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第十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
论坛会场一
张燕玲 ·《南方文坛》主编
张燕玲：“今日批评家”是《南方文坛》坚持了二十年的品牌栏目，至今已推介了一百二十名全国新锐批评家，刚才PPT呈现了他们彼时的风貌，还留下两本好书《我的批评观》《批评家印象记》，尤其前者新旧照片一一比对，可见批评家跟中国的当代批评史同在，两本书颇有收藏价值。
十年前，李敬泽、周立民与我商定创立这个论坛，首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作协联合，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宗旨，一年一度，第三届定型为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为主体的中国青年批评家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深受业内关注。
本届主题为“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出自李洱老师，下面我们先请李洱解题。
李洱 ·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李洱：以前论题多是敬泽主席拟定的，最近两届论坛的题目，我都是和燕玲主编商量着定下的。要找到一个与当下文学现实有关、具有一定弹性和阐释空间的题目，其实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我们往往是几代作家和几代学人共聚一堂，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和思路都不太一样，文学现象和文学现实又很复杂，每个人好像都是一个岛屿。题目某种意义上就是桥梁，既能把岛屿连接起来，又方便维护每个岛屿的独立性。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题目：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本人也没有想清楚。我想，最近两年有个现象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就是地方性叙事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表达，比如所谓的新的东北作家群的出现，以及比这更早的广西新一代作家群对地方性的认同。这种现象，与以前各省市文化发展战略上的规定性动作，有着微妙的不同。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家自动选择的结果，也跟当年的文学寻根运动不是一回事。这些新作家的作品，直面他们曾经拥有的在某个地区或某种区域文化内部的现实，通常是些疼痛的现实，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或者说地方性。这样一种写作，与我们以前接触的沈从文他们的写作、赵树理他们的写作，也大不一样。说到沈从文，我想，如果从整个新文学史来看，地方性叙事也不失为一个观察文学现象的角度。鲁迅那一批现代作家，他们到日本等国之后，从外国看中国，从外语看汉语，由此获得一个特殊的观照中国现实的角度。沈从文则是从上海看湘西，从北京看凤凰。由此，我们可能会进一步感觉到，地方性叙事是相对于一种强势文化而存在的一种现象。说一句会引起歧义的话，或许相对于欧美文学或者全球化，我们的写作也可以看成一个地方性叙事。
当然，这个问题的被提出，还有一个背景，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叙事的意义被凸显了。哈贝马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的反弹、地方主义的反弹，是必然的。这种反弹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地方性叙事得到彰显。重新认识地方性叙事的意义，以及它与全球化所呈现出的“欲拒还迎”等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敏感的作家对此不可能没有触动。这么说吧，我本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地方性写作，但如果你把《应物兄》放到这个篮子里讨论，似乎也可说得通。甚至网络文学、网络中的穿越文学，也可以放在这一背景和这一题目下来讨论。在新时代，文学会有新现象不断涌现。而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作为一种新的现象，正需要在座的诸位认真讨论。
杨庆祥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庆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是没有所谓“地方性”的，因为所有的“地方性”都是一种自然状态，对生活于该地区的人而言，这一地方就是全部世界，并无“地方”之外的另一种他性存在。所以说“地方性”是一个现代的建构，是18、19世纪随着欧洲的扩张，才催生了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和普遍性的真理，由此在二元论的观念中诞生了“地方性”和“地方性知识”。在文化政治学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地方性是一个殖民主义的概念，“地方性”被置于“普遍性”的反面，在文化的等级体系里处于附属的位置。现代性的一个神话就是要通过“殖民化”将“地方性”文明化。但吊诡的是，地方性从来没有简单地屈服于这种一体化和一元化的文明过程，而是通过一种不屈不挠的驳杂拆解、反抗、改写着那个一元化的文明建构，并在20世纪以来去殖民的历史叙事里面，形成了另外一个解放神话，“地方性知识”被认定为解放神话的最重要载体。那么，怎样面对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现代的迷思之一。这是一个很重要但又特别有难度的命题。
下面有请南帆老师发言。
南帆 · 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
福建省文联主席、社科院院长
南帆：地方性叙事这种问题的提出，通常相对于整体或者普遍的叙事。当然，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一书构成了重要的知识背景。何谓“整体”或者“普遍”？现代性或者全球化制造的文化同质现象很大程度上显现为各种整体结构或者普遍规则。很多时候，地方性叙事是以反抗性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当然，我们所说的“地方性”是相对的。“地方”可能指一个村庄，一个流域，一个文化圈，一个国度，如此等等。前一段时间，我到一些乡村走访，以“乡村笔记”为总题写了一批散文，可以算作地方性叙事的一种实践。
我想指出的是，我们所面对的许多“地方”同时存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种因素的混杂。这种状况形成了复杂的文化交织与文化冲突。对于文学说来，必须深入地体察这种复杂的状况，从而更好地展示“地方”的内在结构。
林白 · 桂籍作家
