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定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神学政治”起源

奥古斯丁在撰写《上帝之城》

一、现代国家的“神学政治”起源

　　在西方前基督教的古代时期，也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家都认为国家是一种高于个人的真实存在，都将国家看成是个人的终极目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城邦类比成“大写的人”，认为城邦作为整体比个人更高、更真实。②当亚里士多德说“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动物”时，他的意思显然不是对城邦或国家的道德批判，而是对它的完全肯定。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在城邦或国家之中做一个公民，才能培养自己的德性，实现自己的人性，并且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③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总结了古代哲学家对于国家的一般看法。有人问一位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家如何教育自己的儿子，他的回答是，“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法律的国家的公民”。④——黑格尔举这个例子当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他是极少数高度肯定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的现代政治哲学家之一。

　　然而，古代政治哲学对于政治世界和国家的肯定在基督教那里遭到了决定性的挑战。基督教的非政治性和反政治性就体现在它的二元论教义之中。它不仅在“上帝”与“恺撒”、精神与世俗、彼岸与此岸或“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进行了严格的二元区分，而且设定了前者相对于后者的绝对统治和优先地位。一方面，基督教从根本上排斥和否定世俗政治的地位，将它贬低为一个堕落和原罪的世界，认为真正的荣耀属于彼岸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认为自己担负了拯救世俗政治的使命，因此必须引导、监管进而控制世俗政治。

　　与这种二元论的教义相对应，基督教的教会作为一种“政体”也表现出独特的二元论色彩。教会将所有的世俗政治或国家贬低为一种世俗权力，同时将自己看成是一种精神权力，并且认为任何世间权力都应该受到精神权力的统治和领导。一方面，教会宣称精神权力高于世俗权力，对后者表不极端的鄙视、拒斥和否定，所以它拒绝将自己看成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另一方面，教会又认为自己作为上帝在世俗政治世界的代理者，因此不仅能够、而且应该甚至必须干涉世俗国家。从世俗权力的方面来看，教会似乎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它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通常意义的官吏和臣民。但从精神权力的方面来看，教会的力量却是非常强大，因为它控制了人的精神思想和信仰，因为只有教会有权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拯救，是在死后走向天堂还是被罚进地狱。

　　恰恰由于基督教对于世俗政治的这种悖谬态度，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一千多年漫长的世间里一直陷入政治上的混乱、无序和战争。在《社会契约论》的结尾，卢梭简洁而准确地总结了基督教的政治后果：⑤

　　既然永远都只能有一个君主以及公民的法律，结果这种双重权力就造成了一种法理上的永恒冲突；这就使得基督教的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政体，而且人们永远也无从知道在主子与神父之间究竟应当服从哪一个。

　　这里，卢梭清楚地指出了现代国家的思想渊源。从根本上讲，现代国家就是为了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自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政治危机”，消除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毫无疑问，这一点既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革命的内在动力，也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域和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