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贺桂梅：解读汪晖——重建批判性的总体视野
一、总体性视野中的当代问题
在当前中国知识界，汪晖的重要位置并不因其作为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学者（这并不是说他的学术成就不重要），而是作为思想家或用他自己的说法"批判的知识分子"，对当代问题的分析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当代中国近30年的社会变迁过程，可以说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研究者"的过程；不过，汪晖的影响力似乎正好与这一历史进程逆向而行。阅读汪晖的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就在于他跨越学科边界而整体地回应当代社会与思想问题的能力。或许，以是否跨越学科界限来描述这种总体视野并不是一种准确的方式，因为汪晖跨学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操演不同学科语言而展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而是因为只有总体性的历史-社会视野才可能全面把握问题的不同侧面，并显示其意义运作过程的整体轮廓。因此，这种总体视野并不是各个学科相加，而毋宁首先需要打破那种19世纪式的西方社会科学分类体制。但这也并不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那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总体论，某种程度上或可将其概括为一种重构的政治经济学视野。突出汪晖思想的这一特点，当然不是说他的研究沦为了一种黑格尔式宏大叙事的构造，而是指惟有在这种总体视野参照下，对具体历史/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才是可能的。
这种思考特点，格外鲜明地表现在汪晖探讨当代中国问题的三篇重要论文当中。在1997年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后文称《当代中国》）之前，汪晖在许多人眼中，还是一位现代文学学科领域的新锐学者，以研究鲁迅和五四思想史著称。正是在这篇被称为引起了90年代最重要的一场思想论战的文章中，汪晖表现出了杰出的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总体把握能力。他是把80-90年代中国知识群体作为整体的"思想界"来把握的，这个"界"涵盖的不仅是人文学界的研究，也包括了社会科学领域那些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论述。这种研究方式按照一般的学科分类应称之为"思想史研究"。这曾经是80年代的重要研究方式，特别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社会问题间的互动。不过，90年代后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边缘化，思想史研究在不同层面面临着质询，并逐渐沦为学科体制内部的一种专业研究类别，而丧失了80年代的那种冲击力。这一变化曾被人描述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而汪晖正是以突破思想史研究的内部视野，重新建构思想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他召唤"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开端的。在《当代中国》的续篇《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后文称《再论当代中国》）中，汪晖进一步把80年代后期的社会运动，纳入到对当代中国思想的讨论视野中，强调知识界的理论活动与制度创新、社会民主实践间的历史关联。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突破，而意味着他不再将讨论的视野局限在知识界内部，而更关心从总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来探讨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实践的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汪晖2006年完成的重要论文《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后文称《去政治化的政治》），可以视为前两篇文章的进一步推进。这三篇文章首先在讨论对象上有着关联性，即它们都把"新自由主义"及其变奏形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讨论的都是当代中国问题，所论历史时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如果说《当代中国》讨论的主体是80年代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在90年代的衍生形态，那么《再论当代中国》阐释的则是80年代如何终结与"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起源，而《去政治化的政治》则侧重讨论60年代（即文革）的历史意义与80-90年代主流政治形态的形成。就其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批判思路，这三篇文章也有着内在的层层推进关系。如果说《当代中国》主要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上，展开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内部清理的话，那么《再论当代中国》则力图揭示出隐含在思想问题背后，那个"真正"需要去面对并回应的社会问题，以及知识群体批判思想的政治目标。但是，这时社会问题与思想实践之间的转化关系还没有作为讨论的重心，而这一点则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阐释"政治"内涵的基本框架。后者格外突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政治运作方式和"霸权的多重构成"这样的历史特点。它把讨论重心放在阶级、政党与国家这种"短20世纪"的主要政治形态上，进而思考90年代后新的政治实践如何可能。
总之，如果我们把汪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落实在这三篇重要论文的考察的话，可以看出，汪晖的探讨始终是在一种总体历史/社会视野内展开的。或许能说，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无论人文学界或社会科学界，也无论左翼或右翼，就整体地把握和回应中国问题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及影响而言，很少有人能超越汪晖。因此，解读汪晖，首先需要对他这种总体性思路本身做出分析。需要讨论的是，这种总体性的历史/社会视野在汪晖这里如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过时而老套的"宏大叙事"，还是一种新的知识运作与思想批判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这种总体视野可以展示一种新的政治化实践的可能性。
二、"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问题的讨论，可以从分析汪晖如何理解思想（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着手。就其基本方法而言，《当代中国》表现出了颇为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从《再论当代中国》开始、尤其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越来越与一种重构的政治经济学总体视野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内在批判"视野基础上的政治化实践的反转。
正如曼海姆在展开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时所概括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通过将对手的思想指认为"不切实际的"而否认其"思想的有效性"（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这种批判方式尽管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后来的阿尔都塞、齐泽克等人大大复杂化了，不过其基本工作大致就是要指认出一种思想的"虚假性"及"无效性"，并假定一种"真实"而"有效"思想存在的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中国》对80-90年代诸种思想形态所展开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文章强调9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的中国社会变迁，使得那些曾经在80年代有效地批判过社会主义历史的思想实践不再有效，而成为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纳入到"现代化意识形态"名下的，几乎涵盖了80-90年代所有那些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论述，比如三种当代马克思主义形态，比如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以及90年代衍生出来的诸种形态。