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丨“休闲的时代”如何挽救“有效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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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休闲时代好读书
如何让“休闲”与“读书”同行,让二者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而不是拉郎配,绝对是个有趣的话题。这里不谈富二代,不说啃老族,也不提失业者或工作狂,说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学会劳作,学会休闲,学会将劳作与休闲有机结合,学会将自由自在的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方式……
当下中国,有两个值得仔细琢磨的好词,一是“休闲时代”,一是“书香社会”。前者是现象描述,后者是理想表达,二者不能等量齐观,但若因缘凑合,也不无结盟的可能性。
“休闲”自古就有,且颇受哲人的关注。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将“休闲”看作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人们以战争求和平,以劳动求休闲。”至于中国人,更是在创造及享受“休闲”方面有特殊禀赋,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畅销书《吾国吾民》(MyCountry and My People)和 《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 of Living),专门用道家哲学以及明清文人的生活趣味,来针砭美国人之不懂得生活。可惜那个“伟大的悠闲者——中国人”,虽有文献依据,却只属于特定时代的贵族、智者与文人。
这是因为,选择休闲,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生活有着落,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第二,可随时中断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获得足够的闲暇时间;第三,有能力也有愿望摆脱惯性,寻求新的生活体验。若这么定义,则“让多数人能够摆脱劳苦工作而拥有自有时间的大众休闲(massleisure)萌芽于二十世纪,即那些能增加生产力并缩短人们必须工作时间的各项科技发明后”(参见GeneBammel &LeiLane Burrus-Bammel著,涂淑芳译《休闲与人类行为》第8页、11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6年)。那是西方人乐观的说法,在中国,“大众休闲”时代的来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
影响休闲的因素很多,如社会发展水平、经济能力、受教育程度,还有社会思潮等。二十世纪中国,大部分时间或兵荒马乱,或社会动荡,或物质匮乏,谈“大众休闲”未免过于奢侈。另外,还有意识形态的羁绊——在“劳动光荣”的口号下,“休闲”的身影显得很诡异,也很可疑。我在《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中,谈及鲁迅1932年刊行《三闲集》,是在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另外,“以‘三闲’名‘书屋’,对于那些以无产阶级名义‘垄断革命’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很大的讽刺。”其实,“有闲”等于“有钱”等于“有罪”这样的荒谬推论,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并不十分陌生。记得“文革”期间,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我曾经春节不休息,跑到养猪场去捡拾猪粪、打扫猪圈,借此改造读书人的“臭毛病”。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少的人在第一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且劳动者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在逐渐减少。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将“休闲”当作一个好词,且落实为国家政策,惠及普通百姓,确实是不久前的事。政府官员称,我们的公共假期有115天,已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人吐槽,说这不可能,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其实是这么算的,一年52周,每周两天休息,共104天,外加11天公共假期,合起来不就是115天吗?至于你是否经常加班,或如何落实带薪休假,那是另一个话题。
