缘无故的妒忌和猜疑。据吉皮乌斯回忆，两个人“动不动就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罗扎诺夫痛苦不堪，经常“以泪洗面”。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抛弃她。1878年罗扎诺夫考进莫斯科大学文史系，1882年毕业，先后执教于布良斯克、叶列茨和白城等偏远市镇的中学，讲授史地。多年的分居，使罗扎诺夫结识了另一个女人——瓦莉雅·布加吉娜。根据东正教教规，夫妻离婚必须经双方同意，只要有一方不同意，离婚请求就不会得到允准。由于苏斯洛娃拒绝离婚，罗扎诺夫只好跟布加吉娜秘密举行婚礼，过起“非法”的婚姻生活，并生下五个孩子。凡是了解罗扎诺夫私生活的人都认为，他的真正的妻子并不是苏斯洛娃，而是布加吉娜，“一个谦虚纯朴、举止高雅的女性”。但从法律上讲，苏斯洛娃始终是罗扎诺夫的“合法妻子”，而布加吉娜只能是“情妇”，孩子也只能是“私生子”。这种戏剧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无疑对罗扎诺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关注和探索婚姻、家庭和性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罗扎诺夫在外省的教学生涯长达十余年，他的不少著作就是在那些人烟稀少、时有饿狼出没的荒凉小镇写出来的。1886年，罗扎诺夫自费出版了哲学著作《论理解——对作为整一知识的科学之属性、界限和内在结构的研究尝试》。这是他的处女作，被认为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变体，没引起什么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已显露出罗扎诺夫后来许多神秘观点的雏形。给他带来普遍声誉的是1891年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该文为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等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阐释为宗教思想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者的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开辟了道路（如艾亨鲍姆的《果戈理的〈外套〉是如何写成的》）。1893年，罗扎诺夫携家人迁往彼得堡，到国家监察机关任职，同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教育的黄昏》（1893年）和《名言与观察》（1894年）对现行教育体制发出猛烈的抨击，引起强烈反响，也因此而激怒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后者要求连续登载罗扎诺夫文章的刊物停止发表“奇谈怪论”，遭到刊物拒绝。1894年起，罗扎诺夫应著名报人和政论家苏沃林之邀，参与《新时代》报的编辑工作，长达18年。1899年发表《宗教与文化》，次年发表《自然与历史》，试图在教会的宗教性中找到解决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出路。在《当领导退席时》（1900年）一书中，罗扎诺夫用同情的笔调，描述了1905年革命期间大众中间的骚动。1906年出版的《在教堂的高墙下》则反映了他对东正教的复杂和矛盾的态度。迁居彼得堡，使罗扎诺夫很快进入首都文化圈。由于对宗教和性的问题与对脱离正统基督教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罗扎诺夫结识了一些著名的象征主义者，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费洛索弗夫等人，还有《艺术世界》的画家们。罗扎诺夫也是1901年至1903年间宗教哲学协会的积极成员之一。这些年，他写了许多关于教会与家庭的关系、关于婚姻与性爱、关于古代宗教方面的论著，如《模糊和迷乱的世界》、《俄罗斯的家庭问题》等，都是名噪一时之作。1900年代末，由于受到知识界激进和保守两个阵营的排斥，罗扎诺夫脱离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彼得堡文化圈，皈依教会，然而，没过多久，1911年出版的《一张黑脸》和《月光下的人们》又掀起轩然大波。作者意在探讨“基督教形而上学”，抨击教会的禁欲主义，肯定性爱的神圣性。这使得教会大为恼怒，当时的主教赫尔莫根声称：必须把罗扎诺夫的这两本书作为“异端邪说”销毁，必须把作者作为“异教徒”逐出教会。在世俗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罗扎诺夫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在孤独和自省中写出了他一生最优秀的作品：《隐居》（1912年）、《落叶》（第一筐，1913年）和《落叶》（第二筐，1915年）三部曲；同时，对困扰他一生的犹太问题做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于1914年出版了《毗邻索多玛（以色列之源）》、《耶和华的天使在犹太人中间》和《欧洲与犹太人》。1917年秋，罗扎诺夫举家从彼得堡迁入莫斯科近郊的谢尔吉修道院，次年发表《当代启示录》。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作品，在诸多方面具有总结性质。1919年2月5日，这位俄罗斯历史上最容易引起争议、也最容易让人困惑不解的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批评家在孤独寂寞和贫困潦倒中溘然长逝，时年63岁。

