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专题丨一部戏剧的七个问题丨《柏拉图的<会饮>》前言

一部戏剧的七个问题丨《柏拉图的<会饮>》前言

《柏拉图的<会饮>》*终于基本竣工，按照原先的约定，小枫先生让我写个“前言”。感谢他的美意；全面述及这本“大书”，非我学力所逮，这里只能说说自己多次阅读这部“戏剧（drama）”的感受——更准确地说，是遇到的一连串问题。

一、柏拉图对话是戏剧

第一次听说《会饮》是戏剧，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哲学论文这样一个“新鲜”说法，是在20多年前。记得我的西方哲学启蒙老师周泽民先生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过：“《会饮》本来就不是哲学论文，而是剧本”。可惜，还没等我真正领悟他的意思，这位年轻的哲人就在33岁时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的离开，既带走了他可敬的哲思，也令我在十数年间无法对《会饮》作为一部戏剧的内涵真正了然。我在不断地问自己：哲学家留下的文字，为什么竟然会是戏剧？

说实话，除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关于人起先是圆形、后来由于自高自大而被神劈成两半这个故事令年少的我激动不已之外，长期以来,我心目中的《会饮》更多的还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硕大的谜——一个思辨与诗的混合体。这期间，虽然为报考文艺美学研究生又去细读过这部作品，但其时甚至连喜剧家所讲的故事也被忽略了，满脑子只是“理式世界的最高的美”，“美感教育”等等一大堆理论、概念和范畴。至于《会饮》（甚至所有柏拉图对话录）为什么没有像一般理论论文那样直陈论点与论据，以直接表达作者的立场和观点，而是以戏剧形式保留了事件、人物以及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却一直并没有往深处想。

也许要祈求周老师的在天之灵原谅，又过了差不多20年，我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重新想起了他的话。

2001-2002年，我和当时在哈佛的林国华、吴飞等几个朋友每个星期日一整天都在一起读书。正是在这个小组上，我们再次仔细逐字逐句研读了《会饮》（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英译并评注），并参考了布卢姆（Allan Bloom）的疏解（两则评注均见本书附录）。使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细读不仅让我证实了周老师天才的直觉，而且还发现，居然这个“戏剧说”已经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很大气候：至少整个施特劳斯学派（按：伯纳德特和布卢姆均为施氏的开门弟子）都是按照“戏剧”来翻译和解释所有柏拉图对话录的,不独《会饮》为然。有一次，我去波士顿大学见伯纳德特和布卢姆的1955年同届同学罗森（Stanley Rosen）,和他说起这个问题，这位《诗与哲学之争》*的作者甚至特别提醒说，在一定意义上，在城邦中我们总是看到“诗（戏剧）永远占上风”。

就这样，带着发现的喜悦，我们开始真正把柏拉图对话当成戏剧来读了。不过，与其说这里所谓的“戏剧”是一种文学文类，不如更准确地说，它是柏拉图在城邦中所自觉选择的一种生存与写作方式：既巧妙隐蔽自我又曲折表达自我的方式。

在施特劳斯看来，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征具有许多重要特点。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当然是，柏拉图文体与亚里士多德文体具有完全不同的表层（surface）。即前者是对话（dialogue），而后者是论文（treatise）。不可小觑这微妙的区别，外在形式上这种看似寻常的不同，却可以产生迥异的效果。因为，“在读《政治学》时，我们时刻都在倾听亚里士多德，而在读《理想国》时，却一直听不到柏拉图在发言（《城邦与人》 （ Leo Strauss, City and M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4），p.50）。”

正是由于柏拉图在任何一个对话中都没有直接说话，所以，他实际上通过这种婉曲的文体，使自己真正的观点免于完全暴露在大众面前。借此，他似乎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避开与城邦正面冲突、避免授人与柄的“技艺”。这不是无端的臆测，不信去看《理想国》卷三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对不同叙述方式的探究（《理想国》，392c1-394c6）。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柏拉图对戏剧形式的选择绝不是偶然而随意的轻率之举。

