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定论洛克之六】权利与德性
六、权利与德性
综合前文所述，洛克理想的家庭模式应该是：包括父母和子女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既相互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又能够相互和睦和友爱。借用洛克的继承者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既有自爱，又对家人富有同情或友爱之心。家庭之所以拥有特殊的地位，乃是因为它处在人的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之间，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在洛克看来，家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家庭把一个缺乏理性和自由的人教育成为一个成熟的理性自由人。他在家庭中培养了分辨善恶、判断好坏以及知道权利和义务的能力，最终使他能够独立地走进政治社会，成为一种政治社会中的自由公民。另一方面，家庭同时还培养了孩子对他人的尊重、关怀和共同情感，使他尽可能地避免狭隘的自私自利和贪婪的权力欲。这种相互尊重、相互关怀的共同情感维持了政治社会的基本凝聚力，使政治社会尽可能地避免沦落为一个纯粹利益算计和交换的“市民社会”。家庭的双重作用就是正是洛克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教育漫话》的要旨所在。
前文讲过，《教育漫话》不是一篇研究教育问题的哲学论文，而是类似于一篇娓娓道来的随笔。如果非得说洛克有什么教育哲学，那也不应该是《教育漫话》，而是是他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正是在这部哲学著作中，洛克在考察人类知识的来源、范围和限度的同时，也描述了一个人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的心灵（mind）最初犹如一块“白板”，然后获得感觉和反省等简单观念，并且借助“联想”（association）和“抽象”（abstraction）能力形成了各种复杂观念和抽象观念，最后拥有完整的理性能力，能够获得确定的命题、知识或真理。但这并不是洛克本人的意思，因为在洛克看来，教育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这就同时涉及到了《政府论》与《教育漫话》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根本不同。前文已经说过，《政府论》的主题是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而《教育漫话》的主题则是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考虑费尔默对家长制与政治权力的混淆，洛克有意把政治社会与家庭分属不同的领域。洛克在《关于绅士阅读与学习的一些思考》中有一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差别：“政治包含两个非常不同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包括社会的起源以及政治权力的建立和范围，另一部分则涉及社会中的治人技艺（art of governing men）。” 前一部分应该是指《政府论》，后一部分虽然并非直接针对教育问题，但教育显然可以算作一种“治人技艺”，尽管其“管教”（govern）对象不是成人，而是儿童。
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恰恰反映了内容上的差异：《政府论》的要旨是权利，而《教育漫话》的要旨是德性。《政府论》关心的是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何种自然权利，政治社会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这种自然权利。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其核心就是人的“自我保存”，更准确地说是“舒适的自我保存”。但是，这些问题在《教育漫话》中却很少涉及。《教育漫话》关心的是，如何使孩子运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如何培养他们的明智、勇敢、节制、慷慨、正直等德性，如何教导他们懂得友爱、尊重他人、富有同情和恻隐之心。简而言之，《教育漫话》给人的印象是：洛克似乎不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创者，反倒更像是古代政治哲学的忠实继承者。
洛克通常被贴上“享乐主义者”的标签。倘若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也只能勉强适用于《政府论》，而不是《教育漫话》。譬如，斯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这样评价洛克：“洛克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所谓的好与坏，不过就是快乐与痛苦。’他所持的是一种奇特的享乐主义：‘最大幸福’并不在于享受最大的快乐，而是在于‘拥有那些产出最大快乐的东西。’” 斯特劳斯的这一理解不能说不深刻，但却多少有些违背“要按照作者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作者”的精神，偏离了洛克本人的理解。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在于，斯特劳斯似乎完全忽视了洛克的《教育漫话》。
其实只要对《教育漫话》稍有了解，便可发现：洛克决非一个简单的“享乐主义者”，他对德性重视的程度并不亚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譬如在《教育漫话》第33节中，洛克就以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口吻对我们谆谆教导：“一切德性和价值的伟大原则和基础在于：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能够不顾自己的爱好而纯粹遵从理性认为是最好的指导，虽然欲望倾向于另一个方向。”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洛克是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而是在于：洛克为什么在《政府论》中只谈权利，而在《教育漫话》中只谈德性？
这个颇为吊诡的问题实则揭示了洛克的内心矛盾。洛克并非不知道，一个人生来就是为了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这种幸福需要通过德性来实现。尽管洛克是一个现代人，尽管他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创者之一，但在这一点上他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并无多大分别。洛克曾经说过：“人生在世的幸福，就是这样一个简短而充分的说法：健康的心灵寓于健康的身体。” 不管怎样，这同任何低俗的“享乐主义”或“舒适的自我保存”都毫不相干。——当然必须清楚的是，这句“格言”并非出自《政府论》，而是《教育漫话》的开篇。
权利与德性的分离，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治社会与家庭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既不是毫不相干，也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恰恰包含了某种内在的关联。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实则体现了洛克的良苦用心。幸福和德性固然是人生在世最高的目标，但却不能通过政治社会来实现，倘若非得这么做，那么其结果就是非但不能实现最高的目标，只怕连最低的目标——和平与安全——都难以保障：人类社会要么陷入持久的战争状态，要么只能接受残酷的家长专制。几千年来，人类一次又一次用最美好的理想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灾难，难道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归根到底，政治只能维持自己的最低目标，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把德性和幸福这个最高目标寄托于家庭，寄托于被古代政治哲学排斥的“家政”（ecnomy）。因为从自然上讲，人不是“政治的动物”，而是“家庭的动物”。
尽管现代自由主义者把政治与家庭教育、权利与德性相互分离的原则归之于洛克，但相比之下，洛克的立场则要谨慎得多，因为他比他们更清楚这样一个根本事实：政治社会并非不需要德性，尽管它本身不能培养德性；家庭教育也并非不需要权利，尽管它本身不能保证权利；没有德性支撑的政治社会将无法长治久安，没有政治权利作为保障的家庭教育将时刻面临家长制的危险。这个无可回避的根本事实，既能解释洛克看起来为什么那么犹豫不决和暧昧不明，也能说明洛克政治哲学的为什么包含了那么多复杂的张力：政治社会与家长制，家庭之理与家庭之情，权利与德性。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张力都来自一个贯穿洛克政治哲学始终的基本张力：自由与权威。而在肯定自由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家长权威培养孩子的理性自由能力，就是洛克的《教育漫话》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