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贺桂梅：人书岁月
编者按：书和人，是我们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两样，书是打开世界的大门，而人构成生活的主体，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仅拓宽我们的眼界，更是增加人生的厚度。本期我们专访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贺桂梅老师，听她来讲一讲北大求学生涯中影响过她的那些书和那群人。

贺桂梅老师在岳阳楼下
岁月·书籍
谈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贺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这要因时而异。
高中时期的贺老师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时虽然承受着很大的学业压力，但是身为一个“文青”，她还是怀有对文学的热爱。《约翰·克里斯朵夫》作为一部成长小说，曾让她青春期复杂混乱的想法得到一些安慰，并将之“秩序化”。
本科时期，贺老师最喜欢的书是存在主义理论家和文学家加缪的随笔《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人是没有本质的，成为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庸人，都是自己的选择。这点对于当时的贺老师很有“励志”作用。她是在北大课堂上听到了关于存在主义的理论，读罢便很欣赏，因为它强调人的主体性，人不受任何约束，突出选择的自由，认为个人可以在荒诞的世界里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90年代初期的北大环境中，不仅是对贺老师个人，存在主义风潮在当时的学生群体中都有广泛的影响。
本科后期还短暂地喜欢过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因为书中典雅而华美的意蕴曾一度深深吸引着贺老师。
本科之后的贺老师就开始离这些东西越来越远，而转入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理论和专业化的当代文学研究。
加缪·改变
加缪的《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是影响贺老师很大的一本书，她对这本书的理解也经历过一个变化的过程。
喜欢加缪的书，一开始是被其中情绪和诗意的表达吸引。贺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书中的两个意象，一个是少年的加缪在刚刚下过豪雨的海边，感到人的渺小与脆弱，同时伴有巨大的孤独，感到宇宙和世界的壮丽；另一个意象是，中年的加缪在陌生的城市，正值正午时分，他形容阳光好像空中的鸽子一只一只掉下来的感觉。贺老师最早接受的就是加缪这样一些意象性的东西，也许还是因为年轻，总觉得孤独，因而容易被这种表达方式打动。
随着阅读的深入，书中哲理性的、关于生存态度的内涵更为凸显。书中一句话是“我们要对现在说是，对未来说不，但是对过去含泪微笑，沉默不语。”承认现在，不谈过去，但是对未来我们要说“不”，并按着自己的方式决定。这样的句子体现了加缪精神性内核的东西。
存在主义·学术影响
存在主义作为本科期间对贺老师影响最大的理论，对她的学术也有着具体的影响。
本科三年级时，贺桂梅老师曾很投入地写过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她把加缪、沈从文、海德格尔、米兰·昆德拉等“创造性”地融到一起，探讨沈从文四十年代在文学上的转变。这个时期的沈从文创作，表现出了对文学、社会、哲学乃至宇宙本体的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在散文式的、碎片式的文学表达背后其实有很大的思想追求。但是90年代初期的研究者很少有人探讨这个面向的沈从文。贺老师以存在主义理论为媒介，来接近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思想。后来这也成为贺老师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
本科阶段之后，贺老师接触了更多的理论。不过她说明，“理论”与“哲学”是有区别的。“哲学”涉及关于人生存的一些基本伦理问题，而“理论”更主要是一种阐释模式。她后来所熟悉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脉络上的理论，更多突出人的被动性，强调人是历史的、社会的构成物。但对贺老师而言，如何能够同时强调人的能动性，也就是人在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前提下，如何能动地创造主体性，这一点依然是在存在主义的脉络上展开的。存在主义对贺老师来说，是哲学或生存伦理一样的东西，与她怎样理解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态度都有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学术和生活之于贺老师不是分开的，对于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是她寻求到的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