柏拉图不仅自己隐在了戏剧的幕后，而且他所选择的主要发言者（特别是苏格拉底）的真实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隐蔽性。很明显的倒是，柏拉图没有借普罗泰戈拉、卡利克勒（Callicles）、美诺、希比亚和色拉叙马霍等人之口代他说话，而是更多地通过苏格拉底、埃里亚陌生人、蒂迈欧以及雅典陌生人等表达了他的疑问和思考。这恐怕很难说仅仅是一个巧合。按照施特劳斯的解释，至少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作为一个自称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又作为一个试图始终对一切问题刨根问底的哲人，苏格拉底这个角色带有很强的反讽（irony）意味。而苏格拉底的反讽，从另一个意义上增强了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

换句话说，柏拉图不仅自己没有出场说话，他所选择的最主要的戏剧主人公——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没有完全将自己和盘托出。甚至可以认为，他们都戴上了一个看不见的面具。如果说柏拉图在这里至少双重地伪装（dissimulate）了自己（即借他人之口，并且借具有反讽意义的他人之口表达观点）的话，那么，苏格拉底这个角色的一言一行则毫无疑问使这种伪装更加变幻莫测、难以捉摸。

根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对话艺术举其荦荦大者共有两端。其一，当别人与他观点相反并发生争论时，他往往回到争论的源头，提出一连串“什么是（What is……）”的问题，对讨论的主题进行追问，并一步一步地给予回答；其二，当他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并与一个被动的听者进行交谈时，他则从人们一般所接受的观点出发，以达到一种超乎寻常的一致。而这后一种谈话的艺术，荷马是将之归于奥德赛的，奥德赛因此而有了“安全的言说者（a safe speaker）”这个称谓。如果色诺芬的概括大致不错，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承认自己的无知出发，还是从常识出发，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都对成见、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真理”进行了巧妙的质疑。只不过，由于他采用了戏剧性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只有做一个十二分认真仔细的读者才可能了解其中的奥妙、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真实动机和思想。

幸运的是，作为戏剧，而不是直陈观点的论文，柏拉图对话也的确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不该忽视的细节、暗示、特定场景乃至神话传说等等重要故事线索。这也许可以视为柏拉图对话录戏剧特征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对此，施特劳斯有独到的看法。他对戏剧的理解，似乎主要是基于作者是否真正以自己的面目出场。他说，“如果作者仅仅作为他的某个角色说话，也就是说如果他‘省略’了‘角色言语之间’的‘甲说、乙答’之类东西，他就将作者自己完全隐藏了起来，而他的作品，也就是戏剧。很显然，即使一个作家并没有‘省略言语之间的东西’，而是将叙述权委托给了某个角色，作者也完全隐藏了自身。就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言，我们必须说，在其对话中他完全隐藏了自己。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隐藏了自己的名字，众所周知，柏拉图就是柏拉图对话录的作者；而是说，柏拉图隐藏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柏拉图对话是戏剧，散文体戏剧。那么，它们也就必须被以戏剧的方式去阅读（《城邦与人》，pp.58-9）。”

以戏剧的方式去阅读，而不是将角色（观点）与作者（观点）简单等同起来，看似“文学常识”，却为我们发现柏拉图对话的深层意蕴打开了一个重要通道。既然是“看”戏剧，我们要关心的就不仅仅是角色的言语（speeches）本身，而要（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同时关注“实事（deeds）”。甚至，首要的是关注实事。

这些实事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戏剧要素。“首先是每个对话中的场景（setting）与行动(action)，即，苏格拉底是与什么样的人说话？其年龄、性格、能力、社会地位、外表如何？某个对话行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的？苏格拉底实现了他的意愿了吗？行为是自愿还是强迫的（《城邦与人》，p.59）？”等等。

