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丨“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丨上篇

王钦：“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

　　导读：在重返80年代的学术语境下，人们开始重新对待“潘晓来信”及其包含的问题和困惑，试图以思想史的角度进入这个文本并从中发掘不同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对立话语的出路。本文强调“潘晓来信”的文学性和虚构性，从叙事与修辞的角度重新解读“潘晓来信”。将这种思想史读法作为背景，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考察“潘晓来信”如何证成个人主义话语，并且从内部颠覆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论述。

一　　

　　在今天中国，围绕“个人”建立起来的各种权利话语和理论话语已经根深蒂固，而人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体制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时，在常识的层面上会习惯性地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对立视为两个三十年的前后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当以“个人”为中心的理论话语在如今我们日常生活领域获得一种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和确定性之后，以集体或共同体为基础的理论叙事（如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联合与人的解放的宏大叙事）开始被看作某种根基不牢靠、天生可疑的“意识形态产物”或“话语的建构”——而这往往意味着这些叙事是单纯的“错误”。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张到主流媒体宣传，个人主义话语已经成为自由、个性解放、民主等理念的寄存器——而这意味着，个人主义话语并不单纯强调自私自利或利己主义，而是被赋予很多更高的价值诉求甚至政治诉求。一种理论或话语从来就没有确定的起源，中国80年代以降越来越“常识化”的个人主义话语也同样如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历史上的某个点，考察个人主义话语在未曾牢牢扎根的时候如何进行自我价值的证成，考察它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颠覆在此之前以集体为本位的理论话语的地位。

　　回顾“新时期”开始的有关“个人”的叙事，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恐怕就是《中国青年》于1980年5月发起的“潘晓讨论”。在署名“潘晓”的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中，叙事者公开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思考自己面临的困境。这场讨论引起了相当的轰动，用当时讨论的参与者之一赵林的话说：“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于许多过去一直被奉如神圣的思想传统、价值观念渐渐地由盲目轻信而走向怀疑，由忘我的迷狂而走向冷静的反思。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从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数和激烈程度上看，把一封或许看上去不起眼的“青年来信”的意义提升到和“真理大讨论”同样的高度，或许并不是赵林一个人的看法。正如赵林所说，这场围绕着人生观意义的讨论牵涉到下述现象，即社会主义传统思想教育对青年人已渐渐失去其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与《人生》一同刊发的“编者的话”很好地反映了编辑部对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做的判断和预期：

　　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的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

　　在这段叙述中，“潘晓来信”的位置被摆放到民族“百废待兴”般的历史时刻，并且被与历史上发生的数次以“人道主义”或“人性论”为旗号的运动相比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辑在这段话里把“潘晓讨论”直接与“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联系起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类似讨论，同时也通过暗中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视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指标，既在“世界历史”的价值层面上否认了过去几十年里的社会主义实践开辟出一条迈向人类文明“自由王国”的道路，也把“潘晓来信”与“文明”、“科学”、“前进”等大词联系起来。