罗扎诺夫是位多产的思想家和作家，仅生前就出版了30本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教育、伦理、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包罗万象。他去世前不久还曾计划将自己的作品（包括未发表的）编成50卷集，足见其著述之宏富。

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罗扎诺夫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俄罗斯思想文化史上，个性与创作达到如此高度的统一，罗扎诺夫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罗扎诺夫这个人很狂，而且狂得理直气壮。他自称手中握有“一个振聋发聩的真理”，“我的每一行字都是圣书（非学校意义和常用意义），我的每一个思想都是圣思，我的每一句话都是圣言”。上至天上神明，下到人间圣贤，他都敢评头论足、说三道四，甚至嬉笑怒骂、口诛笔伐。他对陈陈相因的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他对违背人性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鞭挞，论爆炸力，与尼采当年的一声大喊“上帝死了”毫无二致。如果你问罗扎诺夫：“你怎么这么狂妄？”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就是这么狂妄。”因此有人说他像尼采。

罗扎诺夫这个人很真，而且真得无所畏惧。他的得意与失落、他的美德与罪过、他对别人的褒贬、他对自己的审视，无一不真实地付诸笔端，赤裸裸地展示给人看。他说：“我就像走进澡堂，赤条条一丝不挂。”论自白性，他的《隐居》（《落叶》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提并论。因此有人说他像卢梭。

罗扎诺夫这个人很怪，而且怪得不可思议。他经常自相矛盾，出尔反尔，首尾不能相顾，前后判若两人。比如他对犹太问题和文学现象的看法中，便充满了这样的“悖论”。似乎在他的作品中，同时有两个声音在讲话，他们彼此独立，各自为政，莫衷一是；或者说存在两个罗扎诺夫，此罗扎诺夫非彼罗扎诺夫。因此，有人说“他就像长了两张面孔，说两种不同的语言”。还有人说，“他仿佛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双眼同时看着左右两个地方，双腿同时迈向前后两个方向”。这个特点，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

然而，归根结底，罗扎诺夫毕竟还是罗扎诺夫，他的价值不在于有理由将他同上述三位巨人相比附，而在于他是始终我行我素、表里如一的“这一个”。

家庭、婚姻和性的问题、犹太问题、文学问题，是罗扎诺夫毕生的兴趣所在，也是《隐居》、《落叶》、《当代启示录》等许多著作贯穿始终的主题。

家庭观、婚姻观和性爱观，是罗扎诺夫世界观的支柱，也是他整个价值取向的圭臬，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他的民族观和文学观。

在俄罗斯，从未有人像罗扎诺夫那样关心家庭生活和性、离异与私生子、独身与卖淫、法律与宗教等问题。在《俄罗斯的家庭问题》一书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家庭从未成为我们的哲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它为文艺创作、诗歌感怀甚至插科打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必须承认，家庭正是我们不慎从车上丢掉的一块宝石，能否将它重新找回来，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恢复完整、牢固、纯粹的家庭——作为社会的道德根基的家庭，乃当务之急。

曾有人认为，在一个动态和变化的社会里，在一个铁路延伸一日千里、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的世界中，家庭的破裂、分化和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而罗扎诺夫认为，家庭衰落的原因不在这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纪念普希金的一个讲话中，提到过《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把拒绝跟所爱的奥涅金出走、继续留在所不爱的老将军身边的达吉雅娜·拉林娜看成理想的俄罗斯女性。罗扎诺夫不以为然，他反其道而行之，把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家庭和子女上。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错，‘达吉雅娜是理想的女性’，可这却是在发展和建设俄罗斯家庭道路上迈出的最虚伪的一步。只需取其一个瞬间、一个片段，只消拉起帷幕，观众立刻就会在不朽而简练（问题就在这里）的诗节里目睹她非凡的美。但是，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一个不育的妻子、一个没有希望做母亲的妻子、一个克制情欲的妻子……。”

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的家庭，是罗扎诺夫矢志不渝的理想，他信服培根的名言：“只有顺应自然才能驾驭自然。”只有爱能够克制性欲，使强悍的狮子变成驯服的羔羊。罗扎诺夫认为，性欲是不可抗拒的，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与之抗衡，这就是爱的力量。正如《所罗门之歌》中所说：“爱像死亡一般强大。”

在家庭中取消性，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罗扎诺夫认为，这无异于不让家庭存在。性欲是家庭赖以生存的动力和物质条件，犹如射击所不可缺少的“子弹”。他写道：“我有时不无微笑和困惑地读到，当代家庭受到异常破坏的原因在于纵欲无度，‘若不是性欲，家庭肯定会太平’。我的想法是：‘若不是性欲，家庭还不会出现呢。’”