林白：对于“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这个题目，我蛮感兴趣。我一直有个疑惑：我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地方性叙事的反面教材，不管我写什么，都被视为女性叙事，而与地方性叙事无关。今天就是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刚才听了李洱的解题，我才知道地方性叙事很广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写中国也属于地方性叙事。看来，之前我对地方性叙事的理解是极其狭窄的。我原先的理解是：就是我写广西的小说，也还不属于地方性叙事，只有写我们北流的才算得上地方性叙事。不过，我那些描写北流风俗人情、山山水水、街道、地名、人物等这些构成我童年底色的作品，还是不被北流的文友视为地方性叙事，这使我非常错愕。
接下来，我就谈谈自己这几年的写作实践。过去三十多年，我一直用普通话写作。但最近几年，我做这样的尝试——用我们北流勾漏片的粤语来写作，北流勾漏片方言是粤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分支。我从小就有崇拜普通话的情结，我家邻居有一户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觉得他们的语音太好听了，而北流话太丑了。上大学后，因为我的地方口音很严重，简直没法表达，没法跟人家交流，我就很自卑，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2013年，我开始写一个长篇小说，写到二十万字的时候，我的方言意识开始有点苏醒了。我觉得也可以用粤语来写作，我就试一下。结果发现，用北流方言写作已经不是我的舒适区了，因为三十多年来我已经不怎么使用这个方言，我的方言思维已经死亡了，尽管我的北流口音依然很纯正，但思维已经是普通话的思维，语言表达中的词语是普通话的词语。这样，在这个长篇的写作中，我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我把原先写好的二十万字，改为粤语句式，以这样的方式写了五十八万字左右，后来感觉不太对呀，又改回来，之后又倒腾了几遍。这篇小说写了七八年，很狼狈。
记得十几年前张新颖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觉得我的语言太规范了。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是写诗出身的，我觉得我对语言有足够的敏感性。当我用粤语写作之后，我发现我之前的写作语言确实太规范了。太规范的语言，文学性比较弱。用粤语写作带来的另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北流人从小就讲普通话，放弃了方言，那么，没过多久，北流方言恐怕就要消亡了。因此，我在我的小说里增加“2066年”这一段，专门讲到未来的因素和变化。
季进 ·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季进：这个题目让我想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其中提出“地方性知识”，意在消解人类学对普遍性知识的追寻，对普遍性知识进行挑战。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讲，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有内在的矛盾，它们永远处于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状态之中。由此，我还想到另外一个词——全球的地方性或叫作全球地方化。我觉得“全球地方化”这一个概念，可以成为我们反思全球化和地方性、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一个杠杆或一个点。也许，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一是对“地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从传统的地域性角度看，中国文学当然是地方性叙事。但是，地方性叙事也有新的形态，以前的理解是以既有的传统为中心来建构自己的叙事，比如沈从文的创作，但如果放大一点来看，在全球化、世界语文学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当然也是地方性叙事，其价值和特点不言而喻。二是辩证认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宇文所安讲过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就像《红楼梦》，我们不应刻意去强调它的中国性和地方特点，而应该把它当作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淡化两者的差异性。三是在全球化、世界语文学的背景下思考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如何生动地观察、描绘和“深描”中国的地方性，通过中国性的想象、中国性的经验和中国性的叙事方式来传达价值和情感，从而获得更大的接受和认知。
在审视全球化和地方性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很多问题。但如果能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从世界性、时代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中来思考问题，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角度和启示。
林那北 · 《中篇小说选刊》主编
林那北：“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这个题目中有三个关键词：新时代、地方性、叙事。关于新时代，我的理解其实就是“变化”，即当下出现的历史文化、科技、教育等方方面面的爆炸性变化。毫无疑问我们的人生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变化，许多时候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似乎令我们想象力都无法跟得上；关于地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而言，这很重要，它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内核。当然，如果仅把地方性看作写个乡土作品，搞个故事会，从乡土到乡土，从地方性到地方性，就没什么意思啊。如果能深入挖掘地方性，从而扩大和提升自己的人生内涵，即把自己内在的东西撑大了，那对写作一定具有意义；关于叙事，可简单地理解为语言表述方面呈现出来的地域风格。一个作家的语言和叙事风格，无疑会受到包括地方风土人情、行为习惯以及语言节奏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
