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发现边缘和批评的历史感——李振和他的文学批评
孟繁华
发现边缘和批评的历史感
——李振和他的文学批评
文 · 孟繁华
（《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我认识李振是2010年6月他在南开大学博士毕业的答辩会上，他的导师乔以钢教授请我去主持他的答辩。答辩之后乔教授请吃饭。乔教授诚恳热情，为人为文在学界堪称楷模。吃饭很热闹，和所有的答辩一样，像是过节。但李振好像很节制。后来李振说那天吃的包子十八元一个，是天津最贵的包子。我想了半天几乎没有任何印象——酒喝多了，天津名吃却没有给味蕾留下任何记忆，不仅遗憾，也辜负了以钢兄的美意，真是抱歉得很。还好是答辩后，如果是答辩前那李振的毕业可能就要推迟几天了。第二天李振又开车送我到车站。他毕业后到吉林大学文学院任教，我在吉大兼任博士生导师十年，也算是同事了。每次到吉大，李振都要找一些年轻同事或教研室的同事喝一场，大家都很快活。
李振平时话不多，聊天时也大多是在倾听。喝酒时话也不多，大多时间是微笑着注视那个说话的人。但无论多少人，无论有多晚，在场的一定有李振。如果有朋友去长春，李振是一定要请喝酒的，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年轻人。后来看到他的同龄人周明全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两年前在《南方文坛》看到李振写阿乙的评论，甚是喜欢，而且，也为我写阿乙的评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一直想认识一下这位才俊，直到今年4月，才在北京结识。喝了几场酒，聊了什么却早已忘记。大概5月，李振从长春飞到北京，请王晴飞喝酒，我作陪，酒桌上得知，他此次到北京，没别的事，就是想念在鲁院上学的兄弟王晴飞，来京就为约晴飞和晴飞的朋友一起喝顿酒，醉了一场，次日又飞回了长春。同时参加那个局的一位广州朋友感慨万千地说，从这件小事上，可看出李振的厚道。我赞同这个说法，我一直觉得，有情有义方为大丈夫，大丈夫才能写出大文章。”①后来他参加了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与他的同龄人一起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文学江湖称他们是“十二铜人”。这届客座非常团结，很有活力很能折腾。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李振非常重要，在北京和各个文学中心城市，不仅拓展了他的文学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同时代批评家们在关心什么问题，如何面对和思考文学问题。任何一代学者，事实上都是和同代人一起成长的。
如今，李振博士毕业将近十年了。十年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李振已经在文学批评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先后出版了《时代的尴尬》《地域的张力》和《思想演练》等三部专著和评论文集，发表了百余篇文章，成长为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中的佼佼者。这当然和当代文学学科的性质有关，但和李振的勤奋和才华更有关。由于学科的规定性，李振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章，对这些即时性的评论，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不仅其他学科有不同看法，即使在本学科内，看法也不尽一致。我的看法可能略有不同，我认为当代文学现场评论非常重要：作家作品发表之后，批评家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和评价，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都是需要的。作家需要看到批评界的反应，读者需要专业批评家的引导；即便对于文学史来说，现场批评同样是文学史写作最重要的参照。不仅当代文学史如此，古代文学史也一样。比如我们评价苏轼，总要看看宋仁宗、黄庭坚、苏辙等的评价吧。因此，对当代文学评论没有分析地轻蔑、不屑，不仅无知，而且十分轻佻。如果我们极端一点说，当代文学批评要做好，甚至要比文学其他二级学科还要困难。一方面，因为做当代文学批评，不仅对本土上游的诸多学科都要有一些了解，有的甚至要非常熟悉；对西方文学和理论，也要有不是一般的了解。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还要受到时代环境的诸多困扰，这是其他学科不曾经历也难以想象的。特别是现在，每年出版海量文学作品，阅读和写作几近一种体力劳动。这些困难只有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才会感受到。
李振选择了这一专业，他当然也难以避免这些困扰和困难。但是，近十年来，李振几乎是异军突起。他和他的同代人共同塑造了一个新的批评时代。读李振的文章，能够感觉到他的敏锐、机智和充沛的批评激情。这一点很重要。批评没有激情就不好看，文章如果看不到作者倾心的投入，读者也就失了兴趣。但是，通过阅读李振，我发现他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他阅读的广泛。通过广泛的阅读，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个特点就是我称之为的“发现边缘和批评的历史感”。2018年的某天，批评家兴安问我是否知道和了解李振，他说李振写过一篇评陶正的文章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他编辑的《北京作家》要转载。这一考虑可能与陶正是北京作家有关。《北京作家》也发表了这篇文章，这就是李振的《陶正是谁？》②。《北京作家》是内部刊物，属于转载，这也是需要说明的。现在的年轻人大概真的不知道“陶正是谁”了，就像李振文章中说的那样：