“让不幸的安娜卧轨自杀，这是托尔斯泰犯的一个错误。它暴露出一种阴暗而奇怪的反对不幸家庭的社会狂热，尽管作者对安娜的心灵、尊严和智慧所具有的一切品质有着明确的认识。就连天才也陷入了疯狂的呓语，在此看到的不是需要予以深思和帮助的不幸，而是他在心中暗自仇恨并名之曰‘放荡轻浮’的丑恶。君不见，安娜也有七情六欲？莫非托尔斯泰本人不是出生于72年前的一次性交？”

接着作者不无遗憾地做出了罗扎诺夫式的结论，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俄罗斯文学中所反映的家庭观念的态度：“是的，崇高的俄罗斯文学的两部最伟大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安娜·卡列尼娜》都在为不育的家庭、为家庭的痛苦和磨难唱赞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

在《宗教与文化》一书中，罗扎诺夫对阐述性爱的家庭和家庭理论，对确定家庭婚姻关系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做了初步的尝试：“我们的文化和文明，服从于男性的本能，走上了偏向纯粹男性的道路——培养‘公民’，发展‘智力’，而对一切性的东西，亦即对家庭的源泉、对生生不息的源泉，则采取淡忘和忽视的态度，把它看成并不重要的低级‘需要’，从而导致性的枯竭和萎缩……。”

罗扎诺夫写道：生命开始于生物中出现性别差异之时；植物没有丧失性别，但石头则不然。性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主题。在《模糊和迷乱的世界》一书中，罗扎诺夫将人的心理活动视为“古腾堡对性的象形文字的翻译”，洋溢在人的脸上的“内心思想的光辉”。

也就是在《模糊和迷乱的世界》里，罗扎诺夫第一次对作为创生本原的“太阳崇拜”做了勾勒。这是宗教、家庭和性的三位一体。这一主题后来在《当代启示录》中得到充分发展。

罗扎诺夫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认为群居性是犹太民族的一个主要特征，并将这一观点极其明确地表述在《落叶》和《当代启示录》中。由于罗扎诺夫把家庭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于一切党派和意识形态，高于陈腐的道德和教会，于是，他便从《圣经》家庭形式中、从把家庭作为唯一重要和需要的有机体来培植的宗教习俗中寻找美好的家庭模式，人类共同的生活理想。在《隐居》里，他详尽描绘了犹太家庭和宗教仪式。


在犹太人和古埃及人那里，罗扎诺夫发现了家庭所具有的凝聚力和神秘性。他把性、婚姻和家庭，把贯穿于整个《旧约》的“臀部因素”作为崇拜对象，以此来对抗《新约》的禁欲主义。在这场对抗中，《旧约》的活生生的情欲，古埃及艺术中的性本原，对创生的太阳的崇拜，被罗扎诺夫评价为精神的最高表现。

维克多·苏卡奇指出：“任何一篇评述罗扎诺夫创作的文章，即便是最为概括性的，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突出的问题，即作家的民族观点问题。这首先是因为，对不同民族的态度是罗扎诺夫世界观与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还因为，罗扎诺夫的民族好恶在俄国自由主义阶层中得到积极的、几乎夸张的传播，甚至还从这些讨论中做出过具体的组织结论……。”

谈起犹太人，罗扎诺夫总是不厌其烦，且他的言论远不是始终如一。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一言难尽、错综复杂的。可以说是褒贬皆有、毁誉参半。孤立地看，他很容易授人以柄，被扣上一顶“反犹”或“亲犹”的帽子。

让我们随便从《落叶》中找出两段文字，如：

犹太人秘而不宣的追求便是做一个体面的人。他们总是洗澡、洒香水……犹太人极力要洗掉身上的一种世界性的污垢、一种亘古的汗臭。但却总是洗不掉。所以始终战战兢兢，生怕邻居会因为这汗臭避而远之。

再如：

犹太人总是从献殷勤和提供服务开始，而以获取权利和统治地位告终。

因此，在第一个阶段，你抓不住他们的把柄，也无法排除他们。当有人只是为你效劳时，你能怎么办呢？而在第二个阶段，他们羽翼丰满，所向无敌，“大水淹没了一切”。

类似的歧视犹太人、惧怕犹太人、视犹太人如洪水猛兽的文字还有不少，孤立地看，它们的确难逃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之嫌。然而，读了罗扎诺夫的遗嘱《我的临终愿望》，是否可以给他贴上一张亲犹主义的标签呢：