尼采说过，深刻的思想是喜欢带面具的。施特劳斯学派的努力，无疑为我们重新认识柏拉图对话的意义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正是受到这样的触动，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友人以一种全新的体验读完了一遍《会饮》，并找来施特劳斯学派几乎所有关于柏拉图对话录的翻译和评注如饥似渴地读了下去。我豁然开朗——原来所谓《会饮》不是哲学论文而是戏剧这个说法，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在努力准确恢复柏拉图对话录的本来面目。我们分明发现，面具后边的柏拉图更加真实、具体，也更容易接近了。当我们透过那些戏剧性的情节进入柏拉图对话时，我们深切感到，数千年前的希腊圣哲距离现代的我们并不遥远。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诗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进行理性表达并完成他的公民教育计划，而荷马和修昔底德分别以史诗与历史叙事陈述各自的政治与哲学主张的话，那么，柏拉图的对话或戏剧则呈现了对人的思想、行动乃至灵魂另一种深挚的关切和多侧面拷问。

二、剧名 场景 叙述方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枫先生这个新译本的名称是《会饮》，而非习惯上的《会饮篇》。这一字之易虽然似乎细微，却也正是恢复柏拉图对话录戏剧特征一系列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在此之前，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就已经取掉了多少具有哲学论文色彩、使人想起《劝学篇》《五行篇》之类“论说文”的那个“篇”字。

仔细说来，《会饮》作为戏剧剧名，其实也不妨视为“实事”之一种。从整个35篇柏拉图对话录来看，《会饮》这个名称就更可圈可点，它的独特性尤其不容忽视。

熟悉柏拉图对话的人都知道，柏拉图对话录的篇名主要采用参加对话者的人名，计有25篇之多（比如《泰阿泰德》、《斐德诺》、《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等等）；其次则以讨论的主题来命名，共有7篇（如《理想国》或《国家》、《礼法》、《智者派》、《政治家》、《申辩》等）。此外还有3篇，其中一篇的题目指明了对话的参加者（即《竞争者》），一篇则以其在整个对话录中的位置而得名（即《礼法续篇（Epinomis）》或译《伊庇诺米》），而最特殊的则是我们要讨论的《会饮》。

《会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的一篇以场合（occasion）来命名的对话。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对话中没有设定具体的场合。比如，《理想国》就是在玻勒玛霍斯家进行的（正是在那里，苏格拉底被迫参加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斐德诺》是在雅典城外进行的（整个柏拉图对话只有这一次发生在城邦之外），而《普罗泰戈拉》则与《会饮》有差不多的氛围，甚至参加的人也有重合之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会饮》场景设定中那些微妙的细节。

首先，尽管篇名是《会饮》，但是，整个对话却都是在清醒中进行的。所有的人，甚至借酒冲进来的阿尔喀比亚德（222c）都是冷静的，并且一致同意喝酒并不是本次雅集的主题（“这次会饮不往醉里喝，喝多少随意（176e）” ）。而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前一天晚上，大多数人为庆祝阿伽通获得悲剧奖，在三万人聚会后已经喝得烂醉。但无论如何，会饮而不喝酒，还是不免有些蹊跷。而为了削弱饮酒的氛围，我们看到，东道主阿伽通甚至取消了惯常所可能有的音乐表演，比如歌女助兴等等（176e）。这是在有意加强这则对话的非同寻常之处吗？

其次，虽然这次宴饮与三万人大会相比，不过是个小范围的私人聚会，到会的也都是一些熟人，但是，它却并不是一次平常的“兰亭集”。因为，对话一开始柏拉图就交代得很清楚，几乎整个雅典都对这个晚上的谈话非常感兴趣——若干年后（ 公元前404年?），人们的兴趣甚至依然不减，打听者更是有增无已（172a-173d）。相比而言，说他完全冲淡了人们对那三万人大会的印象，似乎也不为过。而更重要的是，这个私人聚会的末尾，来了一位政治家。他就是伯里克利的侄子：阿尔喀比亚德。