那么，陶正是谁？就当下文坛而言，这几乎成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还记得一同插队延川并写过《魂兮归来》、《逍遥之乐》的北京知青陶正；延川《山花》的创始人曹谷溪还记得与白军民、路遥等共同编写了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文学同路人陶正；从80年代走过的作家和批评家们，也许还记得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十月》文学奖”的青年作家陶正……在时间的持续冲刷和历史的不断重述中，“陶正是谁”在今天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是否需要知道或是否必要记住的问题。
李振几乎用的是传记笔法，在洋洋万余言的文字中，详尽评述了陶正的文学贡献。这种方法与即时性的评论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钩沉，也是一种对“边缘”的重新发现。用曾经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寻找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当代文学要处理大量新作和新人，有时难免顾此失彼。如果时间久了，那些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可能就真的“失踪”了。在不断提及、不断论述的过程中，那些真正的当代文学经典才有可能被提炼出来。李振的《陶正是谁？》就是这样的文章。
这一方法在李振的评论集《时代的尴尬》中已经有所显示。比如他研究和讨论的从苏区文艺、延安文艺到1949年后文学新规范的确立与推广，逐渐建立的当代文学生产过程，就是很好的视角。这个工作学界已开展多年，但是，李振的不同在于，他的资料以及在资料中引出的问题是李振独特的发现：比如《割裂之痛：1940年代延安的保育困境》《骚动与规训：“半公家人”的家庭内外——以〈夜〉和〈乡长夫妇〉为例》《“当局者”的现场反思——1940年代初延安文学中的“革命婚恋”》《从苦难书写到被动翻身——1942年后延安文学的性别话语》《母性的让渡与异化——1942年后延安文学现象之一》等。这些选题，都显示了李振与流行研究的不同视野以及对现代文学边缘现象的再发现。
他的《“1985”：文学史的傲慢——从被遗忘的三篇小说谈起》和《1977—1983：文学空间再认识》，这两篇文章也属于当代文学史的范畴。文学的80年代，经过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再建构，已经不是“历史的”80年代，它在叙事、怀念、想象和“还原”中成为另外一种“历史”。因此，讲述的80年代与讲述者对历史和当下的不同参照、不同诉求是有关的。李振当然也在这样的语境中。不同的还是，李振毕竟不是80年代过来人。这一身份有两个含义：一是李振可能因没有经历80年代而对这个时代缺乏“感同身受”；二是李振没有这种“感同身受”，面对这个时代可能会更加理性而不带情感色彩，这也是处理不同时代文学史不同身份的人都有的两重性。因此，李振开篇就说：
论及80年代文学，人们总要大谈“文学解放”，讲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不错，80年代的确是一个文学解放的年代，也确是一个文学空间随时代变革不断拓展的年代，但需要正视的，是80年代文学进程并不像一些文学史描述的那样顺畅，文学的空间也不及描述的那般宽松。所以，谈论80年代文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历史所提供的文学空间。1977年到1983年，是文学释放的第一波，也是旧规范松动和新规范初建的阶段，直接关系到80年代文学的运行机制和面貌呈现。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等有着积极色彩的政策性描述下，文学面对的是属于这一时期新的文学规约和文学诉求的不断撞击、较量与妥协，是在社会转型、经济变革等多重力量角逐的夹缝中生发出的新命题。那么，在这些相互制约的关系中，1977年到1983年文学的推进，是像对80年代文学的整体性描述那样一路高歌顺风顺水，还是路途坎坷阻力重重？所谓“开放”与“突破”，空间有多大，边界在哪里？只有对它进行具体考察，才能有效进入80年代文学。③
然后，李振通过“李剑事件”“开明派”与“保守派”的对抗、对《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批判、对《苦恋》的批判以及对“《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三十分钟》等一系列作品”的批判等，李振看到了很多研究者、特别是对80年代怀有特别乐观的研究者没有看到的另外一些时代元素。他提出的问题是：
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内在要求与外部制约力量的冲突。如果抱有“历史的同情”，倒可以考虑这样问题：十年“文革”过去，无论是从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还是在“十七年”就被打成右派的“归来者”，在文艺上的约束有所松动之时，他们最需要表达、记录、抒发以及反思的会是什么？与此同时，那些同样作为经历了动乱与苦难的读者，他们想看到的会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去记录历史的伤痛，反思伤痛的根源，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战战兢兢地对社会问题做出警示，这大概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要求与实践过程。