我得了中风。在这种情况下，我已不可能对苏维埃共和国构成威胁。我能得到允许同家人一起去南方。

我相信以色列的胜利，为之拍手称快，这就是我要说的话。让莫斯科的犹太人代表犹太人公社拿去我全部著作的一半版权，而作为交换，为我的家庭——罗扎诺夫家庭提供一个5俄亩的上好牧场，加上5只奶牛、10只母鸡、1只公鸡、1条狗、1匹马，以便让我这个不幸的人能吃上永恒的酸奶油、鸡蛋、凝乳、各种甜食和优质的带馅儿的狗鱼。

我相信正在复兴的以色列的光芒，为之欢欣鼓舞。


就是这样一个人，曾在1914年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值民族极端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制造民族纠纷、掀起反犹浪潮之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人们围绕这件事大做文章，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我感到很不正常……俄罗斯在颤抖，似乎，欧洲也在颤抖……当百分之九十九的报刊和公众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允许犹太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作家痛苦不堪的灵魂想要呐喊。”

如何看待罗扎诺夫民族观点中的矛盾？简单地称之为反犹主义者或亲犹主义者都过于主观武断。

我们知道，罗扎诺夫世界观的支柱来自《旧约》，他的家庭、宗教、性爱观念来自古埃及人和犹太人，正是在犹太人那里，他发现了理想的家庭模式。他将自己的心理和谐（精神平衡）同旧约价值联系起来，以此来对抗《新约》的禁欲主义。他写的有关犹太教和《旧约》的文章，始终能唤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并被认为是在最高程度上还原了古代犹太宗教习俗和犹太民族的典型特征。如《犹太教》（1903年），《果戈理有魔力的一页》（1909年）这样的文章，堪称犹太人的民族习俗与宗教唱的一曲颂歌。



在《当代启示录》的一篇寓言中，罗扎诺夫试图搞清楚，为什么这个弱小的民族如今成了“遭人唾骂、名声不佳的民族”。他向记载这个民族往日的辉煌与荣耀的《圣经》寻求答案：“他们给了所有的人神奇的歌。他们的生活历史无与伦比。他们的名字曾经是神圣的，一如他们的命运，对所有民族来说都是神圣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无从知道。”

有人认为，罗扎诺夫晚年对自己的民族观点做了反思，在犹太人问题上有忏悔之意，论据便是上面那份遗嘱。似难令人信服。果真如此，罗扎诺夫便不是罗扎诺夫，他的悖论也不称其为悖论。另外，持这种观点的人起码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罗扎诺夫晚年计划编辑的50卷文集中，宗教问题占15卷，其中有关犹太教的著述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持肯定态度的，另一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由此可见，罗扎诺夫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伊阿诺斯”，“双头鹰”。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1473年娶了拜占廷帝国的索非亚公主后，将双头鹰图案放进俄罗斯国徽中，以示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

罗扎诺夫以其独特的创作面貌，打破了我们“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与其说他发表了什么观点，不如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视角。他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现成的答案，他也不愿意提供现成的答案。无论你接受他与否，你都得面对“这一个”罗扎诺夫：一分为二的罗扎诺夫，或者合二为一的罗扎诺夫。俄罗斯学者瓦·法杰耶夫说：“双重性和多变性，是罗扎诺夫个性和创作的一个主要特征。”如何看待这种双重性和多变性，是个有待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要恢复罗扎诺夫的本来面目，必须克服“顾此失彼”的片面性。对他的文学思想，同样要作如是观。

关于俄罗斯文学，罗扎诺夫说过这样一段精彩绝伦的话：

在创造了一切的我们的民族之后，在保护这一切创造的我们的国家之后，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美好最宝贵的财富。还是在上个世纪末，假如世界的政治命运真的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变，俄罗斯民族完全有可能在地球上消失，从而只剩下对它的回忆。然而现在，经过短暂的四分之三世纪，任凭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们的民族都不会消亡，更不会因消亡而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名字。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永恒的东西、一种不朽的东西，这便是文学。只要有我们的文学，就会有我们的语言，只要有我们的语言，就会有我们自己。在所有民族中间，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

罗扎诺夫的生活与创作虽然跨越了两个世纪，而且是在20世纪达到事业的顶峰，但他的文学观念却是形成于19世纪，他的审美取向也在于俄罗斯古典文学。在那个现代主义思潮和流派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不追求时尚，更无意媚俗，而是执拗地将自己的批评视野主要限定在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框架内。与对古典作家津津乐道形成强烈对照，罗扎诺夫对包括梅列日科夫斯基、勃洛克和别雷等在内的同时代作家和诗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颇有微词。

