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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谈翻译丨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书影乐言 2020-08-24

傅雷文集 书信卷上 

  傅雷致宋奇 

  p.154 

  第一通 1951.4.15 

  悌芬: 

   大半年功夫,时时刻刻想写封信给你谈谈翻译,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 

,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这种神经质的脾气不但对身体不好,对工作也不好 

。最近收到来信,正好在我工作结束的当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复。一本La Cousine 

Bette花了七个半月,算是改好誊好,但是还要等法国来信解答一些问题,文字也得作一 

次最后的润色。大概三十万字,前后总要八个半月。成绩只能说“清顺”二字,文体、 

风格,自己仍是不惬意。大家对我的夸奖,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而是因为一般的成绩 

太坏。这不是谦虚的客套,对你还用这一套吗?谈到翻译,我觉得最难对付的倒是原文 

中最简单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 est charmante=She is charming,读一二个月 

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译成中文,要传达原文的语气,使中文里也有同样的情调,气氛 

,在我简直办不到。而往往这一类的句子,对原文上下文极有关系,传达不出这一点, 

上下主文的神气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龙井,清新隽永,译出来变了一杯淡而无味的 

清水。甚至要显出She is 

charming那种简单活泼的情调都不行。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难于重 

心的安排。长句中往往只有极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间夹入三四个副句,而副句 

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译文中统统拆了开来,往往宾主不分,轻重全失。为了保 

持原文的重心,有时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头上,到末了再译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 

一个弊病,重复字往往太多。译单字的问题,其困难正如译短句。而且越简单越平常的 

字越译不好,例如virtue, spiritual, moral, 

sentiment, noble, saint, 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词,在中文中无法成立,例 

如la vraie grandeur d’ame=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译成“心灵 

真正的伟大”,光是这一个短句似乎还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间就不成,而非变成“真 

正伟大的心灵”不可,附带的一个困难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有“这个”两字 

,隔一二字马上有“个别”二字,两个“俩”的音不说念起来难听,就是眼睛看了也讨 

厌。因为中文是单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单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国文凡是the 

,that,都是短促的音,法文的ce,cet,更要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与noun在音量 

上相差很多,因此主宾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这又是一个轻重不易安排的症结。 

   以上都是谈些琐碎的实际问题,现在再提一个原则性的基本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 

。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以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 

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 

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搞。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 

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 

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 

永等等,一概谈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份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 

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么(至少是 

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的“新文艺”。创作文字犯这个毛病,有时也是因为作 

者不顾到读者,过于纯粹的方言要妨碍读者了解,于是文章就变成“普通话”,而这普 

通话其实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之极的话。换言之,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 

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份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 

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 

。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 

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 

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为尤甚。 

   《泰德勒》一书,我只能读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对照的部分。其余只有钟书、吴兴 

华二人能读。但他的理论大致还是不错的。有许多,在我没有读他的书以前都早已想到 

而坚信的。可见只要真正下过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说凡是idiom,倘不能在 

译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么只能用平易简单的句子,把原文的意义说 

出来,因为照原文字面搬过来(这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办法),使译法 

变成intolerable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总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 

。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胆 

子。煦良有句话说得极中肯,他说,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英文字,译成中文 

某字,等于H2O,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 

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这一点当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 

且要译者的taste极高,才有这种判断力。老舍在国内是唯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 

文的唯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张不光是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 

句法变化等等,必要在这一方面去试验。我一向认为这个工作尤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 

创作的人不能老打这种句法的主意,以至阻遏文思,变成“见其小而遗其大”;一味的 

只想着文法、句法、风格,决没有好的创作可能。 

   由此连带想到一点,即原文的风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像Gide之流,甚至再早一 

点像Anatole France之流,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像淡水一样。而风格 

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关于翻译,谈是永远谈不完的。今天我只是拉七杂八的信口胡扯一阵。〔下略〕 

   

  第二通 1951.6.12 

  悌芬: 