请注意，这位政治家是不请自来，“突然”闯入的（212c-4）。他的到来绝非偶然。如果《会饮》中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16年前后（？），即雅典最辉煌时期的话，那么，这也正好是阿尔喀比亚德领导的西西里远征（Sicilian Expectation）即将开始的时间。远征失败了，这与雅典人对阿尔喀比亚德的不信任有关。而雅典之所以不信任阿尔喀比亚德，则是据说是认为他在一夜之间毁坏了雅典城内所有的Hermae神像。人们传言，这一切都是受了苏格拉底的教唆。情况究竟如何呢？《会饮》似乎是另一则《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用隐晦的方式试图再次为他的老师洗雪不白之冤（特别参看217b以下）。

这就使我们自然联想到《会饮》的第三个重要设定：即这部戏剧意味深长的时间安排。对此，伯纳德特以为，要与《斐多》联系起来看。他说：“《斐多》讲述了苏格拉底一息尚存的最后几个小时，从清晨到黄昏，临终时间仍惦记着该向医药神阿斯克勒普〈Asclepius〉祭献一只公鸡；《会饮》则描绘了一场从晚上延续到天亮公鸡叫的宴会，苏格拉底待两位诗人——阿伽通和阿里斯托芬入睡后，才去忙自己的事情；两部对话正好占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监狱中，苏格拉底把哲学看成践行生死之举〈the practice of dying and being dead〉；在阿伽通家里，苏格拉底却把哲学等同于爱欲〈eros〉。要是这两个解释都像它们置身其中的短暂场景那样，各向一端倾斜，就可以从这两篇对话理解整全的哲学。践行生死之举既是分离肉体和灵魂，从对话的意义上说，就是分离论点与前提；爱欲理应把肉体和灵魂融合起来，从对话的意义上说，就是使论点与前提相融合。（参见附录二）”。那么，柏拉图真的是在暗示我们：对于整全的理解，正像对黑夜和白天、死亡与爱欲的理解一样是不可真正分离的吗？许多“实事”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知道，柏拉图几乎从来没有轻率选择任何表面与细节；那么，我们至少应该相信，《会饮》的时间设定也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巧合。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在惊异之后承认，柏拉图为他的戏剧做了大大超出我们想象的构思和谋划。而与上述时间安排联系最紧密的，则是叙述方式。

如上所说，《会饮》记录的其实是一个经过了至少10多年口头流传的故事。叙述方式大致如下：阿波洛多罗斯先对格劳孔、后对另一个朋友讲述有关苏格拉底参加阿伽通举办的庆宴的事情，但作为讲述人他当时并不在场，而是从阿里斯托得莫斯那里听来的（172a-174a2）。不过，阿里斯托得莫斯虽然在场，会饮当晚却好像几乎一言未发。

柏拉图如此安排，显然并不只是要表现人们对“会饮之夜”超乎寻常的关心。至多，那也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联系前面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戏剧的解释，我们甚至会认为，《会饮》在表达上比其他任何对话都更加隐晦、更加间接。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神妙的、环环相接的链条：柏拉图本来就是在“借口”说话，而偏偏这个被借口说话的人又不是说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是在代人转述。而转述的又是什么呢？其中又隔了一层，不是转述转述者的话，而是转述转述者转述的别人的话（注意：这种转述应不同的人的要求还重复了两遍）。真是峰回路转，蜿蜒曲折。

不过却还没有完。在这样曲折的叙述中，还有至少另外两个更加间接的叙述。一个是苏格拉底转述第俄提玛的话，另一个是阿尔喀比亚德转述苏格拉底的话。特别是苏格拉底的转述，更加令人回味。