黄发有 ·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发有：总体上来看，我觉得地方性在全球化当中被削弱了。地方性这个话题，跟多个要素——自然、地理、历史、科技、族群文化、移民历史有关。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地方原来的边界消失了，乡村的差异性消失了，乡土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写作中的地方性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最近几年，我收集了不少20世纪80年代各个地方举办笔会的资料，这些笔会就带有地方色彩。它们创办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宣传地方文化，推动地方文学创作。这一类笔会举办最集中的时期，跟寻根文学的发展是互相触动的。虽然笔会的这种地方性，不同于大家所讲的艺术层面上的地方性，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学跟地方性之间一些有趣的现象，窥见文学地方性的丰富和复杂性。
朱钢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朱钢：“地方性叙事”，其实是一个极具宏大视野和开放性的文学话题。在因全球化日渐同质化的当下，这样的讨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自然风貌、人文社情等，这些地方色彩浓郁的元素，本就该是文学的底色。然而，“地方性”非“地方”，更需要对区域的文化和精神进行本质性的提炼。我们要关注地方性中某些永恒的存在，也要接受地方性某种不失本质的变化和重构。换句话说，仅从语言、从人文风情等方方面面来写地方，这样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有时难以抵达地方性叙事的要旨。否则，游记类作品就是地方性叙事的典型作品。地方性叙事，既是一个比对概念，又是相对具有整体感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地方性”一直在我们的血脉之中，只是我们缺乏尊重或挖掘。所以，我们不缺少书写地方的作品，而抵近地方性叙事的好作品并不多。
我们讨论地方性叙事，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健康的地方性文化精神特质，需要我们重新并深度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此时在什么地方？我们将往何处走？进入新时代的文学，在全球背景下，其实也有一个地方性叙事的考量，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也是新时代文学要秉承传统、开阔视野的需要。中国文学的叙事在核心上，是应当具有中国气质和中国精神。感受和学习文学的世界发展，融入多种文学潮流，加强和提高建构精神的技巧，应该统一于我们进行中国文化个性化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之中。
陈谦 · 桂籍旅美作家、
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陈谦：到美国留学，是我第一次离开故乡在外长期生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度，那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各种文化剧烈碰撞后又彼此交融。美国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强调自我的国度，在这样的外在环境里如何自处，何以为人，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不再只是哲学问题，而成了日常生活的关键性问题。美国人对大都市的兴趣并不大，反倒是在我作自我介绍时提到广西，倒更能引起关注。广西在哪里？如果你答是中国南方，还是不够的，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版图是陌生的，能弄明白北京上海，甚至香港在哪儿的美国人并不多。我要讲明白广西在哪里，便要提越南，告诉他们说，广西地处中国南端，与越南交界。——这一讲，他们都懂了——没有几个美国人是不知道越南的，因为越战是这个民族心头一记难以磨灭的疤痕。然后，他们就有兴趣了解广西了——风土人情，独特的山水地貌，这些令广西凸显独特的地方性叙事，一下就成了个人叙事的完美背景，令人大受鼓励。
文学艺术的要义是追求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而地方性就是一部作品的文化指纹，就像一个出色的歌者，必须要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一般重要。只有拥有他人难以复制的品质，文学作品才可能具备真正的艺术价值。而我的小说总是比较关注“故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也导致人物来路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地方性这一文化指纹，自然会印在作品的页面上。我的主人公，基本都来自广西，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追随他们翻山越岭，远渡重洋去向远方，他们的来路引导他们寻找前途。这样的写作历程，让地方性叙事成了自然，而且非常重要。
来颖燕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
来颖燕：这个命题关涉“地方性知识”以及“如何描述地方性知识”。前者比较明确的渊源来自著名人类学家吉尔兹所提出的阐释人类学。它的现身，明白无误地将矛头直指现代化带来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成为“普遍性知识”的反题。对于心怀地方性知识的作家而言，讲述这知识会有一种执念，这种执念必定要找到能与之抗衡的语言，才能表达。这不仅关乎文风和腔调，也会涉及故事的情节和结构——它们是一体的，它们必须适配。
当下的地方性叙事有着一种趋势，就是对“地方性”的弱化。以广西作家朱山坡为例，他的作品多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为基底，但许多故事不经意间就偏向了超现实的荒诞。而作者的语调始终从容平静，仿佛这些离奇的情节真的就这样在现实中发生了。朱山坡曾于此回应：可能大家会觉得其中的一些事情不可思议，但是在我们那里，现实生活的色彩就是这样的，有些离奇，有些诡异。而同样身处广西的作家李约热，并不在小说设置明显的离奇和荒诞，只是娓娓道来当地的日常。但这日常之中会嵌有只可能发生在当地的轶事，这些事件已然无法从日常的背景中剥离。这样的处理方式，让读者的关注点一开始就落在了生活本身，而非汲汲于捕捉那些奇闻逸事。在语言风格上，方言无疑是最能体现地方性的，但同时也会造成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困厄。于是如何让方言写作趋于巧妙和节制，成为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的议题。如何保留方言的节奏、修辞，避免在方言与书面语之间生硬转译，以微妙的方式在读者的脑海中唤起一种韵律，既营造地域性的语境，又让读者能自己接手故事，成为地方性叙事新的生长点。真正的地域性是可以超越地域而存在的。当偏离了普通与特殊、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的对峙，地方性叙事反而会具有更深厚的力量。