   另邮寄上杨绛译的《小癞子》一册。去冬希弟来港时,我曾托他带上《欧也妮·葛 

朗台》,结果仍在你的三楼上。现在要交给平明另排新版,等将来与《贝姨》一同寄你 

了。巴尔扎克的几种译本,已从三联收回(不要他们纸型,免多麻烦),全部交平明另 

排。《克利斯朵夫》因篇幅太多,私人出版商资力不够,故暂不动。《高老头》正在重 

改,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好些地方都译差了,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好些地方 

的文字佶屈聱牙,把自己看得头疼。至此为止,自己看了还不讨厌的(将来如何不得而 

知),只有《文明》与《欧也妮·葛朗台》。 

   〔下略〕 

   

  第三通 1951.7.28 

  悌芬: 

  〔上略〕我个人最无办法的,第一是对话:生长在南方,根本不会说国语,更谈不 

上北京话。现在大家用的文字上的口语都是南腔北调,到了翻译,更变得非驴非马,或 

是呆板得要死。原作的精神一点都传达不出。第二是动作的描写,因为我不善于这一套 

,总没法安排得语句流畅。长句的分拆固然不容易,但与原作的风格关系较小,能做到 

理路清楚,上下文章贯穿就能交代。我觉得你对我的第一二点困难差不多不成问题,至 

于第三点,只能尽量丢开原作句法。我举个例告诉你,使你可以大大的放胆。亚仑·坡 

的小说,句子不算不长。波特莱译本,的确精采,可是长句句法全照法文,纯粹的法文 

(当然,波特莱的法文是极讲究的),决不迁就英文,他就是想尽办法,把原作意义曲 

曲折折的传达出来,绝对不在字面上或句子结构上费心。当然这种功夫其实比顾到原文 

句法更费心思,因为对原作意义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你初动笔时恐怕困难极 

多,希望你勿灰心,慢慢的干下去,将来你的成绩一定超过我,因为你本来的文格句法 

就比我的灵活。麻烦的是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 

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下略〕 

   

  第四通 1951.9.14 

  悌芬: 

  〔上略〕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这是一个无法解 

决的难题。〔下略〕 

   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 

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 

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 

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 

   《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 

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推四,弄到 

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一些搞不 

出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你译音乐书, 

我更劝你“力求流畅”。此类书近来好销,但现有译本都是天书。〔下略〕 

   

  第五通 1951.10.9 

  悌芬: 

   来信批评《贝姨》各点,我自己亦感觉到,但你提出的“骚动”,西禾说是北方话 

,可见是南北方都有的名词。译文纯用北方话,在成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且以 

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 

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我认为要求 

内容生动,非杂揉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至于 

破碎,斯为大难耳。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 

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话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 

南方话。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多面,八册, 

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 

方。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回来 

后无应用机会,已忘掉不少。又原文是十九世纪的风格,巴氏又不甚修饰文字,滥调俗 

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减少许多。遇到此种情形,有时就用旧小说套语。固然文字 

随各人气质而异,但译古典作品,译者个人成分往往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不允许你多 

。将来你动手后亦可知道。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作试笔,不知 

你以为如何?我想若要这样做,不妨挑几篇近代的,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一篇做 

试验。 

   再提一提风格问题。 

   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 

气质相近。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问 

对原作各篇不同的气息还能传达即如巴尔扎克,《高老头》《贝姨》与《欧也妮》三书 

也各各不同。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如左拉,如狄更司,译文第一求其 

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这一点可 

说做到了与外国译本一样:即原本比译难读(吾国译文适为相反)。如福禄贝尔,如梅 

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别注意风格。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 

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 

,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我的最失败处(也许是中国译者最难成功的一点 

,因两种文字语汇相差太远),仍在对话上面。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译得太死)。她 

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辞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问题。 

   像你这样对原作下过苦功之后,我劝你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 

,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 

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 

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以 

此为原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我仍是忙,这一年余几乎无日不 

忙。匆匆,即问 

  双安 

   雷叩 

   十月九日 

   

