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丁耘：今天我们怎样做中国人”
为什么要成立思想史研究中心？
人凑在一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各人学科背景不一样，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喜欢读书。大家不要轻看这一点，以为在大学里教书的，喜欢读书有什么了不起。有许多教书的人，实际上非常厌恶读书，能够回避读书就回避读书。有“无聊才读书”和“读书才无聊”之说。
还有些人在读书，但没有用同情的态度去读书。特别涉及到中国经典时，有些先生研究了一辈子，却从未进入过，而是批了一辈子。现在我们这些人，有个心愿，希望在座青年诸位热爱读书并以同情的态度读书，也算是文化传统的传承吧。
说到书，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文化相当繁荣的时代，图书馆、书店，特别是大家每日上课运用的教材，似乎天天在和书打交道。然而，并不是任何印成册子模样的东西都能北称为“书”的，在我看来，严格来讲，只有经典，才有资格被称为“书”。比如《圣经》一词bible的字面意思就是书，中国六经里的《尚书》原名就叫《书》。所以更确切说，读经典是读各文明传统中的“经”和“史”。
大学教育为什么要以“经史”教育为核心呢？这样的教育又与“做中国人”这一文明认同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我想就这个话题做引论式的介绍。
这个时代有了大的变化，二十年前谈这个话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共知识界近年来很大的一个事情是“读经运动”，它很重要，代表着中国思想界左右两派的对峙局面结束了，走第三条道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起来了，让原来的右派产生了分裂。八十年代思想领袖李泽厚先生对“读经运动”开玩笑道：“八十年代我们号召‘启蒙’，你们现在又‘蒙启’了。”原来开启的东西又被蒙起来了。这一机智的说法得到很多人的喝彩。我的同辈人，一提到经典，尤其是中国传统经典，会做出从腰里拔出枪准备跟人干的架势。无非是“仁义道德、礼教杀人”嘛。我们学这些的时候，都是在心智将开未开十五六岁之际。那时特别有表现力的文艺作品中“叛逆”的东西给了我们定见——字缝里都是“吃人”二字，于是二十岁、三十岁，乃至一辈子，一提到中国传统，不用考虑，条件反射就是“吃人”。我真是佩服启蒙的一代，下的工夫、起的效果太大了。我对先贤并不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觉得他们的逻辑有点问题。
这次是系列讲座的开宗明义性质的。意思都包含在八个字里——通经明史，识体达用。藏头部分是“通识”，还有“体用”一层含义。
所谓的通识教育，各位耳熟能详，你们现在处在一个高等教育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作为接受者，你们对变化背后体现的革命性领悟得可能不深，我们作为主动施与者，却不知道潮流究竟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所谓“变化”，关键词就是“通识教育”。
你们明白“通识教育”的真正含义吗？
不就是多学点英语，多学点电脑嘛。一大套各学科的概论学完了，就是通识教育吗？绝对不是。
General education就是“通识教育”，和它含义相近的是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或翻成博雅教育，自由重精神，博雅重范围。它教的内容叫“liberal arts”。这个“arts”，与各位所处的本科生的位置切身相关，不是“艺术”，而是人类刚刚有现代意义大学的时候，有了art学院。功能类似于复旦的“文理学院”，即在本科阶段不分所谓专业，而进行共通的教育。读文科的拿到的学位就是“文学士”。
Art 学院教授的基本科目都是与基督教神学相对的世俗的学问。如哲学（包括现在理工科的数学、物理学等），又比如语文学（包括现在的法学、历史），是一个整体的教育。
它的目的不是培养一个有专业身份的人，而是培养一个完整健全的人。这一精神是目前大学教育中最缺乏的，高等教育的弊病也正在于此。一进大学，先进各个专业，出来都成了“工匠”，即“君子不器”之“器”，要有一定用途。
然而高等教育原始的精髓是先把你当成一个“人”来培养，具有完善人格以后，技艺只需要两三年便可学会。在美国，法学、新闻学、医学等都没有本科生。为什么？做大记者、大律师、医生之前要先学做“gentleman”，做什么事情是次要的，先要学“安身立命”之道。达到这一目的，当然不可能通过学一堆概论，你以为克服“君子不器”是把人变成像瑞士军刀一样又多种用途的“器”吗？当然不是，应该学的是“经典”。
反过来讲，中国大学要走通识教育的道路，把古代的按经史子集四部划分的经典也归入通识教育之下。
学习经和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识体达用。即识大体，通运用。更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安身立命”。“安身”你要知道自己是谁，“立命”是要知道自己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安身”是做好“中国人”，并且通过读中西经典，做一个“堂堂正正、自觉自信、高贵明达的中国人”。关于这两点，有人马上就会提出批评。
