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 | 批评的梦想
批评的梦想
文 | 吴义勤
最初对陈培浩的印象，来自中国现代著名诗人阮章竞之女阮援朝的推荐。2014年，当时我还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阮援朝将其父的大量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因为其时要筹备阮章竞百年诞辰座谈会，所以常来现代文学馆商谈会议的事。有一天，她来我办公室隆重地向我推荐青年批评家陈培浩。她说陈培浩博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读博期间就在谢冕和王光明二位先生推荐下跟她合作撰写了《阮章竞评传》，也极关注当下文学现场，她希望作协能呼吁更多的像陈培浩这样的青年批评家加入到对左翼革命作家的关注和研究中去，也希望我们能把陈培浩吸收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队伍中去。我因此记住了陈培浩这个名字。后来，在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时又看到了他评论青年作家王威廉的文章，那篇文章对王威廉的论述和把握让我眼前一亮，觉得这是对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王威廉研究水平最高的一篇文章，因此准备在通过相应审稿程序后予以刊发。虽然，因为我工作变动不再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篇文章最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在丛刊发表，但我对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充满才情的文字、扎实的学术功底却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2019年，他受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
▲陈培浩、阮援朝《阮章竞评传》
漓江出版社，2013年
第一次见到陈培浩本人应该是在广东参加文学活动时。2016年10月，在肇庆，广东省文学院为新签约的作家举行导师聘任仪式，我记得当时陈培浩作为签约作家代表发言，那时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正为大家所热议，陈培浩在发言中便畅谈了他的看法。具体观点如今已不复记得，但他那股作为批评家对世界发言的劲头给我印象颇深。在我印象中，近些年广东的青年作家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群体，如王威廉、蔡东、马拉、陈崇正、林培源、冯娜、陈再见、旧海棠等，而广东的青年批评家，如陈培浩、李德南、唐诗人等，在谢有顺兄的带领和影响下，也极为活跃，一时颇令全国瞩目。常见陈培浩与他年轻的同辈们在会间既轻松又认真地讨论着一些问题，有时他们也会过来跟我寒暄问好，并不仅是场面上的客套，看得出他们认真地想讨论些问题。广东的青年作家和青年评论家相互砥砺奋进，如切如磋，构建了一个精神的共同体和令人艳羡的文学生态，不禁令我想起自己年轻时代的批评生活，内心很为他们高兴。
2017年，陈培浩与我联系，转达《广州文艺》当时的社长、主编、著名作家鲍十先生的邀请，希望由我和陈培浩一起在刊物上主持一个理论批评栏目。陈培浩来谈时，对栏目已有成熟而完整的设想，他说不如就以“当代文学关键词”为名，以关键词的形式切入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以随笔体谈真问题，每期邀请二至四名批评家参与讨论。我初始颇为踌躇，因为确实事务繁忙，常感三头六臂也分身乏术，自己文章也是越写越少，很是焦虑，所以不想答应。但是刊物的诚挚和培浩想做事的热情还是感动了我，以一个栏目，凝聚一班批评同道，梳理回顾一些历史现象，虽涓涓细流，也意义非小，最终便答应了下来。两年下来，这个栏目已梳理二十三个关键词（最后一期是回顾讨论），共有四十五名评论家参与讨论。资深的如王兆胜、谢有顺、黄灿然、艾云，青年中坚如刘大先、黄德海、房伟、霍俊明等都参与进来，栏目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已决定将所有文章结集出版。主持栏目期间，主要工作其实都是培浩做的，我就是挂了个名而已，但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他之沉稳、内敛、从容、耐心、细致，以及文学批评上的灼灼才华，相信不独是我，各位参与者都有体会。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今天新一代青年批评家的朝气、锐气与魅力。
近年来，陈培浩在文学批评界越来越崭露头角。他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等重要刊物上不断有文章发表，《迷舟摆渡——陈培浩诗歌评论集》《阮章竞评传》《互文与魔镜》《歌谣与中国新诗》《穿越词语的丛林》《正典的窄门》《岭东的叙事与抒情》等评论和研究著作更是接连出版，还获得《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成为广东省签约评论家，受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并在《广州文艺》《鸭绿江》《特区文学》等杂志上主持多个栏目，可谓成果丰硕，影响日隆。他的勤奋、睿智、低调、谦虚使我们在能感受到年轻一代的激情与才华的同时，更能感受到一种在他们同代新锐批评家中比较少见的理性、持重而沉稳的个人风格。对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我大致有这样的印象：
首先，陈培浩的批评资源具有某种跨学科性。他有着非常难得的知识结构，硕士学的是比较文学，对中外的文学理论比较熟悉；博士学的是文艺系，主攻20世纪中国诗歌理论，博士毕业后又活跃于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兼及文学史研究。学术方向上的“专攻”或“转战”各有优劣，但后者更依赖于一种宽阔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的知识结构。陈培浩将“互文性”作为他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论，也暗示了他在这个学术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对人文整体观的坚持和信仰。在这个时代当一个学者，更趋时的方式是遵循学术分工，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精耕细作一往无前。这样既容易获得各类项目的支持，也更可以安心地在别人插不上话的领域成为专家。可是，如果要当一名批评家，特别是称职的当代文学批评家，不仅不趋时，还是有风险的。当一名批评家，他必须对崭新的现象发言，他要有敏锐的感受力和发掘新质的敏感性，他要有足够的才华去命名，还要有相应的历史视野以避免命名的无效。在我看来，陈培浩身上就具有一种不安于当“专家”，而盼望成为批评家的内在热情。这种批评热情跟他驳杂宽阔的知识构成之间可能是互为因果的。