罗扎诺夫认为，艺术，首先是文学，作为令作家和哲学家感到最为亲近的领域，应该肯定对人的爱、对世界的珍重态度，应该对世界予以直接的反映。他反对歪曲现实生活，认为作家的真诚和本色应是文艺创作不可分割的特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才能真正成为对生活怀有爱意的反映，而对文学的要求也仅此而已。根据罗扎诺夫的想法，文学的本质是“对反映和表达的需求”。创作是作家的一种深层次的个人行为，其任务与其说是“驰骋想象”，不如说是“倾诉内心”。也就是说，文学是一种“倾诉”。罗扎诺夫在《隐居》中的一段自白，很能说明他对文学的本质的理解：“我灵魂的每一次波动都伴随着倾诉。每一次倾诉我都想记录下来。这是本能。文学莫不是诞生于这种本能？”

这些观点在许多方面决定了罗扎诺夫对待俄罗斯文学的态度。他偏爱情绪温和、语调平缓的作品，喜欢“古代小说的平稳”和“先前诗歌的欢快”。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他看到的是一种“作为深刻的民族特性的绝对健全的理智”；在莱蒙托夫的诗里，他看到的是一种“温柔和妩媚的东西”；至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称之为“绝对的心”；契诃夫吸引他的是朴素和平淡：“一张聪明的脸，但上面没有任何世界问题，没有‘精神需求’、‘世界哀痛’和‘政治义愤’。”；对于涅克拉索夫的诗，他认为，这首先是一种具有“不可言喻的道义之美”的同情之诗，是一种叫作“诗人的天空”的善心。

不过，罗扎诺夫在文学（其中也包括俄罗斯文学）中看到的还有令他反感的一面。对此，他从来不避讳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他的措辞始终很尖锐。罗扎诺夫认为，当代文学早已丧失了他所倡导的品质，丧失了真诚性和作者个性的投射，“铅字”使每个作家失去灵魂、面孔和性格。如今，不良的文学性占了上风：“所有的体验都变成了文字游戏，一切也就因而化为乌有。体验本身死了、不存在了。温度（人的，身体的）由于词语而变冷。”罗扎诺夫的哲学强调对人和日常生活的崇拜，从这一点出发，对失去生活气息和灵魂的文学、对失去真诚的作家，他是断然否定的。文字的考究和技巧的高超对罗扎诺夫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隐藏在这后面的是作家对艺术性的追求和对“肮脏”现实的鄙视。罗扎诺夫宣称：“文学变得令我讨厌。”因此，他要向文学宣战。

罗扎诺夫不满意新潮文学的美学原理和题材取向。他猛烈抨击古典现实主义，说它走上尖锐的社会批判之路并被自己的批判倾向累得气喘吁吁，忘记了朴素而具体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快感：“家庭，生活……无论如何没有进入俄罗斯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扎诺夫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俄罗斯文学走的不是一条理想的路，也没有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整个潜力。他认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有其丑陋性。他甚至把十月革命的爆发归罪于俄罗斯文学，说是文学鼓励和刺激了俄罗斯的瓦解，是“这个国家的文字”毁灭了这个国家。显然，罗扎诺夫对文学的指责过于偏激，很难令人信服，对此，我们当然不敢苟同，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一个新见迭出、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家。

罗扎诺夫的文学思想，除了散见于《隐居》、《落叶》和《当代启示录》（关于这几本书中的文学思想，下面还要说到）等著作中以外，还较为集中地阐发于一系列专题论文中，其中最能代表罗扎诺夫文学批评成就，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长篇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以下简称《神话》）。

罗扎诺夫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崭露头角的，但对文学的钟爱与眷恋却是始终如初，“痴心不改”。他是个有文学气质的哲学家，又是个有哲学头脑的文学家。在轰动一时的《神话》中，罗扎诺夫以哲学家的深刻和文学家的敏锐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宗教意义和陀氏本人作为宗教思想家的潜在素质做了破天荒的挖掘和阐释，从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神话》的价值和意义，只要看一看后来的形式主义文论和舍斯托夫的哲学著作，即可窥见一斑。然而，这篇文章的石破天惊之处主要不在于这里，而在于作者对果戈理的态度。