第一种意见是“为什么要做中国人？”他们的论调是“我首先是个人嘛，其次才是中国人。”做中国人是大可质疑的，现在很多人的终极目标就是不做中国人。
第二种意见是即使承认要做好中国人，又为什么要读经典呢？古书旧书正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它恰恰妨碍了我们做好中国人。
在解释以上两条意见之前，先考察一下与共享一些思维方式的反驳论据，即“你有什么资格来指定我受什么样的教育？”受什么教育，应该基于我的自由选择，给我安排书单是强加于我，我可以不接受。去年，在关于“读经运动”的辩论里，认为它耽误了自由主义伟大事业的知识分子抛出了刚刚说到的那个论证。所有的关于“我”的事情都要先征得我的同意。比如质询父母干吗要把我生出来，生出来又干吗要教我说中国话，干吗要教我走路？难道让你自由选择，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所有的权利都保持着，那是什么东西？是自由主义者理想中的伟大的人吗？
把传统当成衣服，可要可不要，是不对的。
演讲标题是“做中国人”，即在做之前，我们可能还达不到中国人的标准。这样以来挺混乱的，按照人种学标准，我生下来就是中国人，不是蒙古人也不是莫桑比克人，这一意义上的“中国人”，是“生”出来的。第二层含义，是受教育，不是有意的教育，而是父母教给你些做人道理，养成些中国人的习惯，得到些常识，是“养”出来的。第三层含义，是教出来的中国人，只有读书人（士大夫）才能做到。士大夫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我常喜欢举这个例子，满清入关时，抵抗最厉害的在哪里？江南！因为这边读书人多，他们知道“夷狄之辨”。又如，汪伪时期，江南又是汉奸成堆之地，其实原因也一样，但不过书读歪了。当中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没有时间多说。举这个例子，为了说明读书人对于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存亡抱有莫大的责任！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要培养“教”意义上的中国人。
回过来说前面两种意见。“为什么要做中国人？” “为什么要读经典？”
“为什么要做中国人？”这疑问在古代读书人里从来没有过？从何时产生？显然是做中国人没有尊严时才不想做中国人了，什么时候没尊严？被人欺负的近代嘛。
近代自鸦片战争以后，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三个阶段的变革。直到变革文化传统，于是中体怎么都保不住了。为了强大，要把基本的认同颠覆掉，很类似于“欲练神功，挥刀自宫”，自强走到了自宫的极端，到了这个份上，自由主义成了自宫主义。殊不知，即使自宫，也未必成功。现代化不是葵花保典，肯定不会成功，原因在于现代化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每天都跟你讲做中国人如何可鄙，使人才的最高理想就是不要再做中国人，做美国人、法国人，最次做个澳大利亚人。
中西体用出了问题，才出现了“为什么要做中国人”的质疑。
接着说第二种意见，我们确确实实要做中国人，但做中国人的前提是必须把以前的那套全部抛掉，从此不要再读以前的圣贤书了，仁义道德是误国的。典型代表就是俗称鲁迅的周树人先生。鲁迅的一生是伟大的悲剧，他活得也很痛苦，是个被撕裂的人。他既“逢中必反”，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理智上为中国的落后痛心疾首，血型上又要跟从中国。于是他爱的国是很虚空的，实质都被抽掉了，民族主义者爱的是扩大的自己。
中国传统文化被妖魔化到中国传统文化等于“吃人”。以至于看到发黄的线装书，反应就是要仔细看看，里边有没有吃人魔。“吃人”的问题，鲁迅的表达 在逻辑没有回避“外国人也吃人”这一点，然而他一写，就成了只有“中国人才吃人”，修辞就这样把逻辑掩盖了。外国人吃人吗？有事实吗？当然有。古罗马的皇帝被政敌关在塔里，把他的两个儿子关起来，不给饭吃，最后的惨剧就是互相吃。又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献给他的父亲上帝吃。可见，西方的“吃人”不掩盖。
读狂人日记长大的一代，依然是“逢中必反”与爱国主义无法兼容的一代，最后必然导致不是爱国主义，而是与祖国的关系越远越好。
我个人主张“中体用西”，拿来的就是我的，哪有“西用”之说！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后者是要把“体”变掉，现代化有变成西方化的危险，解决办法是“化西方”。
为什么中西经典要一起读呢？
我们身处的世界其实是西方技术改造了的世界，首先表现在中小学教育，全是照搬西方模式的，学物理、化学、几何、生物。起点就是西化的，破除的方法不能直接回到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而应提倡“取道西方，回到中国”。
在座同学一半以上今后不会做学问，正因为如此，在本科阶段尤其要抓紧时间读原典。离开校园后，基本上没机会再读了。
读书不是靠一两次运动能达到的。经史的阅读不能割裂，只读经，不读史，会变得迂阔，不懂变通，反过来，只读史，不读经，会把中国历史理解为“只有术，没有道”的一整套“厚黑”。
我个人看法是，中国的经中之经是《易经》。用写经的方法写史。
最后，还是一句话——做一个“堂堂正正、自觉自信、高贵明达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