其次，陈培浩的文学批评有文学研究做支撑。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不能缺了学术研究阵地的支持。一个批评家不可能凭空发言，他必须同时是某个领域的研究专家，这样他的批评才有源头活水。批评和研究可能使用不一样的思维和方法，但是它们却应该相互支撑。五四名家如周氏兄弟，往往既是作家，也做学问，同时也是批评家。这种三合一的身份其实在内在是相互支撑的。回到陈培浩这里，他的博士论文研究1940年代的“新诗歌谣化”倾向，这是一个需要进入历史情境中去的话题。“新诗歌谣化”的代表一般认为有解放区的诗人李季、阮章竞、张志民等，并且被视为左翼文学“大众化”尝试之一种，政治上当然相当正确，艺术上并非没有争议。如何打破这种定型化的认识？陈培浩引入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在纵方向将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置于20世纪历次新诗取法歌谣的历史浪潮中；在横方向则将“新诗歌谣化”与40年代的核心话语“民族形式”勾连起来，使“新诗歌谣化”超越于既往的解放区文学现象和工农兵作家定位，而成为对历史流传、席卷中国的关乎文学如何“民族”、诗歌如何“歌谣”等理论问题以及“资源发生学”的追问。他的问题意识在于打破了以往自然化的资源观，以为一种资源有价值，就必然可以被借鉴，陈培浩提出，一种资源能否被激活、能否发生，跟社会历史语境相关。审美资源能否成为有效的资源，必须经过“发生学程序”，这就是历史化的研究。王光明教授认为陈培浩《歌谣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敞开了中国诗歌现代性转型之路的复杂性：重新定义了歌谣之于‘新诗’的基本性质；深入探讨了‘新诗’运动取法歌谣的特点与问题。歌谣作为一种资源，并非静态自明地被启用，而是体现着具体历史语境下不同话语权力的博弈，包括美学的、学术的、民族的、阶级的诸多诉求。应该特别重视作者命名和梳理的‘新诗歌谣化’问题，它昭彰了人们在这一历史现象中对‘新诗’实践和歌谣现代化的双重误解。”这里指出的正是一种历史化研究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这种历史化的研究打底，陈培浩对当代诗人的评论往往显出一种历史化的视野和眼光。比如他对杨克的评论，发现了杨克身上“民间性”和“人民性”的“矛盾”，放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过程中，发掘文学“人民性”内涵的变迁，以及杨克将“民间性”和“人民性”进行辩证综合的努力。陈培浩对“第三代诗歌精神的终结”的研究，将第三代诗歌之后的多种诗歌写作伦理进行考辨，也深具历史化的眼光。
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9年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
最后，陈培浩自觉地追求一种历史化的文学批评方法。如果说“互文性”方法在拓宽着文学批评的宽度的话，“历史化”的方法则无疑保证了文学批评的深度和历史感。陈培浩活跃在文学现场，但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场批评家，他的现场批评往往追求一种历史透视感。他对洪子诚文学史的研究，既从当代文学史编纂史的脉络中定位剖析洪史的贡献，又将洪子诚文学史的新创与90年代的社会语境的变化和知识转型的背景结合起来，历史感很足。他对每一个作家作品的评论，并不止于鉴赏，而是力图在更长的历史谱系中观照，由一滴水而推测整片大海。如对格非《望春风》和麦家《人生海海》的研究。他的《小说如何“重返时间的河流”——小说史和心灵史视野下的〈望春风〉》一文试图在格非个人写作历程的“心灵史”和中西小说史的背景下揭示这部长篇小说的意义和启示。陈培浩令人信服地指出格非早期小说的“缺位叙事”和后来“江南三部曲”以及《望春风》中的典型明清小说笔法“草蛇灰线”事实上源出同宗。在文学资源上，格非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转折的，而是始终内在地“交叉”着中西的叙事影响。先锋时期的格非有着传统叙事的血脉；而看似跟传统叙事更靠近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等同样存在着浓厚的西方叙事传统。我以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理性批评，以敏锐的文本感受力为基础，又以广阔的中西理论视野和知识积累为凭借，为了说出一个中肯的判断，需要将对象放置于“历史”中披沙沥金。陈培浩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的《转型或是回望——读麦家新作〈人生海海〉》同样颇见文学评论的“历史化”之功。为了解读《人生海海》中的“上校”身上的刺青，陈培浩在中外文学史上拉了一个“伤疤叙事学”；为了透视《人生海海》的“转型”，他又将其置于麦家的写作历程中，推出了“从人性奇观到历史寓言”的判断；为了给这种“转型”以应有的“历史化”评价，他将麦家置于新世纪以来“文学时势”的斗转星移中分析，其耐心和视野颇值肯定。
在我看来，成为批评家必须拥有对世界发言的激情。知识生产和话语秩序若合符契，建构一个严丝合缝的世界，而批评家必须是个冷眼旁观者，他不能对世界的已然性安之若素，他必须拥有梦想，通过批评去打开全新的可能和一个更好的世界。因此，成为批评家，光有才华是不够的，他必须拥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拥有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有敏锐的感受力；拥有感受力也是不够的，他必须有充分的理性去命名和说出未被说出的一切；但有了这一切还不够，成为批评家必须拥有对更高可能性的梦想，同时还必须拥有对自己从事事业的激情与信仰、执着与勤奋。这些话就算是我给长势喜人的青年批评家陈培浩的寄语和祝福吧。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
《南方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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