　　事实上，我们似乎已经过于熟悉“潘晓”讲述的故事及其重要性，以至于往往直接把这封来信当成思想史上一个透明的材料加以思考：例如，有论者在回顾这场“人生观”讨论时，将它歌颂为“一代青年的思想初恋” ；也有论者从“潘晓”所面临的困境，总结出她的遭遇为80年代以来的很多小说奠定了叙事上的原型（缺乏组织上的引导者） ；也有论者认为“潘晓来信”包含着暧昧和丰富的历史信息，因为这个突出“个人”的文本毕竟是镶嵌在一场希望解决青年人“人生观”问题的官方讨论中的，起码《中国青年》杂志社及其背后的官方意识形态还是希望能够像以往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过的历次“人生观”或“幸福观”讨论那样，通过“潘晓来信”解决青年人的思想问题——例如，有论者认为应当重视这场讨论的“理想主义”因素，或重视其中包含着的个人主义话语特征与社会主义经典论述之间的纠葛。 从上述种种阐释路径来看，试图再开辟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道路着实困难重重；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不同的解释都并没有将注意力充分聚焦于“潘晓来信”的“文学性”上面——也就是说，并没有充分关注我倾向于称之为“叙事与修辞”问题的文本形式层面。甚至有些提出严肃对待“潘晓来信”的论者，也自觉不自觉地诉诸外部因素（历史的因素、社会的因素，等等）进行文本阐释。例如，有一位强调“不漏过每一个历史皱褶”的研究者，针对文本中“潘晓”对组织和友谊的不满，给出了如下解释：“‘文革’发生初期是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冲动冲到最高点，也是它迅速由盛转衰的转捩点。而在理想主义实质已经大大受损，但其外形与公开氛围仍强调其理想主义要求时，便会发生潘晓这两段话所叙述的情况。就是，潘晓对干部作的，是按照她所受的教育和当时的理想主义号召去作的，但她所碰到的公开时会强调这种方式正确的干部却早已不表里如一……而潘晓的朋友对潘晓所做的，看起来是符合理想主义要求的做法，但在实际上可能只是出于自我利益对此理想主义加以手段利用”。 在相当程度上，这样的解释是出于解释者的主观论断和补充，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因此，我希望从对这一讨论及其主要文本（“潘晓来信”）的考察出发，通过关注“叙事与修辞”层面的文本细读方式，讨论如下问题：由“潘晓”这个形象所开启的一种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形象的个人，如何从内部颠覆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新人”形象，并证成了一种不同于“社会主义新人”论述方式的个人主义话语。将“潘晓来信”理解为思想史上一则透明的材料，在我看来，恐怕相当程度上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文本自身的暧昧和含混。在个人主义话语差不多已经成为人们的思想常识的今天，读者回顾这场大讨论和“潘晓来信”，或许并不会太在意这个文本中包含的矛盾和悖论；但是，将“潘晓来信”的暧昧和含混理解为当时历史和政治语境下“潘晓”还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表现，或者认为“潘晓”还不够“进步”，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在“潘晓”规定的方向上走得更远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要对“潘晓来信”进行反思，就不能够采取一种毫无根据的“同情性理解”的立场，而恰恰要追究文本中那些矛盾和悖论意味着什么。

　　在具体讨论“潘晓来信”之前，或许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一个颇为凑巧的细节：就在刊登“潘晓来信”的同一期《中国青年》上，紧接着“潘晓来信”的是一篇题为《一代新人的崛起》的文章。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时期从民间叙述到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不断提及的概念，用以表达一种对于人的道德、伦理、价值乃至“人性”的根本规定和要求；那么，“一代新人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过去一代“新人”的“衰落”——“潘晓”是否可以被看成是代替“社会主义新人”的新一代“新人”形象？作为“新人形象”的“潘晓”——这种表述是什么意思？对此，一种简单的回答是：从社会主义对于“集体/个人”这组区分的强化来看，“潘晓来信”显得是用“个人”的优先性取代了社会主义时期强调的“集体”优先性。但是，认为“潘晓来信”中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归根结底意味着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这种类似于价值相对主义的解释，对于说明“潘晓”这个症候性的人物形象如何从内部瓦解了“社会主义新人”并树立起另一代“新人”，毫无帮助。不过，我们倒可以从这种价值相对主义的解释中借用于我们有用的一点，即强调“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或者是“潘晓”这个“新一代新人”形象，都是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那么，认真对待“潘晓来信”的暧昧和含混（如果不说是“复杂”的话），首先需要把一个非常重要但却经常不被论者强调的因素考虑进来：这封来信是由《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根据黄晓菊和潘祎的稿子进行修改、编织的。