朱山坡 · 广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朱山坡：这个题目很好。作为地处南方的作者，我感觉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交通比较发达的时代，南方的地域性、差异性、神秘性在慢慢地消失。比如我的家乡北流，地处粤桂交界，受粤语影响很大，旧称“粤桂通衢”，颇具神秘性。现在，哪怕是很偏僻的地方，这种神秘性、地域性在逐渐消失，甚至彻底地消失了。但人的差异性永远存在，这是留给文学的最后一笔财富。不过，我担心的是，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的差异性被淹没，人的独立性和隐秘性也在消失，将来怎么书写，这是未来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论坛会场二
黄德海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黄德海：可能一开始就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性问题的提出，并非地方性自发的显现，而是面对普遍均值世界的一种竞争性自觉，即用地方性的异质性来抵抗普遍均值的挑战。这不妨看成写作者对文化多样性的自觉，即在大小文化类型越来越少的今天，用对特殊的强调来提示多样性的重要。不过，地方性的提出隐含着一个危险，即把任意一种具备地方因素的事物作为地方性，从而把地方因素变成某种合理的奇异展览，在提倡的名义下将其对象化。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性不再是活生生的日常，而成了供人观看的客体或奇观，失去其应用的尊严。地方性的提出同样也让写作隐含了一种风险，即未经反思地把地方性事物放进作品，既不考虑这一事物在总体文化生态中的位置，也不考虑某些地方性事物是否具备进入精神领域的可能，从而让写作失去了“探究”的尊严，把地方性变成某种未经反省的“记载”。
歌德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一是“自然的单纯模仿”，“以最准确的笔触，忠实而勤奋地去摹写自然的形体与色彩”；二是“作风”，自己创造一种“语言”，“并用这种‘语言’按照自己内心设想的模样再去表现”；三是“风格”，“通过对自然的模仿，通过竭力赋予它以共同语言，通过对于对象的正确而深入的研究，艺术终于达到了一个目的地，在这里，它以一种与日俱增的精密性领会了事物的性质及其存在方式”。地方性问题的出现是竞争性自觉，因而从提出之始就要求避免“自然的单纯模仿”和“作风”，要求在不断反省中形成“风格”。这一对形成“风格”的要求，既是地方性问题提出的基本意义，也是其不断发展带来的必然要求。
下面有请邱华栋老师。
邱华栋 ·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这个题目我感觉特别好，上午大家的发言我也很受启发，而且上午发言是一个评论家一个作家，可以相互激发。对这个题目其实我本人有一些困惑——就我自己的写作而言。20世纪90年代写过一阵小说以后，我突然觉得我们几个作家跟比我大一辈的作家有特别巨大的区别，他们都有个故乡，有个地方性叙事，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大兴安岭，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方要写，而我们属于没有文学意义上的故乡的人，所以很焦虑。那怎么办？我不是河南作家，虽然祖籍在那儿，也不是新疆作家，毕竟是移民的后代，也不是北京的作家，因为我是外来的，这就构成了我对地方性叙事的反抗和警惕。所以，这个题目对我来讲，一直构成一个困惑。
后来我想起两个作家，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启发。一个是杨争光，他的一个中篇小说叫作《老旦是一棵树》，里边写了陕西乡下的两个人物——老旦和大旦，后来这部小说被一个爱尔兰导演拍成了电影，老旦和大旦被置换成了两个爱尔兰人，操着一股浓重的爱尔兰乡村腔调，特别有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杨争光写了一个特别有地方性特色的东西，但它又变成一个世界性的，甚至被一个遥远的国度所接受。我认为这故事的背景还可以置换成另外一个国家，如南美某个国家的语境，凡是有幽默感、对生存作出黑色幽默理解的地方，全部都可以产生老旦和大旦。由此，我就想：地方性的写作怎么就变成世界性的写作了呢？第二个是奈保尔，综合来看，他是一个走遍全球、写遍全球的作家，加勒比海、北非、南非等，哪儿都写过了，他把游记这种文体变成伟大的文体，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共有十三本小说、十四本广义上的游记，他的游记是有广度和厚度的，游记里边加上政论、文明冲突等，他是一个世界主义的作家，但他的每一本书又极具地方性的叙事，如《在信徒们中间》中有一章专门写印度尼西亚，写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人的命运，写得特别细，特别有深度。一个作家要做这一点是很难的。总体上看，奈保尔是一个世界主义作家，但他的这些作品却全都由地方性叙事连缀起来。那么，奈保尔又是一个怎样的作家呢？这个问题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在写作中我能不能在地方性叙事的表皮下面获得世界性的理解。
岳雯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
岳雯：所谓“地方”，大体是指有意义的区域。正因为“地方”与人的关系密切，地方性写作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文学创作中“显形”，并依据不同的时代显现为不同的面貌。《繁花》以“沪语”为语言形式，以上海的城市空间为表现方法，在重新为上海复魅的同时，也开启了小说的一种新的美学风尚。《繁花》的启示在于：对于刚刚摆脱学徒期，试图寻找自己的写作“语调”的青年作家而言，这恐怕是建立个人美学风格的重要契机。在个人的感性的地方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编撰自己的生活记忆，从而与他人联结，进而与大历史展开互动，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写作者的选择。如双雪涛、班宇、郑执、王占黑、周恺等的小说，都丰富了地方性写作的不同面向。
当下的地方性写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此前的地方性写作——“寻根文学”也好，乡土小说也罢，无不表现为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特异性与差异性。换句话说，地方性写作有一个隐而不彰的辩论对象，即全球化。全球化无差别的席卷一切的力量，已然成为文学的塑造性力量，而文学本来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有着特异的面目。正是不满足于此，地方性写作作为“弱者的抵抗”，被呼唤、强化与赋予意义。到了新时代，逆全球化潮流开始抬头，民族主义复苏，并对各国的文明与文化形成冲击。地方性写作不单成为某个地方的文化象征，而是指向了民族国家，由此，地方成为民族国家的一种隐喻。第二，世界与地方互相凝视、互相侵入，并赋予了对方以阔大的空间与强劲的叙述动力。玛茜的《全球地方感》赋予了“地方”以新的内涵。她认为：1.地方是过程。2.地方是由外界定义的。3.地方是多元认同与历史的位置。4.地方的互动界定了地方的独特性。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地方性’并非自足之物，一个地方是在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包括交流和区异）中才得以成为一个‘地方’的”。2019年的长篇小说中，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闻人悦阅的《琥珀》、周恺的《苔》无不有力地证明了地方成为“世界时代”人们心中强烈的皈依，也成为人们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