正如在对《苦恋》进行批判的时候，一位导演不禁责问：“我国出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划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但是，紧随“十七年”、“文革”文学规约松动之后，是属于“新时期”的文学规则的建立。虽然政治上拨乱反正，虽然第四次文代会允许创作自由反对横加干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情展现出来的却是历史惯性的冲击和文学生长的新的阻力——其中既有“歌颂与暴露”、“干预生活”、“文艺为什么人”的老命题，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的新说法，文学生长的最大难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文学的自身要求与文学之外的政治规约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④
通过这些分析，李振看到了对80年代的“重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85”：文学史的傲慢——从被遗忘的三篇小说谈起》⑤一文，是一种“翻案”式的文章。他看到“在当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1985年被看成是新潮滚滚的一年。这一年前后，在“寻根文学”蓬勃兴起的同时，刘索拉、徐星、残雪、马原、洪峰、扎西达娃等一批青年作家集中亮相，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承接着八十年代初一些作家现代派技法的尝试，一方面又从精神世界努力地走向现代主义”。这些新潮作家成了时代的宠儿。“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下，人们对‘文学新潮’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却忽略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是中断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使变革时期主要的时代矛盾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85年，吴雪恼的《主人》和王洲贵的《水与火的交融》分别发表于《鸭绿江》和《朔方》；1986年，马本昌的《不平静的柳河渡》发表于《青年作家》。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社会切实存在的题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原本被剥夺了种种权利的地主分子及其后代获得了经济、政治上的“翻身”，这种社会生活秩序的变动甚至是社会角色的互换，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在人们内心引起了怎样的波动。⑥
李振提出的问题从逻辑上说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分析也非常有道理。或者说，在1985年的时代环境中，新潮文学带来的新气象、新景观，抢了时代的风头，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前景和可能性，文学界的兴奋甚至癫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文学有太长的时间没有变化了。但是，后来的文学史叙述如果还是当年的态度和情绪，还是当年的角度和状况，那就缺乏历史感了。李振看到这个问题并敢于提出，就是有胆有识。还有，李振有一部批评文集《地域的张力》，是专门评述吉林作家的评论文集。这当然和李振供职的地域有关，他工作、生活在吉林，对吉林的文学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和感同身受。他发现的是，新世纪以来，吉林文学创作在独特的地域文化中不断生长，渔猎萨满、黑土地、闯关东、老工业基地与当下时代碰撞出属于这片区域的文学经验与文学现实。当我们将内地作家与吉林作家并置一起，便能发现某种属于文学、属于地域、属于这个时代的奇妙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来自吉林文学内部，它个性鲜明的“本土化”色彩与文学普遍的时代性进行着某种隐秘的较量。这些看法是没有生活在吉林的批评家难以发现的。
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大体可以了解李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他注意发现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的“边缘处”，在边缘中看到那些闪烁着的文学的奇异之光。文学没有中心和边缘的等级关系，所处的地域并不与文学成就构成关系，这与政治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都无可争议地证实了这一点。李振身处“边缘”地域，但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他心中的文学舞台阔大而辽远，他就生活在自己心中那个文学舞台上。
【注释】
①周明全：《“80后”批评家有能力对当代文坛发声了》，《都市》2015年第8期。
②李振：《陶正是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北京作家》2018年第2期转载。
③④李振：《1977—1983：文学空间再认识》，《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4期。
⑤⑥李振：《“1985”：文学史的傲慢——从被遗忘的三篇小说谈起》，《南方文坛》2017年第2期。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