二

　　由于“潘晓来信”是一篇经过仔细编辑和修改的文本，它就不能够被当作普通的“读者来信”进行解读。凡是没有认真对待这一事实的思想史解释者，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将“潘晓来信”简单处理成一封单纯的读者来信，解读者的位置就与当年讨论的参与者位置无异；但是，为了在更大的语境中把握材料的意义，思想史研究者又被认为占据一个比研究对象（包括当年参与讨论的文章）更加后设和完整的立场。——只有一个更加后设的立场才能获得比当年参与讨论者更为开阔的视野，而这一更加开阔的视野乃是构成思想史研究的前提之一。在“潘晓来信”的讨论语境中，这一视野的获得就端赖于研究者是否意识到、并且足够重视这封来信的虚构性质。与之相对，当年参与讨论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将这封“来信”的“真实性”提到了首要的高度。比如，当时来信讨论的声音中不乏激动之情：“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不过，讨论者如此激动恐怕并不是因为“潘晓”是第一个提出此类问题的人；我前面已经提到，就《中国青年》的“问题讨论”栏目来说，类似的论题其实早已经提出过——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这份杂志就发起过类似“什么是青年人的幸福”为主题的有关幸福观和人生观的讨论，“潘晓讨论”在涉及的主题及讨论的深度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历史上几次讨论的范围。 “潘晓来信”所引发的讨论不同于以往之处首先就是：在这次讨论中，舆论并非呈现出一边倒地对“潘晓”进行教育或批判，相反，更强势的反倒是同情和理解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围绕“潘晓来信”而展开的青年人生观讨论，的确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颠覆甚至瓦解了经典理论话语或说教——其最佳体现莫过于人们当时把焦点集中在“潘晓来信”所提及的一个话题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更重要的是，朝野都有人为这个论点辩护，甚至有人激进地说：“雷锋也是‘自私’的，因为他的言行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只不过他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高级需要。” 当年的讨论者因“潘晓来信”的“真实性”而激动万分，他们也自然会因发现其“不真实”而感到受了欺骗。讨论情形在1980年8月便急转直下，先前热烈而兴奋的讨论气氛突然被一次媒体事件打断：“潘晓”上电视了。焦点人物之一的黄晓菊以“潘晓”身份亮相镜头，却引来了意料不到的结果：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作者对“潘晓来信”不以为然，并提出了如下理由：“她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并无此等昂贵，其实用价值也不过如此而已。因为她所发表的那席‘价值连城’的‘高论’，只不过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时存在着的想法，她不过是在一个极好的时机用极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读者对“潘晓”的热情似乎一下子跌落到谷底。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封信里提出的反对重视“潘晓”的理由，和胡乔木提出的重视“潘晓”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一致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1980年6月18日接见《中国青年》编辑部的负责人时指出：“潘晓这个典型反映了相当大一部分青年的状况。” 换句话说，“只不过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时存在着的想法”正是胡乔木所谓“潘晓这个典型反映了相当大一部分青年的状况”的翻版。但是，上面这封来信否认“潘晓”的重要性，与胡乔木肯定“潘晓”的重要性，背后的考虑却截然不同。从失望的读者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无数的讨论来信和“潘晓”自身的经历叙述，使得读者不期然地对这位不知身份的女主人公产生同情心理，从而有意无意地把作者抬高到具有崇高性的纯形式的地位；而读者一旦从电视上的黄晓菊身上“认出”了作者的现实性，原先的理解和情感投射就因此被视作扭曲或“误认”而否定，并对“潘晓”的来信不以为然——比如，工人日报的另一封读者来信题为《邻居眼中的潘晓》就列举了黄晓菊在生活中的种种缺点，甚至调侃说“‘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读者从黄晓菊的表述中知道，其实“潘晓”是被“编”出来的——这对于感佩“潘晓”的“真实”或“诚实”的人们来说毋宁是一次直接冲击。1980年10月，由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一文，文中指出，潘晓来信“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对此，《中国青年》编辑部所做的回应是：“我们考虑，这封信是一场大规模讨论的发端，它要吸引千百万青年参加讨论，就要求它更集中、典型、深刻、强烈。因此，我们没有把这封信作为一般的真人真事来处理……作为开展问题讨论所要求的，应该是思想的真实和典型的真实，而不是潘晓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与黄晓菊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 而这也正可以视为胡乔木重视“潘晓”的原因所在。编辑马丽珍指出：“‘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但是，读者对“潘晓来信”的接受却是以“真实”为前提——不是思想的真实或叙事的真实，而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真实——因此也就有了“潘晓上电视”的要求。一般读者或许看重“经历的真实”，而《中国青年》的编辑和胡乔木则更重视“思想的典型”或“叙事的真实”，胡乔木甚至说：“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也不是要她转变得太快，也不是要她讲很多大道理，而是要她讲看到了社会的变化，看到了光明面，逐步增长希望。” 这几乎就是在为“潘晓”设计台词和情节。总起来说，这里吊诡的逻辑在于：“潘晓”的思想和情感的确是“真实的”（在此意味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部分读者拥有和“潘晓”类似的想法和感受，但由于这种真实性建立在“潘晓来信”的虚构性质上，读者因而感到受了骗；但同样有意味的是，一旦把“潘晓”的真实性坐实到黄晓菊身上，思想和情感的真实性也没有与个人经历的真实性统一起来——相反，从读者的反应来看，后者反倒颠覆了前者，黄晓菊的个人品格令人怀疑她在“来信”表露的情感是不是“真实的”。