朱厚刚 ·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朱厚刚：广西中青年作家在寻找写作资源的过程中，不断将目光投注在本乡本土，如朱山坡、凡一平等，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也是一种主动选择。当把朱山坡与林白并置阅读，更有一些历史意味。林白书写了北流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是80年代以来的北流故事她没有接着写，反而是八九十年代生活在北流的朱山坡把这段历史接续。在我看来，这些地方性叙事无疑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以朱山坡为代表的地方性书写填补了前辈作家留下的叙事时段空缺，其从县镇的角度切入，呈现了被“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甚至“改革文学”遮蔽的历史生活，既书写了广西边地的历史，也填补了文学史的空白。
钟世华 · 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文学创作二级
钟世华：新时代的地方性叙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的叙事，这个叙事不仅仅是说故事、抒发情感，更重要的是带有反思的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反思当下与历史，在文化共通性中反思个性与特色，在消费社会中反思大众文化，在当代日常的生活景观中反思人的意识与眼光。这种地方性叙事不拘囿于单纯的“地方”而关注面更广，沈从文的地方性叙事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经验，在当代也有林白构建了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里的北流。但我们现在或许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将新时代当下的经验更合理地放进新的叙事方式中，我们所拥有的个人经验又如何与更广阔的人类经验相融合，简而言之，也就是新时代的叙事如何突破狭窄的个人而通向更广袤的人类心灵世界的问题，如何更好、更有力地介入现实的问题。
申霞艳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申霞艳：古代文学中地方不是一个重要的讨论对象，即使风景描写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们今天能够从中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但是对口耳相传的民歌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而言，他们是和天地、牛羊融为一体的，人是在天地之间，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古代所有的写作都是地方性，并没有所谓的普遍性。随着科技和交通的发展，流动性频繁，地域的意义就极大地凸显出来。20世纪中国作家对故乡的书写十分突出，讨论地方要素也变得十分必要。地方性成为一个新的视角敞亮了新的文学空间。
由方言土语、地标、风景、习俗、民歌、地方戏、巫术等构成的一套地方性知识在文学叙事中会被转化，地方性知识既面临被同化而消失的风险，也面临被消费而流于表面化的风险。在这种时代语境中，我觉得阿来的写作极具讨论价值：一方面他直面弱小民族文化的衰颓，另一方面他探索这种传统的现存性。由于特殊的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阿来的书写地方印迹非常明晰，既有语言系统的交锋：汉语与藏语、官话与百姓用语的对话；也有古老信仰与现代科技间的矛盾，同时还会展示不同传统和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同样是藏族，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依靠缓慢的叙述节奏就将爱情故事讲述成一唱三叹、循环往复的咏叹调。石舒清、马金莲对回民、李娟对哈萨克族、迟子建对鄂温克族的书写都丰富了我们的地方性知识，使中国文学更加多元而立体。当我们意识到地方性知识与整体性知识相对的同时也切忌掉进新的二元对立当中，地方性和地方性之间同样有差别、有矛盾。
梁豪 · 《人民文学》编辑
梁豪：1.作为心态的地方。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决定了我们可能呈现什么样的地方性叙事。我们自己是主人的心态、过日子的心态，还是外来者的心态、来开会的心态，或者既是主人又是客人的矛盾心态，也决定了地方性叙事的不同面向乃至风格。外来者的姿态，又有启蒙姿态（下乡、返乡）、自我改造姿态（进城、北漂）和游客姿态，它们都指向不同地方之间的碰撞和融合的可能。2.作为生态的地方。小说是曲笔，不要想着一锤定音。面对一个丰富多元的地方，不能只想着归纳、编算，文学不是对知识的记诵，它需要一点“散养”，需要沉浸其间，自然感受。小说是痴人说梦，人是痴人，梦才能是生鲜的美梦。生态是活的、有机的，生态里的人，最好也“野”一点、“杂”一点。先“野”后“文”。3.地方故事的新生长点。现代叙事大致有两条脉络：幻想—个人—家庭—街道、社区—城市—地方/地域—国族—科幻；幻想—个人—村庄、家庭—乡镇（赶集）—地方/地域—国族—科幻。作为地方的城市，新的故事生长点在街道和社区，它在都市文明里却拥有乡土社会的基因。作为地方的乡村，新的故事生长点在个人，即村里的个体，因为当下的村里人尤其是青年，有了城市文明的影子。两者都具有不确定性、暧昧性和交混性，正是滋生故事的温床。地方是一个中距离概念。远距离和近距离都近乎绝对位置，中距离是相对位置，是局部。它妙在既有所皈依又可近可远、若即若离，是远和近的沟通媒介。站在“地方”的立场，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思维的死角。
邱振刚 ·《中国艺术报》文艺部主任