贺老师坦言，这么多年专注于学术研究，是因为有内在的精神诉求和动力，这和个人的性格、自己有意识的要求有关。青春期的她对存在的意义，对世界和人的本质的思考，并没有随着青春期的过去而被忘记。本科三年级确立自己的文学方向之后，贺老师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她将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融入阅读、课堂、写作和对历史的思考之中。她将自己置身其中，投入情绪、情感和愿望，和专业化的文学研究建立起了情感性的关联，表达自我的诉求和困扰，并努力尝试从中寻求解决方案。文学和学术研究对于贺老师来说，并不完全是知识性的操作，最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生活与世界。每个人面对自己的困扰都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对贺老师来说，她的方式就是置身文学研究之中，学术和生活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贺老师认为这也是她学术研究的动力所在。
北大·那些人
聊过了书，再来聊聊影响过贺老师的那群人。
贺老师说，进北大是她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北大的新天地为她开阔了视野，使她结识很多优秀的人。
在研究生时期，对贺老师影响最大的老师，主要是戴锦华老师和洪子诚老师。
戴锦华老师有着犀利的语言，这份“犀利”不是所谓“聪明”，而是深入理论内部并把握了理论最本质的东西，同时又经过个人的体认而获得的，所以在语言叙事非常犀利的同时却又是有血有肉的表达和体认。因此贺老师不仅感受到了全新的理论，还为戴锦华老师人格和生存方式所倾倒。戴老师所讲的理论，大概都带有某种解构的、反思的性质，经过和戴老师学习理论，贺老师认识到“语言学转型”的重要性。人和现实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我们所说所听所感都经过了语言的媒介，它们不是如镜子一样直白地照见一切，而是经过了语言这个中介。意识到所有的东西包括价值、现实、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一种语言的建构，就会更自觉地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建构或解构那个东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如何参与进去。
洪子诚老师则是很严谨的学者。研究生时期的贺老师喜欢有激情的东西，喜欢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情感性的东西，而洪老师的学术却有点“冷”，所以当时觉得接近洪老师的思路有点困难。到了博士的时候，贺老师开始自己亲身处理一些文学史问题，慢慢领悟到洪老师是把他的情感、诉求、理解化到了看起来冷冰冰的学术研究里。洪老师教会了她严谨、学术规范、隐藏主观性，以及更为学术性的表达方式。
除了老师，还有同龄人对她的影响。贺老师说她最好的朋友是本科的时候确立的，那是一个人人生中最开放、最活跃的时期。当时性格偏于孤独内向的她，在同龄朋友的陪伴下，会化解许多紧张的事情。研究生时期最重要的伙伴是一个六七人的小团体，大家时常一起吃饭、喝酒、抽烟、聊天，交流各种信息和学术心得。中文系老师戏称他们为“烟酒会”。北大的氛围在同伴之间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个性·推荐
说到喜欢的作家和作品，贺老师分别谈了起来。
“最喜欢的中国作家要算丁玲了，而且是喜欢她的人甚于她的文学。”丁玲一生大起大落，很难想象早期的“摩登女郎”莎菲如何变成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尽管丁玲有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却还是保持了一个文学家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一种细腻的体认世界的方式和非常丰富的内心情感。可贵的是，这种品质贯穿了丁玲的一生，艰苦甚至残酷的遭遇和磨难不曾打垮她，她坚韧地用自己的精神包容了一切。而这正是贺老师欣赏丁玲的地方。
至于当代文学作品，贺老师坦言，也许是因为自己曾像医生一样用手术刀剖析过这些作品，因此很难言“喜欢”某一个作家作品，而常常只是欣赏某部作品的某些侧面。比如《长恨歌》中创造性的虚实巧妙结合、阿城的《棋王》、张承志和韩少功的一些散文。她认为当代中国作家还缺乏更高的视野和心胸，反思的意识不够，没有一部站得很高、可以让她不断地吸取营养的作品。
随后，贺老师谈起了她喜欢的理论家福柯。福柯同时超越了那种“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幼稚的主观主义和“人什么也干不了”的被动的悲观主义。首先我们要清楚自身的处境和制约我们的权力结构，有能力看到这个权力结构是怎样被构造出来的，由此，我们也能知道它存在缝隙、矛盾和错位的地方，从而借助这个权力体制本身的问题，带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它。
最后，贺老师还有一个给同学们的建议，那就是要眼光放开，不要仅仅局限在专业课成绩上，而多多去关注外面的世界，比如人艺的戏剧、小剧场的新剧目、影院的新电影，都可以广泛地接触。因为年轻的时候看过了解过的东西，会以各种方式对我们发生影响，错过了这个时机，以后是很难弥补的。
媒体来源: 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平台 文: 梁洛嘉、许婷、李奇蔚 图: 贺桂梅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