这篇文章对当代中国思想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自不待言，它一经发表即产生的巨大反响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批判的"有效性"。在一种重读的视野中，这篇文章最奇特之处，大概就是它那种总体地宣称既有思想形态失效的批判方式，那种以"一己"之力挑战"全体"思想界的巨大勇气。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如果说当代中国思想整个地被一种错误的批判思路引导，那么一种跳出这个"界"外的批判是如何可能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批判的可能性源自一种更广大的历史视野的获得，即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指认。汪晖认为当代中国知识界丧失批判能力的关键原因，正在于把"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参见《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后文中汪晖引文如不特别注明出处，均见此书），由此而无法理解和应对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这种通过强调历史变化与知识运作之间的错位关系而展开批判的思路背后，正如台湾学者赵刚指出的，包含着深刻的"新时代意识"：新的时期来了，赶快寻找新语言（参见赵刚：《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7期）。它首先强调的是，如果知识界拘囿于过时的思想模式，就可能导致"知识"与"社会"的脱节，从而使得"社会"本身的状况完全滑落出知识界的视野之外。显然，这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80-90年代之交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对于当代知识群体所产生的那种"断裂感"、"意外感"与"挫败感"。知识群体对社会变迁的无知，被汪晖解释为他们过于拘囿于现代化意识形态，而无法准确地认知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历史作用。最突出的一点是，在80年代知识群体的自我意识中，他们一直将自己定位为针对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体制"力量。而汪晖通过讨论知识界与80年代改革进程的关系，认为他们的主要历史作用在于为改革提供合法性意识形态，因此并没有获得外在于国家体制和现代化诉求的批判支点。而当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即市场社会的成型）和知识群体自身的存在方式都因全球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时，这种思想批判的前提就需要"重新确认"。
基于这一历史认知，汪晖提出，首先需要把"现代性"本身问题化。因为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和启蒙主义，都把自己限定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框架内。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同时又以民族国家现代化作为基本诉求，因此它无法逾越现代化视野而对现代性本身展开批判。由此看来，"现代性"乃是一个为了回应全球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而建构的批判性范畴。
值得分析的是"现代性"的确切历史内涵。汪晖指认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具体表征，在于它们拘囿于越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而无法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大致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不过有意味的是，他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看作是"现代化意识形态"之一种，因为这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显然，在80-90年代中国知识界，这一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判断本身就是极具批判力的。在启蒙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中，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作为现代历史，而是作为"前现代"的"封建"/"传统"社会而遭到批判。事实上，这种判断历史的方式正是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二元论运作的结果，它通过毛泽东时代的另类现代化实践纳入"前现代"或"封建"范畴，而否定其历史意义。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常常被表述为"革命"与"工业化"，而并不是现代化理论所理解的历史内涵。不过，尽管汪晖强调"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不同"，但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把"现代化理论"这一概念彻底历史化。"现代化理论"形成于50-60年代的冷战氛围中，它是美国社会科学界为了与苏联争夺新兴第三世界国家，而创造出来的一套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范式。可以说，"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概念，是冷战时代，为了对抗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范式而被制造出来的。正是通过这一套理论范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才得以普泛化和非历史化了，并在70-80年代转折过程中，被第三世界国家接纳为描述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全球意识形态"。这构成了80年代中国把"现代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非理论形态的基本原因。因此，在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之前，需要就冷战时代的"反现代的现代性"、80-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汪晖所强调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关系做更多说明。
显然，使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就意味着对现代历史展开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无论这种批判是after（之后）还是post（内在批判）。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性"作为一个批判性/反思性的理论范畴，在西方语境中是60-70年代质疑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也导致了"后现代"这样范畴的出现。而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个超越现代的历史契机，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既新且旧的问题。所谓"新"在于，与以前的资本主义（包括其另类形态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个新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跨国运作："灵活累积"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及其意义运作，使得此前那种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批判思想处在一种顾头不顾腚的困境中。可以说，是"全球资本主义"本身，需要也带来了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批判视野。因此汪晖判断说："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而所谓"旧"在于，这种新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现代社会的危机，相反，它使得曾经的"另类"也成为了危机的另一表征："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成为过去，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也并未消除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继续"。因此，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性批判"的高度上，不仅需要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实践，而且批判资本主义也成为了迫切的时代问题。可以说，"现代性"批判首先就意味着一种既超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的总体历史批判。