由于对第俄提玛的转述，至少提示我们注意三个问题。其一，由于她是一个女人，是整个《会饮》中唯一“缺席地在场”的女性（也是柏拉图整个对话中极少出现的女人），所以，她的出现，也许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所有前面发言者（斐德诺、庖萨尼亚斯、厄里克希马库斯、阿里斯托芬、阿伽通）的发言都是“单声道”的，而不是辩证的（dialectic）的。甚至可以说，尽管他们说了很多男男女女的事情，却实际上还是“单性的言说”（monosexual speech—原谅我生造一个词）；其二，如果仅仅看到第俄提玛是个女人还不够。重要的是，这个女人是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来说话的。也就是说，她和苏格拉底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a,表面看来，第俄提玛的话要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得以呈现（这可能会给女权主义一个借口，认为女人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但认真读过《会饮》的人都知道，这显然是一种谣言：苏格拉底在这里看起来只是一个代言人）；b, 不过，也正是这个代言人身份，使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具有了双重面具：一方面，他是一个在场者，另一方面他却也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不仅如此，苏格拉底由于代替第俄提玛说话，还使他的发言也具有了双重性：既是阴性的、又是阳性的。用中国话来说，是以至柔克至刚——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这里发出的是“立体声”,在一个女里女气的男人（womanly man）（阿伽通）后面我们听到了一个男子气的女性（masculine woman）的声音所说的“双性的言说（bisexual speech）”。其三，这种双重性使我们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曼提尼亚的第俄提玛（Diotima of Mantineia）(201d)，不仅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也不仅现在通过一个男性来说话，而且她还是一个预言者，一个精灵（daemon）(202e) ；也就是说，她是可以在神人之间传话的人（202e-203a）。但是，与整个对话中的所有传话人不同，她说出的并不简单就是人的事情，也不简单就是神的事情，而是一种混合物（mixture）,综合了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更加综合了人和神的问题。这因而是一种“超性的言说（super-sexual speech）”。

三、人物与位置关系

就是在这样的场景、时间和叙述框架下，苏格拉底屡次出场。一方面，他是一个被许多人传说的对象；另一方面，据阿波罗多洛斯说，他又似乎是这些“传说”的证人，至少部分地证实了阿里斯托得莫斯的复述（173b-4）。

不过，与平常日子里那个不衫不履、“从来不穿鞋”(《斐德诺》，229a3-4)，而又“昂首阔步，斜目四顾”（221b-3）的苏格拉底不一样，这一次参加会饮，他不仅沐浴更衣，甚至特地换了一双别致的鞋。这到底是在有意“伪装”自己，还是如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去一个美男子那里，就得打扮得美点”（174a6）呢？或者还有其他的象征意味？我们一时不得而知。

其实，行头的改变，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苏格拉底。这不仅表现在他故意不参加群众性庆祝会（174a3），并使阿里斯托得莫斯成为不速之客（174b1）那些傲慢的事情上；而且更主要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他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本性：绝不放弃独立思考。所以，半路上他让阿里斯托得莫斯先去阿伽通家，自己却落在后边陷入了沉思之中。而这正是他的习惯。他总是“喜欢一个人跑开一会儿，直呆呆地站在随便哪个地方（175b）。”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后文中阿尔喀比亚德讲述的一个故事就是证明：“有一天大清早，他就在想个什么问题，站在一个地方出神地想，没有想出什么名堂来，就丝文不动地一直站在那儿想。就这样到了正午，人们发现他还在那儿，都惊奇地一个传一个地说:苏格拉底从天亮就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想什么。到了傍晚，人们吃过晚饭，有几个伊俄尼亚人干脆搬出铺席──当时正是夏天，睡在露天，同时望着他，看他是否会在那儿站个通夜。直到天亮，太阳升起来，他果然还站在那里；他向太阳做了祷告，才走开(220c4-220d2)”。