邱振刚：地方性叙事显然是写作中不可回避的要素，但其特征、价值又在流变之中。在《阿Q正传》里，阿Q蔑视于城里人称把长凳称为条凳，炸大头鱼时要放葱丝。阿Q这种深感自得的未庄的“地方性”，其实已经和祖上也阔过等说法一样，构成人物自我确认的精神要素之一。这也类似于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看似繁复冗杂的环境、风俗描写，与翠翠这一人物的性情命运与之息息相关。可见地方性叙事的功能在于为人物提供合理化依据。如陈谦的《无穷镜》，对硅谷高科技产业的铺陈和对硅谷人的精神空间的展现就是交织互渗的。如今的地方性，作者往往用以呈现局部和整体的交互结构，二者是圈层涵摄关系。这也产生一个问题，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个人的身份属性都或多或少包含了世界公民的意味，都成为全球化流动图景中的点状物，尽管其流动性并不相同。这时的地方性叙事，尤其是借以凸显人物本质属性的地方性，其意义何在？难道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全然独立于全球化的裹挟吗？正如从事文学研究的学生，无论来自北大中文系，还是剑桥、哈佛的英文系，都在研读福柯、伊格尔顿、杰姆逊，早已实现了知识共享。这种情形下，“中国语言文学系”“英文系”这样的地方性限定，因为被纳入了同样的知识谱系中，其指向变得高度模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写作者进行更具穿透力的思考，对那些哪怕看似与全球化壮观场景无关的叙事对象个体，实现对其所携带的地方性表层符号的解码，赋予各种组成了人物、形塑了故事的信息以超越物理边界的时空价值。地方性叙事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展示自身、确认个体，而是通约差异、影映整体。毕竟，个体性深植于人类性之中，而地方的价值在于组成世界。
行超 ·《文艺报》评论部编辑
行超：在“地方性叙事”这个概念的提出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语境，城市间的同质化，使得我们很容易怀有一种阅读期待，就是对所谓“异质性”写作的期待。我们希望在作家笔下看到不同于自己的家乡，不同于自己生活的书写，在这样的阅读期待之下，一旦我们发现了那种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叙事，就常常会感到“惊喜”，甚至有时会因此忽略了文学本身的评价标准。这样构成了我们当下对于“地方性”的肤浅理解，那些俗见的稀奇古怪的故事、未经考证的“民俗”、无意义的方言使用等。
但是，在那种猎奇的故事和徒有其表的方言写作之外，是不是还有可能存在一种理想的地方性叙事呢？当然，“地方”对于作家来说，绝不仅仅是方言或者传奇故事那么简单，它是内化于作家的身体、血液和生命深处的。比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实际上都是作家离开家乡之后创作出来的。这种影响在写作中并不需要作家进行特意的强调，比如林白的小说《北去来辞》，主人公从广西来到北京，作家并没有着力描写她身上的“地方性”，但是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地方性”的小说。在阅读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我始终可以感受到那种潮湿的、蓬勃的，仿佛置身密林中并且越陷越深的叙述，我相信这种文字北方作家是写不出来的，江南作家也写不出来，因此，它是属于南方的、是属于广西这个“地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是属于林白自己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从更广义的概念上去理解和定义“地方性”，或许会对这一问题有新的认识。
杨丹丹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杨丹丹：梳理中国百年文学史脉络，“北京叙事”“上海叙事”“东北叙事”等已成为文学史的共识，地方文学不断兴起，演变成稳定的文学形态。“地方性叙事”以文化地理空间的独特性确定为逻辑起点，以文学叙事和文学想象为载体和中介，以地方性叙事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关系搭建为指向，以地方性叙事的世界性和人类性建构为终极诉求。为了实现这个完整的逻辑过程，需要为地方性叙事设置四个阐释维度：一是对地方性叙事内部的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打捞，包括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层面，以及挖掘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表象背后隐藏的地域政治、经济、群体的动态历史演绎过程；二是发现这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是如何想象和讲述的，与不同的“地方性知识”相契合的审美形式是什么，以及这种审美形式在横纵两个时间轴线上的常态和变量；三是勘察地方性叙事在何种体量和容量上承担了当下中国社会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展现了何种社会现实功效；四是突破地方性叙事的边界，把“地方”放置在中国、民族和世界的框架中去比较和衡量，从地方性叙事中提纯出一种价值观念，以及与世界对话的审美能力。
如此衍生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封闭与敞开、理性与非理性、殖民与内殖民、中心与边缘等话题。当下，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关节点在于处理“地方”，因为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如“新东北作家群”讲述当代东北故事的诉求并不是仅仅简单地描摹一种废墟性、伤痛性和苦难性，而是在寻找东北社会内部的秩序和共同体后（伦理秩序和现实社会秩序），寻求突破这种秩序和共同体的可能性。这种路径背后隐藏着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如何安放东北在中国和世界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如何讲述这种位置。
朱羽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朱羽：如何在现代中国的脉络里看地方性？历朝历代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而具有张力性的关系。特别在清代，“地方”还包括了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与边疆问题。这是作为“政制”或治理的地方概念。粗糙地讲，涉及一种大一统内部的多样性与皱褶。“地方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呈现，联通着更为激进的言文一致。不但是白话打破文言对于文学的垄断，而且进一步引出“拉丁化”方案。这无疑与鲁迅“将文字交给一切人”的想法相关。这一谱系还涉及抗战时期的文章下乡与入伍，方言土语问题，以及“民族形式”论争。这里的“地方”是作为文化政治概念而出现的。与传统的“中央/地方”概念相比，此种地方性与民众的不断发现有关，最终编织出一张人民性的大网。而任何有历史新质的文学叙述，都必须同时发明出一套真正触及“地方”、同时为“地方”找到出口与通路的文学工作方式。