汪晖特别强调反思"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在于要从诸种以"现代化"为诉求的理论模式与制度拜物教中摆脱出来，而能够"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他认为提出现代性问题要完成的其实是一种"解放运动"，即"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中国》中论及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再论当代中国》中的"新自由主义"，是同样的拘囿于现代化视野内部的现代化叙事。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指认也在此基础上展开。在他看来，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真正冲突不在于"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分歧，而在于"不同的思想力量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汪晖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80-90年代转变过程中，"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而形成的一种新霸权形态。它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形态，而是作为"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中"。也可以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实践与自我表述。但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没有自己的理论，"'新威权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常常是以科学与科学主义的理论形态来表述自身的。它的基本理论范畴包括自由市场、市民社会、发展、全球化、共同富裕、私有产权神圣化等，基本的理论预设乃在计划/市场、国家/市民社会间的对立，并以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和"自由市场"、"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作为其政治构想的核心。
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汪晖思想批判的基本对象。批判对象的总体性，使得这种批判实践必然需要一种总体视野。显然，如果资本的运转及其意识形态是全球性或总体性的，思想批判的工作就必然是总体性的。不过，汪晖的总体视野又并不单纯是批判对象的反转，他试图建构的是一种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历史化的总体视野。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拘囿于"形式主义的理论"阐释，而遮掩了自身的政治诉求，尤其缺乏对当代中国复杂历史情境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其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政治立场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这可以说是汪晖经由"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更深入复杂的历史与理论批判的路径。
三、"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
关于如何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汪晖如此描述："我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之间建立历史的联系，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它的表述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是他在表述"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时的另一阐释形态。有意味的在于，这里构成对立的不仅是"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也是"理论"与"历史"、"表述"与"实践"。在他看来，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自己表述为一套从来如此的理论/真理，比如它如何看待"市场"，如何看待"市民社会"，如何看待"产权"。而汪晖展开的批判工作就在于，他通过"回到"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过程中，来揭示出这些理论/真理是出于怎样的政治诉求而被建构出来。比如他通过对布罗代尔、博兰尼的历史研究揭示出，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与其说一种历史现实，毋宁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进而提出所谓由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支撑的独立经济运作，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因为"经济是镶嵌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与其说存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如说这个"市场"始终是政治安排与社会控制的结果。
理解汪晖关于当代问题的三篇文章，还需要了解他在此前后完成的几篇重要理论文章，尤其是《"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这些文章构成他"得以展开自己对当代问题的看法的理论视野"（参见《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第4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科学主义"》一文中，他针对作为新自由主义经典的海耶克著作，指出那种国家/社会、计划/市场的二元论，其实根源于一种自然/社会的二元论。而事实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启蒙理论意义上的提供永恒法则的"自然"："看不到对自然的无穷征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看不到作为近代科学对象的自然已经是有待征服的自然，即一个与社会无关又有待人类社会去征服的领域，就等于放弃了对社会控制机制的理解"（《别求新声》，第469页）。他因此瓦解了新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前提，而提出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但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二元论，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整体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将被二元论遮蔽或舍弃出去的那些历史因素重新纳入历史分析的视野。具体到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那种基于科学主义前提的激进市场主义理论，恰恰掩盖了国家与既得利益群体如何借助政治控制而行使的垄断行为；那种神圣法权的观念，也正是使不公正的财产再分配过程中的既得利益合法化了。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中，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论断进行了更系统也更历史化的讨论。借助博兰尼的两个概念即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他提出，有关"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脚的描述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对市场主义的批判显然不应被理解为对国家主义的赞美，汪晖要强调的是，看似自我调节的经济运作，其实始终是社会控制与政治运作的结果。他所谓"对经济体的实质性活动的描述"中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预设完全一致，指的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中的经济过程"。他特别提出，追踪这一经济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是社会科学本身"或"作为社会科学总体"。因此可以说，相对于西方19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体制，政治经济学乃是一种"总体知识/历史视野"，它探寻的乃是经济体运作的"实质"/总体的过程。这其实也正是汪晖在用"历史过程"或"历史研究"来对抗"形式主义的理论"时，所理解的"历史"的基本内涵。由此，他称布罗代尔和博兰尼为"以历史方式探讨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他们的研究则是"以历史研究（实证的）方式进行的理论探讨"。