百姓“有闲”做什么,最好是出去旅游;因为,那样可以成就另一个产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两年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力图建立“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旅游休闲体系”。那是国家旅游局牵头做的方案,主要着眼点是发展旅游业——这既是民生,也是商机,更是产业转型的好时刻,政府当然愿意做。但“旅游休闲”合称,很容易造成误解,以为“休闲”就是“旅游”——在实际生活中,确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休闲需要时间,需要金钱,需要学识,但更需要好的心境。“忙得要死”或“闲得发慌”,都不好;拼命劳作赚钱,然后拼命旅游消费,也并非理想状态。休闲不一定非远行不可,也不一定花很多钱,关键是“怡情养性”——若能修养得不慌不忙、不骄不馁、不卑不亢、不愠不火,那便是很好的生活节奏。比起打高尔夫球来,读书听音乐看画展,很可能更容易获得此境界。
晚明文人陈继儒在《花史跋》中谈及,有三种人不能享受野趣、花果与草木。牧童樵夫整天在山里劳作,想的是怎么养家糊口,不会像文人那样欣赏野趣;贩卖水果的人不敢尝鲜,那是因为若都自己吃了,还怎么赚钱?前两种人不能悠闲,是生活所迫,第三种就不一样了:“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贵人是也。”自家园子里种了很多名贵花木,但无法欣赏,不是时间或金钱的问题,是没那个心思。贵人整天想的是金钱或功名,独缺悠闲的心境,因而无法真正进入花木的世界,也就谈不上田园情趣了。
所谓“休闲”,有几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中断日复一日的劳作,什么都不做,就睡懒觉;第二,借助某种手段(如禅修),使自己彻底放松,这里着重的是心境的自我调整;第三,选择自己感兴趣而平日无暇享受的娱乐方式(如唱歌、下棋或旅游);第四,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自我学习,重新积蓄能量(俗称“充电”)。四者没有高低之分,也不是一个递进关系,纯属个人爱好。但有一点,若能在放松、娱乐与自由发展之间,取得某种平衡,那无疑是最佳状态。
这就说到了读书。想象国人因为闲暇时间增加,或教育普及,自然而然地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是天大的误解。记得好几年前,政府曾提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口号,民间也有“书香社会”的形象说法。可在我看来,口号依旧只是口号,今日中国,“书香”不是日浓,而是日淡。因此,在“休闲的时代”如何挽救“有效的阅读”,可谓迫在眉睫。
先说学习的必要性。有人十八岁就业,有人三十岁博士毕业才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平均起来,就算是22岁就业吧,60岁退休,工作时间大约38年。此前有16年以上的“职业读书”,此后又有20年的“活到老学到老”,这还不算在职期间隔三差五的“充电”。可以说,现代人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与文化,学习时间比古代人要长很多。不要说古代,想想我“文革”期间下乡插队,村里老人动辄说:“我吃盐多过你吃米,过桥多过你行路。”那个时候,经验很重要,年岁和资历使得老人很有尊严,也很权威。今天则大不一样,老人对外面的世界很隔膜,动辄被儿孙辈训斥——你连这个都不懂!这世界变化太快,要学的东西太多,大家(尤其是年纪大的)都活得很累。
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就是人的寿命在延长。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活蹦乱跳。2014年中国人预期寿命75岁;其中北京人预期寿命81.35岁,上海人预期寿命82.47岁,其他经济发达省份也多接近80岁。一是闲暇时间增多,二是学习的迫切性加强,最理想的,莫过于二者结盟。对于很多忙碌一辈子,习惯于风风火火、指挥若定、发号施令的领导干部,据说退休以后迅速衰老,原因是不知道如何打发闲暇时间。之所以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或者说学习的世纪,不仅是就业前的青灯苦读,在岗时的奋力拼搏,还包括退休后的“享受生活”。
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但如何让“休闲”与“读书”同行,让二者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而不是拉郎配,绝对是个有趣的话题。这里不谈富二代,不说啃老族,也不提失业者或工作狂,说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学会劳作,学会休闲,学会将劳作与休闲有机结合,学会将自由自在的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政府官员谈“休闲”,容易往“文化产业”方向靠;我关心的,则是作为一种休闲方式的“阅读”。最近这些年,每当临近“世界读书日”,就会被邀请做关于读书的讲座。面对此尴尬局面,我既感慨,又惭愧。说惭愧,是因为自己书都没读好,便如此“好为人师”,到处劝学;说感慨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春花秋月,或晨钟暮鼓,何时不宜“读书”,为何需要设立节日特别提醒?可见,“读书”还属稀罕物,尚未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十年后,参加“2014中国好书颁奖仪式”的录制,被邀请用“一句话”说出读书的意义,以便作为广告语播出,那一刻我突然语塞,赶紧落荒而逃。不是编导的问题,是我自己的心理障碍——正隐约觉得,今日之提倡“读书”,有沦为口号的危险。
可怎么才能让无心、无力、无暇、无兴趣亲近书本的人,真切地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或许,所谓“休闲时代好读书”,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2015年4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