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实践强调作家深入生活，即是深入到地方，但地方性表述并没有独立地凸现出来。这可能和一种思路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强调的是地方如何汇入一种更高的普遍性。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作家的工作方法。柳青曾对之进行过概括：要以农民的眼光来看事物，却不必要一定把自己变成农民，但需长期地和农民相处。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作家的文学叙事所呈现的地方性，如何转化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与政治知识？情况在19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次转折，“寻根”文学似乎使地方性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底中脱嵌出来，其与地方的关系，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有所不同。这使地方性叙事与外部的联通方式发生了变化。“地方”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概念。如“铁西三剑客”的创作，以自身的经验直感找到了一种赋形的方式，但更关键的是，还要找到一种将地方联通出来的方法，同时得思考，究竟联通在哪儿。
陈培浩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陈培浩：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中，地方性知识对位的是一种自称普遍性的全球性知识，反对假“普遍性”之名的统一秩序，将普遍性的范式视为神话或霸权。地方性叙事跟地方性知识概念既有重叠也有交叉，探讨的既是地方性立场如何融入文学叙事的问题，也是文学写作如何凝思地方性、激活地方性的问题。地方性叙事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话题，只有在现代性的危机中人们才会将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20世纪中国，对地方性知识的启用形成了好几次浪潮：从20年代北大歌谣学会的歌谣征集运动、40年代的新诗歌谣化、文学民族形式的追寻、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80年代的寻根文学到新世纪颇为瞩目的方言写作。地方性叙事构成了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显豁线索。
何谓“地方性”，并非所有启用了边地文化经验的写作都能成为有效的地方性写作。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本身是对权力秩序的打破，但要警惕这种反权力结构的努力成为一种权力结构的产物，警惕地方性知识成为一种“地方性表演”，地方性表演的实质在于地方性没有充任解放性的力量，而是占据全球化交换体系中一个给定的节点，变成普遍性对地方性的征用。今天，站在城市生产地方这一现代性的权力结构依然没有改变。在沈从文那里是“在北平生产湘西”，在当下则是“在北京生产铁西区”。“为何地方”这个问题，追问我们启用地方性知识背后的出发点和价值观，并非所有的写作都必然诉诸“地方性”，并非所有诉诸“地方性”的写作都可以成立。因此，地方性叙事的启用背后要求写作者为之发明一种相互匹配的哲学。“如何地方”这个问题，涉及如何作为一种装饰，作为一种景观的“地方”。作家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加以把握。
张立群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立群：地方性叙事成为热点可从“延续传统”“突出特色”“缓解学术研究自身压力”三方面加以概括。其一，“延续传统”既指延续已久的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的方式，同时又指学术体制自身建构起来的某种“规约”。以省级课题的选题指南为例，各省的选题都会采取“地方优先原则”，设立、鼓励、提倡本省以及本地区的文学研究，这一思路经年累积，自是促进并加大了地方性叙事研究的比重与实践。其二，“突出特色”可作为“延续传统”的必然，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具有自己的合理性。本地人研究本地文学自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在优势的背后自是在深度剖析的过程中显现研究本身的特色及实绩、填补以往研究之空白，并和学术研究的创新联系起来。其三，“缓解学术研究自身的压力”是因为总体性的、全局性的研究，常常会因为研究者所处的地域、身份、学术资源的占有等因素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与其始终跟随其后、不断重述，不如通过特色的凸显、展现自己研究来得实在。因此，在共同面对学术研究自身固有压力的过程中，地方性叙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
值得补充的是，地方性叙事同样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辽宁乃至东北在“振兴老工业基地”提出后，一直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立项的重点；这些年辽宁省作协对“铁西三剑客”的扶植、品牌打造也与此不无关系。“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会促进新选题方向的确立等。如果说以上所述是简略分析了地方性叙事出现的原因及运行机制，那么，地方性叙事的限度也是研究者应当注意的方面。总之，现当代文学研究意义上的地方性叙事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言说空间，它应当视为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正视地方性叙事的优势与局限，既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当代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
丛治辰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从治辰：燕玲老师希望我在今天会议的题目下谈一谈《美丽的南方》，因为十年前我在关于土改叙述的硕士论文里讨论过这部作品。因此我昨晚抛弃了原本准备的发言，又重温了一遍《美丽的南方》，十年过去，它依然给我非常愉快而独特的阅读感受。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土改成为很多作家热衷的话题：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翻身纪事》、萧乾的《土地回老家》，甚至沈从文在家书中都表示想要写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美丽的南方》也是写土改的，但却是同类题材中相当异质性的文本。我简单总结了一下，其异质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一般土改叙述中最活跃的角色是农民，土改叙述不仅仅是要在故事层面完成土地和财产的重新分配，还要在思想层面完成对农民思想的改造；而《美丽的南方》中出现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改造在这部小说中至少和农民改造同样重要。