当然，这一次他没有独自思索那么久。比其往常来，他甚至还早到了一些。他到的时候，客人们的饭刚好吃了一半（175c4）。于是，阿伽通喊他坐到自己的身边。

苏格拉底一到，预定的人数就算齐了。按照布卢姆的说法，当晚参加对话的人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整个希腊所能提供的最整齐的阵容（参见附录一）。这些人来自不同阵营或职业，又都无疑是各自所属社会共同体中的凤毛麟角。

我们这里不妨关心一下这些人物的座次即位置关系，以及这种位置关系所发生的耐人寻味的变化。

有人曾提供了一张座位表（参见W.H.D. Rouse，Great Dialogue Of Plato, New York, 1956，p.73）可以参看（ 附录三《弗尔巴赫的<会饮>图》对此亦有论列 ）。谈话一开始，有名有姓的参加者从左到右依次为：1，斐德诺（Phaedrus），整个谈话的发起人（the father of logos），一个修辞爱好者；2，庖萨尼亚斯(Pausanias)，反对按自然讨论爱欲，主张遵循习惯，很可能是智术之师（sophist）的一员；3，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著名戏剧家，同时也是指控苏格拉底的重要证据来源；4，厄里克希马库斯(Erixymachus)，医生，也许可以视为各种“专家型人才”的代表；5，阿里斯托得莫斯(Aristodemus)，本次对话的转述者，一个与苏格拉底形似的人（173b：矮小个，经常打赤脚……热恋苏格拉底的情人），不请自到的“客人”；6，阿伽通(Agathon)，悲剧家，才获得全场大奖的“名人”；7，苏格拉底(Socrates)，拥有不少崇拜者，同时也将被雅典指控具有两大罪状：渎神并毒害青年。这其间当然还有一些人也发表了意见，但柏拉图告诉我们,转述者忽视了那些也许本来就无关痛痒的话：他“记不大得了”（180c1-2）。

因此，这个座位表，看来是有选择记忆的结果。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对这个座位次序，柏拉图作了发人深省的“舞台调度”。透过这种调度，人物关系乃至会饮的主题得到了更加丰富的呈现。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尽管这七个人中间有几组比较复杂的同性爱关系，但是，这个最初的位置关系，却并不完全是根据人物之间的亲密程度或是否爱者（lover）与被爱者(the beloved)来排列的。粗看起来，这种位置关系甚至不无偶然性。不过，请不要忘记，座位顺序其实也是发言顺序。尽管我们听到苏格拉底说“躺在前面的要是讲得漂亮、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就算值了（177e3-4）”,可事实上，越在后边讲难度就越大，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一个公开的秘密。而苏格拉底恰恰就排在所有人的末尾。这是因为他独自思考了很长时间并因此而迟到造成的吗？是，又不全是。我们记得，苏格拉底的位置其实是由东道主阿伽通决定的，是他将苏格拉底拉到自己身边，并因此让我们听到了苏格拉底当天晚上与这位“大众情人”的第一次斗嘴。这就是说，即使其他所有的人的位置是多多少少出于偶然的选择，苏格拉底的则肯定不是，至少不全是。

谈话之中，也有一个很小的插曲，使发言顺序发生了改变：由于阿里斯托芬打嗝，不得不把排在他后边的厄里克希马库斯提前。但是整个说来，人们还是基本遵照一致同意的规矩——按照民主的方式——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展开争论和辩驳的。

是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的出现，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的位置关系。正是这位政治家试图躺在阿伽通和苏格拉底之间，把他们俩强行分开。柏拉图用非常生动的笔墨记录了三个人来回移动的位置与彼此之间的诘问、较量乃至争斗。先是苏格拉底一眼识破了阿尔喀比亚德的意图。他一针见血地说对贸然闯入的政治家说：“我看你清醒得很，阿尔喀比亚德……你只不过想离间我和阿伽通，因为你认为，我只可以爱你，别人哪个都不行；阿伽通也只能接受你的爱，其它任何人的都不行。可惜你没有糊弄住我，你演的这些萨图尔戏和西勒诺斯戏让人一眼就明白（222c2-222d1-3）。”接着，阿伽通猛然醒悟为了不让自己的情敌得逞，他立刻走过去，躺到了苏格拉底旁边（222e1-2）。