在《落叶》中，罗扎诺夫称果戈理既是一个心中充满了“无限怨恨，对自然界中的一切、什么都不想赞美”的作家，又是一个不敢独自面对自己的良知，“在恐惧中握紧十字架的魔鬼”。《神话》详尽地阐述了果戈理这一内在的创作悲剧。

罗扎诺夫首先证明，新文学（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冈察诺夫、托尔斯泰）根本不像文学界所公认的那样，来源于果戈理，而是恰好相反：“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与他们看到的和反映的东西毫无共通之处……。在动作的后面、在环境的后面、在关系的后面，我们随时都能发现他们的作品中滚动着人的灵魂，作为一切可见事实的隐蔽动力和创造者的灵魂。生命的躁动、生命的欲望、生命的坠落与澄明，这就是他们始终关注的对象所留下的东西。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有这么多发人深省之处，正因如此我们才这么喜爱他们，并认为经常阅读他们的作品是最好的教育人的手段。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可怕地缺少这一特征，且唯独他缺少这一特征……”。“果戈理用死亡的目光看取生活，他在生活中看到的只有死魂灵。他根本没有反映现实……，只是以惊人的技巧描绘了一系列生活漫画。”

罗扎诺夫用肖像画与漫画的形象比喻来说明果戈理的创作特点。他说：真实人物的肖像画，即使是逼真的、出色的，也少有留下印象者；而无限夸张的漫画，哪怕是虚假的、一般的，也很容易让人记住。在前者中，善恶兼有，好坏并存，不同的品质相互交织、彼此消解；而在后者中，取的仅仅是人物性格的一个特征，加以身体的扭曲和脸部的丑化。果戈理的创作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是不言而喻的。③

接着，罗扎诺夫摘引了作家本人的自述：“我用这样的方法回避了自己的许多缺点：我把它们转嫁到我的主人公身上，然后对之予以嘲笑，并强迫别人也嘲笑之……你不会明白，为什么我至今不曾展示给人以安慰的现象，也不曾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作我的主人公。这样的人是不能凭空虚构的。当你自己还与他们相去甚远，当你尚未通过持久的努力为灵魂赢得某些善良的品质，死尸将是一切，无论你的笔能写出什么。”

这就是果戈理的创作自由。在他眼里，只有内在的东西，没有外在的东西。罗扎诺夫因此而断言：“当你把目光从果戈理转移到某个新作家时，没有什么比这种转移更耐人寻味了：仿佛是从阴森恐怖的墓地转移到生机盎然的花园，那里充满绚丽的色彩和悦耳的嗓音，看见人的脸上的喜怒哀乐，知道他们有时是多么可笑，但还是喜欢他们，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是人，自然也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知道，罗扎诺夫曾长期生活在外省，对果戈理笔下令人窒息的外省环境有过切身的体会，他自己也曾描述过那里的生活。照理说，他对果戈理惯用的手法不应该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比别人更有可能接受它。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两位不同作家对待现实的不同态度就表现在这里。罗扎诺夫的生活具有两重性：一面是漫画式的，就像果戈理的《死魂灵》，死气沉沉；一面是非漫画式的，是一个外省教师的思索，体验和苦闷之所在，栩栩如生。他用创作思考世界中的自我和自我中的世界。他极力要摆脱身边的庸俗氛围——先是寻求隐居，后来去了彼得堡。果戈理的主人公是单线条的，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他们命中注定是自身和社会的奴隶。在外省如此，在首都也是一样。

果戈理的彼得堡充斥着清一色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和丢了鼻子的科瓦廖夫上校们。罗扎诺夫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典型并不存在，因为类似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绝对找不到。在《论果戈理》一文中，他以《外套》为例，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和心理分析，对果戈理创作悲剧的秘密所在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写道：“果戈理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学中讽刺情绪的始作俑者；他创造了那种形式，那种典型已有数十年，我们的思想感情在流动中，不知不觉地汇入其中，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和自然的流向……”，“丰富多彩和无所不包的普希金与抽象的抒情和低级的讽刺兼而有之的果戈理大相径庭。当然，这是形式和外部的差异，然而，即使在本质上，他们的创作也是相去甚远。”

“果戈理毁了自己的天才……在他挖苦和贬低人的时候。他的作品中既没有活的语言，也没有活的人，只有虽生犹死的行尸走肉。”当他面对自己的漫画作品，悲痛欲绝的抒情性也救不了他。