　　与任何典型形象一样，“潘晓”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无法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但她的思想和情感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潘晓来信”是一篇以黄晓菊和潘祎的稿件为素材，根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修改、编辑和加工的虚构文本，它具有“集中、典型、深刻、强烈”（马丽珍语）的特点，而其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一个名为“潘晓”的女性。在塑造“潘晓”形象特征方面，其典型性 至少体现在几个方面的修辞性安排：第一，“潘晓”是一个以类似“受欺凌与受侮辱的”弱女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这种形象往往能够博得人们的同情；相较之下，一个消极悲观又弱不经风的男青年，则更可能引起人们的厌恶情绪。作为“原型”的主人公们的性别是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在相当程度上出于预期效果的考虑，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潘晓”是个女孩子。有趣的是，潘祎在回顾这次讨论时也谈到：“‘潘晓’在读者心目中一直是个孱弱的女青年的形象，而我，一个大学生，一个近1米9的小伙子，出现显然是不合适的，会引起误解和非议。” 第二，“潘晓来信”中提到的“自杀”冲动来源于潘祎的个人经历，但主角“潘晓”却并不是像潘祎一样的大学生，而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并且在城市里一处集体所有制大工厂当职工。考虑到1980年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青年陆续回到城市，大学教育又方兴未艾，对“潘晓”的职业和前途进行这样一种安排理应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也更加具有代表性。同时，将大学生潘祎身上带有的阴暗情绪安排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主人公身上，“潘晓”面临的问题就不再仅限于个人牢骚，也不限于潘祎个人身世的特殊性（长期与父母分离，居住在亲戚家），而转变为关于青年人生存的重要社会问题。第三，“潘晓”的父母和外祖父被设定为共产党员，这一安排不仅使“潘晓”自幼深受传统社会主义教育的影响显得无可厚非，也更集中地将个人问题上升到了“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高度：“潘晓”并不是抽象地代表青年人，“党员家庭出身”的背景突出了她的困惑的尖锐程度。

　　从一篇经过仔细修改和精心编织的文本角度解读“潘晓来信”，不仅使我们能够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层面考察“潘晓”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哪些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解读进路，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蕴含于这个文本之中的矛盾和悖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潘晓来信”之所以在当时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且被相当多的研究者作为透明的思想史材料加以运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文本以它的修辞诉诸人们的情感（无论是血泪控诉式的宣泄，还是自怜自哀式的独白，均属于意在影响读者情感的修辞），掩盖了它在叙事层面上出现的种种矛盾和裂缝。但是，恰恰借助这些矛盾和裂缝，“潘晓来信”讲述的一个以“个人”为基础的故事才得以成立。进一步说，《中国青年》编辑部通过效仿五、60年代解决青年思想问题的“问题讨论”栏目，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的意图：第一，编辑部当然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传统讨论形式解决青年思想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采用第一人称编织“潘晓来信”而不是编辑转述，又确实能够让编辑部和“潘晓”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第二，从“潘晓来信”这个文本以及编辑部编排的许多回应来看，“潘晓”提出的思想困惑也得到了承认（我们已经看到，胡乔木也认为这是合理的）。而且，编辑部甚至引导读者偏向首先肯定“潘晓”的思路上去。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上文引用过的“编辑的话”中就可以看到编辑部直接将“潘晓来信”以及这次“问题讨论”直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绕过了社会主义阶段的讨论。并且，在杂志后来刊登的一篇自我检讨式的文章《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我们可以读到：“由于编辑部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发表批判文章不够，而暴露错误思想和发泄不满情绪的文章过分突出，致使‘讨论’在青年中和社会上产生的效果是不好的。” 不过，由于延续了“问题讨论”的传统，编辑部还是能够自我辩解地说“动机是好的”。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编者的话”中的另一段文字：