应该说，汪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描述，也是在展示一种批判思路的方法论。事实上，他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大致都在这样的思路上展开。由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他格外关注关于市场、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汪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关心的就是经济与政治的问题，相反，他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应该在一种总体的关系视野中展开讨论。在《当代中国》中他就提出，"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把经济民主的讨论扩展到文化与政治领域，因为"争取经济民主、争取政治民主和政治文化民主事实上只能是同一场斗争"。他由此提出90年代批判的知识分子应该探寻一种"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点"。事实上，这种"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总体视野，与90年代中国兴起的文化研究路径，有诸多相通之处。文化研究的最大特征在于打破那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而强调把社会生活理解为一个"意义实践的整体过程"。按照威廉斯的阐释，文化研究所理解的乃是一种"人类学式的文化"，即它不仅关注精英文化，不仅关注文献式的诸多文化表述，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在一个意义实践的整体过程中来观察文化运作。因此许多过去不被视为文化的内容，比如"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都成为了文化研究的内容（参见雷蒙德·威廉斯：《分化分析》，收入《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文化研究对文化生产、传播、接受等全过程的关注，对媒体的权力与权力的媒体之间关系的考察等，都是在一种作为意义实践整体的文化视野中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唯物主义"，即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考察的结合。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研究与重构的政治经学传统可以被视为彼此相通的批判路径。
如果说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关注，使得汪晖建构了一种逾越民族国家和现代化意识形态限定的总体历史视野的话，那么可以说，借助政治经济学传统而关注经济体的实质性历史运作过程，则使汪晖建构出了一种批判性地考察问题的总体社会视野。显然，这里强调历史/社会视野的不同，不过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并不意味着这两种视野可以分开，毋宁说它们乃是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更具整合性的总体视野的不同侧面。但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框架，也并不是回到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那种"把国家、法律、市场和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总体结构"。汪晖批评了卢卡奇那种把经济、法律和国家作为"严密的体系"看待的"总体论"，因为卢卡奇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并"用单一的社会模式来观察经济活动及其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但他同时总结道："这类对于总体论的批评不应简化为对于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彻底抛弃，相反，它应转化为一种新的视野"。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格外重视布罗代尔提出的三层结构即"日常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区别的历史存在"，并认为这种区分为社会斗争提供了一种"非总体化的方向"。可以说，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并不因为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系统论那样的社会整体；关键在于，考察实质的经济体运作过程需要一种跨越19世纪式的现代学科分类、也跨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整体视野。这些学科分类或国别视野本身并不能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相反，必须逾越、整合这些学科/国别界限，从"实质的历史过程"观察问题，才能理解"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
对于理解汪晖思想而言，如果认为总体历史视野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解构那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揭示它们的遮蔽性和内在矛盾，无疑并不全面。真正有意味的，也是打破那种制度拜物教式地理解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对立的地方，在于汪晖思想的某种"反转"或"跳跃"，即将这种历史视野与一种"社会运动的内在视野"结合起来，从而把理论研究转化ot;>为一种真正的政治实践。当他用"实质的历史关系"来解构"形式主义的理论"时，他并不是要一般地讨论"理论"与"历史"的对立，也不是要回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而是思考如何把这一冲突关系转化为一种"解放力量"。他这样阐释道：正如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是通过历史研究而展开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一样，许多对于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历史描述的追问，"也是从实质性的历史关系出发质疑理论构架的解释力"，因此可以说，"实质与形式的区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不断颠覆的动力"；但是当这种针对既有形式主义理论的新的实质历史视野与一种社会运动的取向关联在一起时，实质与形式（也包括事实与价值、历史与规范尤其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循环关系就被打破了。这就正如马克思对这一困境的克服，是通过把理论"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而完成的。--显然，汪晖在这里要说的是，"实质"并不真正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而是另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它不同于之前的那个"形式主义的理论"的地方就在于，这是在一种"实质性的历史"而非理论的自我预设中所展开的理论建构，因此它将导向一种真正"自觉"的、同时也将是"民主"的实践的可能。汪晖举了布罗代尔关于"解放市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转向如何可能发生。表面上看，布罗代尔"解放市场"的构想与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表述完全一致，但其政治诉求却"正与之相反"。"因为布罗代尔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击溃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展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会也不应落入那种彻底的'自我调节'的想象之中。在这里，一种关于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思考正在诞生"。同样的理论建构，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是将其政治与经济垄断合法化的借口，而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中，则能够转化为民主实践的制度构想，因为这将是在实质性的历史关系中展开的实践。汪晖因此提出，"一种实质性的历史只有在实质性的社会运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
理解汪晖思想在这里的"跳跃"无疑是重要的，他由此而将一种抽象的理论/历史之间两难关系的讨论，转化为一种理论/实践的可能性探索。也正是以此为依据，汪晖重构了"政治"这一核心范畴的内涵。
来源:《天涯》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