随便打开一本教科书或文学史著作，我们都能读到这样的字句：果戈理是普希金的追随者，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创始人，所有后来的大家都脱胎于他。长期以来，这已是不刊之论。从这个角度看，罗扎诺夫的见解的确不同凡响。“根据果戈理来评判俄罗斯，无异于根据柏拉图的对话录评判柏拉图时代的雅典”。无论怎么说，罗扎诺夫的观点，尤其是他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就体裁和思想而言，《隐居》、《落叶》（Ⅰ，Ⅱ）三部曲与《当代启示录》是一脉相承的。

三部曲的写作原则超出了我们所称的文学。这里，有瞬间的感受、意外的彻悟，也有生活的自述、心灵的记录；有旅行和外出时“在火车上”写的，“在马车上”写的，也有在家读书看报或“鉴定古币”时写的；有因一时找不到纸而“写在信封上”或“写在名片上”的，甚至还有洗澡时“写在鞋底上”的；像日记，不完全是日记，似随笔，有别于随笔；没有固定的章法，彼此间缺乏连贯，形不成完整的体系，却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思想的原始过程和状态。

很难将三部曲归入哪一种体裁，有位西方学者人物称这是一种“非常机智的独特的文体”，施克洛夫斯基则形象地称之为“无情节小说”：罗扎诺夫的“无情节小说”的主人公是人的灵魂，而情节就是个人隐秘的灵魂的展现过程，通过这种展现，揭示人类灵魂共有的属性。罗扎诺夫本人就是这样说的：“文学的本质并不在于虚构，而在于内心对倾诉的需求。”他还说，我没有形式，如一团乱麻，如母体中尚未出世的胎儿。要保持直接来自灵魂、未经加工、没有目的、没有意图的“呐喊、叹息、飘忽的思绪，飘忽的情感”的本来面貌，就势必突破现有的文学规范。“我灵魂的每一次波动都伴随着倾诉，这是本能”。“永恒的倾诉是我的生命”。而罗扎诺夫创造的这种不像文学的文学、没有形式的形式，或者说是全新的文学，全新的形式，毫无疑问，恰好适应了“倾诉”的需要。

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中世纪作家，很少考虑读者问题。他们为自己而写作。正因如此，作家才得以更多地面对自我。他们的作品虽然鲜为人知，却依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也是罗扎诺夫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始终一个人写作，实际是为自己写作。‘灵魂的手书性’就是这样赋予了我的《隐居》一种全新的、自印刷术发明以来还不曾有过的笔调。”

三部曲是非同寻常之作。强调“手书性”的同时，罗扎诺夫好像拒不理睬这样一个事实：书总是要发表和出版的。他认为，由于书刊带有诱导性的修辞倾向，带有认为和做作的痕迹，势必与读者产生距离感，失去心与心直接交谈所具有的诚挚和率真。罗扎诺夫之所以敢于在作品中一览无余地公开自己的隐私，据他本人说，是因为文学的因素与个人的因素达到了如此高度的融合，以致他并不觉得发表自己的私生活记录有失体面。“文学给我的感觉就像裤子，如此贴近，完全是自己的”。根据这一特性，即所谓的“灵魂的手书性”，罗扎诺夫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还文学以手书笔调（他认为这是他的基本任务，也是他作为作家的主要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罗扎诺夫不但反对书刊的千篇一律，还反对被视为崇高职业的文学本身。他认为，文学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和自我满足。显然，罗扎诺夫对文学和文学家的攻击有些让人莫名其妙、无所适从。然而他的悖论的彻底性也就在于此。他对自己同样毫不留情。从实质上说，他对书刊的攻击乃是他对“大众文化”气息，对“缺乏格调”、“缺乏特色”、“缺乏音乐”亦即缺乏个性的文学发出的强烈抗议。

罗扎诺夫写道：“当代的本质在于把一切都纳入规范、模式和俗套。”他认为罪魁祸首是印刷术，是发明印刷术的古腾堡：“仿佛这个该死的古腾堡用自己的铜舌舔了所有的作家，使他们在出版物中丧失了灵魂、丧失了面孔、丧失了性格。”于是乎出现了“技术灵魂”，有创作的机械，却无创作的灵气。于是乎当代文学变成了“铅字文学”。“作家为铅字而写作，读者为铅字而存在”。三部曲中的文字是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下写成的，对具体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的交代，既是强调思想产生的自发性，也是确认思想的局限性和仓促性。罗扎诺夫精确地再现生活事件，忠实地描述灵魂的呼吸——直接来自内心的思想。他很注重完整地传达最初的直觉，因此，对传达思想产生的心理状态来说，表达内心思想的手段的重要性并不在思想本身之下。他说：“我不害怕思想出错（我不害怕的就是这个），可我害怕自己是个思想正确、表达拙劣的艺术家……”。他的思想是不由自主地产生的，是灵魂降临时捕捉到的。有时，就连他本人也对自己思想的深刻和清晰感到惊讶。他身上所特有的那种孤芳自赏便是由此而来的。