  第六通 1951.12.5 

  〔上略〕 

   我托希弟买几条西装裤,因上海货贵,布料子的等于香港呢料价,又不经穿,我们 

父子又是靠坐功的,裤子特别费。故买的时候,要挑结实一点的料。 

   《欧也妮·葛朗台》还是第二年在牯岭译完的,一九四九年上海印过一版,此次稍 

有润色。英文本我早有,译文亦未见出色。总之翻译在无论何国都不易有成绩。甚至译 

错的地方也不少。例如《克利斯朵夫》的英译本(现代丛书一大本)在四十余面中已有 

二三个大错。我现译的《邦斯舅舅》(人人丛书本)一百五十余面中已发现六七个大错 

。至于我自己错多少,也不敢说了。《克利斯朵夫》原译,已发觉有几处文法错误。至 

于行文欠妥之处,比《高老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改削费时,近乎重译。上海今年算 

是冷得晚的,我生炉子有十天。你们今天才开始生。 

匆匆,即候 

  双福 

   安叩 

   十二月五日 

   

  钟书报道,燕京有一狂生,未识面,为蒋天佐《匹克威克》校出错误三千余条,写 

成稿纸四百页寄《翻译通报》,以“态度不好”退回。附告以博一粲。 

   

  第七通 1953.2.7 

  〔上略〕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钟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 

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 

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 

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 

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 

息不贯,则每节即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了一杯清水。译文本身既无风格,当然谈不到 

传达原作的风格。真正要和原作铢两〔加金字傍〕悉称,可以说无法兑现的理想。我只 

能做到尽量的近似。“过”与“不及”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的毛病。这也不光是个人的 

能力、才学、气质、性情的问题,也是中外思想方式基本的不同问题。譬如《红楼梦》 

第一回极有神话气息及mysticism,在精神上与罗曼·罗兰某些文字相同,但表现方法完 

全不同,你尽可以去领会,却没法使人懂得罗曼·罗兰的mysticism像懂《红楼梦》第一 

回的那种mysticism一样清楚。因为用的典故与image很有出入,寄兴的目标虽同,而寄 

兴的手段不同。最难讨好的便是此等地方。时下译作求能文通字顺已百不得一,欲求有 

风格(不管与原文风格合不合)可说是千万不得一;至于与原文风格肖似到合乎艺术条 

件的根本没有。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通的大毛病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 

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欣赏原作?你说的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集倘如一杯清水,则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没有诗意的东西,在任 

何文字内都不能称之为诗。非诗人决不能译诗,非与原诗人气质相近者,根本不能译那 

个诗人的作品。 

  你要的其余两本书,我叫阿敏跑了两个下午都没买来。他最后向柜上去问,据说“ 

尚未出版”。不过我敢预言,那些翻译一定是坏透的。能译费尔丁的人,你我决不会不 

知道。你我不知道的人译费尔丁或朗斐罗的,必不会好。创作、绘画、弹琴,可能有一 

鸣惊人的天才,翻译则不大可能。 

  〔中略〕 

  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悉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 

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 

我们翻书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话一时说不完, 

暂且带住。匆匆,即候 

  双福 

  希弟均好 

   安叩 

   二月七日 

   我家有两部《谈艺录》,要不要寄一本给你?此书以后恐要成为绝版书了。 

   

  第八通 1953.11.9 

  〔上略〕 

   来信提到十九世纪文学作品,我亦有同感。但十七八世纪的东西也未始没有很大的 

毛病。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与西洋人的出入很大,无论读哪个时代的西洋作 

品,总有一部分内容格格不入。至于国内介绍的轻重问题,我认为远不及介绍的拆烂污 

问题的严重。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哪几部大作可以让人读得下去的?不懂原文 

的人连意义都还弄不清,谈什么欣赏!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 

,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 

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 

到办《新语》才给廓清。史当达,我还是二十年前念过几本,似乎没有多大缘分。人民 

文学出版社也提议要我译《红与黑》,一时不想接受。且待有空重读原作后再说。梅里 

美的《高龙巴》,我即认为远不及《嘉尔曼》,太像侦探小说,Plot太巧,穿插的罗曼 

史也cheap。不知你读后有无这种感觉?叶君健译《嘉尔曼》,据钟书来信说,“叶译句 

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 

  〔下略〕 

   