苏格拉底对此倒很满意。可是，阿尔喀比亚德却气得大声嚷了起来：“哎吆，宙斯哟！……这家伙又整我！他倒想得好，在哪儿都得占我先手。你这神奇透顶的家伙，要是别样不成，至少得让阿伽通躺我俩中间（222e5-6）！”说着，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插到那两个人的中间。

苏格拉底这回没有用强，而是想起了会饮中大家所一致遵循的规矩。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他说：“不行，那怎么可能，你刚颂扬了我，现在该轮到我颂扬躺我右边的那位。要是阿伽通挨你右边躺，我还没有颂扬他，他岂不是又得颂扬我？让他躺过来罢，你这不守规矩的家伙，别妒忌这位少男得到我颂扬，我实在太想要赞颂他了（222e6-223a1）。”苏格拉底的话使阿伽通很得意——让苏格拉底颂扬自己，岂不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而阿尔喀比亚德见此情形却几乎恼羞成怒了，大骂道：“瞧瞧，他要这美少男躺他身边，借口找得多妙，听起来多像回事儿（223a5-6）！”

但阿伽通可不理会这一切，他爬起身，急于想挪到苏格拉底身边躺下。可是没想到，突然间，一大群醉醺醺的夜游神出现在门口。这群人一涌而进，在大家中间躺下来。“整个厅闹哄哄的，秩序全乱了，个个互相逼酒，不再守任何规矩，猛喝一气（223b1-2）”。

于是，这个古希腊的“争座位的故事”，就这样无奈地收场了。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阿里斯托得莫斯由于“睡得很死”，全然不知就里。一觉醒来才发现，所有的人（包括那个嚷着一定要坐在苏格拉底边上的阿尔喀比亚德）都离开了，只有“既算酒量大的，也算酒量小的（176c2-3）”苏格拉底还在和两个诗人即阿伽通、阿里斯托芬从左到右轮着喝。最后，两个诗人听完苏格拉底关于“同一个人可以兼长喜剧和悲剧，在行的悲剧诗人也会是喜剧诗人”那一番话，也悃得不行，先后进入了梦乡。只有苏格拉底洗了澡，又整整呆了一天，到傍晚才回家休息。

尾声虽短，却意味深长。苏格拉底—阿尔喀比亚德—阿伽通之间来回变换的位置（注意是后二者在变，苏格拉底并没有移动），似乎不仅仅是一种情爱游戏，也不单纯是在告诉我们苏格拉底与所谓教唆阿尔喀比亚德的谣言并没有什么干系；而整个故事结穴处，阿伽通—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成为最后离开的三个人，也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是酒量在起作用，或者甚至完全是巧合。柏拉图的所提供的戏剧人物的变动图，至少提示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其一，苏格拉底与政治家和诗人之间的位置关系；第二，苏格拉底与喜剧诗人和悲剧诗人之间的位置关系。

就第一个问题来看，苏格拉底不是诗人也不是政治家，但是他很可能在他们之间有一个位置。是一个什么位置呢？显然，他离政治家更远，政治家希望他喜欢自己，或者说他假装喜欢政治家，其实最终都是一种“谎言”。他不会接受阿尔喀比亚德的垂青，相反，阿尔喀比亚德也不是他的“情人”。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更接近于诗人——可是，究竟是阿里斯托芬还是阿伽通呢？

从表面上看，接近悲剧诗人的可能性更大。至少，他们清醒地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些。但是，苏格拉底又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在行的悲剧诗人也会是喜剧诗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城邦中哲学或哲学家具有双重性：喜剧的一面和悲剧的一面？