罗扎诺夫的风格是跳跃性的、神经质的、令人费解的，这反而有助于表达昙花一现和稍纵即逝的个人情绪的最细微的变化——灵魂的诉说、私语和呼吸。

罗扎诺夫意欲表达不可表达的东西，并为此而无所不用其极。在三部曲中，读者看到的作者不只一个面孔，他不时地贬低自己，夸大自己的反面特征：其貌不扬，其姓不雅，懒得读书，软弱无能，一介凡夫俗子，一个市井小人……几乎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其实，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之所以这样做，恰是为了让人别把他视若等闲之辈。他并不想以“终极真理的占有者”自居，他的创作目的是另一种性质：要让人们胸襟变得更加开阔，心地变得更加宽容，更加关注一切崇高的、真实的、有生的事物。

罗扎诺夫似乎在邀请读者跟他一起思考，彼此平等地敞开心扉、倾心而谈，不必对自己的隐私闪烁其词、瞻前顾后，更不必在乎“别人会说什么”。与此相应，他的情绪、他的文体，也像在口头谈话中一样，经常变换。他的语调也不断接近谈话，从一个题目到另一个题目，从高雅到低俗，频繁地跳来跳去。日常生活中情绪的自然波动，决定了罗扎诺夫的言语不可避免地有自相矛盾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妨碍他的“倾诉”。他要彻底拆除横亘在他和读者之间的那道墙。

灵魂的“手书性”、笔调的谈话性，是三部曲的重要特征。通过这种“手书性”和谈话性，罗扎诺夫成功地使文学重新获得了“活的声音”，并以新的力度，将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等永恒主题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上面说过，三部曲与《当代启示录》在体裁和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当代启示录》是一部总结性作品，他发展和强化了作者的一贯主题：家庭、婚姻、性爱、文学、宗教、民族等。尤其是宗教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如果说，罗扎诺夫从前对基督教和教会的否定或多或少带有传统色彩的话，那么，十月革命的爆发则激化了他对教会和基督教的态度，使他对它们的抨击达到了空前猛烈的程度。

罗扎诺夫对教会和基督教的批判，跟传统的无神论风马牛不相及。阿·西尼亚夫斯基指出：“基督与基督教是当今全球性灾难的罪魁祸首、革命的罪魁祸首。所以罗扎诺夫在此要加倍抨击基督教……，革命对他而言是俄罗斯软弱无能的一切旧势力的可耻失败。”罗扎诺夫确信：旧体制的罪恶不能用暴力革命，即新的罪恶来铲除。“以罪制罪——这就是革命的主题……，而新罪比旧罪更深重。”


革命的主题，当时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回避。罗扎诺夫对革命的看法，无疑有他的局限性，也与勃洛克形成鲜明的对照。勃洛克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预言：“俄罗斯注定忍受苦难、屈辱和分裂，但她会从这屈辱中崛起，并以新的姿态，成为一个崭新的、伟大的俄罗斯。”而罗扎诺夫则把十月革命看成启示录性质的事件：“一张铁幕哗啦啦地落在了俄罗斯的历史上。——演出结束了。观众站起来。——该穿上大衣回家了。可回过头来一看，大衣和房子全都不见了。”

勃洛克把革命看作俄罗斯的复兴，从而创造出《十二个》；罗扎诺夫把革命看作“俄罗斯的末日”，从而写下了《当代启示录》。二者对革命的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对俄罗斯的爱却是一致的。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罗扎诺夫仍一如既往：“我们爱俄罗斯应该爱到什么程度？应该爱到拷问自己灵魂的程度，应该爱到跟我们的观点、信仰、理智背道而驰的程度。”

以上主要是结合《隐居》、《落叶》、《当代启示录》对罗扎诺夫丰富而复杂的个性与创作做的一个粗浅介绍，限于篇幅和能力，未免捉襟见肘、浅尝辄止。比如，他对德意志民族和俄罗斯本民族的看法，就不乏耐人寻味的地方；他对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等文学巨匠的议论，也颇多引人入胜之处。这些，相信读者在读了《落叶》以后，自然会有更多的了解和体会。

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