  第九通 1954.4.26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 

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 

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 

译经钟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钟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 

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 

人有何感觉。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下略〕 

   

  第十通 1954.7.8 

  〔上略〕 

  我近在翻译服尔德的Gandide,将与Ing’enu合成一本(译作《老实人》――附《天 

真汉》),交人民文学社出。此书文笔简洁古朴,我犹豫了半年不敢动手。我在试试看 

,恐怕我拖泥带水的笔调还是译不好的。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 

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服尔德译完后 

仍要续译巴尔扎克。下一册是ursule Mirouet,再下一册是Cesar Birotteau(这一本真 

是好书,几年来一直不敢碰,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程序,连留法研 

究法律有成绩的老同学也弄不甚清,明年动手以 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呢!)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决定合起 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书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 十余种。译巴尔扎克同时,也许插一二别的作家的,――也不会多,除了服尔德,恐怕 莫泊桑还能胜任――也让我精神上调剂调剂,松一口气,老是巴尔扎克也太紧张了。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觉得不对劲,而且也不合时代需要。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 玩艺儿看来不但怪腻儿,简直有些讨厌。将来还是译他短篇,可恨我也没有他的全集, 挑选起来不方便。 

  前信提到吴兄的事,想已转知希弟了罢。余再谈,匆此,即候 

  合家均好 

   安 

   七月八日夜 

   

  第十一通 1954.10.10 

  〔上略〕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 

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 

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 

umann的气息,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委屈,sense不健全,tas 

t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 

的路。本身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的全摸不到。这不但国内为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单以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 

与服尔德(Candide)几种英译本而论,差的地方简直令人出惊 

,态度之马虎亦是出人意外。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 

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 

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 

的修订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平时谈翻译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几十页他译的Moby Dick来,不料与原文 

一对之下,错的叫人奇怪。单看译文也怪得厉害。例如“methodically knocked off 

hat”译作“慢条斯理的……”,“sleepy smoke”译作“睡意的炊烟”。还有许多绝对 

不能作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批评家 

也可成为创作家了。 

  此外,Moby Dick是本讲捕鲸的小说,一个没海洋生活经验的人如何敢着手这种书? 

可是国内的译本全是这种作风。不管题材熟悉不熟悉,拉起来就搞,怎么会搞得好?从 

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稿”,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原作 

亦极褊,姑不论),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鲁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来还有人间接托我的熟朋友来问我翻译的事,有的还拿些样品来要我看。单看译 

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象之外 

,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藉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 

位”,改行靠此吃饭! 

  赵少侯前年评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 

;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做《海 

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 

”“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人真是“禁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 

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至于另有一等,专以冷门唬人而骨子里一无所有的,目前也渐 

渐的显了原形(显了原形也不相干,译的书照样印出来!)最显著的是罗念孙。关于他 

的卑鄙勾当,简直写下来也叫人害臊。卞之琳还吃了他的亏呢 

  〔下略〕 

   

  第十二通 1955.1.8 

  〔上略〕 

   西禾上月受译文社之托,译了罗曼罗兰的短篇散文《鼠笼》,把稿子给我看了,短 

短十一页,错的地方着实不少,文气也大有问题,我一口气拿了原文和他讲了三小时。 

西禾译笔本算好的,结果尚且如此。后来他全部重译了,在一月号《译文》登出,但我 

未寓目,不知是否比初稿有所改进。 

  〔下略〕 

   

  注: 

  宋奇,亦名宋悌芬,现名宋淇,为老一辈戏剧家宋春舫之子,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工 

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 

  十弃行,是南方话,含有贬义,意思是指无用的、无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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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s homeland is wherever he prospers. 

Aristophanes, Plutus, 388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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