其二，其他土改故事发生地多在北方，而《美丽的南方》是写广西的土改，其中有大量对于南方自然风物、风土人情的描写，和北方粗粝的风景完全不同，其描写的体量远远超过一般土改叙述，其笔调也更加旖旎和细腻，这让这部小说在审美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三，一般土改小说都共享同一个叙事框架，即土改工作队进入一个乡村，这个乡村仍然处在前现代的封建宗法制度之下，其表现就是农民并不能认识到地主是剥削阶级，而将之视为自己的二舅或者三叔。因此第一次土改仅仅将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是不够的，一定还有第二次土改，真正使农民认识到“阶级”这样的观念，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革命的合理性，这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对农民思想的改造。这样一种叙述当然是一种寓言性的宏大叙述，而或许正因为前述两点不同，《美丽的南方》并未按照这样一种习惯性的框架来结构故事，地方性的因素不断扰乱了目的明确的寓言性叙述线条，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向。这看上去是对国族寓言叙事的一种扰乱，实际上恰恰是其补充，或者说，国族寓言只有以地方性叙事的方式才能得以讲述，并具备其真实性和说服力。由此让我们回到上述异质性的第一个方面：大量知识分子来到广西，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改造，并最终对新中国产生了认同感。这样一种实践的轨迹，实际上也是一种到地方上去的路线。其实在其他土改叙述中，也存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普遍没有将其改造写得如《美丽的南方》这样明确。而《美丽的南方》却借这一线索，自觉而明确地指出，唯有体察具体的地方，民族国家的寓言才能成立。
徐刚 ·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徐刚：为了抵抗全球化，展示一种边缘的活力，突出一种写作的特殊经验，地方性叙事成为今天席卷全球的国际性写作潮流。最近，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叙事蔚为大观。比如冯良的《西南边》，肖亦农的《穹庐》，刘庆的《唇典》，阿来的《云中记》，贾平凹的《山本》，以及年轻作者如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林森的《岛》和周恺的《苔》，都涉及这一话题。今天的地方性早已不同于过去我们常说的地方色彩。方言土语、地方形式、地方色彩和地域文化曾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特别重要的问题。但这里的参照系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的焦点是作家们如何在主流文学中获得一定的辨识度。然而在寻根文学，80年代的现代主义，90年代的全球化洗礼，尤其是今天一种新的文化保守主义卷土重来之后，地方性的变化显而易见。这里的参照不再是中央和地方，而更多是中国与世界，瞩目的焦点变成了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因此，今天我们讨论的地方性叙事，显然属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当然，今天的地方性叙事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艺术局限。比如它在强化地域特色的差异时，可能导致文学书写拘囿在差异性的牢笼之中，从而丧失书写人性和命运的共同性，丧失文学从特殊性中建构普遍性的审美能力，最终还可能使地方色彩成为一种奇观叙事。因此，任何一种地方性叙事最终都要寻找或建构一个普遍性的主题，都要历史地展现出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内在审美关系。
刘铁群 ·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铁群：历史必然是“瘦身”的过程，文学则是不断丰富的过程。史学教科书让我们看清楚结了什么瓜，不一定能看到瓜的藤和根；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展示结了什么瓜，而是要去触摸藤和根。文学的地方性书写就直接关系到藤和根，其重要意义是显然的。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一个年代、一个地域以及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很快就会被湮没。文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保留、封存一个年代、地域以及个体的生命体验，不少作家都有这种自觉。蒋韵曾说要用写作留住渐趋湮没的时代，刘醒龙曾说文学就是小地方的事情。但地方性书写并不是简单地展示风土风情与地方画卷，这样的简单化处理除了引起读者的好奇或猎奇，没有多大意义。地方性写作必须有超越性，如何获得超越性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我想简单提两个作家，沈从文和骆宾基。沈从文《湘行散记》中有一篇散文《老伴》记录了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这是《边城》最重要的原型。如果我们把《老伴》与《边城》简单等同，《边城》的故事就塌陷了。如果沈从文直接把《老伴》的故事写成小说，也不会产生《边城》这样的杰作。《边城》是沈从文在与历史和现实深度对接、纠缠之后实现的具有超越性的地方性写作。东北作家骆宾基抗战时期曾旅居桂林，他在此期间创作的不少小说既有对东北故园的书写，也有对南疆小城桂林的书写，而且两者还会融合在一部作品中，形成独特的韵味。骆宾基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地域性写作中的“地域”并不是唯一的，可以融会作家跨地域的体验。
梁志玲 · 崇左市群众艺术馆创作员
梁志玲：写作者写作的过程是专注人物命运的发展的，只要写出人物的命运感就行了。没有刻意去叠加地方元素，所有的地方性的东西都是由人物的命运自然而然牵出来的，是人物身上自然而然附带出来。至于是不是带有地方性就是评论家的事情了。我本人在写作中最初更多的是靠一种本能的元气来写，后来觉得这样很容易消耗自己容易累，就像唱歌，用喊来唱歌，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只有运用气息来唱歌才能自如。写作中我一直在寻求这么一种圆融的状态。说到地方性，结合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我想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非遗项目一看就是很地方的。像上午论坛有老师说，地方性是文化基因。2019年参与崇左申报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2019年项目书特别增加了一栏“是否多国共享”。我私下想，一种文化，大部分国家都在共享了，是否还存在地方性。
嘉宾合影
（潘文峰根据会议速记整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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