就其喜剧性而言，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在群众眼里恐怕永远只能是阿里斯托芬《云》里面那个高蹈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智者”。他不了解人间事务，因而也不知道真正的哲学生活不仅需要爱欲、需要检验生活的能力，也更加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政治智慧。为了保护哲学生活本身，既要对城邦统治的可笑成分了然于心，又同时要能够承受来自多数人的误解、嘲笑和攻讦。一旦说出了群众和城邦不愿意承认的真实或真理，就要充分做好成为异己甚至“小丑”的准备。而就其悲剧性而言，饮鸩自杀的苏格拉底的命运实际上就是所有彻底地爱智慧者的宿命。一方面，他们要从飘渺的云端下降，像进行“第二次航行”（the second sailing）的苏格拉底那样，关心芸芸众生的生存，关心那些卑微而懵懂的铁匠、制鞋匠、领航员乃至终生以诵诗为业的普通人的生活，并对他们的生活意义以及生活标准进行质疑；另一方面，又要敢于面对来自城邦的控告，来自法律和习俗的迫害，以致牺牲宝贵的生命。

不知道哲学人生的这种双重性，就不能像苏格拉底一样保持清醒地生存，不能在自身中拥有整全，也不能在所有人都离开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一如既往地像平常那样安静地生活（关于苏格拉底的平常生活，请参看223d,217b6,218b6-7,220b5,223a6等等）。

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柏拉图在许多地方（特别是《理想国》卷十）谴责诗，并攻击诗人的创造是模仿真实的影子，却在《会饮》的尾声让诗人成为苏格拉底最后的陪伴者的原因。而柏拉图的所有著作，尽管被认为是“哲学”，却采取了戏剧或诗的形式。把柏拉图著作当成戏剧来读，不仅不是时下人们所欣赏的、别出心裁的“创造性背叛（creative treason）”或“不同的理解（Andersverstehen）”，而恰恰是一种对柏拉图本身的回归。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征出发去理解柏拉图，既是文本自身构成的要求，也更是进入柏拉图丰富而多元话语系统的前提。既然生活本身不可以一言以蔽之，那么，柏拉图用戏剧而不是用论文来表达自身，也就正是为了更全面、更活生生地呈现问题并提出问题，让大部分人仅仅满足表层生动的故事，让细心而智慧的读者既领悟其中的“微言”也不忽视其“大义”。

罗森在他的《柏拉图的<会饮>》（Stanley Rosen, Plato’s Symposiu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68,1987）中曾说：“对话就是将某个问题与一系列问题组成为一个整体，它对我们而言、对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提问多于讲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拉图对话可以和伟大的诗篇或一系列丰富的数学公理相媲美。任何对诗篇或公理的解释都不能等同于其所包含或暗示的东西。”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么，不厌其烦地回到《会饮》文本，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某些已有的结论，甚至满足于对故事浅尝辄止的浏览，也许是我写作这则短文的最大愿望。

对于戏剧而言，说出的永远少于没有说出的，可见的（visibility）永远少于不可见(invisibility)的。那将是一个更大、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好在小枫先生这个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而来，并参以大量详尽注释的译本，已经为我们在汉语语境中返回文本、进入问题提供了方便之门；所附录的两则疏解以及一则精彩的评论，也多少对我们理解这部难之有难的柏拉图戏剧有所借鉴。我想，这种以翻译和注释方式来完成的“细读”，不仅标志着一种良好的读书风气，因而是对时下浮躁虚无的精神氛围的有力回击；而且，重回柏拉图，本身就是对“人人都是哲学家”，“哲学死了”等等现代或后现代寓言的巨大讽刺。

这个译本的初稿，蒙译者的慨然允诺，曾作为教材在北大使用过一学期，受到广泛好评。

有些同学因此而去选修了希腊文，并对许多现代定见产生了深刻怀疑。有理由相信，那仅仅是一个开始。

2003年8月三稿于北京菊儿胡同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