　　应该说，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无须讳言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它并不因为一些人的忌讳，或另一些人的愤世厌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动乱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危难的锻造之后，我们共和国的年轻一代，没有背弃时代的责任，作为他们的主流是更坚强了。他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又顽强地挺进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将成为年轻一代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点。

　　在60年代的戏剧《年青的一代》中，主人公之一林育生沾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通过萧继业等人的帮助，最终克服了这一思想而走上革命建设事业的道路。如果说《年青的一代》是一出围绕着社会主义接班人问题而展开的舞台剧，那么“潘晓讨论”毋宁说就是一出试图重新界定“年轻一代”的戏剧。虽然在这段话中编辑部还是以一种积极的口吻评价“潘晓来信”的意义，但“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等等描述，显然无法应用到“潘晓”这个“愤世厌生”的主人公身上。在下文中我还将会提到，编辑部的面向个人主义话语的姿态不仅体现在“编者的话”中，而且体现在完全由编辑部以“潘晓”名义杜撰的第二封来信中。历史的吊诡在于，编辑部一方面的意图——解决青年的思想困惑——并没有实现，而另一方面的意图——承认“潘晓”提出问题的合理性——却在80年代以后越来越被人视为理所当然。或许《中国青年》并非意在为个人主义话语张本，但正是借助“问题讨论”这一批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外衣的修辞，最终从内部瓦解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经典叙事。

　　在迄今为止关于“潘晓来信”的研究中，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一文敏锐捕捉到了它的虚构性质——他把“潘晓来信”看作“书信体文学”，并由此指出这个文本具有文学史意义。吕文认为：“整个‘潘晓讨论’首次较大规模地捅开了新时期文学领域个人主义话语的生存空间。然而在现有种种对新时期文学的叙述中，大都认为1980年代早期的文学领域并未出现公开、独立的个人主义话语，即便有些许萌芽或苗头，也往往是依附在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中，虽然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在总体上色彩也比较驳杂，不乏同个人主义相交之处，但在文学领域则主要是由一些通俗版的人道主义观念在发挥作用，通常局限于在不违背官方主导型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要求恢复某些普遍、抽象的‘人性’，因此和众人所预设的个人主义相去甚远。” 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赞成吕文的以下说法——“潘晓”的问题是“一个当代个人被扣押在集体主义叙事与个人主义叙事、宏大叙事与小叙事之临界点上的问题，因此其中不仅仅有某个既定叙事形态内部的问题，更有各个叙事形态之间彼此冲突与缝合的问题”。 但是，我对吕文的挑剔是：吕文强调“潘晓来信”中体现出来的主人公内心痛苦和焦虑，这种观察或多或少依然停留在文本的“修辞”层面；也就是说，尽管吕文充分意识到了“潘晓来信”的虚构性质，但却没有因此认真对待这个文本在叙事层面夹缠的含混之处有什么意义，而是和其他许多研究一样，把“潘晓”讲述的故事当作不必追究的“读者来信”接受下来，而集中讨论“修辞”层面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吕文和既往研究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潘晓”的内心痛苦和焦虑之上，而不是文本中具体提出的哪个论题。但是，无论是“潘晓”表现出的内心痛苦和焦虑，还是她提出的具体论题（“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不应该抽离出它们被镶嵌其中的叙事。这条原则应该成为我们重读“潘晓来信”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